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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推动经学重建的几件往事

彭林 学术大家 2022-09-24


饶公宗颐于学无所不窥,浩瀚淹博,难以望其崖略,但博而不杂,自有纲领诸学的灵魂在,鄙见,即是儒家经学。


中国学术,可以四部之学为总纲,而以经学为冠冕。近代以来,四部之学惨遭斩首,经学被废除,彻底踢出学术圈。我的学术分野是在《周礼》《仪礼》《礼记》,即所谓三礼之学,恰恰是在经学范围内。自1986年读博士起涉足经学,终日与郑玄、孔颖达、贾公彦、孙诒让等经师对话,而知经学是一座富矿,内中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有完整的学术结构,有独特的治学路数,然而这门曾经的显学,久被误读,甚至抹黑,成为学术“禁脔”,我毕业时得到的是历史学的学位。我内心一直有一愿望:为经学正名,为经学争回应有的学科地位。可惜鲜有认同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2001年11月2日,饶公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讲演。他理直气壮地揭橥经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崇高价值:“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当时讲这样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饶公不满意近代以来学界“夷经为史”的做法,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 (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穿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他旗帜鲜明地肯定经学的现代价值,认为“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是建立在对希腊罗马古典的重新发掘之上,极大地启迪了近代人类文明发展。按照饶公的设想,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成的互联网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惟其如此,就不可能忽视中国经学的积极作用。


饶公的讲演后来破例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足见他对这种意见的自信与珍视。试想,如若没有对人类学问全体的宏通把握,没有对古圣先贤思想的深刻体认,又怎能形成如此光明正大的理念,发出近乎凿破鸿蒙的呼声?窃谓,这也反映了他在一首诗中的自我期许:“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飘摇动荡,周遭意见如何纷挐错杂,学人的真知灼见却要直接万古,岿然守正。饶公那首诗还有“天风吹海雨,欲鼓伯牙琴”之句,他在北大讲演中也说他“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




饶公格局宏阔,经术渊深。在他的几篇讨论经学的文章中,直捣黄龙,发为探本之论。近代人文学术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望风而倒,辙乱旗靡,饶公洞若观火,坚持发皇传统,弘扬中国经学的根本精神。中国的学问,可谓是一种伦理的学问,而经学尤其如此。中国人要从历史与现实中不断汲取教训,回归个人的德性修为,真积力久,知行如一。饶公自述:“我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很明显地具有科学主义的主智倾向,但是,在‘经义’这一方面,是一个自家受用的领域,与学术探求的科学态度,可以并行不悖。”他主张“‘研经之法,莫如以本经证本经’,以经义释经义,不应与中国原儒经义相隔不融通”。(见胡晓明等整理《饶宗颐学述》,页91-92)他理所当然地鄙弃“言与行分,理与人隔,著论弥多,学术弥蔽”的俗学。


我们历史系的老先生刘桂生教授在北大聆听饶公讲演,感慨万端,由衷地赞叹道:“讲得真好啊!”他相信,一定会有人起来响应饶公的倡议,发扬经学。不知何故,荏苒数年,居然没有动静。在刘桂生先生与历史系主任李伯重教授的积极支持下,我们决定于200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举办“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学术的长远发展计,发愿创办《中国经学》杂志,作为专门发表高水平的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


《中国经学》刊名该请谁题写?我们自然想到饶公,期望获得他对清华重振经学这一尝试的支持。但这是既无刊号,亦无经费,属于以书代刊的民办杂志,加之“饶体”名闻天下,只字难求,老人家未必能垂允。于是我们拜托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单周尧教授代为说项,千万意料之外,饶公的墨宝很快奉到,而且是两份,供我选用,大家欢忭雀跃!


