半个多世纪以前，施舟人母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不能把我对新世界的信仰灌输给我儿子，那我就虚度此生了。”也许正是这样的寄托让克里斯托弗成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施舟人说：“Chinese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第一”。他反对西方共和，却热衷中国的帝制；他视妇女缠足为国粹，把一夫多妻当作天理，曾为此留下世界级辩论：“壶一杯众”；他年过花甲，背诵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就是狂儒、怪杰、拖长辫的北大教授：辜鸿铭。狂儒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1856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一个橡胶园里，自小俊敏的他被在当地传播基督教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赏识并收为义子。13岁时随义父前往欧洲接受西洋教育，就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歌德母校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而后在法国、意大利游历和学习。总共长达14年在欧洲游学，后回国做官执教。辜鸿铭，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东返，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1880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狂儒聪明、善辩、幽默、擅长舌战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右二：辜鸿铭一个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守旧、落后程度惊人以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欧化，到头来却极力排外，一味反对西方文明，维护中国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如此这般，无论如何是要让人们惊奇而讶异的。在此之前，辜鸿铭虽有一些守旧的行为和怪论，如爱小脚，如狎妓冶游，如纳妾，这些都可视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彼时士大夫和病体社会的流行病，我认为无须过多诋诟。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旧落后，改朝换代到民国后，其态度竟日益顽固保守，发展到大言不惭地把辫子当护照和标志，并声嘶力竭地为此类国渣陋俗辩护，却是要让人们大跌眼镜，并加耻笑的。辜鸿铭最为时代诟病的，是他为帝制辩护，为那位垂帘听政、既阴险又凶残的慈禧老太太辩护，并向西方世界肉麻地吹捧她。武昌起义既发，他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动，甘做腐朽王朝的孝子贤孙，在《字林西报》发表文论，反对革命，劝说列强出兵围剿革命军。西学造诣和国学功“比翼齐飞”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却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辜鸿铭穷毕生之力翻译中国经典，不仅因为他返国后完全归服于传统儒家，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辜鸿铭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在翻译中，他积极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乃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狂儒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辜鸿铭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极具世界效应。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说：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个时期以来，戴在辜鸿铭身上，何其多也！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大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当之无愧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辜鸿铭之所以深得外国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仅在于他所著有关欧战文字，使饱受战祸的欧洲人产生精神解脱作用，还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而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狂儒的政治操守和政见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世人眼中的狂儒辜鸿铭以他的聪明智慧，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甚至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鸿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头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如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中除上述已陈外，还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岭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他对辜鸿铭的批判(如说辜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云云)，是以一种思想的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前面说过了，吴宓对辜鸿铭是有所尊崇的，他认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

方立天教授（1933.3.3—2014.7.7），浙江永康人。195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佛教、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法藏》、《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和《方立天文集》（六卷本）等。

何兹全，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会、中国唐诗史学会顾问。在北大的四年,我是很用功读书的,好好地学习了四年。一年级时,我曾努力学习了一阵子外语—英语。我学英语是相当早的,在费县平邑集小学五年级时已开始学。菏泽六中毕业时,我的英语已学得不错,短篇散文像《最后一课》(

史海茫茫，知人论事。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人海茫茫，恐怕并无多少人了解张元济的生平事略。如果说“响远不在音高”那倒也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维新活动特别开展的时候，张元济的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的主张是相近的。当时他已有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也是他维新思想的核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张元济考取总理衙门供事，在此供职期间，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三方面：进书、分报、办学堂。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张元济与若干同道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参与筹办者有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等，学堂内设有图书馆。张元济为学堂聘请教师，购置图书仪器及拟定章程花了不少精力。按“图书馆”专用名词，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但也有说源自“通艺学堂图书馆”。可见通艺学堂图书馆颇有影响。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由他创办的图书馆，即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消失了。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他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正如高凤池认为，商务初期之发展，有两件事是关键，一是接盘修文书馆，一是编教科书。王云五也认为，张元济的加入，关系极大：“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主要是编译出版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名著，以后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又推出各种中小学堂教科书，因此资料室收藏各种文字的图书。张元济对编译所藏书有一个全方位的设计。他自称为购置藏书，“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目的是要囊括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为此，他先后购置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购入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和清宗室盛氏意园部分藏书，又赴太仓收进顾氏闻斋藏书。此中有不少珍本，如宋人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大宋宣和遗事》。张元济早年留影张元济主要收书不为个人，这也是同以往藏书家不同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尽力搜罗散出各家藏书，亦渐以藏书家和版本家著称。1906年春，号称清末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氏皕宋楼，据说以拥有二百种宋版珍籍名重书苑，有意出售。当时商务印书馆已谋求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意图购进，然因售者要价甚高，事竟未成。1907年夏，皕宋楼藏书终以十万元之约被日本人购去，中土宝贵文献舶载而东，归入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此番落魄情状，使海内士人无不疾首痛心。皕宋楼的流亡海外，在许多人看来，比水火之患还觉痛心，这中间包含对民族文化衰落命运的悲伤与忧虑，似在时代变换期格外突出，古籍的命运尤有象征意义。文物与文献大量耻辱般地由母邦流出国外，引起了广泛而效果有限的呼吁，混乱年代的政府和权贵似不肯顾及此事。张元济有感于此，势不能不投入抢救和护持文化遗产的努力之中。他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一方面是性情，即爱书藏书传播书，成了生活的内容与趣味；另一方面又是责任，是文化托命之所在。这二者，使张元济成为著名的藏书家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因为收买皕宋楼的失败以及珍本的外流，可能刺激了张元济与商务收书典藏建立图书馆的计划加紧进行。张元济的收书之愿、积书之志，在清末数年间渐次付诸实行。到1909年建立了商务自己的善本书室——涵芬楼，后于1926年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自有涵芬楼成立，张元济保存善本旧籍之事业心日笃，除委托孙毓修管理图书馆事务，还躬自访书于京沪晋鲁诸地书肆。涵芬楼之起于沪上，一借商务的财力，二靠张元济的热心擘画。而它的存在意义又超出藏书本身之保存，更在于成为公共图书馆，使无力藏书的读者受益，同时，为商务出版古籍奠定了高质量版本的基础。涵芬楼藏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极为宝贵的。张元济于1910年作了为期半年的欧洲访问，先后到巴黎和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目的是观看所藏中国敦煌古书。欧洲之行，张元济带回来的不仅有拍摄中国文物、图书档案的大量胶卷，更有满腔爱国情愫，促使他弘扬文化，开发图书馆的决心。1911年他就提出：“本馆善本书目请用小册子速抄，拟添购旧书免重出，并示藏书家用。愈快愈好。”后编印了《涵芬楼古今文钞》。张元济还着重搜集了各省县方志。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他搜集地方志一是为编辑各种专科辞典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方志的掠夺。他说：“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在上海觅购方志，并要求各地分支馆协助访购或借抄。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256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多卷珍本、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1928年10月至11月，张元济东渡扶桑观书，带回了宫内寮（6种）、内阁文库（28种）、东洋文库（2种）、静嘉堂文库（9种）善本的影印底片。这是张元济最有名的一幅对联。正如版本目录学者赵万里曾追述：“涵芬楼要算当时江南唯一的大藏书库，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无论宋元旧椠、明清旧钞，足足塞满了二三十个大木柜子。虽然其中名贵的，已经盛了几十个大衣箱运到租界里金城银行内库避风火去了，剩下的一部分，据我看来，还是值得羡慕。”自从1932年1月28日，经过日本飞机队巡礼以后，涵芬楼同东方图书馆一道可悲地毁于日本侵略的战火中。涵芬楼与明末清初兴盛一时的汲古阁一样，既重藏书又重刊刻，本来以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可以长保于东南，何期战祸突来，火于一旦，竟不如当年的汲古阁，百年之后散归江湖。这是涵芬楼的经营主持者张元济一生最为不幸的一件事了。敌伪侵占上海时期，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因战乱而大量流失，便与叶景葵等商议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由张元济任筹委会主任，请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主持馆务。创办意见书宣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1941年合众图书馆馆址在上海落成。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以其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为镇库书。后又收藏了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蒋抑卮、潘景郑等所捐藏书，这批书达22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当年东方图书馆所藏图书。当时，张元济捐赠给合众图书馆历年收藏的旧嘉兴府先哲遗著476部1822册；寄赠（后作为永远捐赠）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之书104部856册，还有石墨图卷等。这批地方文献对研究社会文化发展极有史料价值。1950年，张元济主持《涵芬楼烬余书录》，由顾廷龙协助整理，翌年出版。他代表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21册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元济主持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为了纪念张元济和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1987年5月8日，在他的家乡浙江海盐武原镇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中共北平建政之初，毛泽东即主动请张元济共叙。张元济一生在“文教兴邦，开启民智”的事业上走的很艰难。但第一，耕耘总有收获，实际上张元济在出版事业和兴办图书馆事业上的努力，对于中国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之大，是很难估计的。第二，这条道路的坚持仍然为文化思想史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线索，即不得不考虑到社会文化变革系统中，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忽视这种建设性的努力，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将不可能成功。这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教训永远留在那里。怪人沈有鼎

