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黄侃传道与治学
说到黄侃，人们多半会想到他的趣闻轶事，会想到他作为一个19世纪80后，在大师林立的清末民初几乎目空一切的言行：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色，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他指责过梁启超、王国维，反诘过陈独秀，骂过胡适，得罪过吴承仕、马寅初……虽然其中不无戏谑，但可圈可点，多有深意。
人们知道他是国学大师、大学问家，但对其学问多半语焉不详，对其人生意义置若罔闻，而多半津津乐道于他的“故事”——人们把他的存在当做谈资了。从当时到现在，了解他二三事的人仍只是把他当做“疯子”一类的天才型学人而一笑置之。
事实上，这个年轻的19世纪80后有着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个性，也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心智、勇气和勤奋。
1886年，黄侃生于成都，父亲黄云鹄系清朝官员、学者，有“黄青天”之誉，跟张之洞等人友善。黄侃3岁时即开始背诵唐诗宋词，跟着江叔海先生学《论语》，4岁时跟着父亲返回原籍湖北蕲春，7岁时作诗：“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
1896年，10岁的黄侃随父到武昌，读经而外，纵览诸子、史传，能为诗文。第二年，父亲去世。1902年，16岁的黄侃入武昌湖北文华普通学堂，与宋教仁、董必武等人同学。
学习期间，黄侃常与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1905年，19岁的黄侃因宣传排满思想而遭学校开除，用现在的话说，他在校园或网上发表了或左或右的“愤青”言论；但其后得张之洞帮助留学日本。
1907年，21岁的黄侃用笔名写作《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编之《民报》。他在日本遇到章太炎并拜章为师，两人相互选择，一拍即合，因缘际会，成就了师生佳话。
在章太炎的众多弟子，如鲁迅周作人兄弟、钱玄同先生、吴承仕先生中，黄侃是最为杰出的，因为只有他在才气、性情、学问、识见等方面跟老师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1908年，黄侃从日本返回国内照顾病重的母亲，半年后，生母去世，黄大恸，乃至吐血。他还利用远离官府的环境，向乡民揭批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镇压民众的各种罪行，宣传革命道理。
这期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黄侃等人数次反抗，因人告密，清政府准备抓捕黄侃。得到消息的黄侃逃亡，辗转到日本。形骸放浪而事母至孝的他请好友苏曼殊绘图一幅，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
1910年秋，24岁的“海归”黄侃归国，他筹设孝义会，给民众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组织反清活动。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
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江汉震动，革命士气为之大振。有人因此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武昌起义的序曲。
革命功成，黄侃不谋官谋利，而是退居上海，主办《民声日报》。
1914年，28岁的黄侃在中国典籍上开始用心，自铸伟辞。他综合前说，定古声19类、古韵28部之目，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年轻人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
这个28岁的青年、革命家、狂人、大学问家，从此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他的教研生活是严谨的，又是狂妄的，是济世的，又是救心的。直到49岁去世，20年的努力，“桃李满天下”，为中国学术的传承尽了一份天才的力量。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学术氛围里，传统守旧的派别在新学的进攻下溃不成军，更不用说完成现代转化；而新学则宣传多，实绩少。而新、旧各派中的学者，资历、名望或可大过黄侃，圈子或也大过黄侃，甚至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也“咸与维新”，但他们的问题不仅在于黄侃所批评的那样，而且他们各人也没能教化、培养出多少优异的弟子。
新学的引进者们如胡适等人只是开其风气，少有夯实一个学科领域，并为中国学术开宗立派、立言立法；即使一些学术大跃进式的表现，但多半昙花一现，时过境迁。在这方面，黄侃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革命家黄侃有着现代中国人少有的学术自觉，这一点大概只有陈寅恪可与之相比。
他在日记中多次嘲笑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如1922年的日记记梁启超演讲：“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1926年的日记记朋友对王国维“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并感慨：“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
黄的学术见解也在很大程度上跟陈寅恪等人合拍。如他说：“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籍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耳”、“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因此，他虽然没有陈寅恪等人的现当代名声，但他的工作成绩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刘赜、黄焯、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坐标，而他们都出于黄侃门下。
