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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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自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并加以阐发以来，已经历了一百九十多年的曲折历史。正如美国学者莫雷蒂所言，这一概念不能只是文学，还应该范围更广大些，也即它应该能引发人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甚至争论。实际上，世界文学正是作为这样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至少向学界提出了这样几个不断引发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话题：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等等。此外，世界文学也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起到简单地聚焦民族/国别文学所起不到的作用。总之，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还有另一个独特的任务，也即借助于世界文学这一开放的概念，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既有地图，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注入中国的元素并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王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

Title

World Literature as an Issue-driven Concept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formally put forward and interpreted by Goethe in 1827, has undergone, during the past 190 years or more, a zigzag experience. As American scholar Moretti puts, this concept should not be limited within the domain of literature, but rather, it should be “larger”. That is, it should stimulate scholars to carry out discussion and even debate on this topic. Actually, world literature as an issue-driven concept has put forward disputable issues such as,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and reformatio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could also be used as a method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function in our literary studies. As Chinese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we should re-examine the established mapping of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in an effort to bring in Chinese elements, offer our proposal for the remapping of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Wang Ning is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nd Changji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e was elected to Academia Europeae in 2013.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e-mail]

虽然经过当代学者们的反复考证，“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并不是歌德最先使用的，因为根据现有的研究，在歌德之前，哲学家赫尔德、文学理论家施罗哲和诗人魏兰也都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类似的术语，①但是歌德却无疑是在对这个术语加以概念化和理论阐释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确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谁先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至少说明，这一概念本身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概念时毕竟无法绕过歌德对之的阐释和建构，因为歌德在阐释这一概念时留给我们对之进行进一步阐释和讨论的广阔空间。我认为这恰恰是歌德提出这一概念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中国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有关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流变，国内已有学者详细讨论，②本文不再赘言。

正如当代美国的意大利裔世界文学理论家弗朗哥·莫雷蒂所正确指出的，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确实，人们对之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鉴于此，莫雷蒂认为，世界文学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Moretti 55)。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Moretti 55)。显然，莫雷蒂在这里试图将世界文学描述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既然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展开提出问题以便就此进一步讨论。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及范围，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作过较多的讨论和阐发，③此处无需赘言。在这篇文章中，我仅概括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引发当代学者进一步讨论的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我尽管就此发表过论文，但此处仍想进一步讨论，④因为这不仅是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同时，这个话题也吸引了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之进行反思。由于比较文学学者进行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且常常还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的比较研究，这样看来，比较文学研究者对经典问题的敏感和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比较文学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著述，对于我们今天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建构新的经典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此外，文化研究学者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过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也发生了变化，它引入了文化研究的一些课题，如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并有意识地对既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经典进行质疑，同时也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既有的经典进行重新建构。当然，文化研究的崛起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致使一些学者预见了这门“学科的死亡”。⑤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倒是使得比较文学学科迅速地摆脱出“危机”的境地，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在讨论经典问题时，比较文学学者往往关注这样几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作是世界文学经典?经典应当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我们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恪守精英立场的欧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重量级学者的观点影响最大。

首先是美国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一反以往所持的“解构”立场，从传统派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但他并不止于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者的抨击，而是试图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作出新的“修正”和调整。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Bloom 17)。在布鲁姆看来，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Bloom 18)。显然，布鲁姆的精英立场对恪守世界文学“经典性”和审美价值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本人所坚信的经典构成的历史性和人为性也就是不容置疑的了。但是长期以来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另几个问题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在我看来，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和理论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后一种因素有时也能对前一种因素作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

