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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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学研究的本质属性除了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之外，还包括学科知识的包容性与统摄性，因为文学本身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对人类活动和知识蕴含的无所不包之特性。文学研究要坚守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但不应因此囿于审美性的规设而无视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科间性”，拒斥多学科互涉与对话。文学研究即便是在现代学术体制背景下学科分工愈趋细致、完善的条件下，也应该依旧坚守知识生产的多学科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性，同时又不失其固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文学研究不仅永远离不开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与对话，而且这种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的不断提升、拓展与深化，正是“网络化-全球化”时代中外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创新的一种重要途径。

作者简介

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Studies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literariness” in the aesthetic sense, the essential property of literary research also includes the inclusiveness and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literature has an inherent omnipresence of human activity and knowledge.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should adhere to “literariness” in the aesthetic sense, but it should neither be servile to aesthetic conventions to disregard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other disciplines, nor reject multi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Ev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academic system, in which the division of disciplines has been more and more meticulous and consummate, literary studies should still adhere to the multidisciplinary synthesi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rich diversity of research methods, while maintaining its inherent literariness and aesthetics. Not only is literary research always inseparable from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ity, but upgrading,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even “supra-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indeed an important way to innovate the concept and methodology of our study o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is “Internet-globalization” era.

Author

Jiang Chengyo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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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跨学科研究和构建新的学科体系是当下与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新趋向。不可否认，精于某学科或专业的深度研究，无疑可以成就一个学者，但是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也确实会成为学术创新的藩篱。在当下我国学界致力于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努力中，迫切需要打破原有学科、专业的壁垒和界线，通过跨学科互涉实现各学科研究在宏观理论和微观方法上的创新。这不仅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构，也有助于每一研究者个体观念与方法的创新。近期以来，我国中外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对跨学科研究的热衷，表现了对文学研究理念、方法和视野拓展的强烈愿望。虽然，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是，处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时代，其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与研究并作出文学研究方法创新之展望。

01

文学研究的“双重理路”与“单一性”偏颇

“文学”作为一个词汇，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在内涵上差之甚远。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初步形成于20世纪初叶，不过，此时我国刚刚开始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文学”的概念也都具有相当的宽泛性，所包括的内容大多十分庞杂。比如，当时京师大学堂的教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把“经”、“史”、“子”、“集”的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内“文学”之内。这完全不是现代意义上“文学”的概念。另外，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来裕恂于1905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 上、中、下三卷 )，该著作把小学、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心学以及释道，甚至天文、医学、算学都作为文学史的论述范围。稍晚，东吴大学黄人写的《中国文学史》（1909）提出了比较能够贴近现代之“文学”概念，他是从西方的“literature”（文学）的概念出发来梳理中国文学史的。黄人对“文学”作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属于书籍一类，“记录叙述写本典籍等皆属之”（转引自朱首献 170）。他认为狭义的“文学”“以文学为特别之著作，而必表示其特质，从此以往解释，则文学之作物当可垂教云。即以醒其思想感情与想象，及娱乐思想感情与想象为目的者也。”他还列出了衡量“文学”的六条标准：“文学者虽亦因乎垂教而以娱人为目的。文学者当使读者能解。文学者当为表现之技巧。文学者摹写感情。文学者有关于历史科学之事实。文学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转引自朱首献 170—171）。黄人这种狭义的“文学”，接近于我国现代的“文学”观念，所以，他以此种文学观念写就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被我国有的学者列为“国人自撰的首部《中国文学史》”（孙景尧 85）。虽然学界对黄人的这部著作是否属于我国“首部”《中国文学史》还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是，它在我国现代文学观念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无疑起到开辟先河之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在当时影响颇广的章克标编著的《开明文学词典》（1930）中，关于“文学”的表述有广义、狭义之分，这种对“文学”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着实推进了作为艺术和审美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确定，尤其是关于文学的狭义的概念，与之前黄人的文学观念比较接近。直到1935年出版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明确把文学称为“美的文学” （朱首献 173），并且以这种“美的文学”的观念去梳理文学史。另外还有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总之，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我国学界基本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概念。

