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演化与叙事：纳博科夫《天赋》对进化论的文化反思

Original 吴娟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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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纳博科夫将文学批评有机地融入到《天赋》的叙述与情节之中，在文本中用戏仿、拼贴、暗指、变位词、意象、人物对话、作者闯入等方式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批评，演绎出其独特的拟态观与进化观。小说中所指涉的生物学家和文学人物众多，因此被认为是纳博科夫对进化论历史的戏仿，一幅文学批评的全景画。探究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评是研究其创作思想与叙述艺术的不可或缺的步骤。论文从戏仿、拼贴、暗指、变位词、意象、人物对话、作者闯入等方面来探讨纳博科夫怎样将文本作为文学批评，怎样将科学构想融入诗性语言，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兼具科学思辨性与艺术审美性的文化反思。

作者简介

吴娟，文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

Title

Imitation, Evolution and Narrative: Cultural Reflection on Evolution in Nabokov’s The Gift

Abstract

Nabokov incorporates, naturally and organically, literary criticism into the narrative and plot of The Gift, critiquing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through parodies, pastiches, allusions, anagrams, symbols, dialogues and authorial intrusions, and expounding his unique views on imitation and evolution. Given its extensive coverage of numerous biologists and literary figures, The Gift has been regarded as a parody of the evolution history and a panorama of Nabokov’s literary criticism. A look into Nabokov’s critique of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s an inevitable step in the study of his literary views and narrative art. By analyzing his use of various rhetorical devices, narrative voice, and authorial direct com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Nabokov converted the text of The Gift into a literary critique and integrated scientific ideas with poetic language all for the purpose of delivering a cultural reflection on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reinforced by scientific inquiries and aesthetic deliberations.

Author

Wu Juan, a PhD in literatur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Her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janewu@ pku.edu.cn

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不仅是20世纪享誉世界文坛的文学家，而且还是鳞翅目昆虫学分类专家。《天赋》（The Gift）是纳博科夫用俄语写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纳博科夫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俄语作品。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描写俄罗斯流亡者费奥多尔旅居柏林的一段心路历程，纳博科夫将对妻子的爱、对父亲的尊敬、对鳞翅目昆虫的热爱、对俄罗斯岁月的追忆、流亡他乡的种种经历都融入作品中。《天赋》糅杂了社会活动、科学探索、唯美主义等多种元素，既描绘了柏林的俄罗斯移民的侨居生活，讲述了费奥多尔个人和文学的成长，四分之一的篇幅描述车尔尼舍夫斯基的传记，同时大篇幅地对地质探索和蝴蝶捕狩进行描述，这使得《天赋》成为纳博科夫科学元素渗透最多的小说之一。“ 父亲的蝴蝶 ” 是《天赋》的附录部分，总结康斯坦丁作为鳞翅目昆虫学家、物种学家的科学成就，虽然不直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然而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深化纳博科夫的拟态观与艺术观念。《天赋》的文学评论大多集中在小说的艺术形式、文学隐喻、纳博科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争论等。多林尼(Alexander Dolinin) 对小说文本内容与文化语境的关系作了全面研究。①布莱克威尔（Stephen Blackwell）探讨了小说的创作背景与艺术结构。透克尔（Leona Toker）通过研究费奥多尔独特的感知与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创作，探讨纳博科夫的艺术观。②亚历山德罗夫（Vladimir Alexandrov）研究小说里美学、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③伴随着《纳博科夫的蝴蝶》的出版，“ 父亲的蝴蝶 ” 引起读者的广泛重视。④《天赋》运用一种寄寓于情节中的、独特的文学批评话语，采用了戏仿、风格模仿、暗指、变位词、人物对话、叙述者的陈述以及作者直接评论等方式或途径，对进化论进行的兼具科学思辨性与艺术审美性的文化反思。

拟态与进化：“非功利性”与“审美狂喜”

