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主要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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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期(总第190期)

中外学者访谈

宋宝梅

论世界文学、流亡主题和世界主义：加林·提哈诺夫教授访谈录

加林·提哈诺夫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比较文学系乔治·斯坦纳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比较文学理论委员会荣誉主席，是比较文学和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本文作者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访学期间，对提哈诺夫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学术专访，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世界文学、流亡主题文学和世界主义等重要论题。提哈诺夫教授从巴赫金的独特性和当代性入手，分析了巴赫金与当代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流亡主题书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流亡主题文学可以使我们超越国别文学的界限；分析了世界文学的定义以及地域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意义，提出了打破世界文学欧美中心论的观点；探讨了世界主义的概念及其对世界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

蒲海丰

迪兰·托马斯诗歌的威尔士性与过程诗学：约翰·古德比教授访谈录

约翰·古德比教授是英国斯旺西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教授, 迪兰·托马斯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迪兰·托马斯研究权威专家。自2001 年以来，他已出版托马斯研究著作四部，包括《迪兰·托马斯专题研究》（2001）、《拼写墙下：迪兰·托马斯诗歌研究》（2013）、《迪兰·托马斯诗集》（2014）和《发现迪兰·托马斯：诗集和笔记诗指南》（2017）。受国家外专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迪兰·托马斯诗歌研究”资助，古德比教授于2017 年9 月2 日到10 月1 日在天津理工大学做了托马斯诗歌和威尔士文学的系列讲座。讲学期间，笔者就托马斯在西方的文学地位、其诗歌在西方的接受、威尔士性和过程诗学等问题对古德比教授进行了访谈。他认为托马斯是20 世纪30、40 年代英语诗坛与奥登齐名的现代主义诗人，虽生活在威尔士, 但更多地受到英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在20 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评论家们甚至把托马斯诗歌列入经典诗歌的行列，但之后出现的反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潮流又将他的诗歌排除在主流诗歌之外，因此诗人诞辰百年后西方学界存在着对其地位重新认识的倾向。在谈到威尔士性问题时，古德比教授认为诗人故乡威尔士斯旺西与伦敦在地理、文化和语言上的他者关系是诗人独特诗学特征的源泉；而他在诗中所展现的“过程诗学”一方面受到泛神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怀特海、爱因斯坦、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等的思想。

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

张杰

“万物统一”的美学探索：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论

随着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学界更多聚焦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较少涉及文学批评理论。其实，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是由东正教铸成的，理论的科学性并非与宗教性是相互对立的，尤其是在白银时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与俄罗斯文学批评理论关系密切。正是在这一互动影响中，真理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万物统一”之中；“完整知识”体系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神人合一”是文学形象的深刻内涵，也是文学批评所要揭示的主要对象；“象征”与“现实”的交融则是艺术感知世界的理想途径。白银时代的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口，对进一步提升国民自身的精神素养和艺术鉴赏水平，促进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方法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万海松

《死屋手记》中“不幸的人”与东正教认同感

除发表当初造成的轰动，《死屋手记》在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史上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它却构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根基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死屋手记》对犯人群体形象的现实描绘蕴含着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情怀，“不幸的人”这一关键词凝聚了对俄国和俄国东正教的认同感，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东正教的“聚和性”体验，表明了东正教精神与作家的根基主义思想之关系。小说中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东正教的认同感，这也是它能引起列夫·托尔斯泰等思想家精神共鸣的真正原因。

朱建刚

从想象西方到回归俄国——斯特拉霍夫论赫尔岑

传统的赫尔岑研究历来将其视为贵族革命者，崇尚西欧的西欧派。但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入手，将赫尔岑看作是一位曾经走投无路的虚无主义者，揭示了他最终转向俄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历程，称他是在俄国文学中坚持民族信仰，与西方斗争的第一人。这一论述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思想家反西方理论的个案，更是19 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化自我反思的起点之一，值得关注。

管月娥

东正教的“聚和性”理念与复调小说和结构诗学理论

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家与作品的思想意识上，而且表现在深层次的创作思维方式上，即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家的诗学理论建构等方面。“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维方式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巴赫金自身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的显现，其文化根源主要是东正教的“聚和性”。乌斯宾斯基以“视点”为核心的结构诗学理论，具有立体多维的“聚和性”特征，是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东正教“聚和性”理念的逆向丰富与拓展。从东正教文化批评视角解读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文本结构，会发现其同样具有“聚和性”特征。这为经典文本的重读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视角。

