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存在本身 ——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中的真理论历史观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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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英国小说家拜厄特于2000年推出的《论历史与故事》是西方当代历史小说批评领域里的一部重要论著。至今学术界还未对它展开充分的研究。联系该论著的思想文化背景，细读文本内容则发现，它不仅有力反驳了当代法美派的后现代主义叙事论历史观，充分阐发了与之相反的英国派的真理论历史观，而且详细论述了历史小说具体如何拥抱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理的路径和方法，为人们昭示了一条全新的历史书写路线。不言而喻，《论历史与故事》是一部具有先锋引领作用的重要批评著作。
作者简介
肖锦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当代西方文论研究。
Title
Back to the Existence of History Itsel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ruth in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by A.S. Byatt
Abstrac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written by the distinguished British novelist A.S. Byatt in 2000, is an exceedingly important work in the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novels. It has no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by scholar so far.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in connection with it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ckdrop reveals that the book not only forcefully refutes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schools’ historical view toward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and fully expounds the opposite historical view toward truth held by the British school, but also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approach and method in which historical novels embrace historical facts and reveal historical truths, thus showcasing a brand new mode of history writing. Obviously,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is a major pioneering work of criticism on this subject.
Author
Xiao Jinlo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His major areas of study include Brit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xiaojl600115@sina.com
正像英国当代拜厄特研究专家亚莉克莎·阿尔夫等所说:“A.S.拜厄特不仅是我们时代重要和杰出的故事讲述者，而且是富有洞见的批评家和公众知识分子”，她“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英国文坛上的关键人物”(Alfer 10)。除了发表过十多部小说，是一个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外，她同时出版过七部理论著作，是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出版于2000年的批评论著《论历史与故事》尤其引人注目。正像美国批评家凯思琳·曼利所说:“《论历史与故事》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Manley 311)。在该著中，拜厄特用极丰富翔实的材料有力反驳了后现代主义的建构论历史观，充分论证了与之相反的真理论历史观。它另辟蹊径，在西方当代历史哲学和小说批评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今学术界未对它展开充分的研究。据笔者调研，关于它国外学界只发表过三四篇书评类短论，国内学界还没有相关理论成果面世。本文拟联系该论著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它的理论观点和价值进行具体的阐发论述。
01
拜厄特的真理论观念
表面看，20世纪后期西方文坛上从哲学思想、文学批评到小说创作领域似乎全都被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论历史观所占据。如哲学思想领域被法国的福柯和美国的怀特等关于历史事实是在语言话语中显现的、是由历史话语建构起来的历史建构论观念所占据，文学批评领域似乎被加拿大的哈琴等关于文学是用当下的话语建构过去的历史事实的“历史编撰元小说”观念所占据，小说创作领域似乎被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关于历史事实是文学叙事的产物的历史叙事观念所占据。