薇拉（Vera Nabokov）在1952 年曾写道：“纳博科夫一生最感兴趣的就是自然界的拟态。他最想编写这样一本书，在书中穷尽动物王国中所有的拟态现象”(Schiff 218) 。拟态是纳博科夫在科学论文、小说和诗歌中经常提到的主题。拟态是指生存下来的生物受益于保护性着色，逃避掠食者的眼线，拟态一词本身就是隐喻性的，暗示对生物的刻意复制生物。亚历山大（Victoria Alexander）在研究纳博科夫昆虫模仿中提到纳博科夫研究的南美蓝蝶中许多都是橙色而并非蓝色，它伪装成其它种类，用色彩来警告猎捕动物。这种伪装成毒蝶的拟态现象就是“贝氏拟态”现象。研究纳博科夫蓝蝶的科学家发现，智利大黄蝶就是完全以一种有毒植物为食的，它是许多不同种类蝴蝶伪装模仿的对象（Boyd and Johnson 46）。蝴蝶善于伪装，装扮成的树叶、石头或幼虫，捕蝶者的乐趣之一，就在于识别出蝴蝶的伪装, 甚至识别此类蝴蝶的种类。

纳博科夫承认进化论对生物的强大阐释效力，然而进化论并不足以解释自然界中所有的拟态现象，因为拟态现象远比物种需要应对捕食者时可能需要的拟态伪装要复杂得多。纳博科夫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并不能解释一切神奇的特征模仿及行为模仿的巧合，而一种远超捕食者鉴别能力的保护策略被归为拟态的精巧和繁复，也不是 ‘ 生存竞争 ’ 理论所能阐明的。”在拟态中，“能发现在艺术中寻找的毫无功利性的欢愉”（Nabokov, The Gift 343）。他认为，自然界中许多生物现象是进化论不能解释的，尤其是自然界中生物间神奇的模仿现象，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着这个世界。纳博科夫以蓝蝶蝶翼上的露珠形状为例，提醒读者注意蝶类翅膀图案非功利的形成机制，蝶翼上露珠的斑纹栩栩如生，蝶翼边缘穿越露珠而过的一道线，甚至完美地模拟出折射后的形状。蝶翼上的露珠形状，“仿佛他们都是出自于某些爱开玩笑的艺术家们之手，目的只是为了取悦于人类的智慧之眼”（Nabokov, The Gift 344）。

纳博科夫认为，捕蝶活动带来的科学发现与审美狂喜，是科学与文学相通的重要表现之一。他发现稀有蝶类时体会到一种“永恒感的极大喜悦”（Nabokov, Strong Opinions 129）。纳博科夫在拟态中发现了艺术创作中的非功利的愉悦，“两者都是魔术，两者都是迷惑和欺诈的游戏。”他曾解释说：“图案模式的巧合是自然中的一个奇迹”（Nabokov, Strong Opinions 8）。纳博科夫在酷似枯叶的蝴蝶拟态中，体会到生物拟态与艺术审美、蝴蝶研究与艺术创作的相似性。他认为“不管怎样斟词酌句，那语言所传递出的并非是我真正想传达的。我得用昆虫学论文里面的科学专业术语才能表达清楚。蝴蝶在贯穿它身体和模式标本标签的昆虫针上，在记录该标本原始描述的科学期刊中获得永生。但小说中描写它的艺术语言，却让蝴蝶美感全无”（Nabokov, The Gift 8）。纳博科夫把蝶类研究的喜悦与艺术创作的快感融和贯通，他的小说中充满与蝴蝶相关的语汇，比如在《洛丽塔》里，纳博科夫将洛丽塔用他发现的“多洛雷斯”蝴蝶命名，就连洛丽塔的学号也是多洛雷斯在大百科全书中蝴蝶的序号，洛丽塔的昵称“多丽”，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蛹”。

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文学像蝴蝶一样，具有迷惑性，同时又希望读者能够如捕蝶者一般，识别出文本“贝氏拟态”式的伪装和骗局。纳博科夫运用大量的典故、隐喻、双关、含混、时空交错、循环往复等手段，希望读者通过反复阅读，发现巧合的细节，秘密的要点和隐形的情节架构来识破伪装寻找答案。蝴蝶的拟态，使得纳博科夫对摹仿与真实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他甚至认为大自然是一个骗局，所有的艺术都是某种骗局，现实可能也是骗局的一种形式和外衣。纳博科夫把拟态策略用于小说创作中，隐藏的模式关联、文本背后隐藏的信息、思想和艺术的痕迹，构成了纳博科夫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戏仿和拼贴作为批评

