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与新中国考古事业

　夏鼐先生（1910~1985），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治学严谨，成果卓著，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国内外有着极高的声誉，享有中国学部委员和国外五个国家的院士称号。他终身致力于新中国考古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培养，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学科研究的协调，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 1950 年应郭宝钧、梁思永等人之邀北上赴任，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一直到 1985 年去世的三十年间，夏鼐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中国考古的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智慧。

　　夏鼐与新中国考古队伍建设

　　夏鼐对于新中国考古队伍建设，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支理论素质高、思想过硬、田野考古能力强的考古队伍。

　　解放之初，国内考古人员奇缺，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尽快培养一批考古专门人员已成燃眉之急。夏鼐急国家之所急，把队伍建设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上任初始，他便带领考古所的技术人员到河南、湖南等地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以提高已有技术骨干的业务水平，并通过开办多期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培养了数百名当时急需的初、中级考古人员，同时还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考古专业，培养考古学的高端人才。通过这些措施，在短短的几年内，培养出一大批考古专业干部，他们很快走上工作岗位，担负起全国各地繁忙的考古发掘任务。为了考古人员能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努力为大家搭建开展科学研究的平台，包括将考古所人员按研究方向划分为几个相应的研究室 ；作为重点发掘研究基地，在西安、洛阳和安阳分别建立了考古工作站 ；建立了技术室 14C 测年实验室 ；成立了图书资料室，并不断加以充实，使之成为全国最完备的考古信息中心 ；主编《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坚持 “严肃认真、科学求实、百家争鸣、兼包并蓄”的办刊方针，使这两种刊物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考古学杂志 ；通过多年的努力，在 1979 年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使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从此有了自己的群众型学术团体。

　　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队伍的领队，他对这支队伍的建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952年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

（第二排右起第六人为夏鼐先生）

　　1985年，夏鼐考察偃师商城考古发掘现场

　　首先，他要求这支队伍要敬业，要有献身精神。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有过田野工作的经历，都了解考古工作之艰辛。西北考察是夏鼐留英回国后参加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调查，从 1944 年 4 月到 1946 年 1 月，历时两年。面对河西走廊极端恶劣的环境，他和向达、阎文儒仍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一丝不苟地对墓地进行清理，细心提取器物，精心测绘图件，详细作好记录。在回忆当年田野考古时，他说 ：“因为所经过的艰苦已为时光所冲淡，只觉得那时的工作另有一种乐趣”。四十年之后，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上，夏鼐在回顾自己和老一辈的考古经历之后，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 如果我们想把我国考古学的水平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便需要我们有献身的精神， 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 不羡慕别人能够得到舒服的享受，也不怕有人骂我们这种不怕吃苦的传统是旧思想，旧框框。” 半年之后，夏鼐不幸病逝，这一段肺腑之言就成了他留给中国考古界的临终嘱托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次，他要求这支队伍要有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能力。在近五十年的考古生涯中，夏鼐一直强调近代的考古学应该以科学性的田野考古与调查为基础，没有科学性的田野考古与调查，便没有现代的考古学。并且谆谆教导广大的考古工作者，“田野考古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以出土物的美恶或好坏为标准的，而是以工作方法的合乎科学与否为标准的”。

　　得益于年轻时国内外老一辈考古学家，如莫蒂墨·惠勒、格兰维尔、李济、梁思永等人的严格要求和科学训练，夏鼐田野考古水平之高超，技术之精湛，工作之细致，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他在辉县琉璃阁车马坑的发掘中，成功地剥剔出战国的车辆 ；在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中，完整地提取了棺木中的各种器物等等，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为了把田野考古的技术方法传授给年轻一代，以提高中国田野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水平，他多次在不同的课堂为考古人员讲授“田野考古方法”，并具体指导田野实践，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辨认土色、土质，划分土层，判定层位关系，如何测绘图件，如何提取遗物，如何填写表格等，还经常检查他们的记录，看记录是否及时完成、内容有无差错。

