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风尘觅学问——黄文弼先生的治学道路

　　仲良大有冬烘气，瘦骨一撮不胜衣，乃能饱览西域山川奇，看他六月天山绝顶处，身披一袭老羊皮，此人应呼作夏烘，长令冬烘先生吐舌而嘘唏。（雪山危坐）
　　此公傻，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驼平等匍匐走，幸而当晚得水头，不然傻公今何有，傻公归来我当敬汝一杯酒。（大漠留影）
　　这两首诗是1930年黄文弼蒙新考察回到北平后刘半农为他的二帧照片所题。刘半农是黄文弼的挚友，而且是促成中瑞合作蒙新考察的关键人物，他以文学家的笔调简炼而形象地勾勒出黄文弼为探索一条新的治学道路所付出的艰辛和勇气。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中青年中除了从事相同专业者外，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了。可在当年，蒙新考察却是震动中外学术界的大事，其余波至今犹在国外激起新浪。1988年在日本奈良举办的《丝绸之路大文明展》，黄文弼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照片并悬在展厅中，他的主要著作也一一陈列，这次展览参观人数达七百余万人次。NHK在黄金时间用45分钟播映了黄文弼的业绩介绍。现在日文版的《黄文弼著作集》正在陆续出版中，正如前田耕作教授所说的：“把这样的一个黄文弼从尘封了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大约就把偏向西方来看中亚的观点，摇摆到从东面来观察。”①我国近年也出版了几种黄文弼的遗著。我在这里介绍黄文弼所走过的治学道路，或许可以使年轻人从中得到启示。
　　黄文弼字仲良，湖北汉川县人，1893年4月23日生，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留校任国学研究所助教。在国学研究所期间，黄最初研究哲学，出版了《二程子哲学方法论》，其后转治目录学，著有《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等。此后，五四运动的新浪潮促使他在思想意识和治学方向上再次思考和重新抉择。
　　十九世纪末叶，一些外国旅行者在新疆沙漠中发现了古代遗址和一些古文字文书，从而引起国外学术界的注意。随之所谓探险家、考察者、学者穿梭般地活动在我国新疆、内蒙、甘肃一带，随着他们的足迹所至，大量珍贵的古籍、艺术品、简牍、文书等流散国外。这时，觉醒了的中国学者认识到我们失去的地下珍藏的学术价值，相继进行研究，黄文弼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是北大考古学会最早的会员，曾协助沈兼士教授开办了古物陈列室。
　　1927年，曾数次出入我国西部边疆考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博士又来到我国，准备率领一个由欧洲人组成的所谓远征队再次到新疆考察，腐朽的北洋政府无条件地允其所请。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乃由北大国学研究所、清华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等十多个单位联合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抗议政府无条件的批准，同时派刘复（半农）与赫定交涉。双方经过反复谈判商定：由中瑞双方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外各派一名团长，中国派学者参加，赫定筹集经费，全部采集品归中国所有。这次抗争的胜利激动了许多人的心，刘半农以自豪的语言说：“不平等条件翻过来了。”当时的《大公报》也说：“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在组团时黄文弼自告奋勇，成为我国派出的五学者之一，另外四名学者除中方团长徐炳昶（北大教务长）外，还有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另有更年轻的四名学生及一名照像员。
　　当时在我国学术界结合龟甲简牍文书等新材料研究学术，已是一件了不起的新鲜事，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批人开其先河，作出了辉煌的成绩。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法，使从书本到书本的考据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在当时有志于走出书斋涉险犯难去亲身考察的还为数寥寥，黄文弼等人此行可谓开风气之先。
　　西北科学考察团是综合性的多学科考察，黄文弼主要从事考古也兼及民俗学和民族学的考察，这些学科在当时都处在萌芽状态。1927年5月考察团从北京出发，踏上了蒙古、新疆戈壁沙漠的征程。他们考察时间长短不一，黄文弼于1930年9月回到北平，历时三年又四个月，这是他的第一次蒙新考察。
　　黄文弼是具有顽强工作精神的人，他白天骑着骆驼，有时是拉着骆驼行进在戈壁上，晚上查考资料，写考察记录，作研究工作（他带有六箱参考书）直到深夜。连年旅行的帐棚生活，几乎使他不习惯于定居了，即便有短短的休息时间，他也会骑着马驰驱在荒野上寻觅古遗址。原先外国人预料我国学者走出当时铁路终点的包头不远就会返回，然而他们不仅穿过了内蒙戈壁进入新疆；而且登天山之颠，深入罗布泊，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们这种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以及所取得的大量考察成果，改变了外国人的看法，也得到了友谊和赞誉。