深入下去便会发现，叙事论历史观并不是西方当代文坛上唯一的历史观念——说穿了它只是法国和北美人文社科领域里的主导观念。除此之外，西方当代文坛上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历史观念即真理论观念，它是英国理论创作界最基本的观念。英国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帕特里夏·沃在《后现代小说和批评理论的兴起》中精辟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及爱尔兰小说一直抵制它的美国同伴的充盈于篇章中的文本游戏或天启性和妄想狂，同时也轻蔑法国新小说的十分艰涩的词语实验”(Waugh 68)。“这些作家们表明他们既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永远凝结在一起，也与哲学上扎根于英国本土的道德和文化批判传统密不可分”(Waugh 68-69)。法国或美国的当代小说家将客观世界(或者说现实)消解到语言话语中，认为“世界和它的表现形式之间没有间隙，因为世界完全是文本性或表现性的”(Waugh 74)。英国当代小说家正相反，受到本土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的熏陶，他们一贯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永远存在着反讽性间隙”(Waugh 74)，语言的目的就是给世界绘制真实的图画，小说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其目的自然是真实描绘世界。
作为英国小说亚文类的历史小说毫不例外也一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正像美国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苏珊娜·基恩在《英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档案罗曼斯》中深刻揭示的，20世纪后期英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既是大众的又是文学性的新形式即“历史档案罗曼斯”形式，它的本质特征是向传统的历史小说看齐，“恢复历史的富有魅力的、可以安慰人、给人以道德教训的力量”(Keen 61)。在此类小说形式中，一般都有一个刚刚跨入知识领域的探究者形象，他不懈地追踪探索图书馆、博物馆或古宅中的文字档案，直到发现事实真相为止。“此探究者对真理的求索不仅令人钦佩向往，而且也产生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好处”(Keen 42)，即查证了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英国当代很多著名历史小说家如阿克罗依德、德雷布尔、戈达德、昂斯沃斯、诺福克以及拜厄特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创作重心放在对历史存在和真相的发掘和揭示上。
在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者说客观真理论观念同样是最基本的观念或者说是主导性的观念。英国当代文坛上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批评家是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客观真理论观念。以伊格尔顿为例，他一贯激烈反对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观念，大力宣扬与之相反的唯物论观念。他在《理论之后》中明确指出:“没有什么观念比绝对真理更不受当代文化理论的欢迎”(Eagleton 103)。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们认为，事物和事实是在人类的主观意识和语言话语中呈示出来的，而由于人类的主观意识和语言话语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所以事物和事实的形态必然会随着后者的不同而不同，真理必然是相对的变化的:“他们更赞同如下观点:同样的东西对你也许是真理，对我则不是，或者说星期一是真理但到了星期五就不是了，或对比利时的佛兰德人而言是真理，但对非洲的阿赞德人却不是”(Eagleton 105)。伊格尔顿在揭示了后现代主义者反真理的理由后，进一步分析指出:
“这条鱼坏了”，如果此话是真的，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这条鱼同时既坏了又没有坏;它不可能对你来说是新鲜的，对我来说是腐臭的，即使我喜欢腐臭味道;真实是绝对的。(Eagleton 104-105)
所有的真理都基于特定观点;但由此说从我的观点看澡堂里有一只老虎、从你的观点看澡堂里没有老虎是荒唐的。你我可能会就澡堂里是否有一只老虎进行激烈争论。我这里提出绝对真理是要说你我两人中肯定有一个弄错了。(Eagleton 106)
扎根于此深厚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者说客观真理论文化思想土壤中，拜厄特从踏上文学之途之日起就一直坚持客观真理论观念，始终以揭示真理为创作目标。拜厄特在其早期批评论著《大脑的情感层面》中自白说:“最早影响我的文学创作的是下面两种关于小说性质的论述:艾丽丝·默多克1961年发表的论文《抵制干瘪》和格雷罕姆·格林对莫里亚克的评论”(Byatt, Passion of the Mind xv)。在《抵制干瘪》中默多克尖锐批判了以斯图亚特·汉普夏尔和萨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认为他们都是主观自主、理性自制的人物。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他们的作者的主观主义、理性主义观念的传达形式、象征物。他们抽象干瘪，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相去甚远。真正的小说不应该以描绘作为主观主义和理性主义观念传声筒的“干瘪”虚假人物为出发点，而应该以描绘现实中无限丰富生动的真实人物为出发点。拜厄特完全接受了默多克的思想观念，认为小说创作的目标非揭示真理莫属:“对我而言它(《抵制干瘪》-笔者注)类似于教义”，“在我成为作家的时代，有关世界在我的经验中的唯我论观念甚嚣尘上。我们所说和所看到的东西是我们的建构物，在人们都为此类思想所迷惑之际，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真理的观念，思考坚固的真理及其可能性”(Byatt, Passion of the Mind 17)。