对“文学”观念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作为学术体制中关于文学研究之“学科”的界定。“美的文学”虽然从概念的角度大致上区分了文学与史学、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的区别，但是，从文学研究的实践看，在当时我国的学界，学科性的文学研究却并没有因此聚焦于“审美性”这一“质点”展开研究，相反，其重点却落在了文学之外的相关学科上。在“五四”之前，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文学研究都属于随感和评点式散论，缺乏理论的深度和体系性，因此，诸如此类的诗论、文论、词论都算不上现代学科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总体上不过是古代文人对自我阅读经验的感悟性表达——其实古希腊时期关于“诗学”的表述也大致属于此类性质；另一方面，其“研究”和“评说”的内容多为文体学和文章学、版本学方面的议论、评述或者考据，而较少作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方面系统而深度的阐发。但是，到了“五四”以后，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标志，一方面表现在西方式“文学” 与美学思想主导下对文学的艺术技巧与审美价值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表现是对文学在社会历史价值和思想文化内涵的阐释上。在此仅列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梁启超与王国维。

与众多囿于诗论、词论、文论和小说评点的我国传统之“文学研究”不同，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表现出了崭新的观念、视野、格局与气度。他在陆续发表于1902至1907年《新民丛刊》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倡“诗界革命”，其间虽然倡导诗歌的新意境、新句法，但更强调诗歌之思想内容的“革命”。诗之“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维新变法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梁启超 51）。在梁启超看来，诗歌只要能够“旧瓶装新酒”，在思想内容上呼应社会与时代风潮之需要，便是体现“革命”之实了。这也足见他对文学之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之偏好。不唯如此，更为甚者，乃其“小说界革命”之号召。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度肯定小说这种原本比诗歌之地位要低的文学体裁在表现政治内容、服务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 207）。由于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之中，出于对文学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殷切期待，梁启超在该文中显然夸大了小说之社会功能，其间他对文学之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之作用的偏好进一步坦露无遗。不过，正是他的这种不无矫枉过正的文学研究新观念，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学研究中影响重大而深远——使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一种风气和时尚。梁启超的这种不无激进的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其实得益于他对“西学”的接受。这是他们这一代学者思想演变之共同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西学影响下开一代文学研究之风气的现代著名学人王国维，他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与梁启超等人抬高与扩大文学社会功能的观点不同，王国维等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更偏重于文体与审美。王国维接纳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念，摆脱中国传统之阐释、评析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新成果。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 红楼梦> 评论》，以叔本华的生命哲学理论分析小说表现的人生欲望，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表现了人生的悲剧，而且是空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彻头彻尾的悲剧”（王国维 73），这种悲剧是“非个人之性质，而乃人类全体之性质也”（王国维 81）。王国维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其间的哲理与审美意蕴，使文学研究上升到了审美的境界与高度。此外，在1908年完成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提出了“境界说”、“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独到的见解，这基本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展开文学研究的。在此：

王国维不是停留在一般作家作品分析的水平上来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而是从文学应有的审美特征来阐发境界说，将境界说推延到对诗、词、小说和戏曲等文学体裁的理论把握上。文学的各种体裁尽管千变万化，但都应该具备文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性质……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已突破传统的原道、征圣、宗经式的论文秩序，直接从对象入手，从对象的特征归纳中进行理论提取。（王铁仙 王文英 8）

从艺术之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是王国维等一批学人开启的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之现代性风格。王国维式的美学与艺术研究和梁启超式的社会与历史研究，总体上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启的我国文学研究的两种学术理路。

上述的归纳，无疑显得有些粗疏，因为，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之学术发展和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两种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路不可能是泾渭分明或者绝然割裂的，而是彼此包含、互相依存的。不过，从五四过后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情况和现实需要，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时期内比较充分和普遍地张扬了梁启超式的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研究之传统，致力于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的阐发，并要求文学创作“内容为王”，为现实斗争服务，甚至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服务。可以说，这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促成了这种特定的文学研究模式，也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有意无意中扼制或者轻视了文学“审美的”研究，某些历史时期还比梁启超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进一步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乃至不恰当地夸大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并因此也抬高了文学学科在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地位，阐释文学之思想政治内容的“社会学”研究，成了文学研究的主导方向。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角度看，我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历史上片面地强调文学之思想政治容及其社会功能的现象，其实是单一性地、简单化地偏向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学科，这种学术理路上的“单一性”偏颇的存在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无需避讳。其实也正是这种学术偏颇的存在，使我国相当长时期内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理论和手段总体显得机械、简单甚至僵化，这便是引发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方法论热”的重要原因。

