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冯内古特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担当

Original 虞建华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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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由于塑造了受虐型的小说人物和抱有宿命论观点的叙述者，加之一般对后现代小说“去政治化”的理解，人们在赞美《五号屠场》高超的叙事艺术的同时，常常忽视了小说的历史维度和作家的政治担当。冯内古特正是通过笔下“反英雄”角色的警示效果，来实现历史修正和政治介入的。作家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并置，将历史事件与当代政治并置，将小人物的遭际与官方宏大陈述并置，凸显具体的、虚构的、艺术化再现的历史，引导读者通过想象解构历史，重构历史。这种介入写作是作家参与争夺意义阐释权的斗争，具有平衡和扶正历史的政治意义。

作者简介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美国历史‘非常’事件的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评研究”【项目批号：15AWW00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Slaughterhouse-Five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passiveness and deterministic attitude of the main character and the narrator in Kurt Vonnegut’s Slaughterhouse-Five,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the postmodern fiction, critics have paid only scanty attention to the author’s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Precisely through such “anti-heroes” serving as warning bells,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ideas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nd political argument. By juxtaposing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the historical event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official grand narrative, Vonnegut magnifies the power of the concrete, fictional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guiding the reader towards a way of reinterpreting, reimag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y. In this we see the author’s attempt to gain voice in the power struggle of interpreting and rectifying history.

Author

Yu Jianhua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Institute of Liter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His major area of study is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ujianhua@shisu.edu.cn

站在背后的言说者

常有批评文章曲解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1969）的历史观和政治意识，认为作品表达的是悲观主义、宿命论和政治无为（Tanner 128; Seiber 148, 152; Lundquist 18）。造成误读的主要原因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小说塑造的任由命运宰割的受虐型主人公；二是小说叙述者因不堪其忧而退避三舍的处世态度；三是故事层面提供的“答案”——来自“和平星球”带宿命论色彩的“福音”；四是一般对后现代小说“去政治化”的理解。以上这些再加上作家玩世不恭的调侃语气和黑色幽默，造成了小说游离政治的假象。另一方面，作家为小说精心设计了复杂的叙事结构，虚实相间，多股交错，使小说成为后现代叙事艺术的展台，吸引了批评界的主要关注，弱化了小说的主题讨论。

这样的误读源于将故事层面/叙事层面与作家的认识层面混为一谈。就故事层面而言，《五号屠场》主要围绕美国大兵比利展开。沃尔特·霍尔布林将此人称为“也许美国小说中最被动、最惰性的人物”，并暗示作家借助这个人物表达了一种消极的态度（Holbling 212）。战争中的比利无勇无能，“既没有打击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帮助朋友的能量”，“对大多数士兵不屑一顾的仁爱的耶稣抱着驯顺的信仰”（26），①一切逆来顺受，确实是个消极被动的人物。但显然，作家设计的本来就是一个反英雄角色，对他极尽嘲弄之能事：他“高挑羸弱，身材像可口可乐的瓶子”（20），“肩和胸就像厨房用的火柴盒”（27），“看上去像一只脏兮兮的火烈鸟”（28），“是一只散了架的风筝”（82）。我们必须强调，小说人物的麻木不等于作家意识的麻木；人物的无为不等于作家无动于衷。冯内古特一方面通过比利反应迟钝的眼睛，让读者直面战争灾难；另一方面又对被命运玩弄、无助无能的小人物表示同情。比利很像鲁迅笔下的阿Q，可怜可悲，让读者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态。尽管作家确实亲历过比利所经历的创伤事件，但比利不是作家本人的投影。事实上冯内古特曾谈到过，比利的原型来自一个以自杀结束战争经历的名叫乔·克罗尼的士兵（Morse 94）。正是通过对这类无助、“被动”的小人物命运警示性的再现，冯内古特表达了积极的政治介入的态度。

