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跨学科研究

Original 李维屏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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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命运共同体”是历代英国作家文学想象的重要客体，也是千年英国文学史上繁衍最久、书写最多的题材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命运共同体”表征的审美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界的热门话题。尽管对这一题材的跨学科研究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这无疑是当前值得探索的一条学术路径。论文以“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旨在系统阐释这一题材在英国文学中的美学表征与跨学科研究。在考察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全面论述了“命运共同体”在英国文学中的历史成因、发展轨迹和审美批评，并揭示了其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和理论价值。此外，论文还对英国文学中“命运共同体”书写的典型范例及其跨学科研究的丰富资源加以阐释，并探讨了其文内审美和文外跨界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若干深层次问题。

作者简介

李维屏，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

Tit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ty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bstract

“Community” has been both a key object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for English write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one of the most enduring and most commonly written subject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ity” has become a heated topic for literary critic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lth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his subject has not yet caught enough attention from critics, now it is undoubtedly a research path worth exploring. Using “community”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essay aims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illustration about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viable options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n it as well. While exami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studies of the subjec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essay not only trac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riticism of “community” in English litera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i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addition, the essay illustrates some typical examples of “community” representation, along with rich resourc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explores some deep-rooted issues that may occur in the course of the aesthetic analysis within the text and the cross-boundary research beyond.

Author

Li Weip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nd the editor-in-chief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wpli1953@163.com

典籍浩瀚的英国文学是作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人的主体意识、社会角色和话语权力的生动反映，也是对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境遇和命运的真实写照。作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一大景观，英国文学折射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历代经典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表现出强烈的“命运”意识和“共同体”理念。自开山之作《贝奥武甫》（Beowulf, about 800 A.D.）起，英国文学对“命运共同体”的表征绵亘不绝。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1387—1400）、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 1485）、莫尔的《乌托邦》（Utopia, 1516）、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7）和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等早期经典力作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某种“命运共同体”，从而为这一题材的书写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描写“命运共同体”的作品与日俱增，并呈现出类型不断繁衍和表征形式日趋多元的发展态势，包括解构或讽刺“命运共同体”（如“异托邦”dystopia）等作品的频繁问世。这便构成其本体论和认识论评价体系。然而，国内外学者对英国文学中“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目前大都还是停留在文本分析上，即通过文内审美辨析来探讨其形式、意义和美学再现。虽然这种传统的研究范式对文本中“命运共同体”的分析也能入木三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和范畴，忽略了作品中“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和象征意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法律，宗教和科学等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应有的融通关系。本文旨在阐述英国文学中“命运共同体”表征的历史变迁和内在逻辑，并探讨在新文科背景下这一重要题材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命运共同体”是英国文学史上繁衍最久的题材之一，也是历代作家自觉的美学选择。所谓“共同体”（community）是指一种人类生存和相处的结合机制，主要由血缘、地缘、精神或利益关系构成。英国著名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共同体”往往体现了“一种共同的身份与特征，一些互相交织的直接关系”（qtd. in Miller, Communities in Fiction 1）。英国文学中的“共同体”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小到一个家族、氏族、乡村社团、商业行会、贫民窟或走私团伙，大到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英国是一个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都颇具特色和影响的西方国家，其作家对“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书写不仅具有一千多年的传统，而且与其本国的社会现实乃至世界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英国作家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命运共同体的书写真实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社群的结合方式、精神诉求及其境遇和命运。英国文学源远流长，其题材之丰富在世界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在生动反映人生经历和社会变迁的诸多文学题材中，“命运共同体”不但富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像促使其滋生与进化的社会土壤一样，在历史的洪流中急剧演变，经久不衰。事实上，“命运共同体”的表征在英国文学的源头《贝奥武甫》中已经端倪可察。这部令英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史诗生动描写了远古时期高特族领袖贝奥武甫机智勇敢地战胜恶魔和为民除害的伟大壮举。然而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深刻反映了古代氏族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高特人将贝奥武甫视为理想中的民族英雄和一切伟大品质的化身。同样，贝奥武甫将保卫亲人和族人视为自己的首要责任，誓死与他们同命运、共患难。“诗中描写了英雄与人民如何团结一致，这是氏族制度的本质所使然，因为在这种制度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感到个人和他自己的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阿尼克斯特 7）。显然，《贝奥武甫》所描写的古代部落是一种建立在氏族制度以及亲属和族人关系上的“命运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史诗《贝奥武甫》的问世悄然拉开了英国文学中“命运共同体”书写的序幕。从此，历代英国作家对“命运共同体”的表征成为他们自觉的美学选择，乐此不疲，逐渐形成一种创作传统，从而使其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繁衍最久、书写最多的题材之一。

