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何不恸哭 ? ——《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的伦理与情感问题解析

Original 陈彦旭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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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哭泣的古德隆恩”是北欧中世纪诗体《埃达》中著名的女性悲剧形象。其哭泣行为之延宕，有着深刻的文化解读空间，隐藏着独特的伦理观念与情感结构。作为“埃达挽歌”之代表，《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颠覆了《埃达》神话诗中强有力的女性刻板印象，塑造了新型的善感女性形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同情”为特征的北欧女性情感共同体。这与罗曼司与基督教的文化影响有关，也与社会进步而发生的个人观念的觉醒以及对死亡的认识有关。《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细腻的抒情叙事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北欧文化野蛮、尚武的刻板印象，从而对北欧中世纪文学产生更加深刻与全面的认识。

作者简介

陈彦旭，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Title

Why Didn’t She Weep? The Ethical and Emotional Issues in “The First Poem of Gudrún”

Abstract

The “weeping Gudrún” is a well-known female tragic figure in the medieval Nordic Poetic Edda. Her delayed weeping offers plenty of wiggle room for profound cultural elucidation and conceals unique ethical concepts and emotional structures. As a representative piece of “eddic elegies”, “The First Poem of Gudrún” subverts the stereotype of powerful women in the mythical poems of Edda and creates a brand new image of sentimental women, thereby establishing an emotional community of Nordic women characterized by “sympathy”. All this has a lot to do with not only the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romance and Christianity, but also the awakening sense of individuality and the reckoning with death in the wake of social progress. The exquisite lyric narrative in “The First Poem of Gudrún” helps us renounce our stereotypes of the Old Norse culture as something savage and bellicose, thus developing a deeper and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ld Norse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ges.

Author

Chen Yanxu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chenyx525@nenu.edu.cn

北欧中世纪诗体《埃达》（The Poetic Edda）中，《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The First Poem of Gudrún”）里有关“哭泣（weeping）”的情节十分耐人寻味。古德隆恩的丈夫西古尔德被她的亲兄弟贡纳尔害死，她悲痛欲绝，但却拒绝哭泣——“古德隆恩无动于衷掉不下泪”（《埃达》 343）。这一表述在诗中重复出现，达五次之多（《埃达》343—345）。吊诡的是，周围的女性都使出全身解数劝她哭泣，纷纷讲述自己丧夫亡子等“最催人泪下的伤心往事”（《埃达》343），最后才使得古德隆恩放声恸哭。

这首诗歌的重点，本是后半部分古德隆恩与仇人布隆希尔德之间充斥着怒火的嘲讽与对骂。然而，诗歌前半部分多次出现、似乎是作者刻意强调的“哭泣”，又是细心的读者不可忽视的细节。汤姆斯·希尔（Thomas Hill）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论文《古德隆恩治愈之泪》（“Gudrún’s Healing Tears”）中援引了德国中世纪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ssburg）的《特里斯坦》（Tristan, 1210）、法兰西浪漫传奇《湖上的兰斯洛特》（Lancelot du Lac, 1170）、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骑士传说》（“Knight’s Tale”, 1387），分别以故事中的布兰琪芙露（Blancheflor）、班恩王（King Ban）与艾米莱（Emelye）为例，指出《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的作者受12世纪西欧经典浪漫传奇叙事影响颇深。相似之处在于，“眼泪，作为表达悲伤的一种方式，对治愈〔自我〕至关重要〔……〕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则是极为危险的”（Hill 114）。简言之，正是“眼泪”拯救了麻木不仁、一心向死的古德隆恩。

“哭泣的古德隆恩”后来成为了英国文学中屡屡出现的悲剧形象。譬如，在《古德隆恩的爱人们》（The Lovers of Gudrún, 1870）中，19世纪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笔下的古德隆恩做了四个连续的、具有预言性质的怪梦，之后其婚姻生活便如解梦者所言，命运多舛，连续遭遇不幸。①诗中，当她被问到“一生挚爱是谁”这个问题时，她想起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科尔坦（Kiartan），两人真心相爱，但后来古德隆恩听信奸人谗言，联合兄弟将其杀害，这使得她悔恨不已，遂放声恸哭。