02

“方法论热”与文学跨学科研究

基于对较长时期内文学研究之观念、方法、理论和手段方面的机械、简单甚至僵化现象的不满，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求变求新之愿望，寻求文学研究之理论、观念和方法创新的“方法论热”持续升温。正是这个“方法论热”，很大程度地摆脱了文学研究简单化、机械化和极左思想的束缚，开创了别开生面的活跃和开放的文学研究新局面。事实上，为了寻求文学研究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跨学科研究正好成了当时“方法论热”所追求的重要途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哲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改变了文学研究思维的单向性、简单化现象；心理学与文学的结合，文艺心理学研究兴起，作家作品的评论与阐释令人耳目一新；美学研究出现一股热潮，美学与文学的结合使文学的“审美性”研究和“美的文学”的研究成为可能并取得成果。如此等等，不而一足。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热”所取得的成效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研究方法由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拓展为多元多层次趋向，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纷纷涉足文学研究，打破了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一家独大的僵化局面，同时也使人们对文学之本质、文学之功能的认识得以重大改观，文学也就不再被认为是简单地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文学研究也就在人文社会科学之多学科视阈中展开了跨学科研究。当然，此时的研究者普遍尚缺乏学科自主性和学科间性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的意识，通常是浅层的外在学科知识与方法借用于文学研究，明显有简单化和“夹生”之嫌。

第二、文学研究除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展开跨学科互动之外，自然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也是一种别具新意的学术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在新时期的一种表征，文学研究也因此展现出更大跨度的跨学科互动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首先是系统科学理论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简称“三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严格说来，“三论”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当然也可以说是哲学方法论或自然辩证法范畴）。运用系统论来研究和梳理复杂的事物，就是系统研究方法，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辩证综合的方法。用系统方法（或称系统论的批评方法）展开文学研究：从研究对象所处的内部与外部的辩证关系中，从其结构与功能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和综合地考察一部作品、一个典型形象或一种文学现象的本质及其运动过程。这种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更系统而全面，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长时间里我国文学研究各执一端的简单化、机械化的片面现象。其次是普通数学、模糊数学、生态学、量子力学、统计学等具体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渗透。比如模糊数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对深化本身具有模糊性、复杂性的文学现象，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三、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比较文学生发于19世纪的欧洲，但它在我国兴起得较晚。五四以后我国一些学者开创性地展开过比较文学研究，只是后来未曾被我国学界重视从而显得沉寂。正是在八十年代“方法论热”的过程中，比较文学也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学科应运而兴并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势头更其迅捷，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和“中国声音”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如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尤为可喜的是，比较文学不仅作为一个学科在持续发展中渐趋成熟，而且，其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也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广为渗透。几十年来，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文学跨学科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比较文学除了强调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之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强调对文学进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或者说，跨学科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范畴。在比较文学快速发展的态势中，跨学科研究则进一步走出比较文学本身的学科界阈，成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和普遍实践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伦理学研究、文学生态学研究、文学心理学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文学文化学研究等等，都是文学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跨学科研究课题，推动着整个文学研究的出新与出彩。尤其是其中的文学伦理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了较大的影响。总之，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同时也有效地拓宽了我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之路。

03

跨学科研究与文学“非本质主义”

当然，我们在看到几十年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在研究实践中，有的研究者过度运用非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文学，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异化”和文学本身的“边缘化”。所谓的“过度运用”，类似于我国学者指出的西方文论中存在的“强制阐释”现象，指的是非文学的各种理论、知识或方法运用于文学评论与研究，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成了论证某种非文学之理论的材料，从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自我立场，文学研究被“异化”后蜕变为非文学的研究。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把文学研究引入了“非本质主义”的误区。