从60年代到80年代，拜厄特创作了《太阳的影子》、《游戏》、《花园处女》、《宁静生活》等多部小说，它们都以如实表现现实中丰富复杂、动态变化的真实人物为目标。在英国勃然风行的历史小说创作思潮影响下，从1990年开始，拜厄特也加入了写作历史小说的作家队伍，创作出了《占有》、《天使与昆虫》、《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巴别塔》、《孩子们的书》等一系列以过去的生活场景、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场景为表现对象的小说。这些小说差不多都属于基恩所说的“历史档案罗曼斯”类型，都以回到历史存在本身、揭示真理为目标。对此，拜厄特在小说《传记作家的传记》中作过明确说明:“我知道脏窗户是一种关于知识的不满意状态和学术盲目性的古老的、老生常谈性的喻指。一个真实的、非常脏的窗户遮住了太阳、事物本身”，“我们必须拥抱事物本身”(Byatt, The Biographer’s Tale 4)。她后期的批评力作《论历史与故事》即是对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英国历史小说们以及她自己的历史观念的总结和阐发，也可以说是对当代英国派的真理论历史观的理论概括。
02
历史的真理性不可否认
《论历史与故事》由拜厄特于1999年在美国艾默里大学和耶鲁大学所作的两个讲座的讲稿汇集而成，集中探讨了历史的功能性质和书写方法问题。在此论著中，拜厄特集中反驳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论历史观，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她反复强调说，过去几十年理论界普遍否定历史的真理性，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叙事，无法揭示真理，没有意义。她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历史无不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无不是对过去的物质存在、客观事件和人们的历史经验、感受、精神等的如实呈现，无不是真理性的，具有巨大思想启发作用。历史的这种揭示真理的性能在作为历史的一种重要形式的历史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她首先追溯了英国当代历史小说兴起的缘由:
过去十年，在对历史的各种形式进行严肃的审美和哲学研究之外，将生命看作是文化建构物的当代知识信仰界还推出了一连串文化禁忌。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无法知道过去——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自身的需求的投射，是我们强加于我们的阅读品和建构物的个人成见。意识形态遮蔽了一切。所有的解释都是暂定的，因而任何一种解释都与另外的解释同样好。——真理是毫无意义的概念，所有的叙事都是有选择性的和歪曲的。(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12)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受到禁闭的事实是如此众多的小说家们捡起历史话题的一个原因。正像我说过的，对叙事能量的新的可能性的感受是一大缘由。最近的历史小说几乎写到了所有的时代，从穴居的尼安德特人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中世纪的僧侣到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从王政复辟时期的花花公子到法国大革命家。可以说小说家是在寻找当代社会现状的历史范型——罗斯·特里曼说她看到理查二世复辟的英格兰是撒切尔的英格兰的范本，而历史小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言说实际上是对1968年革命的言说。可以说不理解先于和促成现在的过去，就无法理解当下。这就是我将要在此论文中讨论的战争小说的真理。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
人们热衷于写作历史小说的另一强烈冲动是渴求描写被人们边缘化的、遗忘的或未载入史册的历史的政治欲望。(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
在拜厄特看来，英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为了追宗溯源、探究当下社会现状的历史本源和范型，以及开掘为过去的历史叙事所遗漏的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理。
而英国当代的历史小说无论是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还是以近代和远古的人物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无不致力于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真情实感、精神灵魂以及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物质存在，无不致力于追究历史本源本体、恢复历史真相，无不是真理性的。如写二战史的战争小说真实表现了战时和战后新老小说家的“直接感受”:“对我而言，对二战的直接感受的最伟大的记录者就是那些晚期的现代主义者”(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13)。老一代小说家表现了他们对战争的恐怖感受。如格林在《着火》中借主人公理查德·罗描述说:“第一个夜晚我们被派往码头。当我们走过西敏桥时，眼前呈现出一片奇幻景象，伦敦的整个左半边都燃烧起来了”(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3)，“那第一天晚上我们队伍中有一个叫亚瑟·派珀的老家伙大约三个小时后被炸死了......桥上看到火光后他只说了句‘哦，妈呀’......”(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14)而“那些战后出生的作家如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朱利安·巴恩斯、帕特·巴克、马丁·艾米斯等”的作品表达的是“毁灭和死亡之残存者的劫后余生感受”(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25)。如斯威夫特的《羽毛球》表现的是暴力、折磨、拷打、背叛等恐怖惊悚情景。巴恩斯的《直视太阳》“是对生命、死亡和永恒的思考”(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27)。跟戈尔丁的《品切·马丁》一样，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写的是“灵魂、自我、心理意识或生命的毁灭”(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32)。
