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的奠基人——潘菽先生
潘菽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是九三学社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和组织特色的形成作出了特别贡献。
潘菽先生的儿子潘宁堡回忆：“1919年5月4日，我父亲身为北京大学文科二年级学生，对祸迫眉睫的青岛问题义愤所激，手执‘还我青岛’的小旗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火烧前赵家楼胡同2号曹汝霖私宅11间，成为32名被捕者之一。五四运动这一洗礼使父亲对早已于1915年提出来后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之于中国有了初步认识。”
1921～1927年在美国留学的6年间，美中两国的对比使他更进一步明确了“民主与科学”是引领中国走向独立繁荣的两面旗帜，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潘菽所在的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其兄潘梓年任社长的新华日报社也西迁重庆。通过潘梓年，潘菽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并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后演变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之后成为由潘菽命名的“九三座谈会”，最后成为“九三学社”。还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乃至“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倡议在联合国设立科学组织或扩大原有的文教组织，最终有了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本着参加五四运动所承袭下来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信念。
潘宁堡回忆，在“文化大革命”的混沌日子里，父亲成了革命对象——反动学术权威。但他置各种形式的批斗于不顾，出于对心理学的执着之爱和矢志不渝，在牛棚里、在艰险的形势和困苦的条件下，以用大纸写交代、写检查为名，在小纸片上写下了62万字的科学巨著《心理学简札》，竭尽所能地为科学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在与父亲同住北京饭店时，潘宁堡听到父亲对周恩来说，九三学社打算解散，理由是“民主与科学”共产党可以做得更好，不需要九三学社了。几天后周恩来对他父亲说，九三学社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并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984年，纪念五四运动65周年时，潘宁堡问他的父亲，“民主与科学”如何可以在共产党执政之下由九三学社来发挥作用？潘菽说：“这个问题我是逐步认识明确的。”在大跃进的那个年代，目标不符实际，手段必然离谱，那个年代背离“民主与科学”是必然的。党的十二大不仅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加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多党合作的写照；同年全国政协提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九三学社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中国心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早在1917年，在蔡元培先生的领导下，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距今已经有90周年；1921年，中国心理学会的前身，中华心理学会成立，至今已经86年；1929年，心理学所在原中央研究院成立，也已经78年。可以说，中国心理学当年的起步并不太晚，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与追求。潘菽先生就是那些先驱中的一员。
但是，中国的心理学经过了非常曲折的发展道路。潘菽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发挥着领军人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1956年，在中国心理学面临巨大困难和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他毅然提出并率领在南方的众多心理学家北上北京，促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恢复，并担任了第一任所长，虽历经磨难，但终于坚持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从历史的材料中我们看到，当时能够这样行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我的心目中，潘菽先生是一位勇敢的人。正是这种勇敢精神使得他每在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和心理学发展的关键时刻，都挺身站在最前列。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潘菽先生就通过中国心理学会促使了心理学在全国的普遍复苏。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不能没有潘菽先生这样的勇者。”张侃说。
徐联仓曾回忆道，“文革”期间，心理学受到极大的破坏。中科院心理所原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受迫害身亡，潘老也受到种种不应有的批判。1969年10月，心理所大部分同志被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1970年7月14日，心理所被正式宣布撤销。直到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心理所、心理学才再获新生。
1977年6月，国务院批示：“恢复心理研究所是很必要的”，潘菽恢复所长职务，由徐联仓任副所长。在这一重要时机，潘菽及时提出迅速改善心理学困境、赶上心理学发展步伐的方法，于1977年8月在北京平谷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学年规划座谈会，有全国各地23位代表参加，是多年来心理学家首次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把心理学搞上去的战略性大会。1977年11月，又在心理所由潘老主持召开了中国心理学会在京常务理事的扩大会，讨论总会恢复工作和各地分会的活动。接着，在1978、1979两年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及学术年会，起到团结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的重大作用。在此期间，还与国际心理学界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派人去澳大利亚参加心理学会议，并于1979年加入国际心理学联合会，成为国际心联第44个会员。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李志军说，潘菽先生是我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他在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及其组织领导岗位上工作了60余年，为我国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潘菽先生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他的代表作《心理学简札》被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重大尝试，是促使我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
