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犹滴传》的叙事结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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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希伯来《次经》中的《犹滴传》在犹太民族“第二圣殿时期”产生的诸多作品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文本叙述中的人物、地域及事件孤立起来看显示着历史的真实性，但以希伯来民族史相对照，由这些元素所构成的文本的历史时空却并不真实。作者拣选历史元素精心构造出的叙述背景并非出自历史认知方面的谬误，亦非刻意告知读者《犹滴传》只是虚构而成的普通故事。结合作品著述时犹太民族面对的希腊化时代语境，就可看出作者乃是将历史元素有意错置重构，给读者搭建一座文学叙述意义上的“真实”历史舞台，隐喻当下发生之事。对《犹滴传》叙述特质的分析，不但有助于我们解读“第二圣殿时期”希伯来文学在希腊化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意义，也为我们认识从希伯来文化到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嬗变提供了某种启发。
作者简介
王立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希伯来文学、欧美文学。
屈闻明，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希伯来文学。
Titl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Literary Fiction: the Narrative Rhetoric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Judith
Abstract
As a book compiled in the Hebrew Apocrypha, Judith stands out with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among the miscellaneous Hebrew works during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solated reading,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is unwaveringly implied by means of the narration of the characters, scenes and events in the text; yet when closely examined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Hebrew history, the historical settings established by those narrative factors cease to claim such historical credibility. By wittingly framing narration settings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ors, the author of Judith does not intend to indicate his historical fallacies, nor does he purposefully remind the readers of the fictitious nature of Judith. Under the Hellenistic context of the completion of Judith,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historical factors are intentionally displaced and reorganized by the author，in order to stage a “literarily-authentic” history setting to present a metaphorical nar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uch a narrative analysis will hopefully deep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Hebrew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under the context of Hellenistic era.
Authors
Wang Lixi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Hebrew literature and Euro-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wanglixin@nankai.edu.cn
Qu Wenming is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Hebrew literature.