与《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情节更为接近的，当数英国维多利亚诗人丁尼生在长诗《公主》（The Princess, 1847）第五章中创作的一首题为《他们带阵亡的战士遗体回家》（“Home They Brought Her Warrior Dead”）的短诗。该诗疑向《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致敬，并通过侍女之口，直白地道出了女主角必须哭泣的原因：“他们带阵亡的战士遗体回家，/她既没有晕厥在地，也没有放声恸哭。/她所有的侍女，都在旁看着，说：/她必须哭泣，否则她会死去”（Tennyson 405）。丁尼生是深受北欧诗体《埃达》影响的英国经典作家之一②。他将“哭泣”与“死亡”联系起来的思路，与希尔同出一辙。然而，丁尼生笔下触发泪水的情感机制，却与原诗相去甚远。在短诗的第四个诗节中，他这样写道：“一位年逾九十岁的保姆起身，/将他的孩子轻放在她的膝上，/她泪如泉涌，宛如仲夏夜的暴风雨/我的甜心，我将为你而活下去”（Tennyson 405）。丁尼生对原作的有意改编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人与北欧人不同的情感结构。在由维多利亚女王与艾尔伯特亲王以及九位膝间围绕儿女所构成的温情脉脉的图景中，家庭之爱（尤其是父母对子女之爱），成了19世纪后半叶维多利亚道德谱系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改编明显也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伦理观念与情感结构，使其“哭泣”的动机更具备合理性。然而，丁尼生在这一点上做出的刻意叛逆，使得原作中的“哭泣”动机更加耐人寻味，进而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是什么在阻止古德隆恩落泪？又是什么令她放声恸哭？其哭泣行为延宕的背后隐藏着何种伦理观念与情感结构？

延宕的复仇与伦理两难困境

对于“复仇”这一主题，受氏族血亲观念影响的北欧异教思想主张睚眦必报：如我们熟知的《贝奥武甫》中，丹麦王赫罗斯加在鹿厅被袭击后向贝奥武甫求助，后者立即发出了“与其哀悼，毋宁复仇”的劝诫（72）。但是，古德隆恩所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她的丈夫西古尔德是被她的亲兄弟贡纳尔所杀害。是否应该为了丈夫而向自己的兄弟寻仇？其拒绝哭泣的举动是其复仇意识延宕的表征，背后是她面临的伦理两难困境。

在接下来的另一首诗《古德隆恩的催促》（“The Whetting of Gudrún”）中，她吐露了自己生平三个“之最”——“我一生之中最悲惨的伤心事，莫过于我的西古尔德遭暗害〔……〕我一生最骇人听闻的凶耗，莫过于我的哥哥的贡纳尔的虐死〔……〕我一生见到过的最壮烈的就义，莫过于霍格纳英勇慷慨赴死〔……〕”（《埃达》442）其中，第一桩伤心事自然就是《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丈夫的死亡，而第二、三桩惨剧，则与古德隆恩的第二段婚姻有关。西古尔德死后，她又嫁与匈奴兰国国王艾特礼。艾特礼不顾姻亲之情，为了金银财宝设计陷害了贡纳尔两兄弟。出于报复，古德隆恩残忍地杀死了自己与艾特礼所生的两个孩子，并把他们的肉烹了，端给艾特礼食用，之后告知他“你两个亲生儿子的心肝肚肠，已经被你自己蘸了蜂蜜咽下肚”（《埃达》403）。

通过对比可见，古德隆恩无法为丈夫向兄弟寻仇；但是如果兄弟被丈夫所伤害，她则会采取果断而凶残的报复行动。这说明，在氏族社会，人对血缘意义的认同构成了氏族社会的基本行事与思考法则，超越了夫妻之爱。北欧神话中，光明神巴德尔被自己的孪生兄弟黑暗神霍德尔用槲寄生做成的利箭杀死这一悲剧性事件预示着“诸神的黄昏”（Ragnarök）之降临。其寓意在于，伤害自家兄弟的罪行破坏了维系氏族社会的“血缘伦理”，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上，在中世纪的冰岛社会，虽然女性在离婚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缔结婚姻时，女性自身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她自身作为家族的财产的一部分，由氏族中的男性成员来决定其“交易对象”——“婚姻的协商通常都是男人们之间的事情，发生在女性的监护人——主要是父亲，有时还指她的兄弟，或者是她的儿子（如果该女性为寡妇），与男性求婚者的监护人之间”（Carter 92）。即，求婚者或其代理人向女性合法的监护人提出求婚。如果监护人同意，不必征求女性本人的意见。