“黄门”或说被学术界称道的“黄门侍郎”，其意义至今少有人挖掘、研究。黄侃的成就甚至让章太炎或所谓的“章黄学”遮蔽了，虽然他和老师章太炎确实都是“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被忽视的岂止黄侃的学术体系成就，而且他的人格成就也被人们看轻了。人们多关注他的怪诞、趣闻、风流，很少关注他特立独行的意义。他当然有所短，有不足，如对前贤、朋友、学生苛责，让不少人颜面尽失。他对情欲也是放任的，据说他有过9次婚姻，让多位女性受苦。
以至于周作人提起这位大师兄就摇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则公开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对于前者，“黄门侍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们可以延续黄侃的学术生命；对于后者，黄侃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则也早就意识到并谆谆告诫世人，太炎先生晚年还为弟子辩护：“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
这自然涉及到黄侃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何敢特立而独行？因为他是革命家，是中国文化的天然捍卫者、守望者、发现者和开新者。他超越了新和旧，超越了书斋和社会。
所以黄侃是神圣的、严谨的，他不轻易著述，太炎先生都因此为他着急，批评他的不写书是“不仁”之举。但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他曾鼓励殷孟伦，30岁以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他认为唐以前留下的书不多，并且都是非读不可的。
黄侃自己对这些书则不只是读完，用他自己的话说：“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已十过，《汉书》亦已三过……《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黄侃的读书、治学精神今人难以企及，甚至被称为“读书种子”的陈寅恪在他面前亦未必有胜场。陈寅恪37岁前几乎一直在欧美游学，而黄侃34岁任北大教授时，拜年岁相近、“四代传经”的刘师培为师，研究经学，他们都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学问。这样的事今天几乎绝迹了。
陈寅恪是广博的，黄侃则是精深的。以1929年黄侃43岁时的日记为例，如农历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四日，读讫《大戴礼记》；七月四日至九日读讫《尚书大传》；九日接着读《韩诗外传》，至十七日读讫；十八日至廿三日读讫《春秋繁露》；廿三日接着读《白虎通疏证》，至八月十二日读讫；十二日接着读《通纬》，用《古微书》、武英殿本《易纬》八种、《学津讨原》本《尚书大传》和玉函山房辑纬书对看，至月末读讫；九月初一至十三日读讫《国语》；十四日至十月十一日读讫《山海经》……到该年十二月，又读讫《穆天子传》、《汲冢周书》、《战国策》、《司马法》、《古籀拾遗》……这还不包括其他杂书。
跟陈寅恪一样，黄侃的读书是迫切的、玩命的。陈寅恪读得眼睛失明，黄侃的日记中出现较多的字句则有：“今日读诵甚少，可恨。”“读经已恨二毛衰”……所以他跟陈寅恪一样有底气，对中国文化本位有足够的信心；而跟陈寅恪的绅士风度、柔中有刚不同，他是直截了当的刚强、张狂，他有着当仁不让的精神。
因此，黄侃敢于批评老师章太炎的朋友陈独秀：“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对章太炎先生的经学，他也会批评一声“粗”！另一位老师刘师培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刘师培曾经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向来遵师重道的黄侃即起立：“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的狂是出了名的。年轻的黄侃曾去拜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德高望重，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的回答是：“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置之不理，马寅初问他，他回答：“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的故事太多了。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他坚守典籍，尤重《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被人称为“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何以敢如此特立而独行？因为他是自觉的革命家。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他在一生最后一首诗中说：“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茱囊未足豪。”他不做自了汉，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
遗憾的是，或者说可笑的是，世人多把他看成旧文人的典范，说他只是一种“狂狷符号”而已；甚至他的弟子都不知道他是跟黄兴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
只有从现代中国的革命转型中才能理解黄的至孝和他的温情。他的生母去世时的反应给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922年夏，他父亲的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黄侃是大学者，但他的性情即使纯粹的才人也难望其项背。黄侃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以至于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的生活确实就是文学。他说过：“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