　　再次，他要求这支队伍应该治学严谨，具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对于考古工作，尤其是田野工作 , 夏鼐一直坚持要“忠实，精确，系统化”,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他根据西方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和严格的操作规范，这套田野发掘方法和操作规范沿用至今，一直是中国考古工作者自觉遵循的法规。

　　他平日对人对事都比较随和，很少与人发脾气，但是，在涉及田野工作质量的问题上，其严厉程度却是行内有名的。1951 年在长沙发掘时，由于工地管理不当，出现了出土器物与标签分离，器物被雨水侵泡等情况，这使他心疼不已，立即给当事人以严厉的批评，并要求马上改正 ；1979 年，他看到秦始皇兵马俑发掘现场的混乱场面，感到震惊，忍不住大发脾气，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挖宝工作”。他不但给当时在场的省委书记指出这一问题，而且立即写成材料，反映给上级主管部门，及时制止了兵马俑出现的乱掘和文物保管修复不善的问题，使兵马俑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他十分关注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的整理和出版，他要求报告和论文的编写必须要做到 “精简扼要，明白易懂，检查参考方便”。经他审阅过的报告、论文，包括解放后几次大规模考古发掘的报告，总字数要在 3500 万字以上，而且他的审阅十分严格，大到题目和写作大纲，小到错别字和参考文献，都要过目，在他审过的稿子上，几乎每一页上都会留下他批阅的蝇头小楷。

　　第四，他要求这支队伍应该具有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

　　夏鼐十分注意考古人员团队精神的培养。他本人不长于社交，也不善于言辞，但他处处以身作则，凡事都顾全大局，以事业为重，尊重他人，不论对同辈还是晚辈，都一视同仁，不拉山头、不搞帮派，对于阿谀奉承、党同伐异等不良作风，深恶痛绝。

　　他对老同志十分尊重，无论对久卧在床的梁所长，还是公务繁忙、无暇过问所务的郑振铎、尹达两位所长，他都注意经常向他们请示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对郭宝钧、徐旭生、黄文弼和苏秉琦等老先生，习惯以“郭老”、“徐老”、“黄老”和“苏公”相称，时常与他们商量所务，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工作上主动为他们创造条件，当老先生在文章发表或专著出版上遇到困难时，他都会尽可能给予关照。

　　他对年轻一代更是“君子爱人以德”，在业务上有求必应，没有远近亲疏之分，都会给予热心的指导，帮助修改文章，提供研究材料和文献。他每年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不计其数，其中有不少信函来自外地的考古专业人员、考古爱好者或中学教师，他有信必复，从不以权威、长者自居，平等待人，认真解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为了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他还每年在所里组织田野工作汇报会，由各个野外队汇报年内的发掘情况和收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

　　夏鼐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

　　长期的田野考古实践，再加上大量的阅读国内外资料和频繁的对外学术交流，使夏鼐不但知晓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而且对国外考古学的情况也相当熟悉。1962 年，在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他把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结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实际问题 ；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的问题 ；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这些基本课题，高瞻远瞩，既瞄准了考古学的学科国际前沿，又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战略规划，夏鼐一直据此来部署中国考古工作的田野发掘和室内研究，积极组织和带领广大考古工作者，艰苦奋斗，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使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在“文革”结束不到十年的 1983 年，国内出现“中国考古学派已经出现”和“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等提法，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考古学的整体水平，夏鼐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些观点，认为不妥。在《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他全面分析和总结了解放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尽管中国考古学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地域和时间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但还不足以说明中国考古学派和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已经形成，中国考古学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正是由于夏鼐对当时中国考古学整体水平实事求是的评价，保证了中国考古学能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夏鼐是老一代的考古学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他一方面严格遵守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又不拘泥于此。他还以敏锐的目光和广博的知识，不断完善考古学理论，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带领中国考古学一步步走上新世纪考古学的国际舞台。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对于考古学基本理论，夏鼐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解放之初，他就在北京大学、中科院考古所和考古人员训练班讲授过“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序论”等课程，系统讲解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他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强调考古学的理论和综合研究，都要立足于大量的可靠的田野考古资料。五十年代中期，随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在新石器考古研究中涌现出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造成考古学在文化定名问题上一度出现混乱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在 1959 年和 1961年，他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科学地论述了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有关考古学文化定名的原则和方法，很快扭转了局面，并作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指导性意见被大家所接受。