纵观英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命运共同体”这一题材不仅是历代作家关注的焦点，而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众所周知，英国各个时期的社会动荡或天灾人祸都曾造成社会主体的困境。文学的象征属性及其创作的灵活性既能使作家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大到民族和国家、小到家族和村庄的境遇和命运，也能使读者通过大量的文学案例对各个时期“命运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历史、文化和美学解读。事实上，英国历代作家对“命运共同体”书写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并使这一题材的书写与英国社会的变迁和读者审美情趣的变化彼此呼应，形影相随。这一古老的文学题材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其表征也日趋成熟。从古代史诗、中世纪诗歌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到英国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议会政治制度变革和全球殖民时期的文学，再到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化变局中的文学，“命运共同体”表征不仅贯穿始终，而且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继而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学传统。历代作家在生动反映形形色色的“命运共同体”在各种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困境与诉求的同时，自觉地构建了一种内涵丰富且充满艺术活力的美学体系。英国历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件和社会动荡都会影响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和审美情趣，并使他们凭借自己的艺术灵感对“命运共同体”进行美学表征。由于他们的创作本质上是虚构的、探索性的并带有特定审美取向的“共同体”想象，因此这一题材在千年英国文学历史的进程中得以久盛不衰，其表征形式也在自身发展中逐渐完善，不断优化。

应当指出，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命运共同体”大都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中得到生动的美学再现。每当社会动荡或转型之际，就会有作家对社会群体的境遇、诉求和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和及时反应，并在创作中精心构思，驰骋想象，从内容到形式对“命运共同体”予以全方位的观照。例如，在诗歌领域，早期的《贝奥武甫》、开德蒙组诗（Genesis A, Genesis B, about 680 A. D.）和琴涅武甫等人的诗歌都曾不同程度地围绕英雄人物或宗教信仰展开“命运共同体”叙述。以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代表的中世纪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共同体意识，揭示了以宗教追求和道德约束为特征的社群聚合形式与人际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诗歌通过歌颂人的价值实现了共同体书写的核心理念从神权向人权的转移，并对封建君主在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以情感、理想和民族精神作为共同体想象的诗学基础，这一“命运共同体”表征形式的变化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等诗人都以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对理想主义共同体的想象。如果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折射出人们对“命运共同体”的焦虑和怀疑，那么以T. S. 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则以实验主义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异化时代“命运共同体”的困境和危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与多元文化主义形影相随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以相对性、流动性的语言表征否定事物的中心和意念，从而深刻揭示了“共同体”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悬置和消解。

在小说领域，“命运共同体”同样得到了生动的美学再现。在浩如烟海的英国小说中，读者领略了精彩纷呈的“命运共同体”书写，如家族、村庄、教会、学校、社团、行会、工厂、公司、企业、政府和军队等组织的结合方式与困境在小说中一再显现。它们无疑是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与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互相对应。文艺复兴时期的罗曼司描写了封建社会骑士共同体的冒险经历和精神追求。自18 世纪英国小说全面兴起以来，历代小说家生动反映了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工商阶层和知识女性在内的各类“共同体”的境遇和命运。其中，奥斯汀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描写资本主义制度和财富观念对英国乡村社群生活和婚姻关系冲击的小说尤为出色。也许，最擅于表现西方社会群体困境的莫过于20 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例如，移居巴黎的乔伊斯毕生将创作视线聚焦于生活在“道德瘫痪”（moral paralysis）阴影之下的都柏林人，不遗余力地表现家乡百姓的孤独与失望。同样，劳伦斯以象征主义和心理探索的手法深刻揭示了英格兰中部煤区小镇居民日趋严重的混乱意识和精神危机。在《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 in Fiction, 2015）一书中，美国著名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分别对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最后纪事》（The Last Chronicle of Barset, 1867）、哈代的《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康拉德的《诺斯特罗莫》（Nostromo, 1904）和伍尔夫的《海浪》（The Waves, 1931）中的共同体以及品钦和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后现代共同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米勒在该书的结语中表示：“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八部小说进行全面的修辞性阅读，并对每部作品中共同体或缺乏共同体的表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Miller, Communities in Fiction 308）。时至今日，“命运共同体”无疑成为英国小说家们最熟悉、最感兴趣的题材之一。

