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栅栏 | 丹·弗莱文（Dan Flavin）| 作品、空间、观众三者的对话
《1963年5月25日的对角线（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963
黄色荧光灯，244厘米长
©️ 2018 Stephen Flavin/Artists Rights Society
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1963年，艺术家丹·弗莱文第一件纯粹使用荧光灯创作的作品《1963年5月25日的对角线（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诞生：这是一支以45度倾角放置于墙面的金色荧光灯管。除了直接采用灯管作为创作材料，作品的另一“突破”在于弗莱文视“对角线”概念为一种探索：它不仅对应了由90度直角构成的墙面以及我们日常横平竖直的空间感受，还与此前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惯用的zips形成区分。
自这件作品以来，弗莱文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他用普通的市售荧光灯管构造出了光和色彩的装置。他不局限于具体物件的创作，而是延及建筑空间的范畴，用光探讨整体环境。如迈克尔·戈文（Michael Govan）所言，“弗莱文的栅栏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今天无处不在的‘装置艺术’最早的典范之一。”
1966年9月，弗莱文标志性的“栅栏”（Barrier）系列中的第一件作品亮相，参加了举办于荷兰埃因霍温凡阿贝博物馆（Stedelijk Van Abbemuseum）的展览《艺术、光、艺术》（Kunst Licht Kunst）。
《绿色穿过绿色（致缺少绿色的皮特·蒙德里安）》，1966年。
绿色荧光灯，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Panza Collection，1991年
©️ 2018 Stephen Flavin/Artists Rights Society
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这件题为《绿色穿过绿色（致缺少绿色的皮特·蒙德里安）》的作品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两排高矮不同的绿色荧光灯管在互相交叉下形成X形。满屋的光照会让人的双眼在适应一段时间后被“冲刷”出全白的光感，并在之后慢慢泛出玫瑰色的补色。
绿色的荧光灯管其实并不是在灯管内壁涂上有颜色的涂层所致，而是特制的化学成分产生的效果，因而在整个展厅浸染于绿色的同时，灯管本身却看起来泛出白光，就像作品的“骨架”般撑起了一片戏剧化的空间。
图为弗莱文第一件栅栏作品在荷兰埃因霍温的凡阿贝博物馆参加《艺术、光、艺术》展览的现场图，1966年
©️ 2018 Stephen Flavin/Artists Rights Society
作为最早的栅栏，弗莱文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物质性并观念性地用一种事关语境的意识直面观众”。一方面，《绿色…》实现于阿凡贝博物馆中通常用以呈现俄罗斯先锋艺术家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作品《Proun Room》的展厅中；利西茨基创作于1920年代的这一“房间装置”将至上主义的美学转化到三维立体空间的维度，可以说是弗莱文在创作上一脉相承的前例。也诚如与弗莱文同时代的观念艺术家梅尔·波切内尔(Mel Bochner)所说，弗莱文的作品“表现出对各种房间之现象学的精准意识。”
另一方面，如标题所示，弗莱文用作品致敬了以红黄蓝三原色著称的画家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艺术家从美国远道而至蒙德里安的故乡荷兰，似乎想用绿色的光谱对早期现代主义绘画的传统“调色盘”进行补充拓展。
弗莱文为柯布力画廊(KornbleeGallery)所做的栅栏作品提案草图，1966年。
纸本圆珠笔，14.6×22.9厘米
©️ 2018 Stephen Flavin/Artists Rights Society
马塞尔·杜尚，《十六英里的线》，1942年
图为作品在展览《超现实主义最早的论文》中的现场图，纽约法国救济协会理事会，1942年
此外，弗莱文这件网格交叉而让观众止步驻足的“栅栏”也被视作是对杜尚创作于1942年的作品《十六英里的线》（Sixteen Miles ofString）所做的呼应。当时，杜尚在他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共同组织的展览《超现实主义最早的论文》（First Papers of Surrealism）上，用一串绳子悬挂于展厅中间，似乎要将慕名前来观赏画作的观众置于受困的陷阱。与之相比，弗莱文并没有完全地用栅栏阻隔观众，而是更强调用特定的结构体突出整体的空间感。
从某种程度来说，弗莱文对彩色市售荧光灯管的使用，就是杜尚视管装颜料为“现成品”的一种延续与更新。杜尚认为“现成品”是“绘画唯名论”（pictorial nominalism）的一种体现：产自工厂购自经销商的颜料管使得绘画成为一件受到“一系列标准颜色的逻辑限定”的事。在弗莱文的艺术实践中，他采用的均为现成颜色的荧光灯管，“是一种工业物件；一种自身的重复或者迷惑”。曾任美国国家美术馆现当代艺术策展人的杰弗里·韦斯（Jeffrey Weiss）就非常经典地将之总结为“The tube as tube”，意即灯管作为颜料管。事实上，杜尚本人颇为赞赏弗莱文的创作：1964年，弗莱文获得来自芝加哥克普利基金会(William and Norma CopleyFoundation)的奖项，当时的推荐人正是杜尚。
《无题（致索尼娅）》，1969
黄绿色荧光灯，独版
©️ 2018 Stephen Flavin/Artists Rights Society
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目前卓纳画廊于上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展出的作品《无题（致索尼娅）》创作于1969年，是献给弗莱文的第一任妻子索尼娅·塞弗迪亚(Sonja Severdija)的。两人在1959-60年间初识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当时的弗莱文作为安保和电梯操作员受雇于美术馆，他的同事中有日后同样成为“极简主义”重要艺术家的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罗伯特·雷曼（Robert Ryman）和罗伯特·曼戈尔德（Robert Mangold）等人。塞弗迪亚在纽约大学学习艺术史，她作为助理办公室经理在MoMA工作。两人在1961年结婚。塞弗迪亚协助了许多弗莱文早期作品的创作，尤其她出色的木工手艺在弗莱文最早的几个代表作系列《圣像》（icons）和《神龛》（shrines）中有所体现。
这件作品用彩色荧光灯管的矩形单元形成两排栅栏，从空间入口的墙角一直延伸到房间的另一端，让其所在的展厅沐浴于黄绿色的光线之中。它最早在1969至1970年间于MoMA的重要群展《空间》（Spaces）中展出。当时的展览由詹妮弗·利希特(Jennifer Licht)策划组织，囊括了数位“将环绕式的空间体验作为首要条件”的艺术家的作品；策展人利希特在展览图册中写道：“对丹·弗莱文来说，荧光灯管既是材料也是媒介[...]而荧光灯管对光产生投射的特殊效果使其具有了空间之无限性的含义”。
卓纳画廊于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展位现场图片
这件作品由两组独立栅栏相对构成，在整个系列中非常少见。有艺评人写道：“对有限空间的检视迫使观众去思考这些可供使用的空间，同时去思考被灯光装置占据的空间本身。作品《无题（致索尼娅）》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两个大小不同的阶梯状结构体用柔和色彩的光线依墙互对。观众的眼睛不仅被作品吸引，而且还被作品产生的空间所吸引，从而创造了一场在艺术与观众之间的对话。”
卓纳画廊将于11月15日起在香港空间展出极简主义大型群展《弗莱文、贾德、麦克拉肯、桑德贝克》（开幕酒会：11月14日，6-8点）
卓纳画廊是位处纽约、伦敦及香港的当代艺术画廊，现代理超过50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拥有过百人的专业团队。画廊自1993年创立至今，成功举办了众多具开创性的展览。卓纳画廊活跃于一级和二级艺术市场，一直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许多已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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