这一行为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诗体《埃达》所描写的是氏族社会末期的社会，其稳定体制的根本在于“大家族制”。在历史上，父系氏族公社分裂为若干个大家庭，各大家庭内部又分裂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而当小家庭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夫妻的个体家庭开始从大家族中独立出来时，氏族制度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埃达》正是氏族社会末期的产物，它亦不鼓励夫妻间感情的发展，因为两人关系过于亲密，容易造成一己之私，在偏私之心的导引下失去了为家族利益着想的立场，进而破坏家族的整体和谐。为防微杜渐，在冰岛早期的法律典籍《灰鹅法》（Grágás）中甚至做出了禁止写情诗（mansöngvar）的规定，尤其是男性向女性写情诗的行为被视作对女性的诽谤与侮辱。女性及其家人可以对其实施复仇行为（Turville-Petre 554）。冰岛中世纪叙事作品《贡恩劳格萨迦》（Gunnlaugs Saga）、《哈尔弗雷德萨迦》（Hallfreðar Saga）都描写了诗人如何丧生在女人兄弟剑下的悲惨故事，只有出于经济等现实利益考虑而缔结的婚姻才能保持稳固。当两个家族之间彼此有仇怨时，女性还在双方之间作为“和平编织者 ”（peace weaver）（Harwood 56）扮演着重要的矛盾调和角色。她通过生育儿女的方式使得两个家族的血脉得以融合，进而缓解双方的矛盾。

然而，冰岛中世纪文学常常将女性置于两难的伦理困境。女性出嫁后，其父亲、兄弟与其丈夫仍为了钱财、地产而相互争斗，最终甚至致彼此于死地。《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表面上来看，古德隆恩的哥哥对其丈夫痛下杀手是布隆希尔德因爱生恨、教唆挑拨的结果。但在古德隆恩的哭诉中，却道出了“贡纳尔呀！〔……〕你想要霸占那大堆窖藏黄金〔……〕毁盟背誓暗中下了毒手”（《埃达》347）是酿成这桩悲剧的根本原因。面对这一伦理困境，绝大多数的女性几乎都做出了维护家族利益的选择——站在家人一方，并在家族成员利益受损时，使用残忍的“弑子”手段对丈夫进行报复，这已经成为了北欧中世纪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③

因此，古德隆恩拒绝哭泣与复仇，归根结底是由氏族社会的“血缘伦理”观念以及当时女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婚姻的性质所决定的。北欧中世纪的婚嫁，多数是基于经济与政治方面考量的结盟关系。正如罗伯特 • 萨斯所说，在北欧中世纪社会中，婚姻最核心的作用是联合其他家族，意味着“新郎的家族有机会与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家族结成联盟，以确保该家族在当地的财富与权力得到延续〔……〕因此，相比较‘聘礼’（bride price）来说，男女双方的‘爱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Sass 71）。