在戏剧领域，“命运共同体”的表征始终与其在诗歌和小说中的书写保持着互动关系。事实上，戏剧因其与观众之间所建立起的直接关联反而与共同体实践有着更深刻的契合。剧院为观众在一定空间内与舞台上的演员产生共鸣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戏剧教化人和传播共同体价值观提供了便利。中世纪的神迹剧和道德剧大都以传播共同体思想为己任，其共同体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之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因艺术高超和受众极广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莎士比亚和一群才华横溢的大学才子以精湛的手法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反映了英国的王权问题以及宗教改革和社会等级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与混乱。他们不仅敏感地回应了当时的共同体焦虑，而且深度参与了文艺复兴历史语境下命运共同体的形塑。17 世纪的王权空位和王政复辟导致了戏剧共同体想象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时代大变局之下人们寻找新的共同体认同的需求。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相对萧条期之后，英国戏剧在爱德华时期再次繁荣。王尔德和萧伯纳等人的戏剧反映了工业化和消费文化日趋流行的社会中传统的共同体价值观所受到的严重冲击。20 世纪的英国戏剧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受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戏剧全方位表现了在国家实力下降、社会高度分化和生存环境严重异化背景下“命运共同体”的困境。这种现象在贝克特和品特等人的“荒诞派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显然，英国历代剧作家都对“命运共同体”表征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发挥了卓越超凡的文学想象和艺术才华。

长达千年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使其成为英国文学中最热门、最具艺术感染力的题材之一。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命运共同体”作为表现对象，生动反映了各种社会群体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求索和命运，并通过描写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兴衰成败及其建构或解构来揭示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英国历代书写“命运共同体”的作家在创作意图和美学选择方面惊人的相似之处。毋庸置疑，“命运共同体”不但进一步丰富了英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题材的历史成因、创作动机、社会意义和美学接受提供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如上所述，“命运共同体”的美学再现有助于拓展文学的表现范畴，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并促进文本自身肌理的发展。与此同时，“命运共同体”表征也为文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题材。近几年，在国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推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探索性研究方兴未艾。我国学者在文学与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跨学科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既是学术路径的变化，也是批评视角的转换和对传统研究范式的补充。这种从文内审美批评向文外跨界研究的深刻演变不仅要求我们转变学术观念，而且也会引发学理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更新。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大都出现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研究为主。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和米勒的《小说中的共同体》，前者聚焦于简·奥斯汀、乔治·爱略特和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城乡关系和社群问题，后者在分析威廉斯的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六位英国小说家的共同体书写，并反复提及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破坏系统。国内学者对英国文学中共同体书写的研究起步较晚，且覆盖的内容较为零散，但已有一些高质量的文章问世，其中以殷企平教授的研究最具特色。然而，国内外学界对英国文学中的共同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对诗歌和戏剧中的共同体表征则少有问津，而对“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换言之，文学中“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目前应该属于国际学术前沿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文学跨学科研究，强调批评中学科互涉的重要性。有学者明确指出，“学科互涉对学术研究的重建，对它在学术团体内外一如既往的重要性来说，是基本的。它既代表了变化的力量和对正统的挑战，也是学术发展的动力”（Salter and Hearn 228）。