另一位较早就开始关注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承认，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改造后引入比较文学研究者视野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当代欧洲学界最早涉猎世界文学问题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1)。佛克马正是从这一点切入世界文学研究的。早在1987年，他就在印度出版了一部专题研究文集，取名为《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分期的代码问题等。收入该书的一些论文也涉及世界文学问题，他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也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作者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现象的关注所证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与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该书还将世界文学与文学经典的重构结合起来讨论，解构了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使更多的人去关注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经典。可以说该书是在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再度于本世纪初兴起前的一部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著作。但是，由于他的这本文集是在印度出版的，远离西方学术理论的中心，因而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其次，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胜利者所写的，因而按照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其中隐匿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权力关系。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理所当然地更为关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如何，其目的是要让国内学者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以及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究竟占据何种地位？经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很不突出，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地位也是相对边缘的，尽管它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但后来却一直江河日下。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中国文学的地位逐步上升，但是依然不十分尽如人意。它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身份和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那么，也许人们要接下去再问道，中国文学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经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它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何种影响？我的答案是，过去很少，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增多，但与中国文学实际上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仍是很不相称的。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中国作家的数量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的数量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每年的出产量也是巨大的，但主要在中文的语境下流通，这样便促使我们中国学者在今后数年内将致力于从事一项工作：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使之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关于中国文学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问题，佛克马为我们提出过一个例证。他在应我邀请为劳特里奇版《全球化百科全书》撰写的“世界文学”条目中指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下，世界文学的版图的绘制是极不公正的：

雷蒙德·格诺(Raymond Queneau)的《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3 卷本, 1955-1958)有一卷专门讨论法国文学，一卷讨论西方文学，一卷讨论古代文学、东方文学和口述文学。中国文学占了130页，印度文学占140页，而法语文学所占的篇幅则是其十二倍之多。汉斯·麦耶(Hans Mayer)在他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1989)一书中，则对所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全然忽略不谈(Fokkema,“World Literature”1290-91)。

可以想象，连佛克马这样一位一直受到西方语言文学熏陶的欧洲学者对这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世界文学绘图都感到不满，更不用说那些美国学者和更多的非西方学者了。我至今还记得，2008年，当我邀请美国学者达姆罗什前来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时，他提供的主旨发言的题目是《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这至少表明了美国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满和致力于在国际场合推进美国文学的欲望。但美国学者由于其独特的话语霸权地位迅速地掌握了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研究和编史的话语权，两部在英语世界影响最广泛的世界文学选集就出自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之手：由马丁·普齐纳(Martin Puchner)领衔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秉持了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兼顾欧美国家以外的文学；而达姆罗什担任创始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则致力于挑选那些流通较广的经典或非经典文学作品。这两部文选相得益彰，可以供我们在考察世界文学的全貌时起到互证互补的作用。好在这两位世界文学选集的主编对中国文学都有着好感，因而在他们主编的世界文学选集中，数十位中国古代和现当代作家得以跻身其中。但是较之美国作家在其中的地位，中国文学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值得称道的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已经由中国学者参与并撰写其中的某个章节，⑥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愈益扩大，将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未来的世界文学史或文学选集的工作。

世界文学所引发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即是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这也是中西方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理论问题。应该承认，就这一问题，虽然中国学者在中文语境下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但是在国际学界仍陷入相对的“失语”状态。如前所述，佛克马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就探讨了世界文学问题，但是他对其评价标准始终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也即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学假设了全世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资质，但一方面又主张对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成就不能绝对地以一种标准来衡量，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以欧洲文学为主的文学史(Fokkema,“World Literature”1290-91)。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长期以来就秉持了这样一种原则，也即一方面，诺奖应当授给那些(在全世界范围内)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作家，但另一方面，它也考虑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的发展状态的不平衡，又必须照顾国别和语言的不同分布，因此亚非拉美澳一些相对边缘的国家的作家也能有幸获奖。我认为这一原则也比较接近当年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初衷，也即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强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种对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经典的解构尝试在达姆罗什的那本专著中达到了极致。

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达姆罗什提出了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

1. 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 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

3. 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Damrosch 281)。

虽然他并未强调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以及他所领衔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中，实际上隐含了他所认为的世界文学的标准。这当然标志着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所迈出的一大步。既然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总是通过原文来阅读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他不得不在大多数情况下求助于翻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翻译在重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角色。因此强调翻译的作用也是达姆罗什著作的一大特色。

针对达姆罗什的这一定义，我本人也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之作了一些修正和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我本人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和重新界定。我认为，世界文学至少带有以下三重涵义：

（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

（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

（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Wang Ning,“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5)。