　　1984 年，他针对当时国内考古学界对于“什么是考古学”存在有不同看法，以及美国“新考古学派”把考古学的主要目标定为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等新情况，再次阐述了考古学的定义和性质，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考古学”的问题。他在合作完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条目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这一工作对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断完善研究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田野考古学的基本工作方法。夏鼐在四十年代中期的西北考古考察中，就成功地运用了地层学的方法，通过对甘肃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错误论断，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序列的建立打下了考古学的基础。他也精通类型学。早在 1935 年，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期间，受皮特里“珠子和陶片是考古研究中的字母”一说的启发，意识到珠子研究在考古学中的意义：“作为考古发现证据，珠子的重要之处在于，由于其普遍性和数量众多，它们对于断定年代特别有用”。他通过对 1700 多颗古代珠子的详细观察和登记，发现除了形状之外，“技术的变化远比形状的变化重要”，“制作材料的不同也很重要”，据此，他对这些古代珠子进行了新的分类，通过分类构建了串珠形态演变的图谱，并以此为依据对珠子的年代进行了考证。这项工作是创造性地运用类型学于考古学研究的典范。后来，他把这套方法带回国内，向年青一代详细地介绍了器物类型划分的原则和方法，讲解如何进行型式学的研究，以推断年代。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套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指出“不能忽视它们的局限性，诸如各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在相同功能和所用材料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采用某种相同的形状，由于加工方法的局限性，常常会出现各个地区分别独立地发明同样的技术”。

　　为了促进考古学的发展，他始终关注自然科学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把它们应用于考古学研究。

　　1955 年利比发表了《放射性碳素断代法》一文，他阅后马上意识到这一方法对于考古学的重大意义，立即撰文把这一先进技术介绍到国内，并于 1965年在考古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 14C 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长期以来只有相对年代，没有绝对年代的历史。

　　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的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包括测年方法、古物的成分和结构分析方法、生物残体分析、航空遥感技术和模拟实验方法等被引入考古学。1983 年，夏鼐在访问德国期间，先后参观了许多与考古学有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并详细了解了古地磁学方法和航测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在发掘现场观看了发掘者用筛洗法提取遗物、用浮选法提取植物残骸的过程。这次访问对夏鼐的触动很大，使他更加关心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加大考古所科技中心的建设力度，多次提出我们不仅要采用国外考古研究中的先进技术，而且要采用“多学科研究”的组织方法来开展工作。这无疑对我国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多元论

　　早在1962年，他根据考古资料，认为“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也发现了经济生活和它（指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同的农业部落遗址，但是文化类型不同”。1963 年，在《中国原始社会文集》一书的序言中，他结合我国的考古发现，在肯定“黄河流域是我国上古时代文明中心”的同时，提出要全面兼顾，并详细介绍了全国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特征，指出“每一地区、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但又表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77年，夏鼐根据已有的C14测年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地讨论了中原地区、黄河上游、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游下游地区、闽粤沿海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等七个不同地的考古文化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构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正式提出“这也使我们重新考虑我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是否一元的这个考古学上的重要问题”，并认为“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结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从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论到多元论的提出，是我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

　　夏鼐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1983 年，他第一次用 “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样一个题目在日本 NHK 作了公开讲演。在讲演中，他明确提出“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在全面阐明了“文明”的定义和判断文明的标志之后，他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根据已有的考古材料，他确认“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至少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提出探索中国文化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与国家的起源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国考古学上今后的重要课题”。夏鼐的讲演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并对我国 1996 年开始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后继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开创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