写祖先历史的小说都追根溯源，重温特定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和精神灵魂，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本质。有的展示了特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初始状态或“单一意象” (single image)。如珍妮特·温特森的《热情》就是一个例证。在此作品中珍妮特·温特森展现了拿破仑的一种天然嗜好:“拿破仑是如此嗜好鸡肉以致他的厨师们整天在做鸡肉”(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3)。她以之为基础重建了拿破仑的性格特点即率直任性、随心而欲，由此还原了他的本真面貌:“既纵欲又狂暴”(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0)，是个为所欲为之人。有的重建了特定时代人们的话语和精神灵魂。福尔斯的《蛆虫》就是典型范例。首先，它重建了十八世纪语言词汇:“这部小说在对1736年《绅士杂志》一个月接一个月的再生产中包含了它的全部‘历史记录’”(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39)，“呈现了过去不为人知的人物的初始视野”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0);其次，重建了当时人们的灵魂:“它是对那遥远陌生的18世纪流逝的情感和声音的重建”;最后再现了历史事实:“其中是满满的事实”(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39)。有的发掘出了奇异的或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历史事件。如在《101/2章世界史》中巴恩斯“用反讽声音语调将历史还原成碎片和古怪孤立的或诡异地关联在一起的偶然事件”(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0)。“虽然曼特尔的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和巴克的三部曲一样，表面上是‘常规的’，但任何一个仔细观察它每一页上的叙事选择性、事件重叠性、间隙、叙事视角等的作者都会发现许多新颖的值得称道的事物”(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5)。
回顾人类生命本源、祖宗和远古历史的小说发掘那些超出已有圣经救赎模式、达尔文主义、斯威登堡精神主义等文化叙事框架的物质事实，揭示历史真相和本质。拜厄特分析指出，我们的生活无不为以往这样或那样的叙事模式所规导制约:
我说过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是出自我们寄居于其中的庞大范式性叙事。人类生活以往是根据圣经叙事思想规划的。相关的圣经叙事制造了生活意义——所有人的生活寓言，《天路历程》的寓言，圣徒生活的寓言，忏悔录以及与之相对的形式化的成长小说的寓言等。与之大相径庭的形式是民族史诗，如从维吉尔到《人间喜剧》(在它们之前或之后有童话和哲理故事)等。同时达尔文关于适应、选择、遗传的细致入微的实验结果，后者关于人类本源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叙事。DNA功能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引发了一股达尔文主义新浪潮，它们带来了新伦理学、实际上是政治学。(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65)
她说基于新科学发现和思想变化，“一种新的历史小说成为可能”(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66)。它们发掘和揭示了那些悖逆各种现成文化叙事的物质现象，突破了虚假叙事，揭示了历史或生命真相。如诺福克的《教皇的犀牛》“是从一段关于在时间长河中波罗的海的构成的长长的奇妙的解释开始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渐渐意识到那里的核心意识、读者的观点是由鲱鱼群的视野引导的”(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67)，“物种大规模增殖，它们不是被亚当式地命名，而是被科学式地和诗性地命名”(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68)，作品借宇宙原初的物质自然状态，突破了《圣经》关于人类生命起源的叙事。无独有偶，巴恩斯的《101/2章世界史》亦是一部彻底解构圣经叙事的作品。它的叙事者不是上帝和诺亚，而是与他们对立的木囊虫，“它对诺亚方舟旅程的解释虽然是闹剧式的和怪异的，但却表现了以往关于人类带领和保护其他物种的神话的不真实。‘我们的方舟不是自然的保护之所;有时更像一艘囚船’”(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71)。在谈到她本人的《大闪蝶尤金尼娅》时，拜厄特宣称:
出于多种混杂原因，我读过大量有关昆虫生活的读物。我将昆虫当非人类看待，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他者，我认为我们应思考非人类，以便全面理解人类。昆虫是许多拟人化形式关注的对象——我们套用我们自己的社会结构命名他们的社会，如王后，士兵，奴隶，工人等。我认为我们在将其他物种转换成我们自己的意象时应格外小心。(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4-115)
“我对这个故事的想法很简单”(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6)，“把两个社会(蚂蚁和人类)的意象交织在一起，以便同时强烈显示他们的相同和相异——展现作为他者的昆虫，抵制我们强加上去的隐喻”(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117)。她说作品主人公威廉通过实地考察人和昆虫，发现了生命根本因素DNA，破除了达尔文主义和斯威登堡主义强加于生命的文化叙事，还原了生命之真相。