Email: qwming@sxu.edu.cn
在希伯来系列经典中，《犹滴传》①属于《次经》中的一卷，它未被收入《希伯来圣经》（《塔纳赫》，Tanakh）的正典中，但《七十士希腊文旧约译本》（Septuagint，简写为LXX）和《通俗拉丁语旧约译本》（Vulgate）均将其收录在内。此卷故事讲述的是犹太女英雄犹滴在外敌入侵、其生活的城邑伯夙利亚甚至耶路撒冷和圣殿面临被毁灭的民族危难之际，凭借虔敬信仰和勇气智慧，借助亚卫（YHWH）神的佑护，只身深入敌营，杀死敌酋何乐弗尼，挽救犹太民族生存和信仰传统的事迹。犹滴的形象在后世启迪了多种艺术形式如雕塑、绘画、戏剧、诗歌和音乐创作，作为近乎完美的犹太女性化身，其感染力一直延续至今（Llewellyn 1—2）。
20世纪后期以来，对《次经》、“伪经”典籍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尝试对《犹滴传》进行更广泛、细致的解读，如评价作为犹太女性的犹滴行为的道德意义（Miller 223—245），对其中的配角人物刻画的分析（Branch 57—83)，对犹滴所穿服饰与人物心境关系的揭示（Egger-Wenzel 189—224），尼尼微和耶路撒冷作为标志性城市在故事中的寓意解释（Dick 32—48），以及对《犹滴传》转译为拉丁文的背景探讨（Gallagher 356—375）等等，从不同角度增进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在林林总总的相关研究中，尽管不时会提及其所具有的“传奇”色彩，但对这一文本基于叙事结构所做的整体性文学考察却并不多见。然而，从《犹滴传》的特征来看，我们认为其最应该被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予以分析。这不仅是因为《犹滴传》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希伯来文学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女性英雄形象，还在于其作者在运用各种素材结构文本时，“公然”地将与本民族历史相关的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地域处所和重要事件张冠李戴配置在一起，构筑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的世界。我们知道，从犹太民族史的角度说，包括《犹滴传》在内的《次经》和“伪经”各卷文本，产生于“第二圣殿”时期；而从整个地中海文化区域的范围看，这一时期则属于希腊文化向地中海文化圈东部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希腊化时期。面对当时希腊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包括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聚居地在内的整个犹太群体内部，对外域文化的态度出现了分裂，犹太传统面临着“守成”与“融合”的艰难抉择。因此，《犹滴传》的出现不但隐含着深刻的时代寓意，其作者如此叙述犹滴的故事也显然颇具深意。进而观之，《犹滴传》的叙事策略在希伯来文学的叙事传统中并非个案，特别是对解读“第二圣殿时期”的其他典籍，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尽管《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将《犹滴传》排除在外，但因为它被收入《七十士希腊文旧约译本》之中，必然又使其在初期基督教历史语境中具有了新的诠释空间。
01
历史素材的错位配置与创作意图
“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文献中，有些文本因含有真实的历史素材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典型的如以犹太马加比起义（公元前168—公元前143年）为中心，记载从公元前175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到公元前135年犹太哈斯蒙尼王朝约翰·胡肯奴当政时期四十年间犹太简史的《马加比传·上》，其中的史料被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所采用，成为其创作《犹太古史》的基础②,从而为后人研究新旧约交替时期一个阶段上的犹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近乎仅有的重要文献。③然而，《犹滴传》中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与地域名称，并在叙述中呈现了外敌入侵和犹太人回归等重大民族历史事件，但此作却并不能被视作与《马加比传·上》具有同样可靠历史信息的文本，其中的历史素材被有意地予以了错位设置，彼此并不同时存在于一个统一、真实的历史时空之中。