黄侃在自己的宅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黄侃在现代中国学术上的状态有如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泡利，黄侃之于章太炎，一如泡利之于爱因斯坦，在当仁不让中继承、发扬。二人都是天才，棱角分明，对前辈、时贤有褒有贬，二人都为当时后世留下了不少的笑料、谈资。
不同的是，泡利在当时是被大家承认的，而黄侃的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泡利是专业的、理性的狂妄，黄侃则是社会的、性情的狂放。泡利永远不会写出黄侃那样不朽的情诗：“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这个性情中的革命家或学问家因此注定不会德高望重，而是夭折，让泡利的“上帝”早早地收走了。
黄侃是好酒之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黄侃与酒有不解之缘，却不以饮者留名。1935年10月5日，他与友人登高，持蟹赏菊。一时兴起，饮酒过量，回到家中吐血半盂。两日后不治而亡。太炎先生说：“断送一生唯有酒。”
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黄侃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5册。弟子程千帆先生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黄侃去世后，他的弟子潘重规才醒悟老师为何玩命一样地投入学问而再不提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陆宗达曾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
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
第三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得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点上。” 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翻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陆宗达
黄侃说：“标点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于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再翻这书了。”黄侃将书扔进书堆里，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说：“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这个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
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二十四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
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黄侃并且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黄侃更是以身作则，五十岁前不著书。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
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
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8226;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黄侃曾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
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可见黄侃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书痴”。
黄侃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慎于著述。其师章太炎曾告诫他说：“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送他一副寿联：
“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思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五十岁就读了许多书，下联典出于“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 ”，意思是希望黄写出绝妙的著作。
不料，黄侃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其中含有“绝”、“命”二字，心中不快，以为不祥之兆。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而死，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章太炎因联语成谶语，悔痛不已。
黄侃语录
◎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
◎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