在《天赋》中，纳博科夫使用戏仿(parody)和拼贴(pastiche)对进化论进行诗性反思。戏仿是指为了喜剧效果或以嘲笑方式，在一部作品之中逼真地模仿另一位作者、作品或文类的风格。戏仿是纳博科夫模仿观在其文学创作中更深层意义上的延伸。拼贴是指一部模仿以往作品风格的文学、艺术、音乐或建筑作品，也指从不同作品选出的材料而构成的音乐、文学或艺术合成品。不论是使用戏仿，还是拼贴，其目的都强调对他人或其他文类风格的再现。纳博科夫以这两种方法来再现进化论的主要思想与核心观念，从而达到反思与批评的目的。在《天赋》中，纳博科夫通过对传记体作品的戏仿，把文本叙事变成一种具有批评性质的文学游戏。纳博科夫将对拟态与进化的探讨写进小说文本，提醒读者去体会拟态的复杂性与进化的偶然性，从而实现了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批评与反思。

《天赋》第二章通过对康斯坦丁（Konstantin Krillovich）传记的戏仿，探讨拟态与进化主题。小说主人公费奥多尔是一位作家，同时还是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他的父亲康斯坦丁是俄国著名的中亚探险者与鳞翅目分类昆虫学家，“每一个步骤给无名的命名”（Nabokov, The Gift 119）。鳞翅目昆虫学史的介入给小说叙事增添了科学的元素与真实的氛围。康斯坦丁敬畏大自然，英勇地在异域寻找稀有蝶类，他认为自己被“阴霾、神秘、神秘的保护区”包围着，以此暗示一个超验场域的存在（Nabokov, The Gift 114）。通过在康斯坦丁夫身上融合了经验和神秘，纳博科夫似乎强调世界的神秘与科学认知的有限。康斯坦丁对进化论的批判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他认为生物突变的随意性，无法用保护性拟态来加以解释，更别提事实上存在的数千种模仿现象了，“一万亿光年几乎也是不够的，即使有一系列的巧合，用同一过程来掩盖许多完全相异的物种。（例如，赋予折叠蝴蝶与某种树叶同样精美的外观，一个现实缺陷的艺术奖赏：被别的幼虫吃了一个小洞）”（Nabokov, The Gift 224）。其二，康斯坦丁强调生物拟态不是线性进化，而是出于网状关联之中。他认为拟态的同义词是“自然押韵”、“家族玩笑”。当一个生物模仿某种东西时，两个之前互不关联的对象建立了某种联系。这些隐喻还建立了自然界与人类精神生活，尤其是艺术生活的某种联系。康斯坦丁强调生命的本质或真相隐藏在网状关联中，呼应了纳博科夫的拟态艺术观，“只有当作者采取两种不同的物体，就像生活本身，比较两种感知中类似特质，用一个连接的比喻中，真理才能出现，事物本质才会凸显”(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211)。其三，康斯坦丁批判进化论强调竞争机制，忽略了创造性元素，他认为由大量偶然因数累积的拟态，如果没有某种创造性的推动力，不足以形成一个单一的保护性的拟态，更不用说那些成千上万的拟态了（Zimmer 54）。康斯坦丁甚至设想，可能存在一个更优化的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物种起源与拟态演变，这种理论既不是机械僵化的，也不是随意偶然的，而是与某种创造力相关。

纳博科夫特意委托科罗柯夫斯基（Nikolai Kholodkovskii）撰写康斯坦丁传记，科罗柯夫斯基是20世纪初俄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达尔文遗产辩论者的主要参与者，这极大地提高了生物学元素对《天赋》的诗学建构。科罗柯夫斯基不仅执笔撰写康斯坦丁传记，而且在他编撰的百科全书里，专门设立了康斯坦丁词条。作为生物学家的科罗柯夫斯基，不仅是基于生殖器结构来对蝴蝶分类的发起者之一，也是歌德与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这体现了纳博科夫科学和艺术渗透结合的思想（Zimmer 350）。科罗柯夫斯基在小说里的诗学功能是多元的，他不仅告诉读者康斯坦丁是一位非正统意义的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强调自然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建议不要把自然选择视为，“解释复杂现象如何演变为有机发展的唯一的因数” (Vucinich, Darwin in Russian Thought 276)。同时，科罗柯夫斯基还呼应康斯坦丁某些科学设想，认为生物进化过程中存在某种创造性元素，而“自然选择是一个控制和选择的因素，但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因素：它关注生物体内发生变化的适宜性，它不会造成这些变化”(Vucinich, Darwin in Russian Thought 278) 。