拜厄特告诉我们，当代的英国历史小说，无论是讲述父辈战争史的小说，还是讲述祖先社会文化史的小说，以至讲述人类远古生物生命史的小说，无不致力于追根溯源、探究历史真相，无不揭示了这样那样的历史本质，是真理性的。既然连带有明显虚构色彩的历史小说都能展现历史真相，揭示历史本质，是真理性话语，那么其他的历史书写形式更不待言。就这样拜厄特借用大量具体翔实的材料例据有力反驳了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是叙事、不关乎真理的观念，充分论证了历史是人类世界真相和本质的反映形式的观念，证明了历史的真理性。
03
腹语术和事件开掘法
在充分论证历史小说可以触及历史真相、揭示历史真理的同时，拜厄特还深刻探讨和阐发了历史小说如何回到历史存在、揭示真理的问题，开发出了“腹语术”和事件开掘法等具体的历史书写方法。腹语术，英文为ventriloquism，原本是一个宗教魔术概念，“其名字出自拉丁词‘venter’(belly 肚子 )和‘loquil’(speak 言说)，指用肚子说的话。那由肚子发出的声响被当作是亡者的声音，它们占据了腹语术者的肚腹。腹语术者然后解释它们并预言未来，因为腹语术者被人们当成是可以与死人讲话的人”(https:// en.wikipedia.org/wiki/Ventriloquism)。这原本指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腹语术者与死人交流，传达和解释后者的心声，揭示真理。拜厄特用它来指代英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写作方法:“我是在如下背景中启用此概念的:福尔斯在《蛆虫》中持续不断地重建十八世纪的声音、词汇、思想习惯;而在彼得·阿克罗依德那里，作品存在的理由就是非常实际地关注死人之精神灵魂的复活”(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3)。
拜厄特指出，所谓腹语术就是回顾和重建前人的心声、话语、思想言行、精神特点等，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真理的方法。在她看来还原历史真相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观感受”(immediate feel)呈现法:即由历史事件的经历者出面直接表现他们当时的真情实感。英国当代战争史小说采用的就是此形式。最早的二战史小说是由那些参与过战争的小说家写出来的，这些小说家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了他们对战争的恐惧惊悚感。80、90年代的二战史小说是由战后出生的小说家完成的，他们直接呈现了其内心由战争引发的绝望无助情绪。另一种是历史景象还原法:由当代人出面间接表现过去的情景、词语、声音、精神、灵魂等。拜厄特将自己的作品《占有》引为运用历史景象还原法的典范。她说她在创作《占有》时，“头脑里一直回旋着布朗宁采用复活法写就历史诗作的意象——布朗宁在《环与书》中将自己同时比作带给死尸以生命的浮士德和以利沙”(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5)。布朗宁曾用复活死人的腹语术方式创作出了《环与书》。她模仿布朗宁，用腹语术方式创作了《占有》。具体而言，借助两个文学仿像艾什和兰蒙特复活维多利亚著名诗人布朗宁和芭蕾特。她说:“我说过置身于维多利亚背景中，按维多利亚的秩序，用维多利亚式的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关系，写作维多利亚词句，是我能够想到的可以听到维多利亚故人的声音的唯一方式”(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6-47)。在《占有》中她赋予艾什和兰蒙特以维多利亚的词语、句法、诗作，借以重现了布朗宁和芭蕾特的语言话语。“那将我直接带向我的小说《占有》的东西，那高于一切的东西，是腹语术，它是对死者的爱，是对那作为持久不变的幽灵或精神的声音的文学呈现”(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6)。她同时借展现艾什和兰蒙特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风貌，再现布朗宁和芭蕾特的传奇人生和精神灵魂，揭示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风貌。
事件开掘法是一种通过关注、开发、重建历史偶然现象或物质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方法。在拜厄特的理解中，历史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一是“创造故事”，将混乱的事件按某种序列串到一起;二是“发现事物”，保持历史事件具体特殊、凌乱无序的原始状态。对之她借巴恩斯《101/2章世界史》中的一大段文字作了明确说明:
历史是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事。其中有模式，计划，运动，扩张，民主的推进等;它是一幅挂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件，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可以解释的叙事。一个好故事引向另一个好故事。(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49-50)
我们创造故事掩盖我们不知道或无法接受的事实;我们仅保留一丁点事实，围绕着它们编织新故事。只有靠此抚慰人的寓言，我们的恐慌和痛苦才能得到缓解。我们将它称作历史。我要为历史声张的东西是，它十分擅长发现事物。我们试图掩盖事物，但历史则不放过它们。时间和科学都站在它那边。我们虽然秘密地埋葬了那些受害者(被扼死的幼君，遭受辐射的驯鹿)，但历史会发现我们对他们曾做过什么。(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0)
在拜厄特看来，此第二种含义才是历史的初始本真含义。真正的历史书写不应该以“创造故事”为出发点，而应该以“发现事物”为出发点。