作为英国文学中最直接反映人的境遇和命运的题材之一，“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不仅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基本任务和发展规律，而且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群体的命运意识和生存状况。概括地说，“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条路径展开。内部路径关注文学文体和美学特征，探讨共同体的形式、特征、诉求、存续方式和美学再现。而外部路径则研究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法学、医学、军事和自然科学等因素。应当指出，“命运共同体”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两条路径之间的阐释通道，并发掘其表征背后的文学意义、历史作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就此而言，跨学科研究既是探讨“命运共同体”思想、形式和特征的有效路径，也是要极大程度地发掘文学的社会功能，使文学批评在关注“小文本”审美的同时，构建“大文学”的话语体系，在反映人类共同体的性质与特征、社会群体的境遇、诉求和命运等方面发挥有别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所起的作用。

“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批评在专业化和多元化进程中的新路径，也是拓展文学批评范畴，深度挖掘文本潜在内容的有效方式。文学跨学科研究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它之所以在西方文学批评界获得广泛的认同与接受，一个根本原因是文学作品本身经常包含了跨学科的题材和内容。就以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为例。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始终与经济基础彼此呼应，形影相随。尽管文学出于审美需要在很大层度上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它不时会呼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对此进行美学表征，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开山之作《贝奥武甫》就描写了高特人与火龙争夺藏在山洞里的珍宝的故事。双方都知道珍宝的巨大经济价值，从而对此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因挑战火龙而身负重伤的高特族首领贝奥武甫在临终前下令将他从火龙那里夺回的大量珍宝分给部落百姓。显然，这反映了古代氏族社会的经济关系、财富观念、部落公有制度和财物分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奥武甫》为英国文学中“命运共同体”与经济的跨学科阐释提供了首个范例。读者不难发现，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品社会的发展，诸如共同体内部的拓荒开发、商品交易、市场变化、劳资冲突、公司并吞、财产纠纷和谋财害命等经济主题在英国文学中日益增多。不仅如此，英国经济制度和图书市场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作家（共同体）的生存和创作。例如，19 世纪中叶，当欧文、爱伦·坡和霍桑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在美国广为流传之际，英国短篇小说却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当时短篇小说经济效益低下，报刊杂志的出版商（共同体）更愿意通过连载形式发表情节曲折、充满悬念的长篇小说，以便增加销量，获取更大利润。于是，作家共同体立刻对此作出反应，开始热衷于长篇小说创作。一些作家有意拉长故事情节，并在小说中安排更多的戏剧性冲突或悬念来吸引读者，试图通过增加作品的连载次数和销量来获取更多稿费。这种由经济原因造成的创作倾向使维多利亚时期一些小说的故事情节显得既冗长又复杂。19 世纪下半叶，随着印花税、广告税和纸张税的纷纷下调或取消，以及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发行方式的改变，英国的报刊杂志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从而使短篇小说创作引来了黄金时代。英国短篇小说市场的兴旺不仅使出版商们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对作家的生活水平、创作观念和美学选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然，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不仅蕴含了许多潜在内容和复杂关系，而且也为文学及其创作所涉及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机会，进而有助于拓展文学批评的阐释空间。