除了委托科罗柯夫斯基撰写康斯坦丁传记，纳博科夫还授予康斯坦丁一些官方头衔，康斯坦丁去世后，被尊称为“蝴蝶猎人”（Nabokov, The Gift 204）。不管在真实科学领域里这一观点具有多大的认可度，至少在小说的逻辑范畴内，康斯坦丁的观点凸显了进化论的局限性，“进化演变和性选择，绝对不是简单地部署‘非技术力量’，它本身变得细腻精妙又惊人地复杂”（Zimmer 56）。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不少科学家提出对进化论的质疑，新拉马克主义和创造论者更是对达尔文进行猛烈的攻击。康斯坦丁对进化论所持的保守态度，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知识界智力的严谨性。从《天赋》中对传记的戏仿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戏仿是一种批评的方式，使小说文本传载着那些被模仿文类的风格，同时体现出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批评倾向，将读者引入到辨认戏仿的独特审美活动中，也激发理想读者的感悟力。因此，纳博科夫的戏仿策略既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文学游戏，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途径。

变位词与暗指的批评功能

变位词 (Anagram) 是指改变一个词或短语的字母顺序后构成的新词和短语。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变位词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它参与到小说语境的营造之中，用来表现小说重要主题。变位词在特殊的语境中可以具有暗指功能和双关功能，在叙述过程中它同样是一种能够藉以传达作品多重声音的修辞格。纳博科夫利用变位词本身所具有的暗指功能和双关功能来表达各种文学主题和与文学相关的目的。因此，变位词既是具有叙述功能的修辞格，也是纳博科夫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暗指 (allusion) 是文学作品中隐含或间接的指涉，也是纳博科夫进行文学批评的另一种方法。纳博科夫运用变位词和暗指一起进行批评话语的构建。他先将变位词作为暗指符号指涉自己要批评的对象，并在叙述中提供了一些读者熟悉的关于这些批评对象的相关信息，然后再用揶揄讽刺的口吻予以批评。在《天赋》的各种场景中，纳博科夫对达尔文等进化论家进行暗指，从中流露出对进化论的反思。小说中的暗指不仅是作家营造戏仿时提供的暗示，而且其本身还具有强烈的批评功能。与戏仿一样，暗指能在叙述的过程中产生多重声音。例如，纳博科夫在暗指达尔文时，并没有直接提及达尔文的名字，而是提供一些能让人想起这一名字的暗指符号和信息，《天赋》里隐秘地引用拟态的特性和概念，深化了我们对拟态主题及其最终文本发挥的原初作用。

《天赋》里肯定了康斯坦丁的重要意义。从康斯坦丁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康斯坦丁是拜占庭帝国的创始人，西里尔是设计斯拉夫字母的创始人。康斯坦丁的原型暗指19世纪探险家、科学家康斯坦丁·切尔登采夫。他还是纳博科夫在文学和鳞翅目分类学领域的密友，在昆虫学期刊上发表过上百篇文章，如“亚洲鳞翅目研究”和“俄罗斯帝国的蝶与蛾”。小说里很多虚构人物都是现实世界里真正的鳞翅目昆虫学家。当费奥多尔母亲得知他撰写父亲传记时，建议道：“写给阿维诺夫，给维里蒂，给那个战前常来探访我们的德国人，本哈斯寄信到斯图加特，到伦敦，到特陵，到牛津的每个地方”（Nabokov，The Gift 3）。阿维诺夫指的是安德烈·阿维诺夫，像纳博科夫一样，也是一个俄国贵族和中亚蝴蝶研究专家，管理匹斯堡的卡内基博物馆。1941年纳博科夫搬到美国时，联系的第一批人中就有阿维诺夫。维里蒂指的是鲁杰罗·维里蒂，意大利的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纳博科夫高度评价他创作的《意大利的日行蝴蝶》。费奥多尔母亲没能准确地想出安德烈亚·斯哈斯的名字，他是著名的昆虫经销商公司斯托丁格邦·哈斯，德累斯顿 - 布拉维茨的资深合伙人。