为心理学教材建设和学术积累服务
李志军曾在座谈会上说，潘菽先生曾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理论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史等十余门主要的心理学课程。他讲课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照本宣科，总是自编讲义。他所写的讲义和其他著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志光就是当年和潘菽一同编写建国后第一本《教育心理学》的编者之一。他也在曾座谈会上回忆，编书过程中，潘老的学识、品格风范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78年，在中国心理学会与教育部高教司的支持下，在潘菽的领导下，由11所高校17位教授、专家参加的《教育心理学》编写组在北师大召开成立大会。那时十年浩劫结束不久，“文革”造成的封闭状态正待打破。潘菽在致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不仅指出该书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还鲜明提出要适当增加国外的有用材料，洋为中用，并力求结合我国教育实际，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服务。他还提出，编写过程中应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协作，共同来完成这一使命。以后，在编写过程中，他亲自听汇报、亲自审阅稿件、及时具体指导，付出了大量心血。出书后潘菽说：“它是集体协作的产物。”把这一成果归功于编写者与全国院校教师。“实际上，如果没有他的领导和指导，这本教材是难以完成的。由于指导思想的明确前瞻、内容扎实，这本书至今仍是国内教育领域的重点教材。”章志光说。
在编写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争论，特别是体例问题。有人提出教育心理学的对象是“在教育条件下学生接受知识，形成才能、品德和个性的心理过程及其规律”，因此应按此逻辑考虑体系。潘菽听后欣然同意，将讨论稿的德、智、劳、体、美体例修正为“学习动机、知识学习、技能形成、品德形成、体育与心身健康、学科心理、个性差异与因材施教等”的体例。章志光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潘老作为教育心理学著名学者，虚怀若谷、服从真理、博采众议的科学家襟怀。这对于后来者敢于发表己见、求同存异、形成自由与创新的良好风气起到了楷模的作用，在今天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李志军介绍，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教材为我国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书育人 广植桃李
潘菽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教书育人、广植桃李、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培养和提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人才。
南开大学教授乐国安是潘菽的学生。他回忆：“1978年10月，我有幸成为潘菽先生的研究生，从此在潘老身边学习、工作了近8年。即使后来我调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仍不时到潘老面前求教，直至他老人家去世。”
潘菽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乐国安正式进入师门后，第一次到潘菽家，请他给自己指定学习期间的专业课程。潘菽要求乐国安除听好心理所的课，还要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实验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史3门课程。“对于我的学习，潘老不是简单地布置，而是仔细检查我学习的具体情况。撰写学位论文期间，潘老对我的具体指导越来越多。”1980年8月，乐国安试着写成了一篇题为《试论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关于人的行为原因的见解》的读书心得，交给了潘老。在不到1.5万字的文章中，潘菽不仅作了文字方面的修改，而且有32处写了具体的批改意见，计近千字，还写了一页近500字的整体意见。此后，乐国安依据潘菽的指导意见，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了6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初稿。经潘菽仔细审阅并提出多处批改后才最后定稿。“当时潘老已是83岁高龄，对一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和论文写作如此认真负责的精神，不仅当时让我觉得十分幸福，就是现在，每当我翻开自己论文的手稿，看到潘老在每篇稿子上留下的许多用红色圆珠笔写的批改意见，仍然激动不已。事情过去20多年了，我也早已担任了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但是，我反省自己指导研究生的过程，常常感到十分惭愧。潘老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而且也是我为师的榜样。”乐国安说。
时勘教授是潘菽最后一批学生中的一员。回首与潘菽相处的最后时日，他的心情无比激动。1987年春，潘菽已年逾90高龄，在与时勘第一次讨论学习计划时，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3套《心理学简札》分送给3个博士生，老先生面对这些在年龄和资历上晚几辈的学生，都公公正正地写上“惠存，指正”4个大字。
时勘回忆，潘菽给他们上第一堂课时，虽然年事已高、说话的速度较慢，但思维清晰、逻辑性强。“现在，当我翻阅他当年讲课的笔记时发现，很多记录较详细的段落，几乎就是不需过多修饰的文章，可见他事先作了多么充分的准备!”潘老要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黄金时代。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心理学者学有所长，但报国无门，不是战乱，就是多年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不止一两代心理学者。中国太缺乏对心理学的宣传了。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心理学是干什么的……我们太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作者了。你们作为心理学的研究生，不仅要有心理学者的责任感，还要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心理学者的责任感!”这些话语至今还在震撼着时勘的心。
潘菽六七十年的心理学研究历程，正像他自己所说：“并不是现成的康庄大道，而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晚年，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心理学历程》的回顾中，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6个阶段，即十年定志，十年彷徨、十年探路、十年依傍、十年自强、十年播扬。潘菽是与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奋斗精神也堪称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劈波前进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