在叙事层面，故事的讲述者也不是作家的“另一个自我”。叙述者面对灾难和死亡，不愿深究悲剧的根源，整部小说中用了100多次“事情就这样”把话题打住。《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对《五号屠场》做了这样的评定：认为小说“避免了任何令人满意的或引向洞见的结论。（叙述者）带无为态度的箴言‘事情就这样’成了冯内古特修正历史的范本”（Elliot 722）。这样的定论值得商榷。叙述者的“无为态度”正是作家的批判矛头所向，而真正的言说者，即作者，站在叙事者的背后，通过批判性地“展示”人物和叙事者的负面特性和态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物的沉默为作家打破沉默的营造了气氛，让读者“于无声处听惊雷”。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侵入式”地对作品进行了讲解：“故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人物”，都是些“被难以抗拒的势力抛上抛下的玩物”（137）。塑造这些“玩物”的用意，显然是“希望这部小说能够唤起读者的注意，促进他们的意识，使他们警觉起来”（Bergenholtz and Clark 91）。冯内古特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艺术家的价值在于成为警报系统”（Allen 77）。这个“警示”意图是通过拉开隐含作者与人物（包括叙述者）的距离来实现的。

作为后现代小说的经典，《五号屠场》中作家的历史意识和政治介入，值得我们进行集中的专门讨论。冯内古特研究专家克林诺维兹强调：“《五号屠场》为其作者建立了当代焦点问题（key issues of the day）明星级发言人的地位”（Klinkowitz 62）。他认为作家不仅关注当下，评说时事，而且具有影响力，尽管“评说”的方式是通过小说的美学再现，而不是观点的直接陈述。在《政治小说：20世纪想象再现》中，斯图亚特·斯聂格尔也将《五号屠场》归入“政治小说”（Scheingold 7）进行讨论。这样的评定和归类，是有道理的。

见证者的陈述与小说家的再现

《五号屠场》的中心事件是德累斯顿轰炸。虽然小说中直接描述轰炸和灾难救援的篇幅并不大，但难以抹除的创伤记忆穿插在小说主人公战后生活的零碎片段中，包括由于精神受刺激和脑部受伤之后出现的幻觉：遭飞碟绑架，被送到一个叫做特拉法玛多的星球的动物园中进行展出，回来后传播福音。小说中占大部分篇幅的战后生活部分，都可以看成是铺垫，包括回溯性、反思性的铺垫，最终的箭头都被导向德累斯顿轰炸这一聚焦点。冯内古特本人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4年12月的巴尔奇战役中被德军俘虏，送到德累斯顿当劳工。1945年2月13至14日，美英空军对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投下以燃烧弹为主的3,000吨炸药，杀死了13万5千多平民，②使德累斯顿看上去“像月球表面……，周围街区找不到活人”（150）。22岁的冯内古特身处德累斯顿屠宰场地下库房，幸免于难，成了灾难的见证人和幸存者。事后，美国报纸上出现的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新闻：“昨天晚上我们的空军袭击了德累斯顿，所有飞机安全返回”（冯内古特 38）。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封锁德累斯顿轰炸的信息，让曾经身临其境的冯内古特耿耿于怀。“在当时的美国知道那场空袭的人并不多。比如说，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它要比广岛更惨”。冯内古特有话要说。

作家在纪实的第一章中这么写道：“那时我曾写信给空军，索要空袭德累斯顿的详细资料：谁下的命令，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为何要轰炸，取得了哪些预期的效果，如此等等。一个同我一样从事公共关系的男性给了我回复。他说很抱歉，此类仍属于绝密信息。我把信大声读给妻子听，然后我说：‘绝密？我的天哪——向谁保密？’”（9）这段生活中的轶事，解释了作家的创作目的：以小说为手段，承担见证者的责任，揭露美国军队针对平民的屠杀。约翰·利蒙在《书写战争：美国战争小说：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有浓重的恐怖主义色彩（deeply terroristic）”（Limon 128）。作者不仅强调“敌方”，即纳粹对非军事人群的残酷杀戮；也毫不客气地指向“己方”实施的包括德累斯顿燃烧弹轰炸在内的针对平民目标的军事行动。《五号屠场》是约翰·利蒙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文本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累斯顿轰炸的细节，最早是由英国文献学家大卫·欧文向英、美两国读者揭示的。欧文是个臭名昭著的亲希特勒分子，他的《德累斯顿毁灭记》自然有“诋毁”二战中同盟军的嫌疑，轻而易举地遭到了抵制。很多美国人是通过冯内古特的小说了解到这一场悲剧的。由于“实施残暴罪行的技术能力与我们面对此类灾难的想象能力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Lifton 23），作家用了23年的时间，进行消化、思考和再现，终于找到了表达语言，推出了《五号屠场》这部引起美国文坛震动的小说。但《五号屠场》仍然是“被查禁次数最多的10部美国小说之一”（Morse 92）。被视为“危险”的成分，正是小说的颠覆力量所在。