《天赋》充满了科学家们的名字。据《纳博科夫蝴蝶和飞蛾指南》不完全统计，文本至少有50处提及或暗示科学家的名称（Zimmer 152）。纳博科夫把真实的科学家的名字纳入《天赋》里，同时谨慎地附加了各种虚构人物的特征。例如《天赋》里对费奥多尔撰写的《车尔多夫斯基传》进行严格的审查和严厉的批判的阿努钦教授。现实生活中，阿努钦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达尔文《人的降落》的解释性文章，1909年阿努钦在纪念达尔文诞生60周年的文章中认为，自然选择理论不单改变了生物学，还影响了科学和思想的其他分支。1897年，阿努奇编辑了弗里特约夫·南森《最北端》的译文。挪威的探险家南森成为流亡人员国际联盟秘书，他的名字“南森护照”成了纳博科夫小说中描写无国籍流亡人员遭受的歧视羞辱的代名词（Vucinich, Science in Russian Culture 216）。小说里，阿努钦热情地拥护进化论，与纳博科夫对进化论的质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科学家名字巧妙地编织在叙事中，也暗示了纳博科夫强调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科学家积极参与了欧洲对进化论的争论中。

《天赋》通过康斯坦丁对鳞翅目昆虫学史进行评注，而且是对其悠久历史的注解，同时也对进化论进行文化反思。变位词 (anagram) 是指改变一个词或短语的字母顺序后构成的新词和短语。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变位词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它已经参与到小说语境的营造之中，可以用来表现多种小说主题。变位词在特殊的语境中可以具有暗指功能和双关功能，在叙述过程中它同样是一种能够藉以传达作品多重声音的修辞格。纳博科夫利用变位词本身所具有的暗指功能和双关功能来表达各种文学主题和与文学相关的目的。因此，变位词既是具有叙述功能的修辞格，也是纳博科夫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暗指极为丰富地传达了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内涵。明为暗指，实则是用最小的文本空间对其批评的对象进行公开的冷嘲热讽。暗指还和戏仿、变位词及双关语等文字游戏互相辉映，构成纳博科夫独特的批评话语。《天赋》中的蝴蝶意象象征着大自然的智慧，又蕴含某种拟态的巧合，甚至指引审美顿悟的狂喜。蝴蝶意象代表了科学研究和艺术审美的客体，又具有科学研究的本体意义，而且融合了敏感的艺术感知。纳博科夫通过蝴蝶意象的建构，来对进化论进行文化反思。

圆环意象与“球形物种”的诗学功能

除了蝴蝶意象，与进化论强调的线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赋》充斥着各种各种圈、球、螺旋形、周期性旋转的意象。螺旋形可以看作一个形而上学的提示，推动读者通过对叙事进行逐层阅读，暗示艺术对现实限制的超越。纳博科夫认为，“所有事物与时间的本质关系呈螺旋形的”，生命“在玻璃小球着色螺旋”（Nabokov, The Gift 275）。“父亲的蝴蝶”里，纳博科夫将圆形意象纳入更广阔的艺术和哲学建构中。康斯坦丁把物种起源以及进化过程描述为环形的网络，认为体现了大自然的自足性；周期性地发展演化，人类的创造力似乎预示出艺术的前人类主体，而这些艺术反过来超越了主体，建构了更加真实的现实。费奥多尔总结了他父亲的分类学理论呈现了自然和意识的互动螺旋形：“它〔进化、物种发展〕不是随风而动的工作，但一些充满活力、激发思想编发的旋转，不只是地球的自转，但是促使宇宙行星脉动的力量。旋转的想法基于生命的发酵，这种发酵导致了大自然中产生规律性的重复、认可和逻辑责任，高于人类的理性机制”（Nabokov，The Gift 225）。这一段话，不单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当我们联系《天赋》的叙事结构，以及小说叙事中大量的和重叠的圆圈和螺旋，这段话就拥有更丰富的内涵。小说呈现的环形叙事结构，故事由短语“第二点”开始，最后一句由“首先”开始，如纳博科夫在前言里暗示的圆周运动，“圆形的舞蹈”（Nabokov, The Gift 196）。费奥多尔与父亲都认为，宇宙最深层的节奏和周期与意识的创造力一致。物种本身是思想的形式，同时也是人类创造的产物，费奥多尔坚称，新思想导致新物种和新现实的建构。人的思想是该循环的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智力，其所有限制和权利，因为它作为自然的馈赠，永久的重复。在那黑暗的仓库，与太阳光下清晰可见的物种不同，然而它存在着”（Nabokov, The Gift 219）。