在我看来，强调世界文学的经典性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中阅读所有的文学作品，他只能有选择地去读那些在他看来最值得阅读的优秀作品。所以文选编辑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为这些读者提供一个阅读指南和书目。根据目前各种世界级的文学奖项的评选和一些主要的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原则，我也提出了我本人的评价标准，也即我从中国的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出发，并参照国际学术同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建构，认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基本上应依循了这样几个原则：（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学术研究。在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二和第五个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则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仅具有相对的意义。⑦我之所有提出上述评价世界文学的标准，并非又回到过去的精英立场，而是在强调文学经典的同时注重阅读、翻译、流通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作用。并试图以此来引发国际学界对之的进一步讨论。

当然，我们在承认上述评价标准有着部分的合理性时，实际上也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学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在这里仅根据我本人的理解和研究中的实践，将这些方法具体概括于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我们通过阅读世界文学作品了解到生活在遥远的国度里的人们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习俗。我们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他所阅读的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发。虽然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却促使歌德去联想进而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具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同样，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必然会依循那部作品所提供的场景去联想，那里的场景究竟与我们所生活的国度有何不同，那里的生活习惯与我们的生活有何差异。西方人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阅读一些东方文学作品所逐渐形成的，同样，东方人头脑里的“西方主义”的定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通过阅读西方文学进而接触西方文化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阅读世界文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使我们的阅读处于一种开放、想象和建构的状态中。

其次，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种阅读和评价具体文学作品的比较的和国际的视角，使我们在阅读某一部具体作品时，不至于仅仅将自己局限在民族/国别文学的语境，而是能够自觉地将这些作品与我们所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相比较，从而得出对该作品的社会和美学价值客观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因此更应该具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会重复国际同行已经做过的工作，更不会被人们指责为“翻译”或抄袭国际同行的著述了。例如，当我们试图编写一部世界文学史时，除了基于国内现已出版的文学史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外，还要仔细考察目前已经出版的国际上，至少是英语、德语和法语世界的同类著述，这样我们才能力求既写出中国的特色，同时将来如果我们的著作有幸被译成其他语言时，也能被国际同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著作。如果能达到这一效果，作为作者我们就会感到欣慰了。因此可以说，这一批评标准是很高的，尽管它在当下还难以实现，但应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

第三，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我们在对具体的作品进行阅读和评价时，有可能对处于动态的世界文学概念本身进行新的建构和重构。当我们在研究世界文学时，头脑里总是躲不过本民族文学的萦绕，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与本民族的一些作品相比较。这样，我们有时便会惊异地发现，本民族也有这样的写法，因为人类的诗心都是共通的，人类的审美标准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总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目标，也即所写出的作品必须能打动读者，而要想打动读者则首先要使自己感动。例如，当我们阅读一部当代文学作品时，如果我们的期待视野里有着数百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创新性又体现在哪里。这样，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成了我们从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至少我们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最后，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广阔的世界语境中大力弘扬中国文学，为新的世界文学绘图提供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方案。关于这一点，应是另一篇文章的论题。

注解

【Notes】

①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Arcadi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43.2 (2008): 288-98.

②参见张珂：《“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演变及实践》，《文学理论前沿》10（2013）:127-167。

③参见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1, No. 1(2010): 1-14; Wang Ning,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38 (2011)2: 295-306; 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7（2010）：5-11。

④Wang Ning, “Canon Formation, or Literary Revision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Neohelicon  XXXI(2004)2: 161-74.

⑤GayatriC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 Columbia UP, 2003).

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佛克马得知我在从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时，便表达了对之的浓厚兴趣，他当即邀请我为他和伯顿斯共同主编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分卷撰写一个章节。参见我为该卷撰写关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章节：“Th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The Case of Avant-Garde Fiction,” Bertens and Fokkema 499-510.

⑦参见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7（2010）：5-11；Wang Ning,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38 (2011)2: 295-306.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Bertens, Hans and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Company, 1997.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P, 2003.

Fokkema, Douwe.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ta: Papyrus, 1987.

Fokkema, Douwe. “World Literature.”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1290-91.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1 (January-February) 2000: 54-68.

Wang Ning. “Canon Formation, or Literary Revision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Neohelicon XXXI(2004)2: 161-74.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38 (2011)2: 295-306.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71, No. 1(2010): 1-14.

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探索与争鸣》7（2010）：5-11。

[---.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Aesthetic Realty," Exploration and Free Talks7（2010）：5-11.]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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