《犹滴传》的文本结构明确，按内容整体可分为三部分：一、亚述人大兵入侵（1: 1—7: 32）；二、犹太女子犹滴精心准备后杀死敌酋何乐弗尼挽救同胞（8: 1—14: 19）；三、犹太人全胜、庆祝（15: 1—16: 25）④。从中可以看出，“犹滴救国”的英雄事迹直到叙述接近一半时的第8章才开始展开，犹滴也是直到此时方才出场：“这时，犹滴获悉了正在迫近的危难”（8: 1）。恰恰是在前七章的叙述中，《犹滴传》交待了犹滴英雄事迹发生的“历史背景”。作者为何如此浓墨重彩大篇幅为犹滴出场铺叙，为此甚至不惜杜撰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历史时空？我们可以排除两方面的疑问：其一，作者是在让自己的犹太同胞或读者相信其在记述真实的历史，因为任何一个对犹太民族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拒绝认同。其二，《犹滴传》出自一个缺乏学养的蹩脚写手，因此将道听途说的碎片化历史信息混乱地拼凑在了一起，因为同一文本第五章中的叙述，可以充分证明作者并非一个本民族历史的无知者⑤。那么作者此举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既需要清楚作者将哪些历史元素“配置”在了一起，也需要了解如此“配置”的动机。
《犹滴传》一开始，作者就叙述“亚述人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定都尼尼微，在其统治第十二年”（1：1），与统治玛代人的阿法扎得王开战，传令亚述西部诸国出兵协助，但遭到拒绝。尼布甲尼撒震怒，决意实施惩罚。于是，在取得战争胜利后，他立刻命令手下元帅何乐弗尼领兵一路向西征讨⑥，沿途烧杀劫掠，生灵涂炭。而对于信守律法传统的犹太民族更具威胁的是，“他所到之处，砸烂圣所，夷平圣树，因为尼布甲尼撒命其捣毁所有神祇，一切为了尼布甲尼撒本人独自称神，独享万国万民膜拜”（3: 8）。熟悉古代西亚史者都知道，尼布甲尼撒（605/4—562 B.C.在位）并非亚述国王，而是在亚述帝国之后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国的国王，著名的耶路撒冷圣殿（第一圣殿）就毁于其手。亚述帝国在尼布甲尼撒称王之前已然覆亡，其都城尼尼微在公元前612年陷落⑦。亚述帝国在历史上的确曾对巴勒斯坦地区用兵，而且在公元前722年灭掉了分国后的北国以色列王国，攻陷了其首都撒玛利亚，但其时亚述当政的国王是萨尔贡二世（722—705B.C.在位）。退一步说，如果我们将尼布甲尼撒和萨尔贡两位国王的身份被张冠李戴视为作者的“失误”，将《犹滴传》中这场外敌入侵的事件背景移至公元前586年，从而与攻陷耶路撒冷，焚毁圣殿，灭亡分国后的犹大王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发生关联，则又与《犹滴传》中所述的此时犹太人已然从巴比伦流放地回归，第二圣殿已经重建的犹太民族历史背景发生了矛盾。犹太人回归和建立第二圣殿的事件，是在波斯人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成为近东统治者后发生的。作者在此用尼布甲尼撒作为外侵势力的国王，可能是将历史上分别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两位凶残的敌国国王合二为一的结果。而之所以选择尼布甲尼撒而非萨尔贡作为民族仇敌的代表，乃是因为前者不但是历史上犹太独立民族国家的最后灭亡者和“巴比伦俘囚”悲惨历史际遇的制造者，也是被流放时期的希伯来先知们屡屡提及的民族之敌和邪恶势力的象征⑧。再者，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新巴比伦王国其实并未采取强迫被征服民族改宗信仰、奉国王为神的政策。根据古代西亚史和犹太民族史的记载，历史上以武力野蛮逼迫犹太人改宗希腊多神信仰，并与回归后的犹太人有交集的异族统治者应该是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64年在位的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四世（Johnson 27）。正是由于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公元前166年的犹太马加比起义。换言之，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回归之后的犹太民族共同体在公元前2世纪七十、六十年代遭遇信仰被粗暴践踏，民族文化传统将被毁灭，犹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一种叙事策略。在作者看来，其时生活在安条克四世统治下的犹太人所面对的状况，尽管是民族传统和文化身份的危机，但丝毫不亚于历史上圣殿被毁、独立的民族国家被灭亡时的危险局面。《犹滴传》其后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看法。作者接着讲述犹太人在面对何乐弗尼率军而至的危局时，“他们对何乐弗尼的暴行惊恐万分，极度担忧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安危。因为他们刚从被囚之地迁回，重逢于犹大地不久，曾经遭遇亵渎的圣器、圣殿和圣坛也才恢复圣洁”（4: 2—3）。无论是历史上的亚述人还是新巴比伦人均与犹太人的回归无关，解放“巴比伦俘囚”，于公元前537年下诏允许他们回归故土的，是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后的波斯国王居鲁士，这一史实在《历代志·下》及《以斯拉记》中有明确的记载⑨。