圈环意象通过康斯坦丁的“球形物种”（spherical species）理论得以加强。康斯坦丁“球形物种”的手稿，强调“偶然”这一主题，“我说的偶然是徒劳的，以及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偶然遇见的所有植物和动物，都是不容置疑的和真实的”（Nabokov， The Gift 234）。康斯坦丁通过大量偶然采集的数据，意外发现一种类似柏格森创造性理念的进化论。该理论的精髓是，每个物种实际上是变体的球体，球体捕获其沿着赤道的地理变体，变体逐渐构成了球体的中央子午线。这些球体或气泡，从一个之前爆裂的物种气泡的遗留物中，通过内在神秘的机制，不断向前移动推进。康斯坦丁没有进一步阐释这些物种与变体怎么产生，然而不难看出，康斯坦丁的环形理论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概念近似。亚历山大指出，“柏格森认为，功能〔适应〕依赖于解释，对进化有不可预知的影响。在此观点中，终极目的包括起源的方面，是突然出现的，不预先指定”（Alexander 9）。换句话说，大自然的适用性功能，不是既定必然的，也是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而且通过内在的创造性原则，朝着非常复杂的方向发展，如康斯坦丁所说的，“随着时间流逝，自然变得越来越聪慧”（Nabokov, The Gift 234）。康斯坦丁的环形理论与柏格森提出的模型近似：“进化在一条直线上发展会晕厥；每一个特殊的进化是一种循环。像由风扬起的尘埃漩涡，活的机体，随着生命飓风的扬起，不断地自我更新。因此，他们是相对稳定的，而伪装的静止，让我们把每个物种视为单个个体，而不是一个进步，忘记了持久的形式是只有一个运动的轮廓”（Bergson 128）。柏格森认为物种在相对于中心的圆的圆周进行变异，而“父亲的蝴蝶”里康斯坦丁有着类似的语言”（Nabokov, The Gift 217）。康斯坦丁环形理论争议很大，俄罗斯昆虫学家谢尔盖就直接否认了该理论的有效性，认为这种理论接近幻想，而其他的科学家和学者，特别是约翰逊和亚历山大更多的关注该理论的诗性价值。

作为“环形理论”的补充，康斯坦丁提出，“每个物种不只是类似，但实际上确实是，一个想法，存在的来源，现实中不存在，然而拥有独特的和明确的概念”（Nabokov, The Gift 216）。这一提议是从环形理论内部逻辑中衍生出来，自然本身类似于意识，因此意识才能表述和洞察自然，呼应了柏格森的观点：“进化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创造的，不单是生活形式，而是想法，能够凭借智力去理解它” （Bergson 103）。康斯坦丁的宇宙意识不同于柏拉图的永恒形式，他认为这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的，就像反映和模拟世界的心理结构一样，他们来来去去，转瞬即逝。这种理论强调的是物种的抽象本质，而不是物种的物质形式和现实状况。当费奥多尔试图研究父亲“环形物种”理论时，他只找到，一部对父亲理论支离破碎的，甚至是戏谑玩笑似的简明理论综述，更为滑稽的是，后面附了长达三百页的注释，他必须把评论里的概念译回俄语，才能够理解意思。这一举动既折射了纳博科夫对衍生文本与缺失来源的浓厚兴趣，当下的生命只能通过零星碎片零碎来观察揣测；同时还强调了真实的建构性，所谓真实是由知识、话语、记忆等多维建构的。