◎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力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藉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耳。又云，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凡专门之学，不可于其间有所去取，因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曲礼》“疑事毋质，直而勿有”八字，足为治学之道。
◎荀子谓“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为学须牢记此语。
◎学术分类，非一成不变。凡分类者，无非便于演说耳。
◎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
◎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端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残守阙，以报先民，不愆矩矱，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
◎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讲古书须展转屈曲，以迁就其说。
◎今言保国，第一当全匡廓。今言治学，第一当保全本来。
◎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尽境。
◎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有三条件。一曰言实不言名；一曰言有不言无；一曰言生不言死。故各家皆务为治，而无空言之学。
◎今日自救救人之法，曰刻苦为人，殷勤传学。
◎学问文章，以高明广大为贵。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扬子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矣，寡见则无卓矣。
◎治学贵能记诵。《西京杂记》云“读千赋乃能为赋”，此可知其要矣。
◎学问之事，有传学，有行学。欲行其学者，未有不皇皇如也。
◎学者可贫而不可贱。白刃当前，不救流矢，学问亦然。
◎学问以积累为先，文学以顿悟为贵。故文学能早成，学问则早成者少，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
◎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惠栋《九经古谊》及《九曜斋笔记》可以教人不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恪守师承，力求闻见。）一曰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偶与之同，实由心得，非窃。习所闻见，忘其所自，非窃。众所称引，不为偷袭，非窃。结论虽同，推证各异，非窃。）
◎治国学当力戒二弊：一曰不讲条理，一曰忽略细微。讲条理而不讲细微，如五石之瓠。讲细微而不讲条理，如入海量沙。
◎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査其材料。
◎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
◎《左传》臧武仲云：“季孙之爱我，美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学问亦然。
◎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
◎常人治学有二病，一曰急，二曰懒，所以无成。
◎世人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当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
◎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以自立。
◎凡引古择，或从本义引之，或以己意引之，前者名曰推原本义，后者名曰断章取义。如孟子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后者之类。
◎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次之，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
◎看清一部难懂之书，可以读多数难懂之书。
◎古人之议论其言简，今人之议论其言繁。唐以前人之一二语，唐以后人可敷衍而为千百言。读周秦诸子等书，均可作如是观。
◎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弊，知今而不知古。
◎阎若璩《潜邱劄记》、惠栋《九经古谊》、《松崖笔记》、《九曜斋笔记》，可见大师入手为学，不嫌鄙陋，学者可依以为师。
◎王安石云：“莫将有限胜无穷。”惟作学问，却应将有限胜无穷。
◎治学须看原书，不可误听人言。
◎治中国学问，应置身五口通商之前。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
◎“作”与“述”不同。作有三义，一曰发现谓之作，二曰发明谓之作，三曰改良谓之作。一语不增谓之述。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考据之学有三要：一曰不可臆说，二曰不用单文，三曰不可迂折。欲为考据之学，必先能为辨论之文。
◎集解之学行，则无真正之学（经学之道亡）。科学之法行，则无自然之文。
◎乾嘉学风谨严缜密，苦人甚矣。故至道咸以后，风气即变。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死而不亡赛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
◎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黄以周语）。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
◎生知谓道德，非谓学问。
◎教化者，教人且化人也。故道德须立于感情之基础上。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天下事不外名实二种。名所以指实，而名非实，惟实至者名自归矣。