既然作者对历史元素予以错置重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那么，《犹滴传》成书时具体的时代背景就彰显出在解读该文本时的特殊意义。如前所述，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犹滴传》显然出现在回归时期之后；而从我们所了解的波斯帝国时期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境内各被征服民族可以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生存的史实来看，《犹滴传》前七章所烘托营造的外敌压境、犹太民族宗教文化传统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机状况，几无发生在波斯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时期的可能，而只能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灭亡了波斯，希腊化进程在该地区开始以后。这一故事呼吁犹太同胞在危难时刻誓死抵御外敌，捍卫传统信仰，以及其中对犹滴严格遵守饮食洁净戒律、守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祷告以及虽家境富有但生活节俭的细节刻画，均折射出犹太法利赛派要求恪守律法，虔敬生活，坚信耶和华神必将施以神奇救助的观念。特别是在临近结尾的第十六章的赞歌中，犹滴吟唱到：“敬畏神的人永远伟大。与犹太民族为敌者遭遇灾难。在审判之日神将惩罚他们，他们将被火烧虫蚀，在苦痛中永远哭泣”（16: 16—17），更是将犹太民族对耶和华神的虔敬和信靠表露无遗。在后世犹太传统中，犹滴的故事被与马加比起义后得胜的犹太民众洁净圣殿，庆祝光明节的由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与《犹滴传》吻合的著书背景是希腊化时期，具体说，是在马加比起义发生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犹滴传》的成书也不可能晚至罗马时代，因为文本中既未提到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亦未述及第二圣殿被毁（公元70年）。《犹滴传》告诉我们犹太人当时没有国王治理，大祭司约雅金身兼行政首领职能，并在危难时刻承担军事防卫职责。这种管理方式具有希腊化时期犹太民族自治共同体行政结构的基本特征，而与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犹太人内部的管理模式并不相同⑩。
至此，我们便可明了，历史元素错位配置的目的是在借古喻今。在《希伯来圣经》之外，如果我们考察“第二圣殿时期”产生的其他文献，就会发现作为《次经》一卷的《犹滴传》的这一做法并非个案，例如在“伪经”中，有多篇作品假借犹太民族历史上的先知和长老之名，阐发作者对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命运的思考，而《犹滴传》则是以虚构、想象的文学方式，将民族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物、事件、地点等要素结合起来，通过建构一个虚实相间的艺术世界，来表达自己所处时代的民族危机和身份焦虑，手法更为精妙。
02
英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映射
如果从文本整体的叙事侧重点划分，我们也可将《犹滴传》分为前后两部分：1—7章为上部，为犹滴出场前的故事场景架构，余下的8—16章为下部，涉及犹滴的身世和关于她的英雄叙事。上部采用重置历史元素的文学手法烘托尼布甲尼撒来犯的军事危局，并强调其企图自立为神，对犹太民族信仰和文化传统构成的致命威胁；下部塑造虔敬、美丽的犹太孀妇犹滴临危不惧，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表现犹太民族传统信仰的最终胜利。两部分相互衬托呼应，突出了捍卫犹太民族传统信仰的主题。
如果说，作者在前一部分的背景叙述中明确告诉读者借古喻今的意图，那么后一部分关于犹滴形象的塑造，则不但采用了典型的希伯来文学叙事的手法，而且也传达出了典型的希伯来文化的观念。
在第8章中，作者特别追溯了犹滴的身世由来，说“她是米拉利的女儿，奥克斯的孙女，约瑟的重孙女。约瑟的祖先是奥泽尔、埃尔基亚、亚拿尼亚、基甸、拉菲姆、亚希土波、以利亚、希勒家、以利阿波、拿但业、撒拉米尔、撒拉撒带和以色列”（8: 1）⑪。如同许多民族重视家族谱系一样，犹太人有着极强的家族世系观念，但像犹太民族这样，在自己的经典文本中每当谈及一个重要人物，便将其几代甚至十几代直系祖先的名字连带介绍而出，在其他民族的经典文本中还是并不多见的现象。在作为正典的《希伯来圣经》中，这种做法就相当普遍。它在事实上成为了希伯来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目的在于强调所涉及的人物身份的敏感性，从而起到解释人物行为或事件现实意义的功效。然而希伯来经典在关于重要人物的身世叙事中，涉及对象多为男性，谈及女性人物的家系，一直向上追溯十六代祖先，直至“以色列”，在包括《希伯来圣经》在内的相关典籍中仅犹滴一人而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Gera 255—256）。“以色列”即犹太人的远祖雅各，他不但是构成所谓后世古代以色列民族十二支派子孙的直系老族长，而且“以色列”（意为“与神较力”）这个名字，都是神为他改名而来，并成为了后来整个民族的名称。将犹滴通过十几代祖先与这位老族长的血脉相联系，显然是对其挺身而出拯救同胞，守护民族信仰英雄行为的一种“解释”，意在强调其行为对整个民族的重要意义。只是正如在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民族史上，是否存在着如犹滴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女性不得而知那样，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犹滴的家谱叙事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法而已。