饶公精通卜辞、金文、简牍、帛书及各种碑刻文字,所题“中国经学”四字,融篆隶于一体,苍劲古拙,饱蕴金石气息,为敝刊物增辉无量。2005年11月,“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经学》创刊号作为礼品赠送给与会代表,受到普遍好评,从此,大陆地区终于有了以经学为主题的学术刊物。该刊不负饶公雅望,今已出版至21期,并且被收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内。


2012年,香港友人张颂仁先生联络我,希望由清华大学来主办一场以中国礼学研究为主旨的国际学术会议。张先生是现代艺术的行家里手,对中华文化富于温情与敬意,认为经学中的“三礼”之学,是中国本位文化之精华,是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的最佳门径。他建议我们在保留经学中心的同时,另行成立礼学研究中心,以便因应不同主题的活动。我去香港与张先生见面,商谈合作细节。


我们知道饶公对儒家礼乐文化不仅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很有情怀。早在1970年代末,饶公在巴黎讲学期间,发愤研究古代礼学,并撰写《史与礼》《殷礼提纲》诸篇,归宗传统,阐发孔子修《春秋》的悲天悯人情怀,声言“《春秋》为礼义的宝库,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的人事,经孔子的指示,从旧史的记录,定其是非,给以新的意义,作为天下的仪表”,所以《春秋》称得上是“礼义的大宗”。饶公遂有《〈春秋左传〉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之作。针对学界受西方文化人类学影响,滥用巫术来比附中国上古文化的粗暴做法,饶公作《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和检讨》一文予以批评。他更撰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将导源于经学的正统之论作为历史之秤,全书洋溢着中国历史真正精神的光辉。饶公对中华先民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明再三致意,认为人文政治与人伦礼制才是中国古史的精粹所在。这正是饶公植根于人类优秀传统的显著表征。


基于这一共识,我们请求饶公为“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题名,并书写“中国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标,饶公愉快地挥毫着墨,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如今,中国经学研讨会已召开七届,礼学研讨会召开三届。我们深知,在中华文化的重光,或者如饶公所言“预期的文艺复兴”中,这些工作或许连跬步也谈不上,但却是我们最真诚的努力。




顺便要提及的是,二十年来,我心头一直萦绕的是,如何将“三礼”等文献与郭店楚简等出土资料结合,成体系地说解周代礼乐文明?我的书稿雏形已成,只是过于看重,而迟迟不愿定稿。趁此次晋谒之便,先请饶公题写了书名。


在港期间,获邀赴宴,与饶公同桌,并侍餐在侧。席间,我们向饶公介绍清华经学中心与《中国经学》的近况,饶公很是欢喜,连声说:“刊名还是我写的!”我又提及家乡的无锡国专。抗战期间,无锡国专向后方转移至桂林,饶公曾任国专教授。无锡国专的《学规》有言:“吾馆所讲经学,惟在揽其宏纲,抉其大义,以为修己治人之务。”饶公学行,实与国专这种精神不二。他对这段经历也非常有感情,还能清晰地说出很多人的姓名,并顺手写在一张未曾用过的餐巾纸上。令人难忘的是,宴会结束时,饶公与我握手,我感觉他手力很大。接着,饶公与一位女宾握手时,不动声色地暗中发力,女士居然疼得叫喊着蹲在地上,饶公顽童般地笑了起来:“怎么样,我的手力气不小吧? 我九十多岁啦!”大家这才惊喜地发现,饶公岂止是健康,简直就是刚健!


近年,内地人士呼吁恢复无锡国专,去年无锡方面邀我同赴香港,请饶公签名支持。当时我因《仪礼》复原课题所羁,分身乏术,乃冒昧仰请上海交通大学虞万里教授出马,此行大获成功,遗憾的是,我错失了最后一次向饶公当面请益的机会。不过,饶公对复兴经学的呼吁,言犹在耳。


昨天清晨,得闻饶公仙逝的噩耗,极其失落。我走进办公室,看到悬挂在墙上的饶公题词,眼前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分明觉得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饶公是最早起来为复兴经学鼓与呼的学者之一,我辈奉为圭臬,矢志追随其后。后来者与饶公的缘分由此而生,缘灭缘生,犹如传灯。


2018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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