从国际学界的情况看，大约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以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为主导，西方理论界出现了大量文化研究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等等，一时间它们成了理论时尚，堪称为一种“理论热”或新的“方法论热”。这些理论虽然不无新见与价值，但是，它们明显存在着理论与文学/文本“脱节”的弊端，有“非本质主义”的倾向。美国当代理论家 T. W. 阿多诺就属于主张文学艺术非本质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艺术之本质是不能界定的，即使是从艺术产生的源头，也难以找到支撑这种本质的根据”（Adordno 2）。他倡导的是一种偏离文学研究的“非质主义”理论。美国当代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也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文学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而是太阳底下没有界限地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Jonathan Culler 6）。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则从电视批评理论的新角度对当代与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与归纳：“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的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艾伦 29）。当代西文化理论家中持此类观点者也为数甚众。站在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确实表现了现当代文化理论存在的“过度运用”、“非本质主义”的缺陷，一些理论家把文学作品作为佐证文学之外的理论、思想与观念的材料，理论研究背离文学本身。

从我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20世纪八十年代“方法论热”中初露头角的文学文化研究，后来在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下，于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成为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波“方法论热”，或者说，文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视为我国80年代“方法论热”后文学跨学科研究之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和新发展。但是，这种泛理论的文学文化研究一方面深化了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把文学研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与学术境界，但另一方面也明显存在着“喧宾夺主”现象，把文学的研究“蜕变”成了非文学、泛文化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文学研究本身走向了“边缘化”和“异化”的尴尬境地。除此之外，比较低级的“泛文化”、“泛理论”研究则表现方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一致的是牵强地把某种文化理论套用到研究对象上，生硬地“阐释” 出某种文化结论，这种“强制阐释”的结果自然也消解了文学本身，文学的研究却被文化理论的过度演绎并消解了文学文本的阐释。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用文化理论或把泛文化理论套用到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比比皆是，这种研究常常在远离文学本身的不知所云中给人一头雾水，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强调论文必须具备理论（其实是指文学之外的理论，引者注）框架的恶果除了误导学生重理论轻文本、生吞活剥地搬用理论外，还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身心压力……这样就造成了浮夸、狂妄和不实事求是的学风”（刘意青 14）。所以他们强烈地呼吁：外国文学研究要摆脱宏大的文化理论“喧宾夺主”而回归文本解读，回归文学研究本身。从跨学科研究演变而来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何以会消解、淡出了文学本身，进而走向非文学研究和反本质主义的歧途呢？

如果说，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方法论热”期间的文学跨学科研究通常是致力于文学之外的某一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研究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学文化研究则通常以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相融合的多元“文化”理论去阐释文学。因为，“‘文化学’首先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用来指称所有致力于描述和分析文化结构和文化现象的科学。”也就是说，“文化学是一个巨大的框架，它包含了大多数以往的方法流派和问题”（耶辛等 307）；它“用‘文化’这一更精确的表述来代替英美和法语区使用的概念‘人文科学’（humanities 或者 sciences humaines）”（耶辛等 308）。甚至还可以说，文化包含了我们之前所说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在这种语境下，用以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某一学科的方法研究文学的现象，也可以称之为 “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既属于跨学科，同时又是销弭了学科间性后的多学科一体化研究形态。在这种意义上，当代文化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入驻，“那种长期统治文学学术界的精英化的审美主义价值立场逐渐被学者们放弃，代之以一种‘生活论’的态度来审视文学现象，文化研究普及之后，在文学研究领域曾经占据过主导性立场的精英主义、总体革命论、人类解放论、审美救世论等渐渐地失去了号召力，而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解构性批判和话语分析却吸引着大多数学者的目光”（冯黎明 42）。正因为如此，当代文化理论驱使下的文学研究，其结果是文学之本质和边界隐匿后的泛文化或者泛文学研究，文学及文学研究本身也就遭遇了被消解和隐退的尴尬。