《天赋》里对进化论的批判，伴随着对物种变种的解释，参与小说构建的一个标志。康斯坦丁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批判，如约翰逊所说，某些观点与博格森创造进化论接近（Johnson 33）。康斯坦丁设想有一个更好的科学或理论，解释物种变化以及拟态形式的衍变。在“父亲的蝴蝶”康斯坦丁提出的“环形物种”理论，被小说里虚构的批评家称为“没有律例的幻想”，代表了激进的直觉跳跃，这种“大脑的杂技运动”远离了广泛接受的科学观点（Nabokov, The Gift 215）。无论康斯坦丁的科学构想在真实世界的有效性如何，在小说的逻辑中，背离了进化论的运行方式，凸显了日常经验的局限，强调世界的建构依赖于创造性感知，这些感知让经验世界最细微的和被忽视的方面重见天日，如纳博科夫所说，“当个体停止了主观感觉的质感时，平均现实就开始腐烂和发臭”（Nabokov, Strong Opinions 118）。

对话、叙述者的陈述以及作者的直接评论

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小说中具有多重功能，可用来进行人物刻画、表露重要的细节以及表达人物思想观点等。纳博科夫则借用人物之间的对话来阐释自己对拟态、进化的观点。此外，他还闯入文本，直接在读者面前对各种问题进行评论。因此，《天赋》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成为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途径。除了对话以外，叙述者的陈述以及作者的直接评论也是《天赋》中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再者由对话、叙述者的直接陈述与作家直接评论交织在一起，也形成了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特殊方法。借助叙事者的陈述，纳博科夫向读者展现了蝴蝶丰富的模拟形态，以及他所理解的进化本质。在《天赋》里，对进化论的批评不单是用来作为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作为建构现实的工具。

《天赋》中费奥多尔回忆儿时坐在父亲的脚边，领略鳞翅类昆虫学拟态的场景： “他跟我说起神奇的拟态面具，说起巨大的飞蛾在静卧时模仿目不转盯的蛇，他还跟我说起一种热带嫂蛾，颜色酷似在自然体系中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蝴蝶，前者拥有的橙黄色腹部的幻影，通过次等蛾子的橙黄色内部边缘在后者身上幽默地繁殖”（Nabokov, The Gift 178）。父亲教导费奥多尔：“当我们仔细观察自然之时，不管有多仔细，在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小心不要让我们的理性 —— 那个总跑在最前边的饶舌的导游，不断地为我们提供解释，以致这些解释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了我们观察的过程，并使之扭曲变形从而使工具的阴影影响到真理”（Nabokov, The Gift 344）。纳博科夫通过人物对话提醒读者，大自然不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世界，而是无数细节构成的复杂体，蕴含着各种出乎意料的巧合与惊喜。费奥多尔回忆父亲带着自己去池塘边观察蝴蝶的情形时, 陈述道：“在一个和煦的傍晚，他把我带到一个池塘边，观看山杨鹰峨紧贴水面来回摇荡，身子边缘浸入水里……公园里的黑色眼蝶，神秘而优雅地不期而至。一群有斑纹的大峨子，无声无息俯冲下来，急急地朝诱饵飞去。那些映蝶的金色的蛹，身子仿佛浸过焦油，粘着一层柔软的绒毛”（Nabokov, The Gift 117）。在这个细节陈述里，飞蛾与蝴蝶的色彩、大小与形状描述得准确专业，如科学杂志上精心勾画的插图一般跃然纸上。纳博科夫对姿势、光线、色彩等细节的重视，以及那些反复再现的细节之间的互文交织，让读者认识到拟态的各种鲜活细节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提醒读者不要以僵化的思路、想当然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鲜活丰富的世界。

在“父亲的蝴蝶”里，康斯坦丁以蝴蝶为例提出真实性及建构的三个维度：现实生活中对蝴蝶的感知；艺术创造与感知对于描述蝴蝶的作用；对蝴蝶进行物种概念定义时呈现的某些特征。这三种元素加在一起，才能对蝴蝶进行完整的建构。在费奥多尔要对蝴蝶标本进行描述时，纳博科夫通过作者干预提醒读者需要兼顾三个方面：“艺描绘、对其进行全面详尽的描述、进行严格的科学分类划分。没有语汇和艺术，没有科学思想的渗透与整合，对我来说是蝴蝶是不完整的”（Nabokov, The Gift 203）。费奥多尔认为，没有词汇、艺术与系统分类的建构，蝴蝶在人类意识与现实世界里都是不完整的。绘画图像、分类历史和语言描述等意识建构的蝴蝶，比实际保存的标本更加完整。通过断言意识作为建构世界的中心，费奥多尔重新评估创造性的意识对于建构自然、世界起的重要作用。

