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據甲骨文、金文所見的“虎方”“豺方”，重新討論了《巷伯》篇的相關詩句，指出“投畀”是流放行爲；“豺”“虎”與高本漢所揭示的“有北”“有昊”都是流放地點，可以用來討論西周晚期的邊界情况；“不食”“不受”則反映了流放刑中的地域間的政治關係。這爲早期中國流放刑罰的情况增加了一條新資料。關鍵詞：豺虎；巷伯；流放；西周四至；中心與邊境
甗（《銘圖》03363）出土於晉侯墓地M114。因爲M114遭到嚴重盗掘，殘留的這件甗破碎而銘文殘損，因此在2007年公布材料時，我根據原器所做的銘文摹本（圖1），以及根據這個摹本所做的釋文，都有些遺憾（孫慶偉，2007；李學勤，2007）。至2019年12月，曹錦炎（2019）披露了流散海外的卣，卣與甗銘文相同，且器蓋對銘（圖2、圖3）。之後，吴鎮烽又對卣銘釋文有所訂正，並著録爲《銘圖三編》1066（改稱“壺”）[1]。
唯十又一月王命南宫伐犲（豺）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朝命使于繁，賜貝五朋，敢揚對王休，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用。銘文大事紀年“唯十又一月王命南宫伐犲（豺）方之年”，所用大事在十一月，而銘文所紀王命之事在正月。我們知道，銘文中用以紀年的大事，最可能發生在政治曆法的歲首，這提示我們，器銘文所見月序應都是采用夏正月序。衆所周知，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即以夏正的十一月爲歲首。銘文所見若爲夏正，則夏正正月（周正三月）排在夏正十一月（周正正月）之後，反映的就是周正建子。在出土文獻中，這是罕見的珍貴曆法資料，有待今後深入討論，這裏暫不贅述[2]。相關的討論都已指出，“王命南宫伐犲（豺）方之年”與安州六器中的兩件方鼎（《銘圖》02383、02384）銘文相關：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設王在夒真山，中呼歸（饋）生鳳于王，埶（設）于寶彝。南宫伐豺方與伐虎方，皆屬周昭王南征戰事的一部分[3]。“虎方”早見於殷墟一期甲骨卜辭“令望乘眔舉途（讀爲禦？）虎方”（《合集》6667）[4]。
新見卣的“犲（豺）方”聯繫舊已知名的“虎方”，很容易令人想起《詩·小雅·巷伯》之六章的“投畀豺虎”句[5]：《巷伯》是幽王時的寺人孟子因厭惡讒人巷伯而作的詩[6]。鄭玄箋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説：“適，往。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這是反問，意思是説無人願與讒人謀事。接着講如何處置那些令人厭惡的譖人。傳統注家解釋“取彼譖人”之下的六小句，没什麽特殊的進展，下面以《毛詩正義》作爲代表：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至近代，瑞典漢學家高本漢（2012:606-607）《詩經注釋》提出A、B兩種新的説法，都值得抄下來看：A毛傳只説“北”是“北方”，“昊”是“昊天”，這是一般承認的説法。王引之更説“有”是填空的語助詞，可以略而不顧。所以：“如果豺和虎不吃他們（誹謗者），我就要把他們投給北方，如果北方不受他們，我就要把他們投給昊（天）。”B另一説：一般領域的名稱，一般都帶個“有”字，而主要的是關係於早期傳説中的君主和領土，並且來由又是奇妙的繞圈子。例如舜在虞有領域，就得到“有虞氏”的稱號，從“有虞氏”又把“有虞”兩個字分出來指他的領土，如《左傳》哀公元年：逃奔有虞。早期傳説中的領域有這樣名稱的很多，如“有邰”，“有娥〈娀〉”，“有扈”……。在這裏，“有北”和“有昊”分明也有傳説的，甚或神話的意味。不過它們既和“豺虎”相當，而豺虎是活的生物，作爲投棄壞人對象的；所以“有北”一定就是指“有北氏”，而“有昊”也一定是指“有昊氏”，他們是神話中的暴君，比野獸還要可怕。如此，這幾句是：“如果豺和虎不吃他們，我就要把他們投給有北氏，如果有北氏不受他們，我就要把他們投給有昊氏。”Waley（引按：英國翻譯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1937年曾翻譯全本《詩經》）似乎有相同的見解，因爲他的譯述是：“給在北方的帝君（北極星君？）……給在上的帝君”。不過“昊”只是“大，廣”而不是“上”，而且“在上”也不能表達“有”字的意味。高本漢的解釋，注意到“有北”“有昊”之“有”字的特殊性，認爲“有北”“有昊”是領土之名或君主之名。根據對這類“有”字用法的許多研究（郭建花，2008；姚振武，2015；喻遂生，2002；姚萱，2016；袁金平，2010）[7]，我們很容易承認高本漢B説較爲合理。現在甲骨金文出現了“犲（豺）方”與“虎方”，而《巷伯》詩中“豺虎”與“有北”“有昊”都位於“投畀”之後，語法地位相同，所以更可以想到，《巷伯》中的“豺”與“虎”，也應該分别解釋爲西周方國名[8]。