文化变迁中的女性形象转变

诗体《埃达》是由13世纪七十年代《王者书》（Codex Regius）抄本《埃达》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诗篇拼凑而成，主要包括了神话诗与英雄史诗这两类作品。学界对这些诗歌创作的具体时间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石琴娥认为，“埃达研究界争论最大的问题是老埃达究竟起于何时、它的各个诗篇究竟在何时何地成篇”（17）。卡罗琳•拉灵顿亦提出，“关于埃达各个诗篇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Larrington xi）。尽管如此，在各个版本的诗体《埃达》中，编者都无一例外地将《女巫预言》（“The Secress’s Prophecy”）作为首篇。这首诗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讲述世界起源与人类命运的故事。斯诺里的诗论《埃达》也在第一部分《格尔法几宁》（Gylfaginning）中讲述了北欧创世纪的传说。在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叙事框架之下，《埃达》中以奥丁、托尔、弗雷等为主角的神话诗在叙述次序上自然早于付尔松家族、海尔吉家族与伏尔隆德家族的英雄史诗。虽然神话诗中描写的“神”与英雄史诗中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奥丁等北欧男神都是脱胎于当时的海盗形象，他们凶悍勇猛的性格特质与史诗中的人类男性英雄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相比较而言，神话诗中的女性形象与英雄史诗中的女性形象则有着较大的不同。《埃达》神话诗中多是强横且富有力量的女性，往往以女巨人、女预言家、女巫师、女战士（shield maiden）、女性统治者的形象现身（Friðriksdóttir 1），她们因“去性别化”而缺乏柔美、多情、善感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这也与父权制文明对与女性的敌意与贬低密切相关。正如《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中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各类文明的神话中都充斥着一种“厌女症”的强烈情绪（叶舒宪 164），这在《埃达》神话诗中亦清晰可见。以《高人的箴言》（“Sayings of the High One”）④这一诗篇为例，其中充斥着女人是否有真情实意的诘问与责难，贬低女性德行的词句比比皆是，如“少女的情话千万莫信，妇人的闲言不必当真。皆因芳心都是磨盘做，转动似轮来回不肯停”（《埃达》47），“女人枕边吹耳风，恰似熊罴伴君眠”（《埃达》48）, “女人往往虚情又假意，说爱谈情乃逢场作戏”（《埃达》49），“恶毒夫人长舌似利镞，捕风捉影杀人何须刀”（《埃达》58），等等。《海恩德拉之歌》（“The Song of Hyndla”）中，洛基吞噬了一个女人的心肝，结果生出了大地上的虫豸蛇鳖（《埃达》221），将丑化女性的手段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埃达》神话诗颂扬的是“力量即正义”的海盗精神，即推崇依靠武力威胁或是欺骗来得到女性的行为。如在《斯基尼尔之歌》（“Skirnir’s Journey”）中，斯基尼尔利用砍头、恶毒诅咒等种种下作的方式逼迫女巨人吉尔德就范，嫁与弗雷；又如在《巨人特里姆的歌谣》（“Thrym’s Poem”）中，雷神托尔的魔锤被特里姆偷走，作为要挟弗雷娅嫁给他的条件；古德隆恩之母格里姆希尔德则使用魔法，令西古尔德化身为哥特国王贡纳尔的模样，成功地欺骗了布隆希尔德，使其下嫁与贡纳尔。布隆希尔德醒悟后决定实施复仇，这也是西古尔德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在《埃达》的神话诗中充斥了针对女性的刻板化负面印象的书写。然而，在《埃达》的英雄史诗中，强有力的类型化女性形象逐渐退场，涌现出越来越多柔弱善感的普通女性角色。古德隆恩并不是第一位因为丈夫逝世而恸哭流泪的女性。英雄海尔吉被奥丁之枪杀死后慷慨奔赴英灵殿，妻子西格露恩亦悲恸不已，以泪洗面。海尔吉的魂灵不得已现身，他全身都被血水浸染，劝慰她不要再哭泣：“你的泪水都化成了血，落在我的胸膛里，就像在燃烧一般。你别再这么难过了”（杉原梨江子 172）⑤。在这里，“泪水”与触目惊心的“血水”联系到一起，与我国“杜鹃啼血”的典故相通，其凄厉、悲切、哀伤的情感不言而喻。

由西格露恩与古德隆恩的遭遇来看，她们的落泪表现出了女性对世俗生活的眷恋以及对丈夫依依不舍的绵绵情意。以利亚撒·麦勒替斯基认为，《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代表了老埃达抒情诗歌的最高水平，摆脱了传统的“史诗”主题，加入了许多民谣与罗曼司的主题（Meletinskiĭ 14）。这一新的元素的加入与外来文学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挪威国王哈康·哈康森（King Hákon Hákonarson, 1204—1263）在位期间曾引进了法国诗人克雷蒂安·德·特洛伊（Chrétien de Troyes）所著的《狮子骑士伊万》（Yvain, 1180），这部浪漫传奇以及后来引介的《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 and Iseult, 1210）先后被翻译成了挪威语与冰岛语。西夫·瑞哈德斯都特认为，这些以男女情爱为主题，“表现情感的文字”（emotive script）为特征的浪漫传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冰岛落地生根，对当地原有的文学传统形成了重要影响（Rikhardsdottir 31-32）。