◎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骨子。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
◎点书。朱子谓凡人点书，第一步用十分功，第二步即可用得七八分功，第三步即可用得四五分功。此经验之谈。
◎翻书。不有根柢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柢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媕陋之讥。翻书有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编书。如能编书，久之自能得其条理。予尝教人编唐以前论文语撰录，如得编成，亦可示后。
◎辑书。辑书始于宋儒，如师旷《禽经》，所谓亡书还原。清代辑书始于章宗源，读己辑书，一方可为整理，一方可为补遗。近日敦煌所出书与日本所印为吾国失传之书，皆可补遗。如《全唐文》一千卷，不为不多，而陆心源《补遗》至七十卷。
◎解书。有全解者，有零碎解之者。解释一部书者，为一书之注。零碎解者可为笔记。湖海楼丛书中周婴（明人）《巵林》即为零碎解释，文辞甚美。
◎著书。此事不可望之常人。颜之推有言，但能学问，自足为人，必乏天才，毋强操笔。
◎目录之学，一撮旨意，二定是非，三辨真伪，四考存亡。伪书有全伪者，有半伪者。惟真伪一事，是非又一事。伪而非，如《忠经》（唐人伪托马融撰）、《天禄阁外史》（明人伪托黄宪撰）之类是也。有众所共知为伪而不可废者，如《古文尚书》、《列子》《孔丛子》、《家语》之类是也。今连言目录，录犹今言说明书，若单指书目，则不可言目录。
◎伪书有三类：一、述前古之言，而文字多由后作。此类书如以作言则为伪，如知其为述，则非伪。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山海经》之类。二、因旧题而作书，又多采古书以掩其迹。如张霸百两篇《书》、梅赜所上《古文尚书》是。三、因旧名而造书，如《列子》、《文子》、《晏子春秋》之类，采取淹洽周至，文气亦似古人，至难辨别。刘炫在隋世造伪书以图受赏，自此以后，造伪者纷起，而以明人为最多。道教经典，大抵成于夏贺良、于吉、张陵、葛玄、陆修静、陶弘景、丘光庭、宋齐丘诸人。
◎清代为校勘之学者，则化整为散。为辑佚之学者，则收散为整。
【论治经】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继须兼通众家之说，而无所是非。所谓博者，就内而言，淹洽融通之谓。就外而言，旁征博览之谓。若所谓明大义者，乃明其大体，非谓抽取一二条而能讲明之，大义与要义固不同也。
◎学问贵能深思，得其条贯。果能如此，虽笃守一经，亦能自立。至于见闻广博，而又条理秩然，此尤为可贵者也。
◎治经贵由传注入门，而终能抛弃传注。
◎或谓读经须先看《说文》，此语不然。十三经中字在《说文》外者几四千馀，而《说文》之字在群经外者，亦有数千，如丨ノㄟ三字在经史子中皆未曾见之。
◎训诂、文词、典制、事实、大义等不可妄为轻重，此经学之大要也。
◎今日说经，要由六朝唐人之学以窥汉人之学。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
◎今古文之争，在简牍口说皆各有所长，亦如佛教大乘小乘之争，其不反乎释伽牟尼则一也。
◎古文可分书本与师说二端。书本有前出后出之异，师说有前师后师之分，内蕴不明，易迷途径。
◎自刘歆以前，今文师已多通古文之学者，如孟喜传古文《易》是。（见《国志’虞翻传》裴注）
◎治经先读郑君书，后读许君书。郑君之学体大思精，后世如朱元晦终莫能及。许君五经异义至为严谨，其说无一字无来历。
◎治经者不择今文古文，使无伏生在前，则《古文尚书》亦不能读。刘子骏曰，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
◎郑君注经，度越千古。然亦有矛盾处，有谬误处。如《乡饮酒义》本为释《乡饮酒礼》，而郑注往往歧为二途。《论语》“予小子履”本引《汤誓》之文，郑则释为舜事。昏礼纳采用雁，郑释为飞行之雁，既与舜典二生之文不合。（飞行之雁难可生致，纵古人弋术极精，终不近情也。）又郑以仲春为昏月，仲春抑岂有飞行之雁。是则通儒之小疵，学者固难尽从也。元魏孝文笃信郑学，于“予小子履” 之训亦依郑氏，虽不失汉师传学之真，终难免袭谬之诮矣。
◎郑君引古文经，多用己所改定之字，虽称古文某作某，每非原本之旧。
◎王子雍《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虽属伪作，然其可取者有三，子雍读书甚多，取材宏富，可取一也。其注文甚美，胜于潘勖之《九锡文》、陈琳之《讨曹檄》，可取二也。子雍注书甚多，其《毛诗》、《仪礼注》颇为后儒所采，他经注若此，《尚书注》亦可如、可取三也。
◎自魏晋以来，以文辞说古书，如王嗣辅之《老》《易》、干令升之《易》，郭子玄之《庄》，乃至颜沈之说《咏怀》，刘孝标之说《连珠》，皆非正轨。浸至于引佛老以说群经，去之弥远矣。经学当以郑学为宗，清代经学皆由郑学入。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凡疏语复举经文，虽句读甚长，不可断句。
◎治经必以《经典释文》为锁钥。
◎清儒不增字解经，可以治宋明人妄说之弊，而不可以律汉人。
◎清人编修群经之疏，而《小戴记》无之，盖无以加于旧疏耳。孙诒让《周礼正义》，取旧疏者颇多，若胡培翚《仪礼疏》直可不作也。
◎《汉书·艺文志》谓六经者王教之典籍，章实斋本之，因有六经皆史之说。惟章语实有未合处。史学只经学之一部分，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经学为为人之学。
◎常州派今文家皆擅文采而傅以经义，流毒迄于今兹。荀子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常州派之所以风靡天下乎？若夫不能紬绎，文辞钝拙，亦有碍于说经。
◎清代治经之士多翻陈案，惟《仪礼》则不得不遵郑说。至刘申叔作《仪礼古谊》，则骎骎乎欲推倒郑氏矣。
◎五经应分二类，《易》、《礼》、《春秋》为一类，《诗》、《书》又为一类。《诗》、《书》用字及文法之构造，与他经不同，《易》、《礼》、《春秋》则字字有义。《诗》、《书》以训诂为先，《易》、《礼》、《春秋》以义理为要。《诗》、《书》、之训诂明，即知其义，《易》、《礼》、《春秋》之训诂明，犹未能即知其义也。
◎中国古书用字简炼，不妄下一字者，《易》、《礼》、《春秋》、《说文》、《唐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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