《巷伯》對譖人的“投畀”行爲，目的是流放譖人至邊疆，而不像《詩經正義》引《緇衣》之後所説的“欲其死亡之甚”。這可以先參考《禮記·大學》對《書·秦誓》的解釋：《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引按：讀爲“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引按：讀爲“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秦誓》以賢臣跟讒人相對比，其中“媢嫉以惡之”“違之俾不通”這兩句所省略的主語，就是讒（譖）人，也即仁君所應該厭惡的人。《大學》在引《秦誓》之後，解釋説：“唯仁人放流之，迸（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即仁君對待讒人的懲罰是將他逐出此間的社會共同體，屏棄流放他到四夷（或稱四裔）去，不與他在同一區域共事。沈家本（2011:207-256）《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對充軍、遷徙、放流之類刑罰的起源與演變有詳盡的資料收集與考證，但並未引及《巷伯》。從沈家本的引文看，在傳世文獻中表示“流放”意義的常用詞，或單稱“流”“放”“遷”“徙”“屏”“棄”“違”等，或作複音詞“流放”“放流”“遷徙”，等等。流放行爲的起源非常古老。《尚書·堯典》有“流宥五刑”，照《堯典》所説，流放是對五刑（四種肉刑和死刑：墨、劓、剕、宫、大辟）的寬宥。先秦早期流放的施用對象，多是同族或貴族中的罪人。有機會向君主進獻讒言的人，都應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貴族。早期社會的地緣關係與血緣關係往往重合而穩定，對懷土重遷、重視家族聚居的早期貴族來説，破壞地緣關係的流放，在實際上比死刑和肉刑有更嚴厲的效果。在西周金文中，也有一些關於流放的記載。表示“流放”意義的動詞，在師旂鼎銘（02462）作“播”，是播遷流放（沈培，2019），即《泰誓》“播棄黎老”之“播”；在散氏盤銘（14542）作“傳棄出”，在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出土霸姬盤銘（41220）作“傳出”“出棄”，與霸姬盤相配的盉銘（14795）作“笰傳出”。裘錫圭（2012）講盉銘“笰傳出”的意思，是“用傳車放逐違誓之人，是爲了儘快將他逐出；用有屏蔽的傳車，是爲了使他在放逐途中無法與外界接觸”。裘先生又講盤銘“第二次誓言前段的‘傳出’和後段的‘出棄’似亦指同一種處罰，當指驅逐出國境或邑境。大概盤、盉銘文所説的是一種很嚴厲的驅逐出境，被驅逐者原來的身份和財産全都要被褫奪，所以，罰金的處罰就不必再提了，在後一段誓言中，甚至連‘鞭身’也不提了”（裘錫圭，2019）。以上四種銘文所記的流放刑，多位於鞭刑或罰刑之後，根據裘先生所講，可知流放比鞭刑和罰刑更嚴重。界定這些“流放”類刑罰，首先要區分被動的流放與主動的出奔。杜預《春秋釋例》：“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第二，以是否安置離開本土者，可以區分爲指定地點的流放和驅逐出境唯其所之。第三，流放地點的選擇，與罪行輕重以及政區疆域、國際關係都有複雜的關係。有關以上三點的研究，舊有《左傳正義》引杜預《春秋釋例》、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引啖助説（卷五、卷七、卷八等）等研究春秋筆法的論著。以下我們主要討論有指定地點的流放，偶爾會涉及驅逐或逃亡的情况。