大漠风尘觅学问——黄文弼先生的治学道路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

黄家驷（1906—1984），江西玉山人，著名胸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黄家驷教授一生勤奋不息、医德高尚、廉洁俭朴、平易近人，为我国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胸心外科专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奋发图强，坚定梦想黄家驷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母亲是当地有口皆碑的贤妻良母，性格善良宽厚，又有文化修养，对黄家驷性格品性影响极大。黄家驷自幼聪慧好学，四岁起随母亲识字启蒙，六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打下坚实的中文根底，八岁已能提笔成章。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吹到偏僻的玉山城，13岁的黄家驷和家塾中的四位堂兄决定挣脱家庭的束缚，去南昌上新学堂。1921年他转至天津南开中学。1924年夏，他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取协和医学院。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全国，黄家驷和协和的同学们激于义愤，走上街头，投入游行、讲演的行列。他也日益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社会责任。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黄家驷参加了协和林可胜教授组织的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3年，他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黄家驷到上海医学院任教。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第二天，他受命担任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前往无锡筹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黄家驷随上海医学院内迁。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报考了公费赴美留学，希望学到先进的医疗技术拯救苦难中的人民。爱国情怀，赤子之心1941年，黄家驷远涉重洋来到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他基础扎实，在导师的指引下较快掌握了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在美国留学期间，他被推举为密歇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经常组织留学生举行以重建祖国为题的讨论会，积极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在告别美国时的欢送会上，他在满怀激情的演讲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中国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过生活，而我们在这里过着舒服的生活，我们有义务回祖国去服务，把我们的技术用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并且表示决不私人开业。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黄家驷不为美国的高薪聘任和优厚待遇所动，毅然回国开创胸外科事业。他迫不及待地搭乘太平洋上刚刚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在印度转机时，他丢失了托运的全部行李，只随身携带整套胸外科手术器械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追求进步，爱护学生回国后，黄家驷先到重庆参加上海医学院迁沪工作。到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虽然黄家驷担任两家医院的外科主任，但身为名医的他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当时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享受以金条计报酬的待遇。他总是笑笑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1948年，上海医学院的一些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中被捕了，黄家驷同几名教授联名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他还在家中掩护过躲避拘捕和被迫害的进步学生和亲友。抗美援朝，战地救护1950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黄家驷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由上海医学院组成的第二大队驻齐齐哈尔陆军第二医院。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英雄儿女。战士们在重伤昏迷中或从麻醉中苏醒时念念不忘杀敌立功的情景，深深震撼着医疗队员。黄家驷取消了医疗队伙食大、中、小灶的区别，和全体队员同甘共苦，一起投入抢救伤病员的紧张战斗。半年中，全队施行手术近千次，疗效优异，成绩显著。他们帮助部队医院建立正规化的制度，将内科、外科重新编组，以达到专科治疗、专科教学的目的，同时确定了军医分级制度和分层负责的正规回诊制度。黄家驷还组织翻译了《军阵外科学》作为改进战伤医疗的理论指导。该书于1951年底正式出版。医疗手术队归来不久，黄家驷应邀列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以《决心尽一切力量医好志愿军伤病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在会议结束的晚宴上，他有幸坐在毛主席的右侧，聆听领袖关于中西医结合和加强团结的指示，这使他万分感动，终生难忘。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报告。黄家驷将大会印发的“八项条件”夹在日记本里，常常拿出来对照。在党的教育下，他逐渐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1955年3月，黄家驷光荣入党，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终身难忘的日子》一文，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决心。争分夺秒，笔耕不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赋予黄家驷新的力量。1952年，黄家驷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在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繁忙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临床医疗和教学。他亲自编写讲义，认真备课，讲授时重点突出、条理清楚，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会议和社会活动占去他不少时间，但他始终不忘“本行”，抓紧时间去胸外科查房，做手术，备课，教学巡诊。外出活动，他也不忘带着“作业”，会前会后，旅途或短暂的休闲时间都被利用起来。译著《胸部外科学》和《外科学》的部分编审工作就是这样完成的。黄家驷教授一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专注于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1984年，他不顾病后体弱，继续埋头工作。他主编的《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14日上午，他前去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决定将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胸心血管外科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今天，也就是5月10日，是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去世30周年的纪念日。提起沈从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读过《边城》。民国文学大师沈从文用干净的文字塑造了一个纯美的湘西世界；他是民国作家中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他曾为他的妻子写过民国最美的情诗。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他的书在三十多年间仅出版过一次。1950年到1978年，他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1979年，沈从文在第四次文代会中被提起，沈从文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1985年，一名女记者问道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沈从文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惊呆了周围的人。

他认为研究科技史要依靠考古材料，同时考古学也需要科技史专家和科技专家来帮助解决问题，但考古学家要明白想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老一代考古学家中，夏鼐是最早开始利用考古材料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这三十多年的风暴中，出现了许多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主席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其中的一位。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都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献给救亡大业，献给振兴中华，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