在英国文学中，为“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丰富文学资源的杰出范例无疑是乔伊斯的经典力作《尤利西斯》（Ulysses，1922）。这部现代主义小说生动描述了一个20 世纪初人口仅四、五十万，面积不过几百平方公里的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一天的生活。由于社会腐败不堪，天主教势力无孔不入，官僚和政客勾心斗角，这座被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城市陷于严重的道德瘫痪之中。乔伊斯将都柏林的中产阶级作为表现对象，不仅全面展示了1904 年6 月16 日那天数以百计的中产阶级人士的精神困惑和无聊生活，而且还采用意识流技巧集中反映了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三个典型中产阶级人物的孤独感、焦虑感和异化感，从而使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命运共同体”一天的生活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一个缩影。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别开生面地采用由“多学科”知识体系组合的艺术手法将都柏林中产阶级“命运共同体”在异化时代的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读者不难发现，《尤利西斯》的每一章都涉及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如神学、语言学、经济学、植物学、化学、宗教学、力学、医学、航海学和天文学等等。正如乔伊斯本人所说，《尤利西斯》是“一部百科全书”（a sort of encyclopedia）（Joyce 147）。作为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有意摒弃长期以来人们对小说材料应该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原则，采用“异质材料组合”（assemblage of heterogeneous material）的手法表现都柏林中产阶级群体的生活经历。事实上，《尤利西斯》中异质材料的价值在于其置换性。作者在无休止地调控各种对应关系的过程中巧妙地消除了各种异质材料之间的距离，并成功地将一种材料“置换”成与小说主题相关的材料。如果说，作者在描写“命运共同体”时，一种语境不会阻止其本身产生多种意义的可能性，那么他的精彩叙述也不会阻止异质材料发挥其表意功能和象征作用。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太客气但决非不合理的描写手法”（Joyce 297）。从某种意义上说，乔伊斯的“多学科”知识体系组合所产生的异质性和多相性使“命运共同体”表征获得了一种内在逻辑和深层统一。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尤利西斯》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在国外竞相问世，例如：《乔伊斯与阿奎那》（Joyce and Aquinas, Yale UP, 1957）、《詹姆斯·乔伊斯与词汇革命》（James Joyce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 The Macmillan Press, 1978）、《乔伊斯的政治观》（Joyce’s Politic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乔伊斯的可视艺术：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与视觉艺术》（Joyce’s Visible Art: The Work of James Joyce and the Visual Arts, UMI Research Press, 1984）、《詹姆斯·乔伊斯与性行为》（James Joyce and Sexuality, Cambridge UP, 1985）以及《乔伊斯与瓦格纳》（Joyce and Wagner, Cambridge UP, 1991）等等。显然，“多学科”知识体系参与《尤利西斯》中“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使这部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象征意义。正如T. S. 艾略特所说，“这部小说是对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反映，它是人人都能从中获得启示而又无法回避的作品”（qtd. in Joyce 297）。

应当指出，“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既是学术范式的转型和创新，也是建立文学与其他知识体系之间融通关系的有效路径。尽管“命运共同体”像其他文学题材一样能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丰富的文学资源，但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范式与其他题材不尽相同。研究者不但要解决“跨向何处”、“为何跨”和“如何跨”等问题，而且还要注重学理的调整和学术范式的创新。然而更重要的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必须坚守文学批评阵地和应有的学术立场，切莫“跨”入自己不熟悉的学科领域之后反客为主，一厢情愿地做既不专业又不擅长的研究。记得芝加哥批评学派创始人R. S. 克雷恩曾经说过，“大家不要将文学当做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或自传来看待”（qtd. in Klein 181）。显然，在克雷恩看来，跨学科研究必须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主的批评原则，不能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混为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加拿大著名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科互涉事件是诺斯洛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弗莱的理论通过构建一个涉及到文学、宗教、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诸多方面的神话结构，模糊了学科的划分。神话批评利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中的大量阐释方法，影响十分广泛”（Klein 183）。弗莱的成功范例表明：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对传统学理进行恰当的调整，而且也需要学术范式的创新。毋庸置疑，方法创新既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学者推陈出新、不断前行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关系，能有效采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批评目光来审视“命运共同体“等题材在文本中的美学表征，从而使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得到深度发掘。正如著名批评家米勒所说，“最突出的学科互涉影响是诠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社会历史学。20 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女性主义、拉康基于语言学的心理分析以及符号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新的解读方式远远超出了新批评的文本阐释，扩展到批评阐释、修辞阐释和社会学阐释等多种类型”（Miller, “The Role of Theory” 185）。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他文学题材相比，向来以人物美学批评为主要阐释方法的“命运共同体”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有可能实现批评范式的升级与创新，而且更有必要建立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关系，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掘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英国文学中具有千年传统的“命运共同体”表征，充分体现了一种亚艺术体系的发展轨迹和美学沿革。毋庸置疑，对目前文学批评界依然感到有些陌生的“命运共同体”跨学科研究虽然还不能使我们自豪地步入世界文学批评话语的中心，但至少能使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国际学术前沿。事实上，除了对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展开审美和跨学科研究之外，还有与此相关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如“命运共同体”书写与英国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沿革以及读者审美接受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其表征过程中英国诗歌、小说和戏剧三大样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解决“命运共同体”审美“见树不见林”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学者的智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跨学科研究是在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景下提出的，是对这一伟大构想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国家战略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有益探索。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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