《巷伯》“投畀”既然是對譖人施加的流放刑罰，其後所接應即流放的地點。“豺虎”“有北”與“有昊”處於同等的語法位置上，如高本漢所説，都應該是方域名稱，或者可以兼指領土和君主。下面先説“有北”與“有昊”，再説“豺虎”的位置。光緒十六年（1890）在河北淶水張家窪出土了十幾件“北伯”銘文的周初青銅器（《貞松堂集古遺文》2.22.2）（王國維，1984），目前還能見到五件（北伯鼎1230、北伯烕尊11628、北伯烕尊卣13160、北伯鬲02688、北伯邑辛簋04507）。淶水張家窪在北京西南，西鄰易縣，從國名稱呼和銅器出土位置來説，銘文“北伯”是否即《巷伯》所説的“有北”之君，可以考慮。而“有北”是泛指的可能性更大。有昊，《巷伯》毛傳説：“昊，昊天也。”《緇衣》之《釋文》：“本或作皓。”學者早已指出昊、皞與从告聲的皓、晧、俈、浩、嚳等字，都是常見的通假字。《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可見東方帝“大皞”可以省稱爲“皞”。“有昊”之“昊”也不能排除是指少昊的可能。《史記·魯周公世家》：“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於曲阜。”檢得《山海經·大荒東經》開卷第一句：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嗣〉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甘淵又見於《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淵。”甘淵是古人傳説中浴日之所，也即昜谷，《楚辭·大招》有“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這是古人想象中的東方之極。此地又是傳説中的少昊之國，因此或可能有“有昊”之名。“有昊”無論是止於東海之濱還是遠在東海之外，在《巷伯》詩中，都用作極東方的代稱[9]。西周東方邊境的情况非常複雜。《費誓》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可見周初魯國東部有敵對的夷族。縱觀整個西周時代，東方沿海一綫始終是華夷雜居的地帶，東夷與淮夷常常聯合，深入侵犯周王朝的東方，例如晉侯蘇鐘（15298-15313）記載周厲王時東征討伐位於今山東范縣、鄆城的宿夷。東夷民族的許多政治體，一直到春秋時代仍然處於齊、魯的周圍。至春秋時，東夷逐漸被兼併或者華夏化，東方華夷交争的局面才暫告緩和。由上述情况，我認爲“有昊”之“昊”應與太昊或少昊有關，在詩中泛指周王朝與東夷交界的東方邊境，也可以選爲流放地點。上面已根據金文講到了虎方在周之南國。豺、虎並舉，豺方也應是在南土。《巷伯》先説“豺虎”，後講“有北”，是南、北邊境對舉。一般認爲，虎方是《左傳》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中的“夷虎”，其地望歷來不詳。在構詞上，“夷虎”是大名冠小名結構，即“虎夷”。虎夷或虎方，有可能都是《尚書•牧誓》西南八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中的“盧”。盧方早見於殷墟文字材料（孫亞冰、林歡，2010:444-446）。《左傳》桓公十三年記載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楚大敗。盧從虎聲，夷與戎可以互稱，例如鼎（02489）所稱“淮戎”，應就是淮夷。又《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伐庸，自盧以往，振廩同食。”盧與羅、庸位置相近，即西漢南郡的中盧縣，治所在今湖北襄陽縣西南。從中方鼎（02383、02384）講昭王命南宫伐反虎方時曾至夒地（鄾，今湖北襄樊西北鄧城東南漢水北岸）、中甗（03364）講中出使小大邦曾至鄧（地望即前述鄧城）來看，西周虎方是春秋楚國所稱的盧戎、夷虎的可能性很大。最近韓宇嬌（2017）撰文指出，《甲骨文合集》06667中的“虎方”“舉”（李學勤先生認爲在漢東舉水流域）與《合》05512+《合》26091的“立事于南”“舉”“曾”可以合併考慮，各地點相近，都在南國。綜合上述記載，虎方很可能是位於楚國西部的盧。史密簋（05327）的“南夷膚虎”，可能是虎方向東遷徙的一個分支。豺方或可能是《史記•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的“兹方”。舊注以爲兹方今地在湖北松滋。我曾指出，此地名在《漢書•禮樂志》有異文作“兹邡”， 王先謙《漢書補註》謂“兹邡蓋即汁邡”，《漢書•地理志》廣漢郡屬縣，寫作“汁方”，今作“什邡”，即今四川什邡。“兹”“才”音相近，常常可通，僅從通假的角度講，西周的豺方或有可能就是戰國楚、蜀之間的兹方（董珊，2010）。又西周甲骨、金文常所見的“繁”地，亦見於𢾁壺、𢾁甗銘文，李學勤（2010:122-125）指出是今四川新繁，位置與什邡亦相鄰近。以上對豺方、虎方地望的考察，因爲證據單薄，我的意見也游移不定，所以目前的推測只能視爲可能。但這並不至於影響豺方與虎方屬於周王朝南國邊境的基本看法。