“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这是牟宗三在《生命的学问》中写下的话。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家”中集大成的人物，熊十力先生曾说：“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惟宗三一人为可造。”杜维明则说：“如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大概牟先生（指牟宗三）的地位是最高的，他最全面、最深入、最成体系。”然而，在“新儒家”中，牟宗三又最不像儒家，他年轻时常出入风月场，且为人狂傲，对同代学者评价甚低，称张颐搞黑格尔哲学却没黑格尔的脑子，张申府崇拜罗素却讲不明白罗素，胡适是杜威弟子却不了解杜威，汤用彤对佛教没兴趣且造诣不深，宗白华没能力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牟宗三一生与胡适、梁漱溟、张君劢、方东美结怨，致半生落寞，但他始终不改“率真”之气。大师缺乏情感教育1909年，牟宗三生于山东省栖霞县蛇窝泊镇牟家疃村，先世系明太祖洪武年间自湖北公安县迁来，清嘉庆时，牟家第14代传人牟墨林暴富，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财主”，留下牟氏庄园。牟宗三为牟家第19代传人，但他祖父时家道已衰落，其父牟荫清初经营一骡马店，后改营纺织，家中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依惯例，老大管家，老二经商，老三读书，而牟宗三正好是老三，所以9岁时被送入乡村私塾。牟宗三的父亲对子女的未来极感担忧，牟宗三曾说：“我每于寒暑假回家，他便缕述个人之生相、性情给我听。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是有福的，看来都要受苦。”牟宗三上学晚、情商低，作文甚感吃力，别的同学都爱看小说，他却觉得很难，直到上大学预科时才能读懂《红楼梦》《水浒传》。牟晚年好友徐复观曾说，牟缺乏美感。牟宗三十五六岁时便背负120斤重的担子走一里多路，他自称“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牟宗三一度迷恋吴稚晖的文章，称为“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一度刻意模仿吴，以至“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暑假回家时，父亲对牟宗三的变化大为震怒，牟宗三辩解说，外面风气即如此，牟父说：即使风气如此，你也不可如此！牟宗三说，父亲的及时教训让他“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出来。熊十力说他成不了大器1927年，18岁的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得到张申府、金岳霖与张东荪三位名师启蒙。但对牟宗三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23岁时遇到的熊十力。据牟宗三记，1932年春初见熊十力时，“不一会儿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牟宗三在一旁吃瓜子，不甚注意熊十力和别人谈什么，突然听见熊一拍桌子，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牟宗三说，当时“我们在学校，个个自命不凡……实无所知”。一次，牟宗三看到熊十力与冯友兰争论“良知说”，冯认为“良知”只是一个假设，熊回应道：“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需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一席话，让牟宗三“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以后10年，牟宗三一直追随熊十力，他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即唐君毅）也。”牟宗三晚年曾自惭，年轻时“不免藉酒色以自娱”“我在工作之余，要松弛我的紧张的心力时，我总是喜欢独自跑那荒村野店、茶肆酒肆、戏场闹市、幽僻小巷”，这话说得很隐晦，但熊十力曾说：“×××，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这个“×××”，指的应该就是牟宗三。公开否认是胡适弟子大学三年级时，24岁的牟宗三完成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轰动学界，此前《周易》研究者很少关注到清末胡煦的成就，牟宗三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周易》，思路与胡煦近似。为写这本书，牟宗三全面阅读了历代易学文献，恰逢北大哲学系要出系刊，向牟宗三索要书中第三章文稿，可过了一年多，既未发表也未退回，牟宗三追问，编辑说稿子已交胡适院长审阅。牟宗三去找胡适，“胡先生很客气，他说：你读书很勤，但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牟宗三称自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去看《易经》的，胡适讽刺道：“哦，你是讲形而上学的！”还开玩笑地说，你恭维我的本家（胡煦），很了不起，你可以出一本专册。牟宗三“尽礼而退”，可回宿舍后却“压不下这口气”，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大概说的话有许多不客气处”，从此将胡适得罪了。胡适主张“小心求证”，对哲学不感兴趣，牟宗三曾选修过胡适的课，胡适在日记中评价牟“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对于牟的信，胡适未予回复，但牟宗三后来一直无法进入北京大学系统任教。抗战时，熊十力曾给汤用彤写信，让他帮牟宗三在西南联大中谋个教职，汤回信说：胡（适）先生通不过。此时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不在国内。1958年12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胡适招待会，胡适称牟宗三是他的学生，牟宗三当场否认，让胡适极为尴尬。和梁漱溟分道扬镳大学毕业后，牟宗三谋职艰难，一度在山东寿张师范教书，梁漱溟当时正在山东邹平搞新农村建设，熊十力介绍牟去梁处工作，梁提出条件：一是需在山东邹平住相当日子，二是要读人生哲学，三不是政治利用。牟宗三大怒，觉得梁平日“以圣哲自居，何故出此鄙言”，所以见梁时，梁问：汝见云何？牟不客气地说：只此不够。梁说你只是看看表面，哪里就知底蕴，你太不虚心了。牟回道：如果事业不足为凭，也就没法判断。梁、牟的根本分歧，在于梁漱溟中年以后对“制度优先”不以为然，认为应以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为立国之本，而牟宗三讽刺这是“君子路线”，认为没有制度建设，必然“局促短浅”，所谓“新农村”，不过是“新时代说圣谕”，是“骚扰农民”。梁漱溟自命“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牟宗三则说冯友兰是“脓包哲学”，金岳霖是“外行”，唐君毅才“水深三尺”，自己则“深可五尺”。二人都自视过高。1945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梁漱溟表现活跃，牟宗三去信批评，梁毫不客气，在原信逐条批答后寄回，犹如给学生改作业。牟宗三“将梁氏批语一一剪下，装入信封挂号璧还，以示与梁氏决绝”。梁漱溟去世后，牟宗三撰文悼念，虽不忘指出“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但承认“他这种表里如一、始终不二的人格风范，是最令人敬仰的”。和张君劢又闹翻脸抗战时期，牟宗三生活极为困苦，在好友张遵骝（张之洞的曾孙）邀请下，从广西来到昆明，想找个工作谋生，却始终不能成功，在此期间，完全靠张遵骝养活。张收入也不高，牟只好又去重庆投奔熊十力，熊亲自出面向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了一笔钱，给了牟宗三。牟宗三一度投靠马一浮的勉仁书院，没想到梁漱溟也在此，牟等于变相靠梁谋生。牟勉强忍了半年，便转投张君劢，并一起去云南大理办学，可学校很快因政治原因被取缔。牟宗三为生活所困，写信给张君劢，希望获得一点资助，张未回信。牟宗三从报纸上得知张君劢陪弟弟张公权（时任交通部长）在昆明视察公路，便当晚去张所住宾馆，问：我的信你收到没有？张回答说：没收到。牟宗三听出张在撒谎，“当时大怒……出而即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好在挚友唐君毅伸出援手，将牟宗三拉到中央大学去任教，中大哲学系是轮流当系主任，轮到牟宗三时，正赶上方东美与校方冲突，以罢课相要挟，牟宗三却安排别人替了方的课，两人由此埋下矛盾。1949年，牟宗三来到台湾，却无法进台湾大学任教，因台大班底多是胡适旧人，且哲学系主任恰恰是方东美。牟宗三去世前，曾对弟子说：“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无少年运，指的应是出身贫寒，无青年运，指的应是开罪于胡适，而无中年运，指的应是谋生艰难。理论高明难掩性格暗面虽颠沛流离，但牟宗三留下丰厚著作，《认识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心体与性体》等，“通过心性论直接上达形而上学，不但道德形而上学完成了熊氏（指熊十力）未竟之业，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全面疏解亦由于西方哲学的功力而超过了他的老师”“牟氏把思孟—陆王心学一系的道德本体论在当代提扬到了不可再高的水平”。傅伟勋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对于牟宗三的“狂”，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率直”的表现，牟宗三自己则辩解说：“真正恰当意义的生活，生活如其为生活，当该是在生命中生活……而我们则是在对象上生活，是生命‘离其自己’之生活，因而陷入了痛苦之境地。”这些说法多有溢美，遮蔽了牟宗三性格上的缺陷。牟宗三原配王秀英，比他大3岁，文盲，与牟育有二子。牟宗三28岁离开故乡后再没回去过，离开大陆后，牟曾试图接走全家，但浅尝辄止。1958年，牟宗三又和赵惠元结婚，育有一子。上世纪80年代，牟宗三与王秀英恢复联系，却始终未见面，理由是对双方都不好。牟宗三的儿子47年后再见到父亲，问了一个暗藏于胸中已久的问题：这么多年，您是否找过我们？牟宗三的回答是：我以为你们都死了。