所谓原有的传统，在《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体现为因爱生妒的布隆希尔德设计唆使贡纳尔兄弟杀害西古尔德的故事。诗中将其塑造为一个为爱疯狂、愤怒溢于言表的可怖女人——“她的一双美目喷射出了火焰，她鼻翼翕动，嘴角吐出了白沫”（《埃达》349）。这种狂暴可怖的情感，往往被北欧人用来描述《埃达》或《萨迦》中男女之间的情爱描写，即“强而有力的激情（inn mátki munr）”（Foote 112），这些故事多以惨烈的决斗、暗算、凶杀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布隆希尔德在北欧神话中本是瓦尔基里仙女。在《埃达》神话诗中，“跨界”的异性激情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富饶之神弗雷对冰霜巨人之女吉尔德一见倾心，巨人特里姆为了得到女神弗雷娅亦不择手段。火神洛基则与女巨人奥尔布达偷情，还生下了芬里尔恶狼、米德加尔德巨蟒等一众怪物。这是以一种粗线条方式勾勒出的情感，纯粹出自本能的性冲动，并可引申理解为对“他族”强烈的征服欲与占有欲。

而在《埃达》英雄史诗中，这种跨界的恋爱故事是不被鼓励的。人类西古尔德虽然有与仙女布隆希尔德同床共榻的机会，却未越雷池一步。正如布隆希尔德在《布隆希尔德赴阴曹之旅》（“Brynhild’s Ride to Hell”）一诗中所讲：“我们两人曾共眠在一张床上，并肩而卧整整同床八个夜晚，我们从未伸出手臂互相拥抱”（《埃达》367）。这一方面固然能够证明西古尔德的高贵品质，另一方面也在暗示人类与仙女的恋爱或通婚已然不可能。

相较于《埃达》神话诗中的简单粗暴的“激情”而言，《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对于人类之间情感的描写更加细腻与丰富，表现出了中世纪罗曼司的某些显著特征，比如沿袭了抒情诗传统中对于爱人“外表与气质”的赞美手法——西古尔德气宇轩昂、眼睛炯炯有神，被比作“立于野草中的兰花、弓弦上的美玉、闪耀在贵族头上的宝石”（《埃达》346），而“对于对感官体验的巨细靡遗的描绘常被看作中世纪罗曼司的一个典型特征”（包慧怡 156）。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古德隆恩哭泣，妹妹格尔朗德（Gullrond）不顾旁人反对，将覆盖在尸体上的裹尸布掀开，“看着你的挚爱，将你的嘴唇贴到他的胡须上去，像过去他还活着时那样去拥抱他”（《埃达》345）。这一描写综合了“视觉”与“触觉”的感官体验，可在基督教感官文化史中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即“《新约》中最著名的触觉中心主义（haptical centrism）的表述往往是作为对深植于经文的视觉怀疑主义（ocular skepticism）的补偿出现的”（包慧怡 158— 159）。

另外，诗歌中流露出的“妻以夫为贵/为纲”的思想使得女性的自我定位与价值感紧紧地依附在其丈夫身上。古德隆恩哀叹道，她曾经觉得自己作为西古尔德的妻子，比其他女人更崇高，“如今我竟变得如此脆弱渺小，仿佛是芦苇丛中的一片黄叶”（《埃达》347）。“黄叶”这一隐喻所表现出的无依无靠、无根无助的虚弱感与渺小感，与北欧传统文化中强大独立的女性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反而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圣经》的《创世记》篇中由亚当肋骨变化而成的夏娃这一经典形象。