以上“豺虎”“有北”與“有昊”這三個流放地點，儘管仍難一一考實，但可以肯定的是，三者分别指代西周晚期邊境四至中的極南、極北與極東[10]。詩中唯獨没有將極西之地作爲流放地點選項，這需要做些解釋。最簡單的解釋，這是一種西方視角。寺人孟子是周幽王的近臣宦者，他應居於西方宗周的宫廷之中。由此來説，因不願與譖人同域共事，因此流放地不選擇西方，這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從流放刑的實施情况來看，被流放者的來源與去處之間的關係，是值得仔細考察的。春秋時代，諸侯國貴族被流放的事例有很多。以《春秋》及《左傳》中的國際流放爲例：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宣公元年《經》：“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又見同年《傳》。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昭公八年《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這都是將犯罪的貴族驅逐出國境，而那些流放地點，多與施刑的諸侯有某種同盟或外交關係。這裏需要區分被動的放逐與主動的流亡之間的不同。被流放者在一定程度上可控制可召回可復位，而流亡者往往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説，爲控制流放者，受到此間驅逐的罪人，還得彼方能够接受才行[11]。國際流放可能需要諸侯國之間的協商來决定。異國他鄉對於流放或流亡者的收容與保護，也表明了國際間的敵、友關係。而流放地點的遠近選擇，不但表明罪過或威脅的輕重，也表明其宗主國影響所及的政治地理範圍。與國際流放不同的另一種情况，是將政敵或罪人放置在國境内的邊緣地帶，可以視爲國内流放。《左傳》哀公五年講齊景公末年“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群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齊靈公滅萊（公元前567年），齊景公時萊是齊國的邊境附庸，置群公子於萊，即逐出國都而安置在邊境，這是一種境内流放。齊景公死後，諸公子又逃出萊去往他國，就不是齊國所能控制的了。又例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講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這種居於鄙，也可以視爲態度較爲緩和的一種境内流放。後來重耳與夷吾又分别從鄙居之處逃亡。類似的國内流放事例，《左傳》還有不少，此不備舉。古代或將九州之外四方極遠的流放地稱爲“四夷”或“四裔”。《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與四兇族名號的對應關係，又見《堯典》：“流共工（即窮奇）于幽州（引按：北裔），放驩兜（渾敦）于崇山（南裔），竄三苗（饕餮）于三危（西裔），殛鯀（檮杌）于羽山（東裔）。”“流”“放”“竄”“殛”與“投”的意思都是流放。這是古人以想象中堯舜時期廣大的地理範圍來説其流放地點，其西裔是三危。三危的位置，舊注多據《左傳》昭公九年“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注“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認爲瓜州即三危，在敦煌。蒙文通（2015:89-90）則根據《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等一系列漢晉文獻，指出三危在隴西，今甘肅定西之渭源縣。揆諸早期地理情勢，蒙先生所考訂的這個地點是恰當的。目前考古發現中，可視爲西周西土西至的三個遺址：甘谷毛家坪遺址、禮縣遺址群、清水李崖遺址，均在甘肅天水境内，以此作爲西至，將早期流放地點三危的地望設在今渭源縣境内，也是合適的。衆所周知，在西周晚期，最嚴重的威脅就是來自西方犬戎，已形成西方戎狄將涌入關中地區大趨勢，周人已漸漸不能有效控制宗周以西的地區。西周晚期的西部邊境行將失去，就不能再作爲流放地點的選項了。在這種情勢下，再跟西方之人去商量奠置流放罪人之事，恐怕已無可能。