大漠风尘觅学问——黄文弼先生的治学道路

说到黄侃，人们多半会想到他的趣闻轶事，会想到他作为一个19世纪80后，在大师林立的清末民初几乎目空一切的言行：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色，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他指责过梁启超、王国维，反诘过陈独秀，骂过胡适，得罪过吴承仕、马寅初……虽然其中不无戏谑，但可圈可点，多有深意。人们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大学问家，但对其学问多半语焉不详，对其人生意义置若罔闻，而多半津津乐道于他的“故事”——人们把他的存在当做谈资了。从当时到现在，了解他二三事的人仍只是把他当做“疯子”一类的天才型学人而一笑置之。事实上，这个年轻的19世纪80后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个性，也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心智、勇气和勤奋。

梁思成一家跟他相处融洽，临死前，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称他“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

潘菽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是九三学社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和组织特色的形成作出了特别贡献。潘菽先生的儿子潘宁堡回忆：“1919年5月4日，我父亲身为北京大学文科二年级学生，对祸迫眉睫的青岛问题义愤所激，手执‘还我青岛’的小旗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火烧前赵家楼胡同2号曹汝霖私宅11间，成为32名被捕者之一。五四运动这一洗礼使父亲对早已于1915年提出来后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之于中国有了初步认识。”1921～1927年在美国留学的6年间，美中两国的对比使他更进一步明确了“民主与科学”是引领中国走向独立繁荣的两面旗帜，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潘菽所在的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其兄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社也西迁重庆。通过潘梓年，潘菽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并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后演变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之后成为由潘菽命名的“九三座谈会”，最后成为“九三学社”。还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乃至“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倡议在联合国设立科学组织或扩大原有的文教组织，最终有了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本着参加五四运动所承袭下来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信念。潘宁堡回忆，在“文化大革命”的混沌日子里，父亲成了革命对象——反动学术权威。但他置各种形式的批斗于不顾，出于对心理学的执着之爱和矢志不渝，在牛棚里、在艰险的形势和困苦的条件下，以用大纸写交代、写检查为名，在小纸片上写下了62万字的科学巨著《心理学简札》，竭尽所能地为科学作出了贡献。1949年4月，在与父亲同住北京饭店时，潘宁堡听到父亲对周恩来说，九三学社打算解散，理由是“民主与科学”共产党可以做得更好，不需要九三学社了。几天后周恩来对他父亲说，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并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984年，纪念五四运动65周年时，潘宁堡问他的父亲，“民主与科学”如何可以在共产党执政之下由九三学社来发挥作用？潘菽说：“这个问题我是逐步认识明确的。”在大跃进的那个年代，目标不符实际，手段必然离谱，那个年代背离“民主与科学”是必然的。党的十二大不仅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加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多党合作的写照；同年全国政协提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九三学社一定会有用武之地。中国心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早在1917年，在蔡元培先生的领导下，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距今已经有90周年；1921年，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中华心理学会成立，至今已经86年；1929年，心理学所在原中央研究院成立，也已经78年。可以说，中国心理学当年的起步并不太晚，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与追求。潘菽先生就是那些先驱中的一员。但是，中国的心理学经过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潘菽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发挥着领军人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1956年，在中国心理学面临巨大困难和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他毅然提出并率领在南方的众多心理学家北上北京，促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恢复，并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虽历经磨难，但终于坚持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历史的材料中我们看到，当时能够这样行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我的心目中，潘菽先生是一位勇敢的人。正是这种勇敢精神使得他每在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和心理学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挺身站在最前列。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潘菽先生就通过中国心理学会促使了心理学在全国的普遍复苏。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不能没有潘菽先生这样的勇者。”张侃说。徐联仓曾回忆道，“文革”期间，心理学受到极大的破坏。中科院心理所原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受迫害身亡，潘老也受到种种不应有的批判。1969年10月，心理所大部分同志被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1970年7月14日，心理所被正式宣布撤销。直到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心理所、心理学才再获新生。1977年6月，国务院批示：“恢复心理研究所是很必要的”，潘菽恢复所长职务，由徐联仓任副所长。在这一重要时机，潘菽及时提出迅速改善心理学困境、赶上心理学发展步伐的方法，于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学年规划座谈会，有全国各地23位代表参加，是多年来心理学家首次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把心理学搞上去的战略性大会。1977年11月，又在心理所由潘老主持召开了中国心理学会在京常务理事的扩大会，讨论总会恢复工作和各地分会的活动。接着，在1978、1979两年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及学术年会，起到团结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的重大作用。在此期间，还与国际心理学界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派人去澳大利亚参加心理学会议，并于1979年加入国际心理学联合会，成为国际心联第44个会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李志军说，潘菽先生是我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他在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及其组织领导岗位上工作了60余年，为我国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潘菽先生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他的代表作《心理学简札》被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重大尝试，是促使我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为心理学教材建设和学术积累服务李志军曾在座谈会上说，潘菽先生曾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理论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史等十余门主要的心理学课程。他讲课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照本宣科，总是自编讲义。他所写的讲义和其他著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志光就是当年和潘菽一同编写建国后第一本《教育心理学》的编者之一。他也在曾座谈会上回忆，编书过程中，潘老的学识、品格风范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78年，在中国心理学会与教育部高教司的支持下，在潘菽的领导下，由11所高校17位教授、专家参加的《教育心理学》编写组在北师大召开成立大会。那时十年浩劫结束不久，“文革”造成的封闭状态正待打破。潘菽在致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不仅指出该书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还鲜明提出要适当增加国外的有用材料，洋为中用，并力求结合我国教育实际，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服务。他还提出，编写过程中应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协作，共同来完成这一使命。以后，在编写过程中，他亲自听汇报、亲自审阅稿件、及时具体指导，付出了大量心血。出书后潘菽说：“它是集体协作的产物。”把这一成果归功于编写者与全国院校教师。“实际上，如果没有他的领导和指导，这本教材是难以完成的。由于指导思想的明确前瞻、内容扎实，这本书至今仍是国内教育领域的重点教材。”章志光说。在编写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争论，特别是体例问题。有人提出教育心理学的对象是“在教育条件下学生接受知识，形成才能、品德和个性的心理过程及其规律”，因此应按此逻辑考虑体系。潘菽听后欣然同意，将讨论稿的德、智、劳、体、美体例修正为“学习动机、知识学习、技能形成、品德形成、体育与心身健康、学科心理、个性差异与因材施教等”的体例。章志光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潘老作为教育心理学著名学者，虚怀若谷、服从真理、博采众议的科学家襟怀。这对于后来者敢于发表己见、求同存异、形成自由与创新的良好风气起到了楷模的作用，在今天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志军介绍，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教材为我国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教书育人

