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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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伴随着生态批评和文学的生态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原先仅关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关系的研究者逐步将目光转向与人相伴共生于地球上的动物，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研究”。应该说这是当代生态批评中的一个“动物转向”。实际上，人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关系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被认为是“地球的主宰”和“万物的灵长”的人类曾几何时演化成了“后人类”，人又回到了地球上万物之一种的地位，人与动物呈一种友邻和伴生的关系。因而人与动物的这种新的关系也开始成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愈益关注的一个主题。这一主题也是“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家所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对生态和动物研究有着重要启迪的后理论哲学家德里达、哈拉维、沃尔夫等均有诸多著述。笔者继续以往的生态文学研究，认为这种“动物的转向”的出现将预示着生态批评的一个新阶段。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西方文学与文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

Title

The “Animal Turn” in Contemporary Ecocriticism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post-theoretical era”,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criticism and ecological studies of literature, some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their ear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nature, and man’s living environment to animals, man’s con-existing companions on the earth, hence a sort of “animal studies”. This should be viewed as a sort of “animal turn” in contemporary ecocriticism. Actually, there has also appeared a subtle chang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other species on the earth: man, once the “master of earth” and “primate of all things”, has evolved into a kind of “posthuman”, returning to his original status as just one of the species on earth. Man and animal should maintain a relationship of friends and companions. Such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animal has become another topic that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both writers and literary critics.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topics addressed by those theorists of the “post-theoretical era”. Post-theorists like Jacques Derrida, Dona Haraway, and Cary Wolfe, who have significantly illuminated ecocriticism and animal studies, have published a great deal on this topic.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urther his previous studies on ecocriticism and argue that this sort of “animal turn” does anticipate a new phase in ecocriticism.

Author

Wang Ning,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nd Changji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ppoint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is also a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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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甚至直接波及到人们的生存环境。人文学者对此自然最为敏感，因为人文学者特别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这一环境受到威胁或破坏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担忧。由于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型批评家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率先发起了文学的生态批评，试图通过对文学的生态环境视角的解读和批评来唤起人们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意识。由于环境问题在当下变得越来越紧迫，因而生态批评迄今一直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确实，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甚至危机。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就是地球上的资源被过分利用甚至耗竭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同样，人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而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开始成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愈益关注的一个主题。这一主题也是“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对生态和动物研究有着重要启迪的后理论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哈拉维（Dana Haraway）、沃尔夫（Cary Wolfe）等均有诸多著述，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成了当代动物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按照当代英国动物研究学者简·戈德曼（Jane Goldman）的概括，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几乎无所不在，不仅涉及语言文化和思想，同时也涉及人的地位本身。德里达对任何中心意识的批判和消解也触及到了人类中心主义，他的两部以动物为主要考察对象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后期思想中的一个“动物转向”（animal turn）：《所以我才是动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2008）通过一只猫在他洗浴时对他身体的窥视而总结到，人也是具有动物性的一个物种，动物作为地球上的万物之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通人性，并且试图与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野兽与君王》（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2009, 2011）则探讨了动物与人类的分野和差别。这两部著作译成英文后迅速成为当今的动物理论家和研究者所频繁引证的原创性著作，标志着德里达这位解构大师的解构笔触直接指向了人本身的地位（Goldman 161-179）。

哈拉维作为当代后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对动物问题更是情有独钟，她的《同伴物种宣言：狗、人和重要的异类》（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2003）作为当代后人文主义的宣言，直接公开地将人类与狗这样的动物归为一类“同伴物种”，她认为这二者应该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而不应该呈一种敌对的关系。后人文主义并非全然否定人的地位，英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尼尔·贝明顿（Neil Badmington）也在自己的后人文主义研究中，指出了后人文主义的种种特征，并对之总结道，“总之，人是绝对区别于非人的，人高居于非人之上处于一种自然的超级位置（natural supremacy）”（Badmington 18）。这是他在仔细考察了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