以上的分析已然将这首诗歌的解读引向了基督教思想之进路，而古德隆恩的哭泣在这一视角的观照下亦呈现出新的解读空间。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讲道文（homily）将眼泪细分为四种类型，认为人类只有通过这四种泪水的冲刷才能变得洁净——“内疚的泪水”（Lacrimae compunctionis）、“怜悯的泪水”（Lacrimae compassionis）、“长途旅行的泪水”（Lacrimae peregrinationis）与“冥思的泪水”（Lacrimae contemplationis），分别对应“忏悔”、“同情”、“痛恨”与“虔诚”这四种情感（qtd. in Morris 158）。基督教义一向积极地鼓励其信徒落泪。如旧约《约翰福音》中写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16:16-24）；又如在《诗篇》中，大卫被非利士人捉住后，曾向上帝祷告：“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 ”（56:8）。这两处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呼应了伊琳娜·哥茨曼在《中世纪的哭泣：历史之眼泪》（Crying in the Middle Ages: Tears of History）中提出的观点，“眼泪有着治疗伤痛以及涤罪的强大功能〔……〕它是一种上帝赐予的天赋，也是人类回馈上帝的礼物”（Gertsman 2）。这也为《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的女主人公放弃复仇、选择宽恕的行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诠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北欧中世纪文学的重要部分，《埃达》的研究不可忽视其受基督教的影响。挪威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f Tryggvason）将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带到了冰岛。公元1000年，在辛格韦勒召开的会议上，冰岛正式皈依基督教，但是异教徒的信仰与仪式也得以保留。冰岛诗体《埃达》中描写的人类英雄们是从北欧异教时代（也可称前基督教时代）到改宗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而异教时代的古代叙事都是经12、13世纪冰岛的基督徒之手编辑后才流传下来，因此其叙事的选材、重点、角度也必然带有一定的基督教思想烙印。安德鲁·麦吉利夫雷认为，北欧异教信仰向基督教信仰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相互对抗与吸收的漫长过程，因此《埃达》也体现了这两种思想的交锋与融合。他还引用了索夫斯·巴格（Sophus Bugge）的研究成果，即古代北欧人在爱尔兰发现了有关基督教的手稿，与自身的古代日耳曼故事结合，才创造出了埃达神话这一观点（McGillivray 13），进而推出结论：“诗歌《埃达》在13世纪以手稿的方式呈现，经历了那个时代对它独特的渲染与阐释。因此，这些诗歌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对前基督教主题材料的接受，确凿地表现出了基督教对它们的影响”（McGillivray 11）。李耀宗亦提出：“今日幸存的北欧诗歌可说全是13世纪的产物〔……〕由于13世纪的北欧已经大体被基督教化，研究北欧神话与诗歌必须考虑基督教的影响”（112）。

“埃达挽歌”中的死亡与情感

北欧诗体《埃达》在民间以口述的方式流传了数百年，记录了中世纪北欧人民的信仰、思想与情感，而中世纪的情感是近年来情感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约翰•赫伊津哈概括道：“中世纪城市中充斥着粗糙的、不加修饰的、肆意横流的情感，突如其来的残酷事件，而日常生活中则被燃烧的激情与孩童般的想象所统治”（Huizinga 7-8）。这里的描述符合多数人对于中世纪文明未开化的氏族社会之想象，将中世纪比喻成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孩童时期也是一个惯常的做法，与德国社会学者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文明化的历程”（civilizing process）遥相呼应，即中世纪的情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质朴、强烈、不加修饰，也不受束缚。而在火山遍地、冰雪漫天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埃达》，这类情感自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导致中世纪的北欧人更强调个人欲望的满足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较少会去考虑爱情之于个体的意义。因此，北欧中世纪文学中鲜有对幸福婚姻的描写。罗伯特·弗兰克曾经不无讽刺地说道：“当故事里提到‘他与她的情感与日俱增’或者‘他与她的婚姻变得美满’这类的字眼时，实际上是在暗示读者，这对夫妻/情侣马上就要从故事中淡出隐去了”（Frank 478）。

鉴于这些原因，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北欧中世纪文学中缺乏对于“情感”的显性书写。如汤姆·希培说道：“北欧英雄，无论是震惊还是痛苦，都不形于色。然而，如果他们真的没有任何情感，那么表面看起来无动于衷倒也不足为奇”（Shippey 33）。而在《北欧古代文学的情感》（Emotions in Old Norse Literature）中，西夫·瑞哈德斯都特开篇便讲道：“中世纪冰岛传奇叙事极力避免主观表达情绪。它倾向于客观的叙事风格，即通过细微的环境或行为细节〔……〕来表达情感”（Rikhardsdottir 1）。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女主角恸哭中流露出的细腻情感？安德里亚斯·霍伊斯勒对该诗篇在文体上的重新定义或可提供一个新的阐释视角。他认为，《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可被描述为悼念死者的“挽歌”⑥，与其类似的诗篇还包括《古德隆恩的第二首歌》（“The Second Poem of Gudrún”）、《古德隆恩的第三首歌》（“The Third Poem of Gudrún”）、《布隆希尔德赴阴曹之旅》、《奥德隆恩的哀歌》（“Oddrun’s Lament”），等等（Heusler 252）。在他看来，维京时代早期（9—10世纪）的英雄史诗大多是围绕着“行动”（action）而展开的叙事性作品与对话作品 , 这类作品与出现在11、12世纪的“基督教中世纪中期（Christian High Middle Ages）”的诗作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后者并不特别关注行动，而注重“心理活动的形成与阐释”（Heusler 252-253）。