　　黄文弼这次考察的前十个月是随大队前进的，没有太多机会进行独立考察活动，但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收获。在蒙古地带发现了广泛的石器分布区以及大规模的石器制作场，采集了大量石器。在贝勒庙北之老弄苏木发现了马扎罕之子八都帖木儿至大元年（1308）的碑记，碑文说明了建立王府的经过和所管辖的地区，对蒙古史的研究很有意义。在黑柳图汉兵营遗址发现了不少汉代遗物。在额济纳天仓古堡中首先发现了汉简，为数虽不多，但为以后大量发掘提供了线索，其后，同团的贝格满在附近与靳世贵一起采掘到上万枚木简，成为震动世界学坛的大事。黄文弼在沿途还找到断断续续的秦汉长城遗址，并考察了汉代闻名的居延泽。
　　斯文赫定对黄文弼这一段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长征记》中介绍了黄文弼的工作，又说：“现在不只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我愿知道的一切，我说中国团员对于我的考察事业增加无上的价值，现在大家该了解我了吧！”
　　考察团到达乌鲁木齐后，从1928年4月起，分为小队独立进行考察。黄文弼带了一个考古小分队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地区广泛进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他的许多重要发现是在这些地区取得的。
　　黄文弼在吐鲁番重点发掘了交河城雅尔崖的古墓葬区，收获很丰富，他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结集为《高昌专（砖）集》、《高昌陶集》和《吐鲁番考古记》三部书。
　　交河城是一个有民族特色的古城遗址，汉代为车师王前庭所在地，其后属高昌郡和高昌王朝统治。黄文弼对其历史背景有着充分的了解，为了揭示整个地区地下文明面貌，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顺序的发掘，出土了完整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由于发掘的地域划分明确，内部层次清楚，编号记录严密，因而得以判明了沟北区和沟西区包含了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内涵的文化。沟北区应在汉通西域以前，从出土陶器特点，可以看到既受依兰文化的影响，也受汉文化的影响。沟西区据所出墓志的年代多为公元六至七世纪，同出陶器或其他随葬品的年代也就比较确切，其形制特点主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黄文弼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陶器的研究，确立了新疆陶器的断代标准，这就考古学的意义来说是很重大的。黄文弼是集考古发掘与研究于一身的人，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即公元前二世纪至前五世纪为东西文化向新疆的第一期推进，西方文化主要通过西北荒漠进入新疆，中原文化对新疆也有影响；公元前一世纪至三世纪为东西文化的第二期推进，汉文化由于汉通西域而大量涌入新疆，西方文化由波斯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南部。由此，他以自己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新疆文化完全来自西方的论调。
　　他在吐鲁番所发掘的墓表对高昌史研究贡献尤大。麴氏高昌王朝在吐鲁番建国长达140年，其统治者是汉人，被统治者则是各族人，由于居于东西文化交汇的丝绸之道上，因而其历史是值得重视的。在中国史书中虽有记载，但很简略，连统治者的世系、年号、王朝的官制都弄不太清楚。黄文弼据所得墓表及其它材料理出了麴氏王朝的世系，年代和官制，使高昌史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他在吐鲁番还采集了大量的内容极其丰富的资料。黄文弼对上述资料都作了研究，加以解说，连同他在吐鲁番的全面考察经过，编写成了《吐鲁番考古记》一书，连同《高昌专集》、《高昌陶集》共同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吐鲁番考古系列报告，成为中外学者经常引用的学术成果。
　　大家知道罗布泊地区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著名的雅丹地貌和黑风常常给旅行者带来巨大灾难，在这一地区去考察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许多重要的发现也是在这一地区得到的，如斯文赫定所发现的楼兰遗址，斯坦因所得大量佉卢文书，大谷探险队所得李柏文书等都著称于世。黄文弼在罗布泊也有新的重要发现，他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他命名为土垠遗址，据后来研究证明，这里是著录于《汉书·西域传》的著名汉代军输转运要地“居卢仓”。遗址中出土了七十余枚汉简。过去外国考察团在这一地区也得到过汉文简牍文书，但均为魏晋时物，黄文弼所得上起黄龙元年（前49年），下迄元延年间（前9—12），时间要早得多，上距汉在西域设都护的神爵二年（前60年）仅仅十一年。因此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最早一批汉文简牍，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木简内容可以看出汉朝在西域所设的职官，所行的驿传制度，屯戍仓储制度，往来交通情况，给养、器物以及古籍片断等，他对此都作了考释。这些对了解丝绸之路十分重要，正是当时这些制度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和行旅方便。