冯内古特强调了被摧毁的德累斯顿两方面的特征，一是这座“欧洲最美丽的古城”具有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二是它的非军事性。充当劳工的美国战俘比利，看到这座城市的第一眼是这样的：“闷罐子车车门被打开，门框中展现出很多美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美丽城市。城市勾画出令人愉悦、让人着迷的轮廓，复杂而荒诞。在比利·皮尔格林看来，像主日学校的天堂图景”（125）。作家在后来的《回首大决战》中做了进一步描述：“城市里有美轮美奂的老教堂、图书馆、博物馆、剧场、艺术画廊……曾经是旅游者的天堂”，“聚集着几百年的文化珍宝，充分展示着我们深深植根于其中的欧洲文明的精华所在。”作家表示，战争灾难是临时的，但艺术永恒，德累斯顿的艺术瑰宝等待着战后重拾尊严（冯内古特 37）。一名已在该市多时的英国战俘告诉比利， “你们不必担心轰炸，”因为“德累斯顿是一个开放城市，不设防，没有战争工业，没有值得一提的驻军部队”（123）——也就是说，轰炸没有军事意义。但这个 “像天堂图景”般“美轮美奂”的城市，还是被炸成了“月球的表面”。冯内古特详细地描述了轰炸前、后的两张对比图，让它们印刻在读者的头脑中，引出一个关于同盟军行为动机的大大的问号。

《五号屠场》凸显战争亲历者的个人陈述，在人物的“见证”和叙述者的沉默之间留出的空白中，让读者投以想象和思考。如果仔细梳理，我们能发现小说中有4个不同层面的平行话语：一是故事外作家充满愤怒的谴责之声，常像不速之客“侵入”故事；二是不想让战争记忆继续困扰自己的叙述者的声音；三是对周围事情的真意浑然不觉的小说主人公比利的声音；四是小说中与虚构故事形成比照的大量的历史记载，如歌德对德累斯顿的赞美和美国军事史学家对大轰炸的辩护。小说是多声部的，多层话语构成一个立体的表述空间，多重交错，互相碰撞与渗透，大大拓宽了小说的参照域。但所有技术手段都是为引导读者通过想象解构历史、重构历史服务的。

历史意识与当代指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意识‘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朱立元 399）。冯内古特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当代指涉，首先表现在小说副标题——“儿童的圣战”上。这个副标题指向3个方面，一是将德累斯顿轰炸事件与13世纪的童子军东征这一“欧洲历史上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件”（Morse 94）联系在一起；二是让人联想到代表官方历史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流传广泛的二战著作《欧洲的圣战》；三是指向当时美国政府的越战动员：媒体的战争宣传不断给美国青年——那些“处于童年末端”、涉世未深的孩子们洗脑，将战争崇高化。就这样，从中世纪的童子十字军开始，到德累斯顿轰炸，再到越南战争，作家将人类不断重复的愚行列举出来，把历史的惨痛记录和当时的美国大事件联系到一起。

《五号屠场》第一章提到一本关于童子军圣战的书，是查尔斯·麦凯博士出版于1841年的《特殊流行幻觉与集体疯狂》。该书告诉我们，童子军圣战始于1213年，两个僧侣突发奇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童子军，以基督的名义前往巴勒斯坦参加圣战，3万儿童志愿报名。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庄严的书页告诉我们，鼓动十字军圣战者只不过是些无知野蛮的人，其动机来源于绝对的偏执，其历程浸透着血泪。而另一方面，浪漫作品放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语气描述他们的善德和气度，赞颂他们为自己赢得的永久的荣耀，和为基督教做出的巨大贡献”（13）。《五号屠场》对童子军圣战的详细描述，包含着对德累斯顿轰炸，尤其是对越战动机的明显指涉。