02

在这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中，万物都相伴共生，人作为万物中的一个物种，与动物有着很多相似或相近的特征，只是人的理性、情感和智力较之动物更为发达和鲜明而已。因此，关爱动物、保护动物的意识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当今的生态文学作品和批评文字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代生态文学批评中的“动物转向”。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学中描写动物的作品并不在少数，一些写得十分出色的动物题材小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同样，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这类作品，中国的传统十二生肖就是以各种动物来命名的。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人们欢迎现代化给他们带来的诸多福祉和便利；另一方面，又对现代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感到忧心忡忡。这一点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贾平凹这位以描写西部乡村生活而著称的当代小说家在描写动物方面也独具特色。但批评界对他这方面的书写却有所忽视。他的中篇小说《怀念狼》实际上是一部描写动物题材的当代经典作品。小说所主要描写的并不是作者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而是动物，或更具体地说是狼，因而出版后并未能吸引一般读者以及那些注重社会历史问题的批评家的瞩目，但却向专事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当我于本世纪初率先在中国的语境下引进西方的生态批评时，曾一度苦于找不到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文本，而《怀念狼》恰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诚然，正如贾平凹本人所意识到的，一般读者可能对这部小说兴趣不大，因为它不同于他以往的那些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但我本人作为从事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的学者却对之情有独钟。因为在我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我始终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固然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但是当代文学中也不应缺少这样的文学文本，因为中国当代的生态问题确实十分紧迫，这些不可能不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十多年来生态批评和绿色写作在中国的兴盛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中国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的作家和人文学者应该给与关注并提出自己的应对智慧和解决方案。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从生态和动物研究的视角对这部小说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此处毋庸赘言（王宁,《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141—150）。

在本文中，我只想指出，当一种理论思潮或批评风尚诞生时，具有理论前瞻性的作家实际上早已经走在前头了，他们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就是我们从事理论批评阐释的极好文本。众所周知，生态批评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之后风行于整个世界，而生态批评被引进中国批评界则是21世纪初的事。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者和批评家主要关注人与自然或人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很少去问津动物研究。即使是西方的生态批评家也只是到了新世纪初才开始关注动物的状态并转而研究动物的。而《怀念狼》则写在这些理论思潮崛起之前，至少在中国批评界是如此，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当代生态批评中的一个“动物转向”。贾平凹之所以选择狼作为描写对象，首先是他的作品一贯关注或描写商州的人和事，因为那里也是遭受狼灾最严重的地区，其次便是狼的形象本身就具有二重性。它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认为是天然的“敌人”，因而人类对狼既怕又恨。我们自幼便熟知的一则寓言故事《东郭先生和狼》就通过东郭先生对狼的怜悯而遭受报应的不幸遭遇提醒我们，绝不要怜惜像狼一样的恶人，否则我们就会失去生命。在中外文学史上，在描写人与狼的关系方面也不乏杰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狼总是一个反面的敌人形象，虽然在一些作家的小说，例如杰克·伦敦的两部描写狼与狗的小说《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中，狼也被描写为通晓人性，并具有人的思维和行事能力的动物。但狼的另一重形象却常为我们所忽视，它有时也会成为我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物种，人类有时也会与狼共舞，与狼共存。一旦狼这个人类的“敌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们又不免会去怀念它，并试图寻找它的足迹。这应该是贾平凹这部小说所蕴含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寓言意义（王宁 ,《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141—150）。