　　他在罗布泊所得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和汉通西域后的文化遗存对研究楼兰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有重大价值。从民族学的角度说，对楼兰民族的土著性质得到了论证资料。这与有的学者仅从佉卢文的发现，而断言楼兰是印度人的殖民地的观点是对立的。黄文弼结合地理考察和考古发现及古籍记载，阐述了楼兰的历史，汉晋以来与西域关系的变化，西域交通路线的改变对绿洲古国的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许多外国考察者所难以办到的。
　　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周围的考察，从1928年4月开始至1929年10月结束。在此期间，除东南一隅外，他走遍了盆地南北。他所调查的遗址达百处以上，主要注意力放在古城遗址和佛教遗址的调查和重点发掘上。如著名的龟兹、于阗、焉耆、尉犁、危须等都城他都进行了重点探查，并根据古籍记载，结合遗址的形势，研究了这些古城的今地所在。
　　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前，佛教在新疆的兴盛从三世纪到九世纪，达七个世纪之久，是研究印度文化艺术，中亚文化艺术和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结合点。黄文弼对塔里木盆地的重要佛窟都进行了考察，发掘出许多毁弃了的佛像、佛头、护法神像、童子像、武士像、魔鬼像、供养人像、怪兽像等多种泥塑真品及陶范，还有一些壁画的残片以及木雕人像、彩绘器物等。这些遗物展示了印度、中亚和中国艺术的结合，是研究东西方艺术史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佛洞中的洞壁刻辞，显示了佛洞住持和过往僧人活动的遗迹，可以窥见当时佛教活跃的情况。在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精美的织品，唐代汉文及西域文字的写本及稍后的印本，还有大量钱币，包括汉唐古钱，宋元古钱，龟兹小铜钱，中亚钱币，以及汉文和佉卢文的两体铜钱等。这些奇特的采集品都显示出丝绸之道上所传播的绚丽多采的文化和活跃的经济交流。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黄文弼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壮举。他打算作这一次冒险的旅行，并不是为了猎奇或成英雄而被载入史册，而是有他学术上的追求。据《汉书·西域传》及《水经注》记载，在塔里木盆地南部，与沿盆地北沿由西向东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相平行的有一条南河，可是这一条南河现在却不存在了。他为了探寻这条南河的存在和沙漠的变迁以及沙漠中的古迹，决计作一次巨大的冒险。他排除重重阻碍，由盆地北沿的沙雅用一个月另六天穿过荒寂的大沙漠到达盆地的南沿。他这一次的探险收获，对于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变迁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后经过三十余年的思考和研究，终于认定南河确实存在过。他指出，这条河源于蒲犁，经皮山、于田、扞弥、精绝、且末、鄯善与车尔成河汇合东流入牢兰海（罗布泊）。他认为南河在汉晋间（公元一至四世纪）尚未断流，推测其断流和改道的过程发生在五至八世纪间。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斯坦因所发现的尼雅遗址及其他一些遗址的淹没于沙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答。丝绸之道南道的改线，新疆南部古代文明的兴衰都将得到新的解释，而对于目前塔里木盆地的开发也具有现实意义。
　　黄文弼这次考察的收获是巨大的，仅在新疆获采集品八十余箱，他于1930年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考古学界由于黄文弼的成功而得到鼓舞，北大为他举行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称：“黄先生此行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沈兼士教授指出：“我国的科学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材、经济及环境均有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七年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及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就。”