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博学多才,精通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可以用几种语言上课讲授,对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禅宗哲学,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胡塞尔都有精深的研究。作为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在逻辑学方面的造诣,享有国际声誉。但学术之外的他,也是出名的“怪人”。沈有鼎金岳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此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两人专攻逻辑学。在中国,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金岳霖、沈有鼎确立起来的。沈有鼎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是明朝书画家沈周,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时任江苏民政次长和省公署秘书长,后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文教活动,曾任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哥哥沈有乾是中国有名的心理学家,兄弟二人同出清华,同为留美学生。沈有鼎有四个妹妹,其妹沈方成嫁给了工商领袖、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胡厥文,更巧的是,沈有鼎和胡厥文在1989年的同一天逝世。沈有鼎年轻时曾有过一次婚姻,婚后第二天新娘就跑了,据说是嫌新郎太怪。从此他过了很长时间的独身生活,住在北京东罗圈胡同的时候,常常抱一本书,在东安市场的起士林泡一天,服务员都已认识他,上午就送上一杯咖啡;到了吃饭时间,就上正餐饭菜。又常常是半夜读书的,某位同事的寓所与沈只隔一道板壁,时常会被“半夜书声”吵醒。沈有鼎不爱换洗衣服,一件衣服一旦穿上了身,就好像长在身上,“中间连一水都不洗,直到破烂不堪脱掉丢了为止。”他也不愿洗澡,时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也总是邋邋遢遢的,穿一件发白的蓝布长衫,也不系扣子,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微笑或喃喃自语。他的眼睛总是很迷蒙,好像一直在发呆。和他迎头碰上,完全可以不打招呼,因为“打了也白打”。他急匆匆走他的路,想他的哲学问题,大部分时候“好像没看见你一样”。这副尊容,再配上不洗衣服不洗澡的邋遢样,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考察团到达乌鲁木齐后，从1928年4月起，分为小队独立进行考察。黄文弼带了一个考古小分队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地区广泛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他的许多重要发现是在这些地区取得的。

任继愈先生任继愈在中华大藏经编辑室办公室回忆起与任继愈老馆长朝夕相处的日子，同事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他给国图建了多少楼、收了多少书，而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平凡无奇的小事。正是这些平淡如水的小事至今萦绕在同事们的心中，让他们每次一想起老馆长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微笑。爱古籍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编订完成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他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他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