“犹滴”（Judith，希伯来文拼写为 “Yehudit”）一词的希伯来文是“犹太女人”之意，原本是一个抽象化的集合名词，但却被赋予了具体、生动的内涵。这当然不是随意而起的一个名字，作者的意图在于以个体代整体，将犹滴视作整个民族的代表。无疑，她首先“是非常美丽、充满魅力的女人”（8: 7），这是犹滴能够迷惑敌人，完成刺杀何乐弗尼的前提，但是，犹滴的美貌其实并不是作者人物描写的重点，重点在于她被塑造成了一个符合犹太民族传统观念的完美犹太女性形象，寄托了作者对犹太女性精神品格的理想。她为人正直，有着良好的口碑，“从来没有人说过犹滴一句坏话，因为她是一位虔信宗教的妇女”（8: 8）。她自律甚严，恪守犹太律法规定的饮食和洁净要求；身为一个年轻的孀妇，却一直守寡未嫁，“她有很多追求者，可是她在丈夫玛拿西病故并葬于祖坟之后，一直没有结婚”（16: 22）。根据当时的犹太民族传统，这是忠诚和虔敬的品质（Keener 186）。的确，犹滴虔敬、忠诚的品格才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人物根本性格特征。为了突出犹滴的虔敬，第九章大篇幅记述了犹滴深入敌营前的祈祷活动，采用了极具古代犹太宗教仪式特征的写实细节描写，以宣示犹滴对耶和华的绝对信靠，抒发她在危急时刻的痛切陈情：“然后犹滴俯伏在地，自己往头上撒灰，解开身穿的粗麻丧衣，当耶路撒冷圣殿里献晚香时辰到来时，她痛声祷告道〔……〕”（9: 1）⑫耶路撒冷是凝聚着各地犹太人精神信仰的圣城，圣殿是耶和华神临在犹太民族的象征，是“神的居所”。犹滴所在的伯夙利亚乃是拱卫耶路撒冷的要塞城邑，抵御妄自称神的尼布甲尼撒大军，就是捍卫犹太民族对耶和华的信仰，是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因此，那“痛声祷告”的犹滴，此时此刻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犹太女人”，而是作者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一个民族的形象剪影。
如果说，《犹滴传》通过塑造女英雄犹滴的形象，表达了犹太民族越是在险恶的历史关头越是要坚守民族传统的主旨，那么，仅仅看到关于犹滴的英雄叙事这一层面仍然是不够的。在希伯来文学的范畴内，“历史”被表述为神意决定论和神意目的论相统一的进程，因此，犹滴刺杀敌酋的英雄壮举，必须与亚卫神对犹太民族的拯救相联系才是捍卫信仰与传统主题的完整实现。正如在犹太民族史上，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在“出埃及”叙事中，被叙述为是由亚卫神所主导的一个过程，摩西不过是执行神的旨意的“神仆”形象一样，《犹滴传》的作者同样认为，犹滴和犹太民族的胜利在最终的意义上，仍然是“他〔亚卫神〕借妇人之手”（16: 6）施以拯救的结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海摆脱法老的追兵之后作歌，赞美亚卫的救恩一样（《出埃及记》15: 1—18），犹滴在完成自己的英雄壮举后，同样以长篇的赞美诗歌，感谢亚卫神奇、大能的拯救；而且，这样的书写并不能被认为是巧合，因为犹滴的赞美诗和摩西的赞美诗均采用了一边重述“事件”的过程，一边赞美神的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显然，现实层面上犹滴的行为与信仰层面上神的意志的互动，乃是希伯来文学“拯救叙事”的经典叙事方式，无疑大大深化了《犹滴传》的主题。
那么，《犹滴传》在前后两部分的叙事中是如何协调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关系的？历史学家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只有通过我们所处现在的眼光，我们才能够审视历史，理解过往”（Carr 28）。的确，从当下的立场去看待已然发生的过往，这是理解历史叙事的一种重要方式。不过，对犹太民族而言，他们更常常是从已然发生的历史中去寻找与自己当下际遇所契合的经验及其价值和意义。《犹滴传》在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总体思考上就是这样一部文本。然而，其出发点看似过去，而真正的焦点却是投向作者（以及作者心目中设定的读者）所处的现在。我们可以用下面这样一个图示来示意《犹滴传》文本与历史和现实叙事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犹滴传》与文本中的犹太民族历史的关系用虚线标示，因为作者在前七章讲述和设置历史背景时有意错置重构了人物、地域和事件，故而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为虚；我们以实线来标示《犹滴传》与希腊化时期特殊历史阶段上现实之间的关系，因为《犹滴传》文本书写的真实用意乃是指向成书时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而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为实。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于公元前332年终结了波斯帝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将希腊文化的影响带到这片犹太民族生息的土地。