　　回到北平后，黄文弼一面仍在北大国学研究所从事采集品的整理，一面担任女师大等校教授。当他在研究中，发现自己的工作尚不够充分，新的思考需要更多的材料所证实时，决计再赴新疆。1933年9月，他以教育部考察新疆文化教育专员的身份，开始了第二次新疆之行，1934年返回南京。在蒙古旅行时再次考察了古长城，并找到了一段辽金时的长城，再度到额济纳河畔，考察了居延塞，找到了汉代边防设施土垒八十余座，以及古城址两座和汉代古道，认定此城即古居延城。到达新疆后正值马仲英和盛世才之间展开战争，处处受阻，原定计划不得实现，乃转道赴罗布泊考察。在土垠烽火台遗址的南北两端发现了驻兵的营房，又得到了几枚汉简，有一简指示了大路旁有一古仓库，据此往北约五里发现古路一条，沿道两旁拾得五铢钱、铜矢镞等八百余枚。证明此古道即汉代丝绸之道的中道。此仓即汉代著名之居卢貲仓。他又在丝道西行的道旁发现古村落遗址，以及渠道、堤防等遗址，这些都是汉在西域屯戍制度的第一手材料。此次罗布泊的再次考察，使他丰富了对罗布泊地区的认识，他综合两次考察写出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内容丰富，论证精详，于1948年初版，1968年日本京都影印再版。
　　黄文弼的第三次新疆考察，是在抗战期间的1943年至1944年。当时他任西北大学教授和历史、边政两系系主任，受学校之命前往甘、新考察。在抗战的条件下已不可能开展耗费巨大的发掘工作，而以调查为主，与第一、二次考察路线不同，此次系循河西走廊西行，在敦煌莫高窟进行了调查，然后进入新疆。前两次考察重点在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此次调查重点偏于北疆，但同时在南疆也作了重点考察。他这次的大面积考察，主要是增加他对没有去过地域的了解和观察工作过地区的变化。他的注意点并不完全在考古方面，而对教育情况、民族状况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因为这些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此次的考察报告没有公开发表。
　　1957年至1958年的第四次新疆之行，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考察。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率领考古所的一支考古队到达新疆，并应自治区的要求接受五名维族青年参加他所领导的工作。这时他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过去艰苦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但新的征途的巨大吸引力，使他不顾病弱的身体毅然前往。他先后调查了五个专区，两个自治州，二十四个县，两个市，访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一百二十余处。考察了过去没有去过的塔里木盆地东南隅，探查了婼羌古城遗址和米兰古城遗址。在伊犁地区调查了古代游牧民族所留下的土墩、石雕人像、岩画等过去少为人注意的文化遗存，此次还发掘了龟兹国古城遗址，试掘了哈密、焉耆的一些遗址，都有不少新的发现。这次的考查成果编成了《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一书。
　　黄文弼的四次新疆考察行程数万公里，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处，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处。对所有遗址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录，有些重点遗址如龟兹、于田、焉耆等古国今地的问题，经过他的考察和研究指明了今地所在。在他的专著中所考证的遗址数目是极多的，这就给新疆今后考古留下一份比较完整的有价值的遗产。
　　黄文弼所走的是一条涉险犯难的艰辛治学道路，他靠自己的艰苦实践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他靠潜心研究写出有学术价值的报告、专著和文章，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外学术界的公正人士对他的成就和精神满怀崇敬和赞誉。
　　正当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还在奋力笔耕贡献最后的光与热的时候，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他身心俱损，1966年12月18日凌晨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十年浩劫过去后，人的尊严开始恢复，黄文弼得到了平反昭雪。他留下的未完工作又重新开始，考古所为他整理了最后一次的新疆考古报告，我为他整理的《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均已先后出版。还有一些遗稿有待整理。他以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相结合，以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相结合所形成的一条独特治学道路，对年轻人来说，似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他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第一手资料，他所提出的许多课题目前还有待展开，有志者也可从中获得一些东西。 
①　前田耕作《黄文弼与丝绸之路的考察》，黄正建译，载于《文物天地》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