《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古德隆恩“她心潮却汹涌地马上要崩溃”（《埃达》343），“王子的夭殇使她太悲伤，头脑中装满了丈夫惨遭猝死”（《埃达》345）等几处心理描写为其之后的放声恸哭做了充分的铺垫。这不仅在文学的内容侧重与书写技巧方面呈现出巨大的进步，对个人心理的重视更代表着随着社会进步而发生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与个人观念的兴起。在这首诗中，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人们对“死亡”的微妙态度上。哭泣与否，不仅仅是简单的情感问题，更与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有关，要在死亡哲学的高度上来理解。

《埃达》英雄史诗中的女性们并不像神话诗中的瓦尔基里仙女（Valkyries）那样崇尚鼓励人们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被仙女挑中的战士将入驻奥丁的英烈堂（Valhalla），白天厮杀操练，夜晚痛饮蜜酒，等待世界末日到来那天与诸神并肩战斗，共同抵御巨人与怪兽。这一神话愿景反映了古日尔曼蛮族所向往的理想生活，他们甚至将死亡看作自己一生中最盛大的节日，满怀期冀地、甚至充满欢欣地期待它的到来。但是，在《埃达》英雄史诗中以古德隆恩为代表的普通女性对于亡夫的哀悼、对情爱的渲染、对尘世的留恋，表现出对于“死亡”有着不同于传统神话中的理解。

首先，传统死亡观的消解是氏族社会逐渐瓦解、私有财产出现、个体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在《埃达》英雄史诗中，从海尔吉家族的系列故事开始，《埃达》开始连篇累牍地书写“国王”的故事⑦，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由血缘观念所维系的社会关系变得弱化这一事实。而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依靠血缘关系缔结的集体生活，会导致一种无个体性的原始心理，人们拒绝承认死亡的必然性。正如保罗·兰兹伯格（Paul Landsberg）在《死亡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Death, 1953）中所说：“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起头并进的……一旦个体实现了唯他所有的内容……他就必定超越这个氏族的界限，超越这个氏族再生的界限”（转引自段德智 48—49）。

其次，新的死亡观念的出现也与诗体《埃达》中的“循环时间观”被“线性时间观”被取代有关。“循环时间观”与再生、复活与死亡可逆转等观念为重要特征，使人无畏死亡。在《埃达》的神话诗中，虽然众神在“诸神之黄昏”中悉数罹难，但后来又一一复活。《女占卜者的预言》中讲道：“大海冉冉从海里浮起，青山碧水万木一片绿〔……〕阿西尔部落众位神祗，劫后余生人人庆侥幸〔……〕纵然大地满目疮痍，浩劫过后日子将更美好”（《埃达》23）。而在《埃达》的英雄史诗中，各个诗篇之间的时间联系则不似神话中那般混沌不清，而是有着比较清晰的情节推动顺序，如有关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第二首歌”、“第三首歌”就有着明显的线性时间排序。当人们意识到生命是单向度延伸的，有一个无可逃避的终点，自然就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命的留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古德隆恩的哭泣体现出一种超越宗教意义上的真实世俗生活观，使人联想起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诗人彼得拉克的名言：“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Petrarch 114）。因此，从期冀死亡到恐惧死亡，从信仰神到尊重个人内心的感受，都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带有强烈人本主义色彩的、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死亡观已经在冰岛的氏族社会末期形成。

古德隆恩并不是抱有这一死亡观的个别女性。西古尔德死后，因爱生恨、设计陷害他的布隆希尔德变得癫狂，在《西古尔德的短诗》（“A Short Poem about Sigurd”）中，她挥剑杀掉众多女侍与仆妇，随即自刎，临终前留下遗言，要求更多人陪葬，她会提供黄金、贵重项链、刺绣被单与漂亮衣衫作为交换。而众人先是沉默不语，最后说道：“我们想活在世上为你争口气，但愿你宽容大度给我们机会”（《埃达》360）。这个例子清晰地表明了留恋尘世生活的人们对瓦尔基里仙女所代表的北欧传统死亡观的厌恶与反抗。该女性群体形成了对死亡的一致性认识：所有生命的本质都是“向死而生”。这一观念使得她们彼此间惺惺相惜、悲欢相通。