还有一件，是马先生的轶事，也应该说一下。几十年前，北京餐馆的食谱名色以人名者有三种，曰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这马先生汤就是马叙伦先生所创。碰巧《馀渖》有这一条，可以抄录几句以代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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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有时真是奇妙，距离金陵大学两千多米，便有一座与它相对应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址即今日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它们同为美国教会创办，一阳一阴，宛如夫妻。其校长也是对应得很，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是教会大学中第一位中国校长，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也是教会大学中第一位中国女校长；金陵大学在陈裕光领导下成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也在吴贻芳领导下成为中国最好的女子大学；而且，吴贻芳和陈裕光一样任职时间都很长，都颇有智慧，都留在大陆，都是基督徒，都安享晚年，都很长寿……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吴贻芳终身未婚，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金陵女子大学。民国初期，风气开通，女子中学逐渐增加，但面临着师资缺乏、毕业生继续深造等难题。为此，几个英美教会商定，在长江流域组建一所女子联合大学。1913年，几大教会联合组成校董会，推举德本康夫人为新大学首任校长，并将新大学的校址定在南京。1914年11月，金陵女子大学开始筹建，德夫人租赁南京城东绣花巷李鸿章小儿子的住宅，将其改造成临时校舍，并于次年9月17日正式开学，成为长江领域第一所女子大学，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子大学之一。学校建校初便与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结为姊妹学校，每年由该校校友会负担部分经费，并派学生前来教学实习。1919年，金陵女大首届5位学生毕业，成为中国最早在高等学校中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由于金陵女大学生品行兼优，纽约州立大学委员会认为“该校毕业生成绩优良，堪与美国大学相比”，遂于首批学生毕业时立案：凡赴美留学深造的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学历予以承认，可直接在美继续攻读学位。因为校内只有文理两个学院，按照当时的大学组织法，不能叫大学，故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习惯仍称之为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当全国各地纷纷发起“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时，金陵女大像金陵大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校长德本康夫人也“知趣”地急流勇退，“希望学校能体谅她们的苦衷。她们这样做，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是最好的决定。她们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她们不愿继续在金陵工作，而为了推进学习行政机构的调整，促成一个中国人领导下的新的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重新调整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保证学校通过官方注册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①。在此背景下，首届金陵女大毕业生徐亦蓁被推举为新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董事会主席。徐亦蓁上任后立即表示，新校长非其同学吴贻芳莫属，并得到吴贻芳恩师黎富思的赞成，最终提议获得校董事会和行政委员会的通过。为什么“新校长非吴贻芳莫属”呢？这是因为吴贻芳的品行和能力众所周知。她早年经历坎坷，父亲因成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羊”而跳江身亡，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因出洋留学希望破灭自杀，母亲因丧夫失子一病不起悲惨离去，个性刚烈的大姐受此刺激在母亲入殓前上吊自缢。这些家庭变故的磨炼，使得吴贻芳养成了坚强性格与克制能力。1915年，吴贻芳随姨父一家回上海，意外地收到去金陵女子大学学习的邀请信。原来金陵女子大学一位叫诺互通玛利的美籍教师，在杭州弘道女中任教时，对吴贻芳的好学上进留有深刻印象。于是，1916年2月，吴贻芳作为插班生入读金陵女大一年级。在校期间，吴贻芳以优秀的学业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被推选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学士学位的五位女大学生之一。大学毕业后，吴贻芳获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部主任、教师。1921年冬，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京女高师参观讲演，便由吴贻芳担任翻译，吴贻芳流利的英语口语引起她的惊奇，特推荐吴于1922年入美国密执安大攻读生物学博士。留学期间，吴贻芳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等，成为颇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吴仪芳的校友、教师、留学博士、学生领袖等多重经历及坚强性格、领导能力使得金陵女大校长一职“非她莫属”。但考虑到吴贻芳毕业在即，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告诉吴贻芳不必急于回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母校接任。1928年，吴贻芳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即她向金陵女大发出了12个字的电报：“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时年吴贻芳35岁。“造就女界领袖”1928年11月3日，金陵女子大学张灯结彩，礼堂内嘉宾云集，其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代表孟寿椿。发髻如墨、娴静儒雅，身穿纯色棉布旗袍，戴一副圆框眼镜的吴贻芳在就职典礼上“闪亮”登场。她在就职致辞中讲道：“金陵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明耳”的人会听出，不知不觉，吴贻芳已将学校办学宗旨做了“移花接木”，就在吴贻芳演讲前的几分钟，原校长德本康夫人还在离职演讲中重申金陵女子大学创办宗旨是为中国“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并指出：“信、望、爱乃金陵女大之办学根基。金陵女子大学是以基督的爱来办学，以基督的精神来维持”。而吴贻芳已经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因此“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淡化学校基督色彩，悄悄地将办学宗旨从“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换成了“造就女界领袖”。这一宗旨的变化，重新定位了金陵女子大学，奠基了金陵女子大学崛起之基础。要想“造就女界领袖”，吴贻芳认为首要的是重视“人格教育”，使学生具有健全人格，“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的人生有良好的发展”②。吴贻芳主张的“人格教育”内涵非常广泛，包括学生的德、智、体、群、灵等方面都要充分发展，与蔡元培倡导的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可谓相得益彰。为此，金陵女子大学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如设立主辅修制，主张文理兼通，注重学生广博的知识训练，规定主修文科必须选读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主修理科必须选读1门社会科学；重视体育教育，每年春、秋两季举办体育运动会，创办四年制体育系，开我国高等女子体育教育先河；重视亲情培养，建立导师制、姐妹制。金陵女子大学安排一年级学生与三年级学生结为姐妹班，每人各有姐妹一二人，互相激励、帮助；重视社会实践，每年寒暑假均组织学生进行乡村服务工作，为期七周；实行音乐通识教育，钢琴、声乐、音乐通论作为新生必修科目，音乐系毕业生须举办个人音乐会……吴贻芳重视“人格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健全、独立人格，不依附于男性。因而，这一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传统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多是“三从四德”教育，做个贤妻良母即可。清末政府制定了将女子教育归于蒙养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章程，民国初年对女子学校教育采取提倡、鼓励态度，许多女子中学、小学兴建，教会也相继创办了一些女子大学，如1904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14年创办的华南女子大学。1919年，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做出具体规定。次年，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首开女禁，招收女生”。形势虽然大好，女子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如何更好地教育女生，培养目标是什么呢？当时许多女校的办学宗旨依旧是“培养贤妻良母”，即使开明如梁启超认识到“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也仅停留在“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交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而金陵女大以“人格教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揭开了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这种教育“是一种真正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教育，是一种真正把女子当‘人’，当做与男子一样平等的人的教育，是中国女子由‘非人’教育向‘真正人’的教育的根本性转变”③。金女大五月花会中，学生笑容灿烂，舞步优雅。培养女生健全、独立人格的同时，吴贻芳也不忘发挥女生之特长及服务社会需要。吴贻芳就任校长后，取消宗教系，淡化宗教课程，逐渐停办政治系、哲学系，而根据社会需要和女生特点加强系科建设，逐渐形成了以文科的社会学系和理科的家政系为代表的特色科系。社会学系因“近年重视社会建设，因女子性静，宜于社会工作”④而建，兼顾社会和女子就职的双重需要，在农村社会工作及调查服务、儿童社会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很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也为学校赢得了良好声誉。1940年，针对战争难童的救助、保育等社会问题，吴贻芳又创办家政系，课程紧密围绕儿童福利等问题，很快成为最受学生和社会欢迎的一个系。此外，金陵女子大学女生穿短袖短裤做操，穿古典服装舞蹈，每年选举“五月皇后”，“当春天来临之际，围绕五月花柱起舞”，以求除了学识外，还要有优秀体质和优美举止。自信、清纯、热情，气质优雅、才貌双全的金陵女子大学女生成为金陵一景，成为女知识分子的典范，吸引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内外众多男生的爱慕，以至流传歌谣“金男大、金陵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金陵女子大学1919级学生合影中年轻的吴贻芳（右二）金陵女子大学女生从1915年首次招生到1951年并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36年来共培养学生999人⑤，有“999朵玫瑰”之称。这“999朵玫瑰”中很多人如吴贻芳所愿成为“女界领袖”，如1925届的刘恩兰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学家、1926届的鲁桂珍协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技史》（后与李约瑟成婚）、1947届的郑小瑛成为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金陵女子大学是民国时期毕业生最多的女子大学，尤为可贵的是，当时众多女生接受大学教育后却又重回家庭，而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大部分步入社会，自食其力。1947年，金陵女子大学对32年来历届毕业生做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本科毕业生共29届732人，毕业后再深造者计191人，占27.1%；获博士学位者38人，获硕士学位者73人，获护士学位者12人，在国内继续研究者2人。剩余703人就业情况是服务于教育界者242人，占34.4%；从事社会服务业着89人，占12.7%；医生、护士33人，科研人员68人，公务员66人，写作、编辑8人，宗教工作者11人，家政服务142人……“厚生”精神

徐中舒徐中舒，安徽安庆人，生于1898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研究员。建国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著作有《徐中舒论著选集》、《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并主持编写了《汉语大字典》等多种大型工具书。