其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对巴勒斯坦地区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出于对犹太民族的安抚和争取，塞琉古和托勒密王朝的历任统治者给予了犹太民族内部管理上相当程度的自治权，犹太人能够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希腊文化的影响只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犹太民族发生着影响（Hengel 6—12）。然而从公元前2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不但在经济上对巴勒斯坦地区横征暴敛，而且强制推行希腊文化⑬，废除了犹太人的大祭司，威胁犹太民族享有的自治，劫掠圣殿的财物，甚至禁止犹太民族守安息日和行割礼。安条克四世还自称“Epiphanes”，意思是“显见之神”（the visible god），而对其深恶痛绝的百姓却称其为“Epimanes”，意思是“疯子”（the madman）（Grayzel 63）。
被后世学界认为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马加比传·上》，就记述了与《犹滴传》所述情形相同的历史信息⑭：“从埃及征战返回途中，安条克率兵大举进犯以色列地区和耶路撒冷”（《马加比传·上》1: 20），所到之处“嗜血屠杀，并且以此为乐四处炫耀。以色列哀声遍野，苦难深重”（《马加比传·上》1: 24—25）；安条克强迫犹太人改变传统信仰：“国王遣信使下令至耶路撒冷及犹大地所有城镇，推行外域的风俗习惯。禁止在圣殿里献燔祭、谷物祭和酒祭，不许守安息日和节日，圣殿及神职人员受到亵渎”（《马加比传·上》1: 44—46）；严令焚毁犹太信仰的典籍，屠杀恪守犹太信仰的百姓：“凡是找到的律法书卷都撕毁焚烧。依照国王的命令，任何持有圣约书籍或信守律法的人，都被处死”（《马加比传·上》1: 56—57）；行割礼被禁止：“依照国王命令，给自己孩子行割礼的母亲都被处死”（《马加比传·上》1: 60）；甚至处死严守洁净饮食戒律的犹太人：“仍然有许多以色列人勇于抵抗国王的命令，坚决不吃依照律法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宁可欣然赴死，也不愿玷污自己及亵渎圣约，许多人因此遇难”（《马加比传·上》1: 62—63）。正是这种种从精神到肉体上摧残犹太民族的残暴行径，引发了犹太民族史上的马加比大起义，也反映出《犹滴传》成书的历史背景。“亚述军自北山来，数以万计河谷塞，满山遍野骑兵踩。危言恫吓焚我地，欲屠青年逞剑利，婴儿抛摔掷地土，少女稚童成囚虏”（《犹滴传》16: 4—5），以文学方式描绘的此类场景中，恰恰蕴含了作者真实的时代体验。缘此，我们也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到作者对犹滴祈祷、着装细节叙事的深意——犹滴模范地恪守耶和华的律法，敬畏民族文化传统，是其能够在危急关头爆发出大智大勇、战胜强敌的前提和原因。她的胜利与她的虔敬紧密相连，因而，一个犹太女子的壮举与亚卫的神奇救助被联系在一起。面对凶残的敌人，犹太人应绝不妥协，誓死坚守信仰和传统，就会终将得到神的拯救。由此，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虚实关系，在文学叙事的“真”的逻辑中得以确立。
03
叙事结构与叙事策略的典范性及其意义
《犹滴传》这一旨在呼吁在逆境中坚守犹太民族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作品，不但对我们理解“第二圣殿时期”产生的其他犹太民族经典具有参照价值，而且对《旧约》时代向《新约》时代过渡的“两约中间史”上初期基督教的传播也发生了切实的影响。
从《犹滴传》与“第二圣殿”时期产生的犹太民族文献的联系角度看，有相当多的作品都在某种文本构成因素和形式上与《犹滴传》相互辉映。在叙事结构上，我们上文对《犹滴传》分析所指出的具体特征，从故事素材的处理，句式的运用，到叙述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等诸方面，均可见出这一特点，并被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予以关注。例如《犹滴传》与《多比传》、《以斯帖补篇》和《但以理补篇》在结构要素上的平行性对应⑮；再如，犹滴智勇双全的英雄事迹，在情节叙事方式上，与《马加比传·上》（7: 39—50）中关于犹大·马加比战胜外敌、捍卫信仰的记述颇有相似之处⑯，等等，此不赘言。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时间和地域的挪移式虚构以及人物之间的影射关系，表达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思考，提出富于道德寓意的教喻，这一总体叙事策略在《次经》及“伪经”文本叙述中被作者们大量采用，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普遍文体现象(Alter 346)。