在纪事的第一章中，得知冯内古特的造访是为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他战时伙伴奥黑尔的妻子怒不可遏，爆发出一连串的谴责：“你会假装你们不是些娃娃，而是男子汉，让法兰克·辛纳屈、约翰·韦恩③或者其他一些魅力十足、好战的、有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在电影中表现你们的故事。战争看上去无比美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战争。送去当炮灰的是些娃娃，就像楼上的娃娃们”（12）。很显然，她相信以书和电影为代表的媒体，为战争推波助澜，而受骗上当、充当炮灰的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们”或“童子”。小说中一名英国上校看到一批年轻的美国兵时惊呼：“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是一支童子十字军”（89）。

《五号屠场》成稿于全美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中，“我的政府每天向我提供军事科学在越南创造的尸体数字”（176）。小说主人公比利在回叙二战往事的时候，他的儿子罗伯特正在越南打仗。小说展示了历史重蹈覆辙的三步：中世纪讨伐异教的十字军东征，二战中的德累斯顿轰炸，越南战争。彼得·弗里斯谈到德累斯顿轰炸时，也将历史事件穿成一串，指出“从索多玛和蛾摩拉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再到越南丛林战”，德累斯顿只不过是“无休无止的人类残暴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Freese 30）。弗里斯提到了《圣经·旧约》中描述的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上帝焚毁的两个古城索多玛和蛾摩拉。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也提到了这两个古城：“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国际赠送的圣经，在其中寻找大毁灭的故事。当罗德进入琐珥时，太阳已在地球上升起，我读着。然后，主从天外之主那里引来硫磺与火，降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他摧毁这两座城市，所有的平原，所有城中的居民，以及一切地面的生物。”冯内古特接着评说道，“两座城里住的都是坏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没有他们世界会变得更美好”（18）。作家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辛辣地嘲讽了将残杀当作正义的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延续到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作家将德累斯顿轰炸与越战放在一个平台上，用以颠覆媒体向美国民众灌输的意在战胜“邪恶势力”的“好战争”的宣传。德累斯顿轰炸的描写之后，小说马上跳跃到比利的战后生活，聆听一位海军少校的演讲，“他说美国人别无选择，必须继续在越南打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他赞成加大轰炸力度，如果他们冥顽不化，就把北越炸回石器时代”（49）。这个态度强硬的“海军少校”显然是美国空军司令科迪斯·勒梅（Curtis LeMay）的化身，此人最早提出以轰炸制服北越的计划，扬言不惜将其“炸回到石器时代”（Jarvis 65）。在对德累斯顿轰炸的揭示中，作家对60年代末美国在越南实施狂轰滥炸进行了谴责。这种“暴力制服”的态度建立在德累斯顿的先例之上，但后果令人震惊，如克里斯蒂娜·贾维斯所指出：“勒梅的观点代表了将战争扩大至包括平民目标的一种倾向。通过像勒梅那样的战争规划，战争中平民伤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提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40%，再增加到越南战争中的91%”（Jarvis 66）。

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临近结束的场面。因飞机失事受重伤的比利在医院与一个名叫伯特伦·朗福德的同住一个病室。此人的身份被作家多次强调：“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官方历史学家”（101），他正在撰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空战团的简缩本历史（155）。病床上的朗福德教授向他女友朗读了美国空军准将伊克尔和英国空军中将桑德比爵士两人各自为美国版的大卫·欧文的《德累斯顿毁灭记》写的前言，其中伊克尔强调了必须轰炸这座德国城市的理由：战争是由德国人发起的，五百万同盟国人民死于战争灾难。桑德比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无人可以否认，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场大悲剧。说它确是军事需要，读了这本书之后很少会有人相信”（158）。作家在小说中并置了相互冲突的看法，交给读者去进行评定。