拜厄特说，英国当代文坛上的杰出历史小说家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开掘被历史叙事掩盖起来的历史事件、发现历史真相、揭示历史真理的方式。如“巴克和曼特尔讲述的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6);“罗伯特·卡拉索在《卡施的毁灭》中转引理查·科布的精彩论断，说明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恰恰是秘密和不为人知的东西”(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6)，“卡拉索说秘密即是后历史”(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6);“跟曼特尔一样，诺福克宣称在他的叙述中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事也许基于事实，反之亦然——所有看似可能的事是虚构的”(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7);“菲兹杰拉德详细罗列以往的小说家所钟爱的细节——衣服，气味，香烟，小手段和喜欢捉摸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的思想习惯等等，创造建立在对历史危机的明确认知之上的整体性的生活意象”(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59);“斯威夫特的主要叙述者却为斯威夫特代言，用赞扬的基调述说人类本性的神秘性和‘生活之爱’。他狂想自然历史和人类本性，宣称‘自然物体’总是战胜人工物体，并告诉孩子们我们对生活本身的爱远比球迷们签署的‘网球场宣言’更有煽动性，更能引发混乱无序状态”(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70);
到她写最后一部小说《但尼尔·德龙达》时，芭芭拉·哈代说它是一部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维尔基·柯林斯的惊险剧的“感性刺激小说”，她现在比以前对暴力突发事件和盲目机遇更感兴趣。就像我说过的，发现格温德伦在玩冒险游戏意义重大。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达尔文主义小说家似乎将兴趣从循序渐进法则转向突发事件。麦克尤恩的情节更接近那惊悚类和人工编造的神秘类的现代小说的情节。在餐馆里走火的手枪偶然打死了一个陌生人，麦克尤恩为这个陌生人满满地编织了一个世界如一类生活、一个家庭和一种性格等，让读者想象此纯属偶然发作的事件对生活的影响，它们原本应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展开。(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84-85)
在《论历史与故事》中拜厄特详细分析考察了英国当代各个时期、各种各类的历史小说，借之不仅有力驳斥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历史是叙事、不关乎真理的说法，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而且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小说具体如何回归历史存在本身、还原历史真相的路径和方法，对真理论历史观作了最为深入透彻的阐发说明，曼利称它“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Manley 311)，可谓名副其实。
正像帕特里夏·沃如前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和批评理论的兴起》一文中所精辟指出的，西方当代文坛上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在内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迥然相异的两大种:一是法美派的后现代主义语言建构论观念，二是英国派的客观真理论观念。拜厄特的《论历史与故事》是在英国的客观真理论思想土壤中生发出来的，其中的历史观是英国派的真理论历史观的经典表达。它用极丰富翔实的材料强有力地证明了建构论历史观的虚妄性和真理论历史观的真实可信性，深刻阐发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小说创作法则:即历史小说家不应像哈琴等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站在现在的立场上重构历史，而应站在过去的立场上还原历史;不应采用游戏历史的戏仿方法，而应采用忠实历史的腹语术和事件开掘法。它彻底否定了以哈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建构主义历史小说创作法则，创建了与之相反的真理论历史小说创作法则，为人们启示了一条全新的历史小说写作路线，可谓起到了引领新创作思潮之价值。《论历史与故事》出版之后，回到历史存在本身、揭示历史真相逐步变成了英国文坛上的一种大气候和基本法则。举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1960年英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波尔特推出了一部主观建构性非常强的历史剧《不朽之人》(A Man For All Seasons)，该剧将英国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托马斯·莫尔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而将推动改革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塑造成一个阴险奸诈的恶徒。对这种处理，过去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之大加诟病。如希拉里·曼特尔抱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于2009和2012年连续推出了两部杰作《狼厅》和《提堂》，专门纠正了《不朽之作》违背事实真相的历史书写，为克伦威尔平了反。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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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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