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河培 | 救恩历史

廿世纪神学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救恩历史”（Heilsgeschichte）。在近代西方神学思想中，使这个观念有更深意义的人，乃是瑞士的新约学者，顾鲁门博士（Dr．Oscar Cullmann）。这个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德国学者们，如哈夫曼（J.C．K．Von Hofmann)及许拉德（Adolf Schlatter），然而在廿世纪中，顾鲁门博士却是阐扬“救恩历史”的最有力的人。甚至于有一个英国学者，认为顾鲁门所发表的某一部书为“近代六大重要的神学著作中之一。”

我们将顾鲁门的神学思想放在这里来研究，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先介绍了两位近代著名的神学家，而且他们两人也都深深地影响顾鲁门的思想。顾鲁门的论点有些是受到巴特和鲍得曼的影响，有些是对他们两人之观点的反驳。从巴特的思想方面，顾鲁门的救恩历史曾借用了一种对历史的新的重视；他也因受到巴特的影响而特别重视对于新约的了解，就是我们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才真能了解圣经的意义，同时也特别看到“信仰”是神圣启示中的一个主要步骤。顾鲁门从鲍得曼那里借用了许多形式批判的解经法，以重建他自己对新约基督教历史的看法。正因他与前两人的密切关系，我们也可以将顾鲁门的思想归类“新正派”之中。

同时，顾鲁门并不愿被认为他自己完全与前两人一样地采取相同的看法。他特别指出巴特与鲍得曼曾让外侵的哲学思想“来腐化他们对新约圣经中自然的、独立的信息的了解。”顾鲁门认为，尤其鲍得曼一时冲动便将新约信息分为偶然的，或主要的两种，完全是武断的、幼稚的看法。顾鲁门说：我们必须以新约本身的信息来了解新约。

顾鲁门虽受到巴特与鲍得曼的影响，但也因为他与前两者不同，因此他的思想比其他“巴特派”的人更易于为西方保守派的神学家所接纳。他的著作比巴特与鲍得曼的著作更重视圣经的解经法，却很少受到实存主义与其他哲学假设的影响。他竭力让圣经本身的解释来判断他自己的思想。他会竭力反对形式批判中各种过份激烈的要点，也曾反驳“破除神话”的方法。他批判“破除神话”法时，特别不断地指出历史乃是了解圣经重要之点。“救恩历史”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指出神在历史中行事；这个思想的重心与保守派的神学不谋而合。这一派的另一要点，就是重视“基督论”（Christology)，这也是保守派所著重的。在顾鲁门著作中有一本很有助益的书，就是专门以解经法来研究新约中耶稣的名称。在此书中，他特别指出：“早期基督教的神学，事实上，全以基督论为中心。”

救恩历史学派几点主要的思想可以概论如下：

（一）救恩历史特别著重历史，以及神在历史中的启示。时间是神在基督里完成救恩的场所。神的启示与救赎是基于历史上的实际，并不是基于鲍得曼所说的教会所发明的神话。

（二）然而，这个重视历史为启示的工具的看法，并不因此就能说圣经一定是基督教的最后权威论据。最后权威论据乃是“神圣历史”（holy history)顾鲁门认为圣经不过是最后权威论据的记录，圣经本身却并不是实际。同一派的旧约学者赖德（GeorgeWright）会说：神所给的启示并不是在历史上所说的话。却是在历史上所行的事上表明出来。新约也可被称为神“工作启示”之行动的见证。

（三）这个救恩历史的中心要旨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世。顾鲁门认为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时间都是一场世态剧，而耶稣基督乃是这场戏剧的主要人物。新约时的犹太人认为这位弥赛亚救主的降世，乃是宣告世界的历史即将结束，历史的中心临到之后，将要来的“荣耀的世代”就要开始出现。圣经证明拿撒勒的耶稣即弥赛亚，因之，新世纪在祂里面确实已经来临了。

（四）因此，这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末世论有了一种新的看法。顾鲁门认为，末世论包括了一切救恩大功，从道成肉身开始，直到主再临时才结束。将要来的世代之福泽，已经因基督的工作与见证临到了我们，但完全的祝福，却要等到神国的权能荣耀大大地彰显出来时，才真正的得以成就在地上。教会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神救赎计划中的最后的一个局面。最后胜利的战争已经打过了。这样看来，人类一切的历史，不过是一种世态剧，而圣经的历史是一切行动的中心。不信的人虽不承认，但顾鲁门认为，我们基督徒必须以教会神圣历史为解答一切历史问题的端倪。

（五）一个救恩历史的注解者若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以演员身份来成为救恩历史中的一份于。从这一方面看来，本救恩历史派很近似巴特派的看法。假使我们在救恩历史中无份，那么历史对于我们不过是普通历史．。但我们若因信而在救恩历史中有份，这就成为我们的启示。这救恩历史派的学者虽特别重视圣经历史，但他们仍不愿承认救恩是客观地赐给我们的，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他们却不断地讲到“宗教经验或决志不过是启示的支点（fulcrum of revlation）。”