文学伦理学批评

戴鸿斌

斯帕克《公众形象》中的身份认同与伦理选择

获得首届布克奖提名的小说《公众形象》彰显出20 世纪英国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试图解决小说女主人公安娜贝尔伦理困境的努力和对人类世界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安娜贝尔在影视界的成名为其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诉求。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伦理悖论，安娜贝尔积极找寻合适而有利的伦理身份，全面解决伦理危机，进而完成对个人理想和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安娜贝尔的伦理抉择为现代社会带来有益和深刻的道德启示，折射出斯帕克的伦理道德观和个人价值观。作家力图以客观的非个性化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事件，然而，从整个的叙事进程，尤其是从安娜贝尔最终的伦理选择中可以窥见作家的道德观：人类要勇于面对善恶之争，在自由与约束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础，进而权衡利弊、大胆取舍。由此，《公众形象》成为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伦理道德的典范之作。

张连桥

“斯芬克斯之谜”与西方悲剧人物的伦理悖论

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悲剧，各种作品中由于戏剧人物身份困惑而陷入伦理悖论的情节反复出现。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西方悲剧人物的伦理悖论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伦理悖论的解决取决于“伦理结”是如何解开的，在戏剧人物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伴随着伦理矛盾或化解、转移或终结，伦理悖论最终都得到了解决。文章认为，西方戏剧作品中的悖论问题不单单是因为身份混乱而引发，实际上，构成戏剧的其他诸多要素都可能引发悖论问题，比如戏剧的情感悖论、行动悖论、时空悖论和语言悖论等等，都是西方悲剧悖论研究的范畴。因此，悖论问题研究可以为西方悲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杨丽娟

古希腊时期神话和悲剧中的伦理观念

古希腊时期神话和悲剧中的伦理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话中血缘伦理观念的萌芽。三代天父更替的神话和普遍存在的杀婴神话中，父辈与子辈之间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和新老更替的自然法则，主人公在血亲相杀过程中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以及对暴力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显示出血缘伦理意识的初步觉醒。第二个阶段是悲剧中血缘伦理观念与城邦伦理观念的冲突与并峙。绝大多数悲剧中的主人公，在城邦伦理观念的冲击和挑战中，选择对以乱伦禁忌和血亲相杀禁忌为核心的血缘伦理观念的坚守。第三个阶段是以悲剧《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伦理观念的深化和成熟。俄狄浦斯对凶手的追查和自我惩罚，显示了人类在自然法则限定下，对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的信守，成就了极限境遇下的伦理典范。

柏灵

科学选择与安徒生对丹麦民族浪漫主义的反思

本文聚焦安徒生中后期作品中的科技元素，分析作家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转变，研究转变背后作家的社会思考和伦理诉求。19 世纪中期，安徒生改变了早期浪漫主义的创作理念，选择将科学引入文学创作之中，以促进文学想象和文学形式的创新。面对丹麦民族危机，安徒生反对民族浪漫主义以历史书写和文学体裁等级划分的策略重构丹麦文化身份和文化秩序。安徒生选择以科学推动文学创新，以指向未来的科幻想象和打破体裁界限的形式实验与民族浪漫主义争锋相对。在丹麦历史转折时期，科学入诗的选择背后是安徒生以科学促进社会变革、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的伦理诉求。

美洲文学研究

李章斌

帕斯《弓与琴》中的韵律学问题——兼及中国新诗节奏理论的建设

本文讨论了墨西哥诗人帕斯在《弓与琴》中涉及到的韵律学问题，并分析其观点对于中国新诗节奏理论建设的启发。帕斯观察到节奏与时间的本质联系，认为节奏的意义在于重构一种“原型时间”，让人对事物的感知具备一种形式。帕斯提醒我们，“节奏的潜流”存在于任何语言表达之中，对抗着逻辑与思想的控制。这一点可以在韵律句法学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帕斯指出，节奏与格律并不是一回事，格律是外在的、抽象的音响量度，而节奏是包含着意义与形象的具体现实。当格律与语言的节奏相隔绝时，语言就会创造新的形式，自由诗就是一种重新恢复节奏之整体性的努力。帕斯的见解有助于我们打破当下汉语诗歌韵律学遇到的“瓶颈”，让其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虞又铭