饶公宗颐于学无所不窥，浩瀚淹博，难以望其崖略，但博而不杂，自有纲领诸学的灵魂在，鄙见，即是儒家经学。中国学术，可以四部之学为总纲，而以经学为冠冕。近代以来，四部之学惨遭斩首，经学被废除，彻底踢出学术圈。我的学术分野是在《周礼》《仪礼》《礼记》，即所谓三礼之学，恰恰是在经学范围内。自1986年读博士起涉足经学，终日与郑玄、孔颖达、贾公彦、孙诒让等经师对话，而知经学是一座富矿，内中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完整的学术结构，有独特的治学路数，然而这门曾经的显学，久被误读，甚至抹黑，成为学术“禁脔”，我毕业时得到的是历史学的学位。我内心一直有一愿望：为经学正名，为经学争回应有的学科地位。可惜鲜有认同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2001年11月2日，饶公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讲演。他理直气壮地揭橥经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当时讲这样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饶公不满意近代以来学界“夷经为史”的做法，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陈寅恪一生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生命还要宝贵，孜孜追求的是学术的自由空间无限之大，誓言：“思想之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解放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在短短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划时代的贡献，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国维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他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上均有建树他就是王国维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曾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州城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七岁起入邻塾从师潘紫贵及陈寿田先生就读1892年7月，王国维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此后两应乡试，不幸都落榜了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王国维《人间词话》1898年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入《时务报》馆，后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1900年12月在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次年由东京返国抵沪后来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任职清政府学部由于成就斐然，名声日隆1922年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国学门通讯导师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人间词话》便于此诞生后年，由升允举荐应召任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他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合影，前排右三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王国维雕像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学贯中西，治学严谨为一个即将沉没的王朝尽职尽忠最后却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绝笔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笔下既有“拼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的凄美又有“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的哲学况味涉猎广泛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自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清末秀才。他从14岁开始认真钻研《史书》、《汉书》，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4年，王国维开始致力于文学研究，是年发表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评论文学名著的论文——《红楼梦评论》。该文把《红楼梦》与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对照，是我国第一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作品的论著，在红学史上它又是第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07年起，王国维开始从事戏曲研究。到辛亥革命之前，他已写出多种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曲录》等。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携眷东渡，移居日本，并在第二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部著作在日本汉学界引起反响，掀起一股中国戏曲研究热。从此王国维专攻经史考古之学，与文学研究分了手。“这个问题我不懂”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一起被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讲课之时，王国维遇到某些问题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悟出，这正是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王国维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不跟王先生同桌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王国维与罗振玉失和始末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之前，罗振玉将他的第三个女儿许配给了王国维的长子潜明。1926年，潜明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早逝，王国维夫妇从北京赴上海料理丧事，而罗振玉从天津先行赶到。丧事完了之后，罗女对王国维继室潘夫人主办的丧礼有些微词，罗很生气王国维偏听妇言，担心女儿在婆家吃亏，当晚，未同王商量就带着女儿回了天津。这件事情对王国维打击很大，他回到北京后愤愤说：“难道我连自己儿媳妇都养不起了吗？”在书房默坐半晌后，拿出罗振玉素日来信烧了许多。“罗王失和”由此而起。由于在上海时，罗振玉的女儿曾变卖首饰给潜明治病，王国维回京后就筹钱要寄还罗家。正好，潜明所在的上海海关发了3000元的抚恤金，王国维就把钱寄到天津，可罗振玉却不让收，原封不动寄了回来，王国维又寄了回去，并附信说罗拒收无理，罗才不得不收下。从此两人再未通信或谋面。王国维的三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系出元室梁王系，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前生是一个和尚”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先生。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黄，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如果说有一类人，他们的出现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那么梁启超无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蔡元培是个做学问的人，给人的感觉是斯斯文文。作为教育家，他富有远见卓识;

他的研究将会“促进人们重新思考他们对中世纪欧洲农业的理解”，还会促进他们反思“城市和市民在近代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詹姆士•马尔登峰回路转求学梦马克垚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父亲毕业于山西大学治金采矿系。上世纪30年代，正是风雨飘摇之时。回想起少时的求学经历，马克垚不无感慨：“我当时没有真正读过几年书，由于战争关系，不得不周转于各地。”“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时社会动乱，学习环境也不稳定。后来我的家乡文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得不离开学校。”到了读初中的年纪，马克垚来到了太原，但还没安顿多久，又跟随家人千里迢迢转到昆明读了两年高中。幼时模糊、动荡的场景在马克垚身上烙下了辗转各地的记忆。所幸还有家庭的教育和亲戚们的濡染，马克垚从小就读了些唐诗宋词，这培养了他浓厚的读书兴趣。1949年解放后，马克垚和一些同学来到北京。当时普遍存在理工科对国家更有用的思想，1951年，马克垚考到由铁道部管理的唐山工学院机械系学习。但不久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不在这里。于是，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决定再考一次，换个专业。”1952年，马克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此他和历史便有了不解之缘。青春作伴好读书新中国建立了，一直在颠沛流离中求学的马克垚终于迎来了人生中学习最安静的时代。“100多年来国家和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烧杀劫掠，抗日战争期间又受到巨大折磨，但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人们挺起腰杆，我们把列强、侵略者打败了！国家的独立、解放，给人们一个平等的感觉，不仅是知识分子这么觉得，普通民众也是有这样的心态，即使有人吵架也会被人制止，

胡适（1891.12.17

原文题目：重新发现吕思勉吕思勉被严耕望推为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在他身后二十年间，已刊著作在台港时有翻印，大陆除印行其遗著《隋唐五代史》外，反而寂无消息。1965年顾颉刚重读吕思勉题赠《章句论》时，大发悲叹：“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这种状况当然与此二十年间大陆政治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吕思勉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思勉的旧作再版与遗稿新刊才走上正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其弟子李永圻先生的推动下，张耕华教授不懈搜求与艰苦校订吕氏全部已刊、未刊的旧著、遗稿，自2005年起历时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十八种吕著单行本或合编本，纳入总名《吕思勉文集》的丛书，为编纂《吕思勉全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合撰了《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收入未能编入《文集》的吕氏日记与散札等资料。

