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爱国一书生 读书写文章
何兹全，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会、中国唐诗史学会顾问。
在北大的四年,我是很用功读书的,好好地学习了四年。
一年级时,我曾努力学习了一阵子外语—英语。我学英语是相当早的,在费县平邑集小学五年级时已开始学。菏泽六中毕业时,我的英语已学得不错,短篇散文像《最后一课》( Last lesson)我能背诵十多篇,《天方夜谭》我能背诵四五十页。
入北大后,我仍喜欢英语。我选了潘家恂先生的英语课。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过 Carl and Anna,Five Tales, Mary Mary等。我读了不少名家英文小说。我最喜爱 Five Tales中的 Apple Tree,也是能上口背诵的。背诵,是我们那时候老师们强调的种学习方法。到现在我也仍然觉得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但遗憾的是我的英语始终没有学好。三起三落。学了,忘了;又学,又忘了。老在原水平上起落,没有巩固,没有提高。我是怨天尤人的。我觉得我没有学语言的天分,在学习语言上是个蠢材!
大约二年级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里看书。那日时北大新图书馆还没有建筑完成,松公府的平房大院用作图书馆。第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阅览室,屋里南北条放着几张长桌。桌子又长又宽,对面可以坐人。当时在这屋里看书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个人往往可以霸占半个桌子。借的书多了,三面围起书墙,自己藏在书堆里看书,像个小小世外桃源。我们借书,多不去查目录、写借条。
有一位管取书的老头,你要借什么书就问他要,他用手指敲敲脑袋,略一寻思,就说:“有,有。”然后就去书库,不一会就把书给你取来。我们给他取个雅号,叫做“取书手”。高高个,瘦瘦的,非常和气。我一直对他很怀念。大约现在已不在人世了,愿他安息。
三年级开始写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北京1933年11月22日《华北日报》和1933年12月6日的《史学周刊》上。周刊的主编人杨中一(效曾)是北大史学系同学,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他帮顾颉刚师编《文史杂志》。后来因为和顾师意见不合,辞职去陕西蔡家坡,依傅安华(靖吾)兄在一纺纱厂工作,傅兄是那个厂的经理,中一后来害肺病死在蔡家坡,丧事全由靖吾办理。靖吾兄也是北大史学系同学,低我两年,也常在《食货》上写文章。后来弃学从商,做了纱厂经理。抗战胜利后他随纱厂复员到天津。1950年我从美国回国,他和夫人带着儿女来北京看过我。那些年生活都不轻松,遂未再有来往。后来听说他因病去世了。他女儿傅玫,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工作。靖吾兄也算有后。九泉下有知,可以欣慰了。
我为什么搞了一阵子宋史,现在已回忆不起来。回忆起的是对北宋的役法和王安石变法很有兴趣,大约因此就读起宋史来。但我《宋史读得不多,写《北宋的差役和雇役》大约主要是用的《文献通考》的材料。那时年轻,胆子大,一知半解就敢写文章。
我的兴趣不久便转移到汉魏晋南北朝。我写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刊登在1934年9月《中国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我学欧洲中世纪史,知道基督教在欧洲很有势力。我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又选修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课,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盛,也使我很受启发,我便立意要研究这一课题。每天上午或下午,只要没有课,我便去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阅读《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本)律部和史部有关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书。
那时我住在北大东斋,从北大东斋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都是走来走去。下午回校时,走在北海大桥上一站,南北两海景色一览无余。夕阳斜照,水波荡漾,清风徐来,极为舒畅。六十多年了,往事如烟如云,烟消云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何处寻觅?
我在《中国经济》上写的这篇文章,很得北大教授们的称赞。《中国经济》连着出了两辑中国经济史专号,9月是“上”,10月是“下”。陶希圣在专号的下册就写了题为《读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册以后》的文章说:“最后两篇(我的一篇外还有鞠清远的《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中古田时期教会财产及权威的叙述,可以算得最有特色的”,“如今中古的教会,系统的研究把它表彰出来了”。
不久,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写信约我写文章。我自然很高兴,写了一篇《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发表在1934年12月1日出版的《食货》创刊号上。
从1933年1月发表《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始,到1935年6月北大毕业,在这两年里,我发表了以下7篇论文:
1.《北宋的差役与雇役》
2.《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3.《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
4.《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食货》第1卷第5期)
5.《质任解》(《食货》第1卷第8期)
6.《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
7.《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
这7篇论文中,《质任解》曾先发表在《华北日报》的《史学副刊》,《食货》转载来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是我北大毕业论文,完稿于1935年上半年。陶希圣给我的论文分数是88分。1934至1935年,我是北大三至四年级的学生。20多岁的人,所写文章是很浮轻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胆大敢于乱说,自然也有些新见解。
30年代中期,史学界出了不少人。一时能想到的如: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史念海等,是清华、北师大、燕京的;杨向奎、邓广铭、张政烺、王毓铨,去世的胡厚宣、傅乐焕、王崇武;海外的劳榦、杨联升、高去寻、全汉昇等;政治上走错了路而被大浪淘沙的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等(以上除杨联升是燕京,鞠清远是北师大,其他都是北大的),都是30年代中期出身。
平心客观来论,我只是30年代这一群中一个附时代骥尾的笨人。傻人多福,又经文化大革命不死,侥幸活下来的。
本文摘自 《师道师说·何兹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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