在《多比传》、《阿立斯蒂亚书信》、《约瑟与亚西纳》、《马加比传（三）》等文本中，我们都能解读出类似的叙事方法及道德寓意。《多比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末，文本里描述的背景却设定在公元前7世纪初期的亚述都城尼尼微。此卷塑造了主人公多比虔敬和正直的形象，故事的教喻意义是激励流散在异乡的犹太人，即便身处异域文化之中，仍应信守犹太律法，乐善好施，保持民族传统和身份。《阿立斯蒂亚书信》的作者本是犹太人，却假借希腊人身份，讲述了《七十士希腊文旧约译本》）在亚历山大里亚翻译的过程。作者在错置重构历史的故事中, 宣扬并为犹太民族传统信仰和智慧进行辩护，创作动机也是针对希腊文化的冲击而提升犹太民族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约瑟与亚西纳》从《创世记》41章45节获得故事的灵感：“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发那忒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非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从这一节经文出发，作者铺陈开来，讲述了约瑟与亚西纳如何相遇和成婚的故事，重点是亚西纳放弃了自己以前崇拜的埃及诸神，皈依了犹太信仰。不难看出，这正是文本著述时作者所处的希腊化大背景下，犹太传统与异域文化碰撞时尤为关切的话题。借助《创世记》人物衍生出来的远古故事，探讨的乃是公元1世纪前后，生活于流散之地的犹太人如何对待自身信仰的现实命题。《马加比传（三）》重构了公元前3世纪末在埃及的犹太群体遭遇托勒密四世迫害的历史背景，叙述虔敬的犹太人在神的救助下扭转命运，捍卫了传统的信仰。此卷文本书写的时间实际上比托勒密四世当政的时代晚了一到两个世纪，虚构的历史背景是为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危机服务的，意在鼓舞流散的犹太群体面对外邦君王的逼迫和与异域文化的冲突时，要能够经受住考验，以对律法的虔敬获得神的拯救。
产生于“第二圣殿时期”的这类文本有的用希伯来语著述，有的用希腊语、亚兰文写成；成书地点有的在巴勒斯坦，有的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最初显然都是以那一时期生活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背景的犹太人群体作为阅读受众，反映的现实主题和表达的教谕意义，均或明或暗地指向其时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碰撞而激发的思想潜流。正如学者萨拉在研究希腊化背景下的犹太民族身份问题与此时期的历史小说关系时，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类文本“以某种方式重新利用和构造犹太民族的历史传统，借以达到在当下的希腊化世界背景之下（重新）阐释犹太民族身份”(Johnson 5)。
然而我们还须认识到，这些经卷在叙事结构上的特点尚有更深刻的意义。时间与空间中历史因素的错位和挪移，造成了针对现实社会语境的隐喻效果，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圣经》和其后基督教的《新约》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启示文学叙事风格、借古而喻今的文学隐喻手法的纽带。我们看到，不但《新约·启示录》的作者直接继承了这样的手法，其中把罗马帝国比喻为巴比伦大淫妇与此异曲而同工(《启示录》17: 1—19: 4)，而且，在基督教后来从自身的立场诠释其所称的“《旧约》”（《希伯来圣经》）“预表”了《新约》的神学观念时，其对“两约”之间出现的《次经》某些文本的跨越时空的解读方式，已然奠定了类似的释经基础。在相当的意义上，这一方式在于从犹太文本叙事结构对时空因素的处理特征出发，突破历时性因素对故事叙述的阈限，转变为与基督教观念相一致的共时性的寓意解读。仍以《犹滴传》为例，这一文本因进入《七十士希腊文旧约译本》在公元1世纪初期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有着广泛的阅读传播和影响力。1世纪末时，第三任罗马主教，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在其书信中最早提到犹滴，将犹滴奉为“爱”的典范：“神佑犹滴，在城邑被外敌围困的危亡时刻，请求族长们允许她遭受险难赶赴敌营。犹滴赴此艰险，出于对深陷外敌围困的家国和民族之爱，因此，神将何乐弗尼交到了一个妇人的手中(The Epistle of St. Clement to the Corinthians 55)(tr. Lightfoot 80)。
革利免致信哥林多教会之时，初期基督教正面临着与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民族相似的内忧外患的险恶处境。在外部，罗马皇帝多米提安（Domitian，又译“图密善”）敌视、迫害基督徒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西比乌斯在《基督教会史》中有如下之言：“在对上帝（及其信徒）采取敌视态度上，他〔即多米提安〕终于显露出自己是皇帝尼禄的衣钵传人。多米提安是第二位迫害我们基督徒的罗马皇帝”(Eusebius 3.17)(tr. Lake 235)。而在基督教内部，各种思想乃至异端观念流行，包括哥林多教会在内的各地教会中派别争斗愈演愈烈。革利免此信先是赞扬了亚伯拉罕、以诺、诺亚、摩西、大卫等一系列人物信仰坚定、品性圣洁，随后又称颂犹滴和另一位犹太女性以斯帖危急时刻表现出的智勇和壮举，并指出她们所以成功的原因乃是在于对神的忠诚和虔敬，也由此获得了神的恩典，使她们的家国和民族之爱得以成全。显然，为鼓励遭受逼迫的初期基督教团契和信众从犹滴故事中感知信仰的力量，呼吁教会内部的团结，犹滴行为的动机被这位早期基督教教父特别从“爱”的角度予以了诠释，而犹滴对犹太教律法传统的坚守、对犹太人身份的强烈认同，也即其身上鲜明的犹太民族主义色彩，则完全未被强调，这一犹太传统中的女英雄形象在新兴的基督教观念中获得了新的意义。
注解
【Notes】
①犹滴这一形象在犹太传统中影响深远，在中世纪传统中与犹太社团庆祝光明节联系在一起，以诗歌体的形式唱诵犹滴的虔敬和挽救圣殿的智勇事迹。虽然犹滴没有出现在《塔木德》中，但在后世对《塔木德》的阐释中被引用以讲述与光明节的关系。See Gera 24.