對不同時代、不同族群來説，中心與邊疆的概念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12]。就《巷伯》來説，投畀譖人的地點，實與西周晚期的邊境四至有關。“豺虎”“有北”與“有昊”三者都應該是周王朝此時影響力可以達到的邊境地區。作於周昭王晚期的中方鼎銘文“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可能説明虎方曾有未反叛周邦的狀態，曾經是一度臣服西周王朝的南方方國。從可控制的角度來説，《巷伯》中的“有昊”，也應如前述理解爲泛指山東魯地以東的華夷交界地區，而非遠至東海之外。至於“有北”，若確是周初北伯所在，則可以説明西周晚期周王朝對此地仍有影響和控制能力。《巷伯》詩中的南方“不食”與北方“不受”相對舉，“食”應理解爲詩人的修辭手段。“不食”或“不受”是説，即便在周人可控的南北邊境，也不願意接受寺人孟子所憎惡的這種流放者，極言譖者品德之壞。
古代流刑是有多重考量的。《左傳》中兩次講流放，都提到“以禦魑魅”。一次是前引《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另一次是《左傳》昭公九年：“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杜注：言檮杌，略舉四兇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注：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来，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這是説三苗與允姓陰戎本被周人流放奠置在瓜州，“以禦魑魅”。“魑（螭）魅”是站在華夏民族的立場對共同體邊緣非其族類者的污名化，西周時的“鬼方”，也應該不是自名。這與敵對的異族被命名爲“豺”“虎”“狄”“玁狁”等，都是同類立場。在早期國家，被流放或驅逐的，往往不是個人，而是整個氏族及其黨羽。《左傳》宣公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被流放者通常是與君主有共同文化傳統的人群，君主令流放者居於邊裔，目的是形成屏障戍衛邊疆，抵禦異族對領地的入侵，即所謂的“禦魑魅”。竹添光鴻（2012:1389）講到《巷伯》，曾説“投豺虎猶禦魑魅”，已對“投畀”與“流放”的關係有所察覺。唐崔曄墓誌説誌主：“左降白州司馬，尋遷於古州。白璧無瑕，黄金有鑠，始於亮采，與夔龍等價；終於投畀，與豺虎爲群。”（周紹良，1992:1169）也已正確領略《巷伯》這幾句詩的旨意，又加以化用。近年來，根據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討論上古時期的族群遷徙，已逐漸形成一個學術熱點。族群遷徙的原因非常複雜，可能包含封建、殖民等諸多歷史概念，而流放、逃亡等概念亦應納入考慮。《禮記·樂記》：“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投”並舉，事類相當。又例如，周初對秦的遷徙，清華簡《繫年》第三章講到“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于邾圄，以禦奴虘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衛）”。在周人戰勝之後，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圄令其禦戎守邊，應可以理解爲對秦之先人的流放處置。西周中期恭王世的詢簋（05378）銘文有“秦夷”和“戍秦人”，戍秦人是對秦夷的看守和控制者。從長時段來説，處於社會邊緣的棄民，往往是社會中最重要的變數。秦人最終逆襲成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至於流放、驅逐或逃亡行爲，在客觀上可以造成遠距離的交流以及邊疆的開發，則又是另外的話題了。