有如我们曾经指出，顾鲁门以及救恩学派所重视的，似乎在多方面很近似纯正派的神学；此外，我们如果小心地将顾鲁门的全部思想中的精要撷取出来，也可以用来增强我们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对于圣经历史的看法。他特别重视救恩为历史上的事实，而且以基督为中心，很可以用来矫正“破除神话”派的形式批判法。他对于耶稣第一次降世以及祂再来之间的关系，所看到的亮光，很可以用来矫正以前保守派的各种看法。他自己对于圣经的注释法的顿悟，也可以说于研究圣经的方法上有极大的贡献。

然而，同时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也必须注意到他在讨论救恩历史时的各种弱点。

（一）顾鲁门虽然对于鲍得曼的形式批判所获得的可疑结论并不满意，但他却又觉得这些形式批判法确能“帮助我们更接近历史上的耶稣；”他同时也承认形式批判所用的方法“证明古时的基督徒社团曾偏离了耶稣为中心的教训。”简言之，形式批判法指出圣经是早期基督教社团的产物，并不是耶稣生平与教训的可靠记录。顾鲁门自己虽曾批驳鲍得曼利用形式批判是不对的，然而他自己，终于也常将圣经与神的圣道分隔开来。例如，他说：圣经所记的创世的故事，以及主再来的故事乃是“神话”。他并不愿意完全承认启示的实际是默示于圣经上的，同时也是不能有误的真理。

（二）关于顾鲁门的启示观，我们必须注意，他乃是受到巴特的主观论极深的响。保守派的信徒认为我们必须有圣灵光照以及祂启迪之工，才能了解神的启示（林前2：14）。然而救恩历史派的人认为，人若不了解，就不能是启示。前“今日基督教”（Chrisrtianity Today）的主编，享利博士曾如此说：“他们将启示的可知性系于人的主观决志；又将启示与神圣的真理客观的教训，以及神所赐的有权威的，所默示的圣经分割开来。”

（三）如果单注重神的行事为启示的媒介，那么他们就忽视了以下各重要事实：“第一，行事是无声的，除非加上圣这（即有声的言语）的启示，才会对我们发生意义。‘救恩历史’并没有给予言论传达的交通一种合宜的地位。第一，因忽视圣道启示，也就疏忽了用言语传递给我们的真理在救恩史上所占的一席重要地位；美国费城西敏神学院的慕瑞教授（Professor John Murray）曾指出：救恩是要救完整的人（the whol man）。因之，也就包括了心思的证明。“但如果没有真理来更正我们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真理来证明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救赎怎能说是对于整个的人生都发生功效呢？”圣经在这一方面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救恩历史”却不能。

（四）顾鲁门以基督为中心来建立他的历史或侍代哲学。但因为他太注重基督的工作，所以忽视了，甚至于否认了基督在本体论方面的神性。他反覆地说：新约几乎对于基督的木体上的格位不感到任何兴趣。    同时，他也冒了使基督教完全以基督论为中心的危险，（巴特常犯此谬误）因而忽视了三位一体之神中的其他位格。我们不否认早期的神学会重视基督论（林后13：13）；然而基本上讲来，早期神学仍是以三位一体的神为中心的（参罗8：31-39；约1：18；林前15：28）。

（五）顾鲁门认为“永恒”不过是“无止的时间”。如此看来，他似乎破坏了真正永恒与时间的特殊区别。永恒或“永生”并不单是无止的生命。永生乃是这个世代过去之后，将要来到的世代中的生命（但12：2）。当那青年财主来问耶稣说：“怎样承受永生？”（可10：17）他并不是想得今生的长寿，乃是想到复活以后的生命；耶稣回答时也表明有同样含义。永生乃是神的国度中的生命（可10：23）；乃是我们在将来的世代中要承受的生命（可3：30；太25：26）。对于保罗也是如此：永恒的生命乃是整个救赎过程中至终必要获得的目标（罗6：22；罗3：7）。约翰的福音书中也采取同样的看法（约3：36；5：39；12：25）。

（六）顾鲁门又说，时间不单是限于人类及宇宙的概念。他认为神在时间的概念方面讲来也是无止境的。神的永恒被认为不过是无止的时间，从某一方面看来，我们的时间也是神的无止时间的一部份（“基督与时间”第六十二页）。这种看法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抹去了。他说：“神与我们世人一样，是受着另一个‘神’”——时间——的限制；因为时间不但将我们、也将神包围。”（请以此来比较出埃及记3：14，约8：58。）因顾鲁门不了解神的永恒性，也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不愿意在他其他的著作中为“基督的先在”（thepre-existence of christ）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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