纳博科夫还运用插图符号对意识对现实的建构功能进行思考。《天赋》里一幅蝴蝶插图，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强调艺术强大的表征能力以及对现实的建构能力。费奥多尔陈述道：“许多年幼的黑色蝴蝶，在标本里，它醒目的金属或云纹，蓝绿色光泽都没能保存下来。某些黑蝴蝶，在强光照耀下，突然变成绿色呈油墨光泽，大师的画像比标本更好的表达了蝴蝶的精髓”（Nabokov, The Gift 204）。费奥多尔端详蝴蝶插图：“插图仍然完善柔和，天鹅绒般的质地，各种模糊、半透明的飞蛾都描绘的如此精细，你会害怕把手指放在跨纸面上滑动”（Nabokov, The Gift 209）。费奥多尔认为，插图里展翼的蝴蝶图像，甚至可能比处理的标本还要更好，完美地展示了蝴蝶的视觉形象。“模糊半透明”羽翼体现了艺术与自然在形态描摹、创造想象的融合渗透，展示着艺术家捕捉蝴蝶影像的努力。纳博科夫通过作者干预，强调蝴蝶只有得到了艺术的感知和描述，才能在现实世界里得到完整的存在（Nabokov, The Gift 220）。小说在这种语境下，凸显了艺术家创造性的意识对于现实的重要建构功能，产生类似皮格马利翁神话的审美效果。纳博科夫认为，皮格马利翁神话拥有“令人回味的神秘，像生活一样镶嵌到所有艺术领域中”（Blackwell 139）。对话可以直接用来陈述人物对文学的看法，使之成了能够进行文学批评的特殊话语，是一种“介于小说与批评之间的边界话语”(qtd. in Currie 2)。纳博科夫将虚构的人物对话、叙述者的陈述与作家评论交织在一起，反思进化论的理性局限，强调认知主体的感知与意识对于现实的建构意义。

《天赋》是纳博科夫科学构想表现力最强、内容最广、主旨最为积极的一部。纳博科夫反感进化论中充满生存斗争的功利主义气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自然史和生命的唯一引擎。纳博科夫大量收集非实用主义的拟态证据，以此来质疑自然选择的普遍性，然而他并没有对拟态进行严格科学界定，也不把拟态仅仅归因超自然，而是在小说里诗性地描绘对于拟态与进化的见解。在纳博科夫看来，拟态具有双重功能：首先，作为证据，证明不是所有形态变化都与生存利益相关，在因果法则之外还潜伏着许多其他模式；第二，它证明自然界体现的不单是科学原则，也有艺术原则，自然动态过程具有某种创造性或艺术成分。他认为自然进化是不断变化的，关注物种与其亲属和亚种之间的关联，展示了自然界多元发展的大量形态及其变异体等广泛图景，倾向于将整体视作一个自主演变的统一有机体。

《天赋》里达尔文进化论，作为隐藏的潜文本，与叙述交织在一起，旨在强调生物的复杂与神秘，质疑进化论的权威思潮，探究拟态进化的根本特征，把拟态从功利实用的自然选择机制中解放出来，试图扩展对意识与自然的认知，用弗莱的话来概括，是“倾向于将自身并入单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形式的整体”(Frye 55)。纳博科夫对进化论的批评与反思是一种在风格上和功能上与普通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同的特殊话语。这种批评在文本内部进行，主要是借助各种语言游戏、叙事策略来实现，它唤醒了小说的自我意识，戏谑性的脉动和批评的功能是《天赋》叙事不可分割的部分。纳博科夫对观察主观本质的思考、对整体动态研究的强调，对拟态与进化机制的兴趣，赋予了他构建拟态诗学所需的洞察力。纳博科夫的艺术创造和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相互启发，他努力寻找准确方法来描述特定的自然现象与变化规律，同时试图提供人类意识参与世界与建构的各种模型，由具体经验现象构成的真实，包括意识与现象、与其他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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