03

在当今的欧美发达国家，一切自然的东西也都打上人工的印记，人类对环境和自然景观的过度开发无疑挤压了动物的活动空间，致使一些珍稀动物濒临灭绝，而一般的动物也难以像以往那样自由地活动。这些都是关涉我们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生活的大事。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劣尤为敏感，对保护珍稀动物也十分关注。人们这样设想，由于地球上的生物链是由多种动物共同形成的，如果某一种或某几种动物灭绝了，就会波及整体，也即地球上的整个生物链就会断裂，由此而导致的后果便是全人类的灾难。活跃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的生态批评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的一个反拨，它号召人们不仅要保护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要善待动物，因为它们是人类的“邻居”和“友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然也不应忘记给与动物以某种人性的关怀。面对全球化时代人的生存环境的污染、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和自然生态的破坏，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不得不首先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乃至自然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紧张？人为什么要以动物为敌？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应对这些问题？正是在应对这些问题的层面，生态批评家和动物研究者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看来，这些应是他们必须面对并予以回答的问题。在这方面，除了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外，对动物的捕杀也是一个原因。因此，当代生态批评中出现的“动物转向”就不是偶然的，其中就蕴含着某种必然的发展逻辑。

众所周知，生态批评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正如美国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定义的，“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Glotfelty, “Introduction” xix）。诚然，早期的生态批评家主要关注并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有意识地涉及动物。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如在华玆华斯和陶渊明的自然诗中，自然被作者顶礼膜拜，生活在其中的人甚至试图与之相认同，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而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的改造自然、重整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常常也是如此。

在人类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常常呈一种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这也经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在描写海洋题材见长的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就可以见到人与动物的激烈冲突，小说除了自身所蕴含的多重象征和意象意义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人与大自然，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人与动物的冲突。作者描写了亚哈船长指挥下的“裴廓德号”捕鲸船奋力追杀白鲸最后与之同归于尽的冒险故事，具有鲜明的悲剧意义。这充分说明，面对威力无比的大自然，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即使面对白鲸这样一个自然界的庞然大物，人与之的冲突也必然导致人的毁灭。也许亚哈船长被视为一个坚毅执着探险的超人和勇士，但是他的勇气和能力与白鲸相比就明显逊色了，因而它最终由于无视大自然的内在规律,与象征着巨大无比的宇宙力量的白鲸抗争，成了后者的一个牺牲品。在这里，白鲸不仅代表着动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整个大自然的威力：任何试图与之为敌与之抗争的人都是注定要灭亡的。这就是作品所隐含着的寓言。

海明威作为另一位擅长描写战争及其给人类带来身心创伤的作家，在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独具特色。他的小说《老人与海》不仅描写了人与自然界的大海的关系——时而和谐相伴，时而呈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人与动物的关系——大海中的马林鱼和鲨鱼。桑提亚哥这位作者笔下的“硬汉子”可算作是人与自然搏斗的勇士。应该承认，他与大海的关系并不全然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他也特别善于在大风大浪中力挽狂澜，保护自己。在茫茫海上打鱼时，他侥幸捕获到一条硕大的马林鱼——自然界美好的东西的象征，但却在接踵而来的与更为勇猛的鲨鱼的争夺战中失败了。面对鲨鱼的轮番进攻，他几乎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猛的鲨鱼食去马林鱼的皮肉。最后他通过奋力拼搏总算保全了自己，拖着一幅空空如也的马林鱼骨架返回港湾。诚然，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老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具有寓言意味的恰在于，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小屋时很快就在梦中梦见了非洲的狮子——勇敢和无敌的象征。可见即使被鲨鱼打败了的老人也绝不认输，因为他并没有被鲨鱼的强大所吓倒，而是坚信：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海明威对人与自然的争斗也有一种近似存在主义的看法，他认为，人与大自然作斗争免不了失败的厄运，但人类却不应当因此而放弃斗争，束手就擒，而应当激流勇进，即使失败也要表现出人类应有的精神和风度。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桑提亚哥决不是那种悲观绝望、使人意志消沉的人物，而是一个刚毅坚强、崇高的人物形象，是海明威本人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不畏艰难挫折和诽谤攻击，勇敢地探求、执着地追求的化身。由此可见，在海明威及其硬汉人物看来，人与自然，包括凶猛的动物的搏斗只能是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这应该是人胜过动物的地方。