那么，“网络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如何摆脱这种“尴尬”进而得以方法的创新呢？

04

学科间性与文学研究的“本质主义”

如前所述，诉诸情感与想象的文字才是“文学”（黄人），即“美的文学”（钱基博），但文学又源于“兴观群怨”（孔子），文学必须“寓教于乐”（贺拉斯），所以，关于文学的研究，自然会演化为社会历史的和艺术审美的双重学术理路。上文提及的梁启超与王国维为代表的“社会的”和“审美的”文学研究的两种学术理路和解读模式，可谓是对文学之社会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极端化代表性归纳。然而，在西方学术和学科体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美学”原本不属于文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一开始并不属于文学研究的学科领域。“美学”（aesthetics）也称为“审美学”， aesthetics 一词的希腊语原意为“感觉”（aesthesis)，属于感性认识的范畴，后来逐步被理性所规设，但却一直拥有感性本质，因此它与情感和想象的文学有质的联系。美学无疑包括了对文学以及和文学相关的经验型式的研究，但是美学不能同文学相混淆，就像 “美学不应同艺术相混淆”一样。所以，当我们以“美的文学”和文学“审美性”来界定文学学科之质的规定性时，并不意味着美学与文学在学科上是一种合流的或同一的关系，而是两者互有关涉又各自有其学术边界的相对独立的关系，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学科间性，也即学科之质的差异性。

事实上，在西方的文学研究发展史中，美学入驻文学的研究不过是近代——即美学学科出现后的18世纪——以来的事情。早在古希腊时期，作为文学之主体的诗，主要被看作是拥有道德价值而非审美价值的一种艺术门类，所以，古希腊人视诗人为“立法者”，尊他们为人生的导师。不过，柏拉图对此表示怀疑，其根由是诗有感性的、娱乐的也即与审美相关的效用，而这恰恰是诗之“不道德”和“伤风败俗”之属性。亚里斯多德则从正面，也即从道德与哲学层面为诗人和诗辩护，认为诗是对现实的摹仿。也就是说，诗人摹仿的现实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比历史更具有真理和哲学的价值，因而不仅具有认识价值，还有道德教育的严肃性。即使是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倡导“寓教于乐”，也主要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育作用。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文学，也依然侧重于文学的道德训谕和社会认识价值。虽然16世纪弗朗西斯科·达·赫兰达、18世纪的查尔斯·巴托等人用“美的艺术”（塔达基维奇 27—28）之类观念研究文学，但是都未曾脱离文学“摹仿—认识—教育”的主流模式，与非功利性、游戏和娱乐、艺术自律意义上的审美本质论研究有根本性差异。也就是说，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文学的美学阐释也一直未能成为文学研究之自主性存在的规范性依据。

西方文学中文学之寓教于乐和社会认识价值观念的动摇，审美性阐释成为文学研究自主性的学理依据，是19世纪的事情。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浪漫派在文学本体论上把文学创作看成作家内心真实的自然流露，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浪漫派的这种观念植根于康德的美学思想。

康德美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将艺术与知识、伦理、宗教、政治等分解开来，形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立的场域。最重要之点在于，康德美学使人们意识到文学艺术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意义，即审美意义，因此文学研究作为对文学现象产生的活动，其核心任务即在于解读审美意义。审美既然以先验性而独立于政治宗教伦理之外，那么文学研究这种审美意义阐释的活动也就获得了自主性的学理品格。（冯黎明 36）

可见，康德的美学在19世纪的西方学界为文学以审美性为依据的自主自律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但是，从学科门类的角度看，文学和美学依然是两种相对独立的学科——虽然互相的学科间隙并不很大，但其学科间性则相比于文学与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更为密切，更具“亲缘关系”。显然，当康德的美学概念达成了文学审美阐释之于文学研究的自主性与自律性，并标示了文学与美学的学科区分和学科间性关系的同时，也标示了文学与政治宗教伦理等不同学科的区分和学科间性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除了“审美性”的本质属性之外，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之间都存在着学科间性，因而各学科都存在着与文学展开跨学科研究互涉与对话的学理依据，这是文学研究的又一本质特征。因为文学描写的内容——人和人的生活——可谓是千姿百态、无所不包，有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生活，也有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