丹尼尔·斯瓦伯格在《埃达英雄史诗的悲伤与挽歌》（Grief and Elegy in Eddic Heroic Poetry）中指出，悲伤（grief）这种情感在《埃达》部分诗歌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种情感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作品都聚焦于女性形象（Sävborg 147）。而亨利·拜洛斯曾在《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窥见了“超乎一般的强烈情感与剧烈的力量”（Bellows 159）。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感中蕴含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共情”意识。埃里克·斯格里爱瑟在《同情史》（Sympathy: A History）中指出，“同情”的重要定义之一，是“基于想象与理性将‘我们自己’与‘他们’相置换的过程〔……〕这种设身处地分担他人情感的传统，可追溯到‘共通感’（sensus communis）”（Schliesser 172）。而“共通感”与古希腊文中的 σῠνπάθος 有关，具有参与他人痛苦的含义。

如前文所述，当古德隆恩拒绝哭泣时，周围的妇女“每人都讲述自己的悲哀，叙述最催人泪下的伤心往事”（《埃达》343），如吉乌基的妹妹阿弗芬格讲述了自己的亲人纷纷死去的故事：“人世间我的命最苦，竟一连被我克死了五个丈夫，还死了俩女儿仨姐妹八个兄弟，只落得我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埃达》344），匈奴兰国王后赫尔堡格也将自己诸多亲人遭遇海难的悲剧娓娓道来：“七个儿子都为国捐躯，第八个阵亡的便是我的丈夫〔……〕我的父母和四个兄弟出海去，风急浪高〔……〕没有一人能生还”（《埃达》344）。诗中这些女性纷纷“比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古德隆恩作为女性个体所遭遇悲剧的必然性，这种“共同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当时女性普遍的悲惨的生存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多名妇女劝她哭泣，说明在当时她们业已形成了芭芭拉·罗斯雯所提出的“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y），能够在本来毫无联系的个体之间形成社会纽带（Rosenwein 24）。这一群体已经建立了具有一定特征的情感结构，并希望其他人也能接受她们对于某一情感的共同看法。同时，这种行为又是基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同情”观念，赋予了自身一种隐晦的道德意识。

将“道德”与“情感”这两者建立联系的做法，在西方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派中十分流行。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提出道德产生的基础就是人们自私的情感，而沙夫茨伯里三世（Anthony Ashley Cooper,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 1713）作为利他主义道德学说的代表人物，认为道德基础是人们的情感，仁爱与自爱是共存的。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从动机的角度出发，提出道德行为都是无私的、利他的，并借此发展了其仁爱论的思想。受其影响，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则进一步指出，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基础。这些观念是欧洲启蒙时期的产物，但与中世纪的文本并置时并不违和，这些“后见之明”的视角能够为对北欧中世纪的文本解读提供新的灵感。

北欧诸神本是欧洲氏族社会末期海盗形象的化身，正如李耀宗所言：“诗歌（《埃达》）的来源与内容都牵涉到流血、杀人、诱惑、魔法、偷窃、抢夺、报复和赔偿”（121）。而海盗以抢劫掠夺为乐，崇尚金银财宝，热衷于武力征服，奉行“能通过流血获得的一定不用流汗获得”（石琴娥 278）的行事原则。因此，《埃达》中有关北欧神祗的“情感书写”多是粗线条的一笔带过，往往是由于自身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或自身的荣誉受到损害后而产生的嫉妒、愤怒、仇恨等负面情感。然而，当神祗、英雄逐渐隐去，普通女性成为《埃达》中的主角时，诗歌中表现的情感变得开始更加丰满、细腻、也愈加复杂。

综上所述，古德隆恩的泪水反映出她作为北欧氏族末期社会的女性在面临着“丈夫被兄弟所杀”这一惨剧中所遭遇的伦理两难困境；无法违背血缘伦理向兄弟复仇是她哭泣行为延宕的根本原因。但是，哭泣的古德隆恩这一柔弱善感的形象又表现出了不同于《埃达》神话诗的抒情叙事特征，这与罗曼司与基督教的文化影响有关，也与社会变迁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死亡观与伦理观有关。对于《古德隆恩的第一首歌》中情感结构与伦理观念深入挖掘，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北欧文化的刻板印象，进而对北欧中世纪文学产生更加深刻与全面的认识。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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