②约瑟夫斯《犹太古史》中对自马加比起义开始至西蒙时期的这段记述，主要材料来自《马加比传·上》，只是用自己的撰写体式加以复述，此外在具体细节上借助想象和推理使之更合理，在诸如“获得神的救助“观点上比《马加比传·上》更强调起义勇士自身的虔敬和公义。有关《犹太古史》与《马加比传·上》的材料关系，see Louis H. Feldman and Gohei Hata, Josephus, the Bible and History (Detroit: Wayne State UP, 1989) 116-31.
③《马加比传·下》与《马加比传·上》不是同一作者，其中重述了马加比起义的情形。作者明确指出，史料来自古利奈人耶孙的五卷著述，自己只是将其简写缩略成书（《马加比传·下》2：19，23—24）。约瑟夫斯《犹太古史》中关于马加比起义的记述是否也采用其中的内容作为史料，学界存有争议。
④See The New English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72).本文所引《犹滴传》经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版本，由本文作者翻译。
⑤《犹滴传》第五章借助亚扪人首领亚吉奥，将犹太民族从远古至今的历史讲述给何乐弗尼，并阐述了犹太民族和所信仰的神之间的关系。亚吉奥的演说一方面揭示了整个故事的主题，即虔敬公义会获得神的救助，同时也证明该卷作者对犹太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的熟知。
⑥在历史上，何乐弗尼是卡帕多西亚国王Ariarathes的兄弟，曾经追随波斯国王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征战埃及；另外，公元前二世纪中期有位卡帕多西亚国王亦名何乐弗尼，这两位均无可能如《犹滴传》所述作为尼布甲尼撒的将军而出征。See W. O. E. Oesterrl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s of the Apocryph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177.
⑦关于尼尼微在文本中的象征含义（“罪恶之城”，与圣城耶路撒冷相对立），see Dick 32-48.
⑧有关尼布甲尼撒被视为犹太民族仇敌和邪恶象征的讨论，see Gale A. Yee, Hugh R. Page Jr, Matthew J. M. Coomber, eds., Fortres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Apocrypha(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4) 964.
⑨《以斯拉记》1：1—5，《历代志·下》36：22—23，《圣经》（和合本）(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制，2013年)。
⑩Kevin Brine认为成书时间在公元前135—78年之间，see Kevin Brine, Elena Ciletti and Henrike Lähnemann, eds. The Sword of Judith-Judith Stud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10) 7。关于《犹滴传》作者时代背景及成书时间，see Emil Schür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175 B.C.—A.D. 135), Vol. III, Part I (London: Bloomsbury, 2014) 218-19，以及Gera 44。
⑪此处译文参见《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49。
⑫特别要指出的是，犹滴着装的细节描写表达了在故事情节发展各个阶段的内心变化，关于犹滴服饰的意义分析，see Egger-Wenzel 189-224.
⑬这一政策上的转变与安条克四世出兵埃及失败以及犹太民族内部势力的纷争有关，see L. H. Brocking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Apocrypha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61) 3-5.
⑭The New English Bible: With The Apocrypha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72).以下《马加比传·上》的引文为笔者自译，中文译本可参见张久宣译《圣经后典》。
⑮关于《犹滴传》的叙述结构与《多比传》《以斯帖补篇》及《但以理补篇》的比较，see Lawrence M. Wills, ed., Ancient Jewish Novel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P, 2002) 91.
⑯See Gera 39-40。作者认为在英雄形象和情节设置上，《犹滴传》与《马加比传·上》和《马加比传·下》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到中世纪时，犹滴的英雄事迹与马加比起义和光明节庆祝联系在一起。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犹滴传》文本成书时间和背景与马加比起义时代的关联。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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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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