就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而言：

现实主义作家与19世纪中后期其他人类似，他们也寻求专业知识和专业权威。跟科学家一样，现实主义作家为他们作品中的客观性而感到自豪。跟民族志学者、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一样，现实主义作家把自己视为社会这些方面的学生，很快这些方面就会被冠以“文化”这一总称，包括礼仪与习俗、信仰与价值、家庭与亲属关系，以及各种言论。跟心理学家一样，现实主义作家探讨个体思维的内在机制以及人类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跟社会学家一样，现实主义作家寻找社会如何改变以及适应这种改变的模式。（Barrish 3）

其实，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形态的作家会有如此明显的跨学科追求，由文学表现的对象所决定，其他文学形态的作家的创作也都不同程度地需要以综合的学科知识作支撑。受文学本身的知识包含的统摄性所决定，文学研究无可避免地也关涉除了审美性之外的与人相关的各种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统摄性而言，就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种研究本身的多学科性，也就是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学科间性。有鉴于此，文学研究强调“审美性”抑或“文学性”的本质特性以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在另外的角度和意义上，强调文学研究的学科间性和跨学科之本质属性比强调审美性更其重要，因为离开了跨学科互涉与对话的文学研究，不仅背离了文学与生俱来的生活内容和学科知识的统摄性，而且会导致文学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导致又一种意义上的文学“非本质主义”倾向。

当然，如果过分偏狭于某一、二个学科而排斥其他，那么文学研究的道路也照样会越走越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发生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根本宗旨是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阈、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更新文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追求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新时期“方法论热”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90年代文学的“文化研究热”，虽然文化理论类似于一个容纳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总框架，但是它依然与文学存在着因“审美性”带来的学科间性，文化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毕竟有质的差异性。因此，文学之文化研究的对象虽然可以有多重选择，在“文化理论”的内部也可以有多方面（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语言的乃至科学的等等）的侧重，但也依然因其间拥有的“审美性”而与其研究对象有学科差异因而有学科间性。所以，所有的文学文化研究都必须认清并把持这种“差异”，在学科“间性”的间隙之间展开多学科对话与互涉，进而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做出独特的阐释。在这种意义上，用任何一种文学之外的学科——包括文化理论和自然科学——对文学进行研究和阐发，都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也因为如此，我们批评文学研究中用当代西方代文化理论过度阐释文学文本的弊病，并不因此意味着排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排斥现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资源在文学研究中的借用；尤其是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无疑应该在更高更宽阔的视野上予以大力提倡，并将其拓展为整个文学研究领域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渠道。若此，只要我们不是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生搬硬套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文学研究，把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弄成貌似精细化而实则机械化的“技术”操作，那么，对文学进行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心理、生态、经济等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不仅是允许的和必要的，而且文学研究的创新也很大程度上就寓于其中了。

总之，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要寻求文学研究的创新进而摆脱其一度时期面临的种种“尴尬”，一方面需要在跨学科理念引领下更广泛地接纳和借鉴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动态地完善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构架，并且这种研究的核心对象和知识生产依然属于文学范畴，拥有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另一方面，虽然要保证文学研究依然的“文学性”，但是这种研究也不是囿于文学审美主义的固有原则，以唯一的“审美性”作为学科自主的学理依据，坚守所谓的文学“本质主义”，却无视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科间性的客观事实，拒斥与文学之外的众多学科展开互渗与对话，致使走向另一种“单一性”偏狭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如果一定要从学科自主性角度谈文学研究的学科本质属性，那么，文学研究的本质属性除了“审美性” 意义上的“文学性”之外，还包括学科知识的包容性与统摄性。因为，文学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对人类活动和知识蕴含的无所不包的统摄性，所以文学研究即便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学科分工愈加细致完善的条件下，也依旧天然地、不可避免地具有学科内涵的包容性、知识生产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性。就此而论，无论是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都不仅始终离不开学科间性基础上的跨学科互涉，而且这种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的不断提升、拓展与深化，又永远是整个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创新方面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黄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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