两位真实军事人物的不同观点，让虚构人物朗福德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点不知所措。27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空战队正史》中几乎没有提及德累斯顿轰炸：“这场胜利的规模在战争以后很多年一直是保密的——对美国人民保密。”当朗福德的女友问及为何保密，这位“官方历史学家”也不得不说，“这样的事情算不上什么壮举”。但他仍然笼统地为轰炸辩护：“不得已而为之。”此时，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病床上的比利“用一种几乎听不到的微弱颤抖的声音说：‘当时我就在那儿’”（161）。这个来自见证者的陈述振聋发聩，让朗福德目瞪口呆。作家十分清楚这种个人小叙事颠覆历史的力量，在《回首大决战》中又说：“使我过去和现在从心底里感到厌恶的原由，是一个在美国报刊上只做过轻描淡写报道的事件。在1945年2月，德国的德累斯顿被摧毁，10万多人口与城市一同遭到毁灭。当时我就在那儿”（冯内古特 36）。冯内古特再次强调了“见证”的不可替代性，通过宣誓“在场” 确立小叙事的权威，对宏大叙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官方史学家”在突然出现的亲历者面前哑口无言，只能讪讪地说：“有必要现在谈这些吗？”“这就是战争”（167）。

朗福德同比利“交锋”的场景被放置在《五号屠场》的最后部分，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因为它是小说的真正高潮。“讽刺性攻击的目标出现了，那是一种对时代的灾难事件不以为然的反应态度。德累斯顿的恐怖之处并不在于它会在文明的20世纪，在该地发生。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像德累斯顿这样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人们似乎不再感到震惊”（Merrill and Scholl 148-49）。彼得·弗里斯同样指出《五号屠场》的当下意义，认为小说“通过特殊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构，消解了官方叙事的绝对化；通过个人的主观意识凸显人们面临的当代问题；通过今天的现实推演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景”（Freese 23）。作家不是杞人忧天，他的“推演”被一再证实。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自我优越感，加之崇尚武力的战争传统和对生命的漠视，致使历史的错误不断重复，于是就有了越南战争，就有了近10余年来自来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利比亚的反复印证。难怪经历德累斯顿创伤、战后从事配镜行业的比利，也恍惚感觉到了自己所承担的为“地球仔的灵魂配制矫正镜片”（24）的见证者的使命。

人道主义呼声：作家的政治介入

德累斯顿轰炸事件也出现在冯内古特的其他著作中，包括文集《棕榈树星期天》（1981）和2007年逝世一前一后出版的两本著作中：《没有国家的人》（2005）和《回首大决战》（2008），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关注越来越超越事件本身，而指向对其行为动机、伦理基础和文化根源的追问。他不允许政治强势裹挟大众的思想，动摇人的普世价值。《五号屠场》这种对二战中美国“国家立场”的对抗书写，确实承担着一定的“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比如菲利普·瓦茨的批评论文就认为，小说有间接为纳粹辩护的嫌疑，因为对德累斯顿轰炸的描述，把读者引向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联想。文章虽未直接对冯内古特“德裔”身份进行拷问，但暗示强烈，并且试图论证法国反犹太主义小说家塞利纳对他的影响（Watts 33-44）。

这样的指责带有恶意中伤的性质。冯内古特的批判态度是基于人道主义之上的，是以理性和良知为基础的，并不认同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绝对主义。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政治左翼或激进分子，而以人性和人道为最高理想，强调生命和博爱的价值，尤其反对将“好人的战争”和“坏人的战争”一刀切开，而在美国，这种切分是不容置疑的，而且“‘站边’思维延续到二战后，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又进一步得到强化”（Jarvis 79）。正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而不是“美国的立场”，冯内古特选择不回避正义战争中的罪恶。他说，“对儿童的杀戮——不管是‘德寇’的孩子还是‘小日本’的孩子，或者任何将来何种敌人的孩子——永远不会有正当的理由”（冯内古特 44）。《五号屠场》出版前一年，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实施了屠杀，④屠杀对象包括许多“越共”的孩子，复制了过去的罪恶。越战被美国国家层面与媒体宣传为“正义战争”，对平民实施大屠杀的丑闻，不得不再次向“美国民众保密”。冯内古特对美军在二战和越战中将战争屠刀挥向平民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道德谴责，将战争谋划者们推上道德审判台。

彼得·琼斯指出，“战争小说几乎都是伦理论坛，或表达愤怒，或描写战争困境中对意义的探问”（Jones 9）。《五号屠场》中的这种探问，在与德累斯顿轰炸形成对位的另一事件中，表现得尤其鞭辟入里。德累斯顿被摧毁后，小说中美军士兵老德比因在废墟中捡了一把茶壶，违反了战时军令而被逮捕，当场审判，实施枪决。这件事就如同德累斯顿轰炸一样令叙述者难以释怀，让读者啼笑皆非。两个事件规模迥异，但性质上同样荒诞，同样令人震惊。老德比件事在小说的各个部分中总共提到过9次，与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形成强烈的比照和讽刺。老德比原是个中学教师，超龄的他45岁通过“开后门”入伍，“为美国而战”。冯内古特在小说中特地为他提供了表现英雄主义的舞台。当投靠纳粹的美国人坎贝尔前来游说，动员美国战俘报名去前线跟俄国人作战，此时温和寡言的老德比站了起来：