綜合上述，本文據甲骨文、金文所見的“虎方”“豺方”重新討論了《巷伯》篇的相關詩句，指出“投畀”是流放行爲；“豺”“虎”與高本漢所揭示的“有北”“有昊”都是流放地點，可以用來討論西周晚期的邊界情况；“不食”“不受”則反映了流放刑中的地域間的政治關係。這爲討論早期中國流放刑罰增加了一條新資料。看校補記：《文物》2021年第9期刊布清華簡《五紀》的一些情况，其中與二十八宿“東壁”相當的星宿名，寫作“壁”。我懷疑“”字應有“昊”類的讀音（有可能就是《説文》中“讀若皎”的“皛”字異體），即以東方昊天之“昊”表示“東”的詞義，屬於同義换讀，與《巷伯》“有昊”相同，可以互證。曹錦炎2019《新見卣銘文及其相關問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編）《半部學術史，一位李先生：李學勤先生學術成就與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西書局。晁福林2013《上博簡〈詩論〉研究》，商務印書館。董 珊 2010 《釋楚文字中的“汁邡”與“朐忍”》，《出土文獻》（第一輯），中西書局。郭静雲2016《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溯源》，上海古籍出版社。高本漢2012《高本漢詩經注釋》，董同龢譯，中西書局。郭建花2008《古國名、族名前的有字再討論》，《漢語音韻詞彙研究論集》，厦門大學出版社。韓宇嬌2017《卜辭所見商代曾國》，《中原文物》第1期。李學勤 2007《論甗銘及昭王南征》，《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紀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李學勤2010《論繁蜀巢與西周早期的南方經營》，《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劉緒2017《西周疆至的考古學考察——兼及周王朝的統治方略》，朱鳳瀚（主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蒙文通2015 《古族甄微》，《蒙文通全集》（第四卷），巴蜀書社。裘錫圭2012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中國史研究》第3期。裘錫圭2019《大河口墓地2002號墓出土盤盉銘文解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孫慶偉 2007《從新出青銅器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文物》第3期。單育辰 2020《甲骨文所見動物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沈培2019《説古書中跟“波”“播”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十三輯），商務印書館。孫亞冰林歡2010《商代地理與方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先謙1987《詩三家義集疏》（吴格點校本），中華書局。王長豐2008《“虎”族器整理與研究》，張光裕、黄德寬編《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王國維1984 《北伯鼎跋》，《觀堂集林》（第18卷），中華書局。姚振武2015 《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喻遂生2002 《甲骨文的詞頭“有”》，《甲金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巴蜀書社。姚萱2016 《説花東卜辭的“入有函”及相關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袁金平2010《新蔡葛陵楚簡“大川有介”一語試解——兼論上古漢語“有”的特殊用法》，北京大學漢語語言中心（主編）《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二輯），商務印書館。朱鳳瀚2020《新見西周金文二篇讀後》，《青銅器與金文》（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周紹良（主編）1992《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附圖：
圖1：甗銘文摹本
圖2：壺銘文拓本（蓋）
圖3：壺銘文拓本（器）
【本文原載：《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3輯。如需引用，請據紙質版。】
編輯：連憶蕓
審核：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