他是胡适的高足，又是终生的朋友胡适一连用了十几个“最”来评说他的学生：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斯年曾说过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性情之厚，识量之弘他是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侯仁之等史学名家共同的恩师他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藏书共计46000余册，其中线装书约6000部他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届人文组院士还有胡适、冯友兰等大师他被誉为民国最好的历史老师他写的《古史辨》开创了“疑古辨伪”的史学新风更是古史辨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他就是顾颉刚顾颉刚(1893.5.8-1980.12.25)，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著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等书。顾颉刚1893年生于苏州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相赠年仅2岁时，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六七岁时已能认识几千个字12岁那年，他做了一篇题为“恨不能”的文章表示“恨不能读尽天下书”年轻时期的顾颉刚1913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沉迷于戏剧北大毕业后，他致力于《诗经》的研究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并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首次对传说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给我国后来的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在学术上，他从来不盲从别人,也不希望别人盲从自己。他曾经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他精通西方学术，却一生弘扬国学他佛学造诣深湛，却终身尊信孔子他带回了中国第一部德文版《资本论》他通读过文澜阁四库全书他拒绝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却自行创办书院培养圣贤梁漱溟盛赞他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汤用彤字号：字锡予生卒：1893年6月21日（农历）—1964年5月2日时代：近现代籍贯：祖籍湖北黄梅县简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生平简介幼承庭训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其父汤霖，字雨三，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署甘肃渭源，任上颇有政绩。次年卸任，先后在兰州、北京设馆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张锡鹏、翔九均系其及门弟子。张氏解放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是渭源县最后故世的晚清秀才。汤用彤于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渭源硕儒杨筱霞既是汤氏总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据汤氏回忆：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梢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据此，我们可以理出汤用彤幼年时期四条主要线索：一、幼承庭训，启发愚蒙。说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汤用彤，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开始铸就其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二、谆谆于立身行己，告诫以前言往行。着重于儒家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的内在道德修养以及圣贤经传的启蒙教育。这与其在清华就读时祟尚理学，视之为救国之良药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与其“昌明国故”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也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三、早览乙部，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说明他自幼接受史学教育，并受清儒“六经皆史”的影响，又“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为其在近代复古主义的大潮中，投身史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初创了学术基础。四、爱读内典，寄心于玄远之学。吸引他把学术兴趣驰向佛学、玄学、印度哲学等形而上的空旷原野。汤氏以后之所以能够在冷僻艰深、微妙难知的佛学领域，创造出众口皆碑、无人超越的成就，无不得力于此。清华学堂汤用彤出生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是中西交汇，新学、旧学并陈的年代。1895年，欧阳中鹄力主废除八股。1896年，张之洞奏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清廷下令各地书院改为高等、中级和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1898年，梁启超上书督察院，请明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制六科。同年八股废，学校兴，自隋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科举入仕的老路已成为历史陈迹。处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尚且幼小的汤用彤，尽管随其父的教馆，自兰州迁往北京，但决不可能再固守读经致仕的传统，也不可能固守晚清新学家以经术求治术，变法维新的传统。辛亥革命前，未及弱冠的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学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自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思想上展开了面向新世界的窗口。民国元年，汤氏考入清华学堂，此时正是汤氏意气风发的弱冠之年，清华无疑成为其新思想和整个文化观念孕育的温床。汤氏自1912年入学，至1916年毕业，在清华攻读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并濡染了美国耶鲁大学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校风。这不仅为其留学美国、获哲学硕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学和科学的基础，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6年，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同时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最终留校教授国文，并担任校刊《清华周刊》总编之职。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文，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然而，清华毕竟不是耶鲁，更不是哈佛，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但也决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理深层的积淀。此时，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换句话说，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即使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从汤氏就读清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中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阐发，诸如哲学、生物学，以及为当时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社会进化观念，但更为显著的是阐述其理学救国的学术思想。在“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其“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当然，这也同当时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国民道德的时代思潮相吻合。青年时期的汤氏在其初入京时，对宋明理学同样怀着轻蔑的态度。对理学先生，尤有不愿与之为伍的敌意。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强自胜”,“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学，即理学之中。他首先写出了《理学澹言》的长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之上，阐王、进朱，表现了振兴国学、坚定精神，以救中国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会观念。另外，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理论之功用》、《新不朽论》、《植物之心理》、《快乐与痛苦》、《谈助》、《说衣食》等论文多篇，以及类似小说体裁的事实报道——《孤嫠泣》，还有外国文学著作评论四则，尽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无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学之胸臆，表现了重视东方精神文明，重视内在道理修养的保守主义倾向，这正是其文化观念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大洋彼岸汤用彤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后足可以称为学衡派核心和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先后均游学美国，并在大洋彼岸获得硕士学位。特别是吴宓，与汤用彤同年毕业，又与汤氏同时留清华任职。汤氏任国文教师，兼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氏则任文案处翻译。1917年，他们又都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汤用彤正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接受真正的西方文化教育。汤用彤在哈佛学习两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完全沉浸在沉静的哲学思维之海。学科涉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正如乐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样，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加州贝克莱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语录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之。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以全祖望的《鲒土奇亭集》作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是在民族的危急关头，我们的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的精神。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于急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孝经曰：“士有净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距北京什刹海不远，有一座灰砖灰瓦的四合院，两扇大门油漆已斑驳，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仍清晰可读。这里是兴华胡同13号，陈垣故居。推开院门，一尊陈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里陈垣手植的两棵海棠树已经长成合抱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常以“种树者”自居。书房中高悬的“励耘书屋”牌匾，诉说着主人的一生。时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学者：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就此得名。谈起陈垣，似乎更多人聚焦于他的史学造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却多少被人忽视。91年人生，74载教书，涉足之广独一无二1898年，广州一家蒙馆来了位小先生。这是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才被请来教书，那年，陈垣年仅18岁。这位小先生年纪虽轻，胆子不小。开讲头天，竟然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一言既出，语惊四方。自古以来，书馆的学生背不下来书挨板子似乎天经地义。陈垣自己也曾挨过板子，所以对体罚很反感。这个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新会郊外的篁庄小学，1906年，陈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这里教过半年书。“我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他是那个守旧闭塞的小学堂里最新潮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不喜八股好泛览”的陈垣在科举失利后，抱着“唯有科学发达方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想法，于1908年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里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认识的起点。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标新立异”的老师。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已从广州到北京从政4年，反过清廷、办过革命画报、参与过反美“拒约”运动、当过议员、做过教育次长……看透了官场泥泞之后，陈垣心中的幻想逐渐破灭，“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生于乱世，无所适从，直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办学对于陈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校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其办学之意，可窥一斑。彼时，陈垣一人身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数职，还兼教国文、历史等课程。不久，他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于北平。如火如荼办教育的同时，1923年，陈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蔡元培赞其为“石破天惊之作”。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彼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91年人生，陈垣有74年在教书，想必他从未想过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自其18岁始，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创办过孤儿工读园、平民中学，做过46年的大学校长。其涉足教育领域亦是宽广，在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过独特贡献。这在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给青年人戴上国学“眼镜”，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1926年，辅仁大学（下称辅仁）创始人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垣，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垣时代”，也由此迎来了它的辉煌期。直至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这所奉儒家经典为校训的大学，却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创始人英敛之起初主张“全盘西化”，彼时“西风东渐”正浓，传统国学日渐式微。“五四”后，中国进入大规模输入西学的时代，彼时的青年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荣，对于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陈垣对此痛心不已，“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陈垣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辅仁短短27年历史，始终伴随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陈垣则是这场博弈战的掌舵者。在陈垣眼中，辅仁的学生应“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他认为，“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开设国文课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在他看来，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有了“眼镜”，你就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20世纪初，汉学研究外胜于内的局面让许多中国学者倍感耻辱。陈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他深深意识到国文教育是重振汉学之基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民族精神之核心。大一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并选用了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讲授，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等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启功曾回忆说：“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会考，陈垣先生亲自出题，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受中西传统文化熏染，辅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学风，有顺口溜谓之：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辅仁校风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对于西学，陈垣也同样倍加重视。辅仁的教员中，外籍教师比例为30%。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为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今，走进什刹海旁的辅仁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红色雕花窗棂、蹲伏的石狮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这所由陈垣从美国请来的建筑师墨菲，采用西方新工艺、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即使是校舍，也无不显现出陈垣的理念——会通中西，美美与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甩手”校长只攥紧两件事：教学、师资辅仁的“陈垣时代”有一个独特的印记，那就是校长“甩手”不管校务。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办学权、管理权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因此陈垣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并不参与大学具体管理。但有两件事，他却紧紧攥在手中，丝毫不敢放松——教学、师资。靠着这两个“杠杆”，陈垣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名著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印象祖父的家书“函授”“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陈智超口述。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生平陈垣（1880.11~1971.6），汉族，广东江门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四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宾四生前曾以终生做一教师为荣。他办教育，主张“为学”与“做人”两者绝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为终生努力的目标。做一个学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做一个笃实信守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人，其心灵之孤单寂寞，更是难以述说。——遗孀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20周年之际写道1990年8月30日，国学大师钱穆去世。他九岁入私塾。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个一生努力“为故国招魂”的老人。关于钱穆先生的N个细节1、钱穆9岁可背诵《三国演义》。某天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2、1930年，因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校长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地召开校务会议，讨论钱穆的意见，最终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3、1931年，钱穆到北大讲先秦史。在北大，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胡适欣赏钱穆，钱穆敬仰胡适，但学术上的争论在所难免。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据说，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