确实，长期以来，人类总是将自己视作地球上的主人和万物的主宰者，他们常常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并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作为代价。殊不知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最终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以及动物的关系，也即人与动物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同伴和朋友的关系，而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总是把自己与动物相对立并将后者视为被征服的对象无疑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在作祟。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界的一切均视为可征服和可改造的对象，甚至将一些对人类有害的动物，如狼当成剿灭的对象，因而便导致了目前出现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关于生态批评及生态文明建设，我已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①本文主要聚焦当前生态批评中出现的新的“动物转向”。

近几年来，生态批评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转向，我称之为“动物转向”，也即一些从事生态批评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发现，考察人类的生态环境不能忽视地球上另一些物种的生活状况和环境。因此关爱动物便自然而然地被生态批评家纳入了考察的范围内，他们的关注也得到后人文主义者的呼应。如前所述，后人文主义者也和生态批评家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向袭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前者把人类当下的发展阶段定位为“后人类”，后者则直接试图消解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代之以“地球中心”或“自然生态中心”的理念（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6—13）。后人文主义者也和动物研究者与生态批评家一样，实际上想告诫人们，不要忽视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以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物链，一旦这个生物链断裂了，人类的末日就会来临。最近十多年里出现的风暴的频繁、草原的萎缩、部分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等现象就是这样一些不祥的预兆。对于自然和环境的危机状态，作家和人文学者最为敏感，他们试图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保护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被更多的人所忽视和误解，就像中国作家贾平凹的《怀念狼》的主人公高子明所遭遇的那样：他试图呼吁人们保护仅存在于商州地区的十五只狼，但对他的这一想法不甚理解的人却认为他是一个吃里扒外、不知乡下人冷暖的“城里人”，甚至对他不抱有任何同情心。但是作家和人文学者的长期不断的呼吁终究会起到一些作用。既然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中不同的生命体，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理应是一种共存和共舞的关系，而不应该将自己当作君王，而把其他动物当成野兽。这就是目前兴盛于欧美的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对早期的仅关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之关系的生态批评的一个超越。

毫无疑问，人类较之自然界的动物显然具有许多优势，这也正是人类总是把自己当作世间万物的灵长和自然的主宰的原因所在。对于人类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和优势，美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和动物研究专家加利·沃尔夫（Cary Wolfe）在他出版于十年前的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09）中作了评论。在沃尔夫看来，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了一个新的位置，它已成了一个居住着我准备称之为‘非人类的居民’（nonhuman subjects）的场所”（Wolfe 47）。作者进一步问道，难道这些人就是那些会说话的兔子，六英寸高的人以及神话般的怪物吗？显然，人就是那些物种中的一个成员，因此，在后人文主义者那里，人类已经不再是地球上曾被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唯一有生命的物种，他和其他一些有生命的动物以及自然界的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而在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存的状态中，人类虽然地位显赫，但不一定永远是其他物种的主宰或主人，他有时也会受制于自然界其他物种或受到后者的挑战和威胁。

由于动物研究在“后理论时代”依然方兴未艾，它不仅吸引了生态批评家的关注，同时也受到后人文主义研究者的重视，因而它在目前仍处于进行之中，对于它的理论意义和发展前景我将另文专论。我这里只想指出，德里达在《所以我才是动物》中的这段话对我们不无启示：“生态动物。它既不是一个物种，也不是一个性别，也不是一个个体。它是一个无法还原的多样性生命体，而不是一个双重克隆或生造出来的词语，一种可怕的杂交，一个等待被它的柏勒洛丰（Bellerophon）处死的喀迈拉（chimera）”（Derrida 41）。这就说明，人类应该改变过去对动物的既定的看法，也即人类应该与动物为邻和为友，与它们和谐相处；动物也应该与人类处于平等的地位，受到人类的保护和关爱。当然，在动物理论家看来，动物是我们人类生活中的一份子，它们伴随着人类生长，与人类共存，因而与人类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正是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共同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份子，理应更加关爱其他物种，就像关爱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因此，当代生态批评中的“动物转向”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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