他的姿态像一个被打晕的拳击师，垂着头，双拳伸在胸前，等待着指示和战术安排。德比抬起头来，骂坎贝尔是条毒蛇，……情绪激动地谈到以自由、正义、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为主旨的美国式的政府。他说没有人不愿意为这样的理想奋斗牺牲。……他谈到美国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谈到这两个民族将彻底铲除试图扩散到全世界的纳粹主义瘟疫。（138）

老德比是小说中唯一“真正的人物”（137），这种“反高潮”（anti-climatic）式的结尾，将战争的荒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德累斯顿代表了作家“对美国文化宏大叙事的彻底幻灭”（Davies 76），那么老德比事件更带情感色彩，将焦距对准无数战争冤魂中活生生的一个，更凸显了战争的荒诞性，以及战争对理性和生命价值的藐视，更具有黑色幽默的色彩。在这两个事件的组合中，小说结构内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与摧毁一座历史古城、屠杀数万平民的罪恶相比，老德比的过错微不足道。那么，如果死亡是对他行为的合适惩罚，那么对那些用燃烧弹摧毁德累斯顿的决策人，应该处以何种惩罚呢？作家的抗诉是无声的，潜藏在故事的背后，但无比犀利。

历史书写是历史编撰者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立场出发按照当下的需求对历史的再创作，与文学书写具有同样的虚构性，都利用了某些支配性原则，都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本质。《五号屠场》对德累斯顿轰炸的虚构再现，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当机构化的官方叙事掩饰和删改此类作为，作家们站出来将历史叙事转化为小说叙事，通过个人化、艺术化的小叙事重新呈现事件，提供不同的视角，对宏大叙事进行修正或戏仿。虽然小说叙事也是文字建构，不可能还原真相，但文学作品重述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途径，动摇了“既定”认识，打破了官方叙事的一言堂。冯内古特在对事件的重新呈现中参与了历史重构，这种介入写作是作家争夺意义阐释权的文化斗争，具有平衡和扶正历史的政治意义。

不少文学理论家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特里·伊格尔顿，都发表过后现代文学游离于政治之外或与政治相关甚微的论述。⑤尽管被贴上后现代小说家的标签，冯内古特的小说并不是“消解一切”的“文字游戏”，而始终面对现实题材，除了二战和越战，他的小说还涉及诸如萨科事件、生态危机、权力滥用等重要社会主题。他后现代小说的政治性，正如琳达·哈钦所认为的，表现在作家故意模糊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之间的边界，以突显官方历史中缺失的那些部分，而这种糅合了历史与虚构的艺术，具有历史和社会批判的力量（Hutcheon 47-92）。《五号屠场》是将历史事件小说化的杰出例子。作家擅长运用看似散漫随意、实质结构复杂的叙事策略，对历史进行陌生化的想象再现，用去政治化的手法达到政治介入的目的，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维度和政治担当。

注解

【Notes】

①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虞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以下引用只标出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这一数字，13万5千，或者比较笼统的“十多万”，是冯内古特在不同小说和纪事作品中提供的。这个数字有争议，目前一般认为德累斯顿轰炸的死亡人数可能在5万左右。

③法兰克·辛纳屈和约翰·韦恩是两名以演硬派战争英雄著名的美国电影明星。

④越南美莱村屠杀发生在1968年10月23日，一队美军对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美莱村百余村民实施屠杀。之后，美国陆军部的官方报纸《星条旗报》以头条新闻登出：“美军包围赤色分子，杀死128人。”美国作家蒂姆·奥布莱恩与前辈作冯内古特一样，以长篇小说《林中之湖》（In the Lake of Woods, 1994）将这一“保密”事件揭示于天下。

⑤参见陈俊松：《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73-74。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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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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