　　他认为研究科技史要依靠考古材料，同时考古学也需要科技史专家和科技专家来帮助解决问题，但考古学家要明白想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老一代考古学家中，夏鼐是最早开始利用考古材料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之一。

　　他的研究涉及天文学、数学、地学、纺织、冶金、交通、农业等广泛领域。其中对洛阳西汉壁画墓的星象图、宣化辽墓的星图和敦煌星图等的深入研究 ；对汉代计量的研究 ；对阿拉伯数码幻方的研究 ；对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 ；对古代蚕、桑、丝、绸历史和丝织品的研究 ；对湖北铜绿山古铜矿的研究、对番薯和薯的考据以及对我国古代车辆的复原等，都属于开拓性的工作，是考古学与科技史相结合的楷模，为科技史研究做出了贡献，也解决了考古学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

　　最难能可贵的是，当考古发掘给科技史研究带来新的惊人发现时，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赶风头、爆新闻。

　　1953 年从西晋周处墓中出土了一些金属饰带的碎片，后经测试发现其中有少数小块金属片是铝的，于是就出现了我国早在晋代就有金属铝的说法。无独有偶，1972 年，河北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铁刃钢利器（铜柄铁刃器），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冶炼的熟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项发现当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并被加以广泛宣传。夏鼐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深入了解发掘现场的详细情况，同时组织力量对样品做进一步的测试，最终获得了正确的结论，纠正了此事给科技史研究带来的不良影响。

　　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夏鼐具有在河西走廊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实践，又有在英国和埃及、中东等地从事考古研究的经历，因此，顺理成章，他最有条件从考古学的角度，利用考古发现来研究中西交通史，揭示东西方的古代文化交流。

　　位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主要的商业贸易通道，沿途常有各种钱币出土，是当时商贸活动的记录。通过对出土的各种古代货币的国别、铸造年代和地点、流通的历史背景、埋葬的年代和用途的精辟考据，夏鼐分析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情况，并根据西宁窖藏发现的波斯银币，指出在河西走廊以南当时存在有另外一条重要的东西通道。他还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汉、唐两个时期丝制品图纹特征和织造技术的研究，并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波斯锦”进行对比，认为汉代丝织品由于具有很高水平，被境外的文明民族所喜爱，所以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辟，而到了唐代，中国丝绸反过来又受到西方的影响，在织造技术或花纹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明确提出中西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不是单方面的。

　　他也很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通过对广州南齐墓中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卑路斯银币和明代墓中出土的威尼斯银币的考据，他认为它们均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之路”早在5 世纪前就已经存在，是联系当时威尼斯、波斯湾和广州的重要海路。他还利用东非、南非和西非，尤其是东非出土的大量瓷器，讨论了历史上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海上贸易的规模以及中国瓷器对非洲的影响。

　　对涉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其他古代遗物他也十分关注，通过对西安出土唐代墓志碑、泉州出土的元代墓碑和扬州出土的拉丁文墓碑的考据，他探讨了不同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罗马的古代文化交流研究。

　　倡导考古学的大众化

　　夏鼐从西北考古回来之后，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那些费了很大精力所写成的专门性报告，……它们能够偶然一被查阅，便算是尽了它们的功能”，而“我们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后世所想要知道的事么？不也是同样具有历史的价值么？” 基于这种想法，他在1949 年开始叙述自己的西北考古之旅，最终完成了洋洋数万字的《敦煌考古漫记》，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一位海外归来的考古学家在西北荒漠中长达两年的考古生活，介绍了各种古代遗址的发现经过，描述了沿途所见的各种琐事，反映了一代考古人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们的情感和追求。他希望作为通俗性的读物，这部漫记“可以获得较多的读者”，“读了这册漫记后，我想他们一定对于现代的考古学有一种新认识”。这本书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考古学家完成的通俗性

　　考古纪实读物，是让神秘的考古学走向大众的最早尝试。

（全文刊于：《大众考古》，2014年第4期，作者：夏正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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