论当下美国非裔诗人的记录式写作及其族裔诉求

本文以C.S. 吉斯科姆、克劳迪亚• 兰金以及罗纳尔多• 威尔逊等三位当代美国非裔诗人的获奖诗集为分析对象，梳理他们创作中出现的“记录式写作”现象。吉斯科姆在写作中，以纯粹记录性的文字抵抗着意象、象征及隐喻的形成；兰金的诗作汇集了日常生活中的对话片断；威尔逊则将一段段传记性的生平记录呈现给读者。纵观之，三位诗人的记录式写作，均与族裔政治相关，它们致力于抵抗概念化的族裔偏见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揭露如今族裔歧视的各种隐蔽形式。在表面上的克制与无动于衷的背后，三位非裔诗人的写作饱含着强烈的族裔关心。文章最终对当下这种记录式写作的三重诗学意义作了辨析。

王辰晨

《梅丽迪安》中的头发与政治

发型的演变折射了美国非裔自我认知的变化，是黑人民权斗争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艾丽丝·沃克的小说《梅丽迪安》中，人物的头发微妙地呈现了美国非裔女性面对的种族和性别政治。主人公梅丽迪安用非裔传统发型和近乎光头的中性发型表明种族身份、领导游行，反映了非裔女性利用身体对抗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策略及其选择困境之下的矛盾心理。艾丽丝·沃克通过非裔女性头发的种族和性属内涵揭示了白人主流文化和黑人民族主义对非裔女性身体的规训，再现非裔女性参与民权运动的历史，批判了黑人民族主义话语把群体集体化、抹杀非裔内部差异的弊病，从而推进黑人美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表达。

法国文学研究

龙佳 史忠义

小说化的戏剧——论“费加罗三部曲”的现代性

从剧作法的角度考察18 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三部曲”，意味着探究古典主义衰落之际戏剧文体的变革。在文体渊源和原则上与戏剧相悖的小说，通过舞台说明与戏剧画面两种叙事性手段侵入三部曲戏剧文本：舞台说明对细节的关注营造出纷繁具体的舞台景象，画面描述则进一步使舞台说明汇零为整，构成静态的戏剧画面，形成画面叙事与戏剧行动并存的文本态势。这一变革的实质为：戏剧文体在探寻自身有效性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我边界，走出古典主义，趋向现当代戏剧写作。“费加罗三部曲”由此展现出戏剧小说化的现代性本质。

史烨婷

莫迪亚诺小说中梦幻与错觉的影像解读

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以书写记忆见长。他在对记忆的描摹中时常穿插描写梦幻与错觉，这些独特的时刻作为记忆的补充，借助内化了的非线性时间，与记忆书写一同构建了德勒兹在电影分析中提出的“潜在影像”。梦幻与错觉作为记忆的特殊形式与现实有着一对多的呼应关系，使作者的叙事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又与现实有着紧密关联，为人物的行为做了充分的心理铺垫。“潜在影像”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影像感。作家创造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潜在世界成为我们在生活之外对生活进行遥望的方法，为人类命运的记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批评与批评研究

尚景建

“神圣的欺骗”—— 论克尔凯郭尔的作者伦理学

克尔凯郭尔的“作者伦理学”重新思考了作者对读者的责任，他认为写作中应该使用“欺骗”策略隐藏作者真实意图，让读者阐释作品，并突出作品的独立性。他采用假名、间接沟通、反讽等方式制造阅读障碍，拉开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这种写作方式体现了伦理学吊诡，作者通过“欺骗”教诲读者，而读者在对“欺骗”的反思中才能获得真理。他的作者伦理学旨在反对浪漫主义过度直白的情感表达和黑格尔理性的直接性，凸显读者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这种方法承袭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和耶稣布道的方式，对20 世纪读者反映论和“作者死了”等观点影响巨大。

雷晓敏

《文学通化论》的化性思想

栾栋先生的《文学通化论》问世，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作为浓缩的学术思想和宏大的诗化哲学，这部著作有其不同常见文论的理念、命题、术语和表述方式，回溯归藏，倡导归潜，推演通化，将数千年来循环通转、原道通变诗论，带入了通和致化的场域，对秀至上、隐不足、潜阙如的文艺弊端，予以震今烁古的矫正。诗通归，诗通潜，诗通藏，诗通化，对于言志说以来的传统诗学和近现代引进的西方文艺美学，称得上熔铸而改造，纳陈且出新。

赵渭绒

科学实证与审美批评的辩证融通——李伟昉《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评介

李伟昉的《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是从理论的高度纠正人们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认知偏见，客观评价法美两国学者关于实证与审美的论争，科学阐述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辩证融通关系的专著，专著推进了学界对于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辩证融通关系的学术认知。

往期目录、摘要回顾：
《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主要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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