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伽梵歌》中的身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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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薄伽梵歌》通过对阿周那是否应该参战这一问题的思考，试图弥合世俗生活要求与宗教超脱精神的矛盾。在利用数论思想重新定义人的身体的前提之下，《薄伽梵歌》倡导瑜伽思想，力图通过梵化的身体行动使人的自然肉身转变成梵化的身体，而俱卢之野的战争则可视为梵化的身体杀死自然肉身的隐喻，也是瑜伽思想的示例。《薄伽梵歌》通过宣扬瑜伽思想即身体梵化的方法，把宗教超然精神与现实生活实践面向巧妙结合，目的是规范人们的现实生活需求，并且最大程度地发挥身体实践的力量，从而使满足世俗生活需求与奉行宗教超脱信念达到完美的结合。
作者简介
欧阳灿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身体美学和《摩诃婆罗多》研究。
Title
The Ideas of Body in the Bhagavadgītā
Abstract
By contemplating the question whether Arjuna should fight in the war, the Bhagavadgītā tries to medi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emands of secular life and the supramundane spirit of relig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redefining the body with the Sāṃkhya theory, the Bhagavadgītā advocates the idea of Yoga and aims to make the natural corporeal sanskritized through the movement of the sanctified body. Therefore, the Kurukshetra War can be viewed as a metaphor of the sanskritized body killing the natural flesh. Also,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Yoga concept. By advocating the Yoga concept as a way of sanskritizing the body, the Bhagavadgītā tries to pursue a subtl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upramundane spirit of religion and the practice of real life. Its purpose is standardizing the needs of people’s real life, maximizing the practical power of the body, and consequently accomplishing a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secular life and practicing the supramundane faith of religion.
Author
Ouyang Cancan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Literary Criticism,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er research mainly covers Somaesthetics and Mahābhārata study.
Email: ouyangcancan@163.com
史诗《摩诃婆罗多》是集中表现古代印度宗教、历史、社会、政治、军事思想等的文化瑰宝，其中的插话《薄伽梵歌》更是犹如光彩夺目的明珠，是印度教最著名、流传最广的文献之一。“假如有某个文本最接近‘什么是印度’的全部答案，那就是《薄伽梵歌》”（Larson 132）。自东印度公司职员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1785 年出版《薄伽梵歌》的第一个英译本之后，紧接着《薄伽梵歌》就被翻译成法文、德文和俄文。① 19 世纪起，西方学界对《薄伽梵歌》的研究从未停歇过。19 世纪中叶《薄伽梵歌》对人神关系的阐述曾引起西方学者极大的兴趣，20 世纪西方学界对《薄伽梵歌》的翻译、文本研究、语境研究与历史性研究的学术热情有增无减。② 1981 年悉尼大学宗教研究系甚至开始出版每年一期的《〈薄伽梵歌〉研究期刊》③。
有关《薄伽梵歌》的主旨意蕴，前贤时俊多有精深论述，但众说纷纭，意见并不统一。董平先生认为《薄伽梵歌》提倡“有为”的达摩哲学，但以“解脱”为最终目的与最高境界（62）。奥地利印度学家莫·温特尼茨（Moritz Winternitz）则指出《薄伽梵歌》蕴含着矛盾话语：“事实上，在这篇插话里，清净无为的苦行哲学与有为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苦行者的哲学表现为与世隔绝的禅定和追求最高的知识（或曰认识），把这种知识看作通往幸福的途径；而有为哲学在印度从未得到过正式的承认，至少哲学家是不承认它的”（《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366—367）。而昆士兰大学的学者夏玛认为，《薄伽梵歌》中存在着命运与自由意志的冲突（Sharma 531）。这些说法均不无道理，且很有代表性。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史诗情节发展的逻辑要求来看，还是从其思想内容上看，《薄伽梵歌》在利用数论思想重新定义人的身体的前提之下，力图以追求“梵我一如”即梵化的身体行动，把人的自然状态肉身转变成梵化的身体，以协调世俗生活要求与宗教教条之间的矛盾，使两者臻于和谐统一，人的世俗生活也获得超凡脱俗的宗教意味。从宗教思想内容的层次上看，以身体为核心的思想观点的铺陈，使得《薄伽梵歌》既有《约伯记》中所关心的神人关系的建构，更表达了《约伯记》不具备的有关如何协调世俗生活与宗教精神的思考。
01
弱化以血缘伦理为最终导向的关系性存在
《毗湿摩篇》中第 23 至 40 章是著名的宗教哲学插话《薄伽梵歌》，以黑天为阿周那答疑解惑的对话形式展开。两人的对话发生在般度族和俱卢族开战之前。两支军队在俱卢之野对阵，密密麻麻的婆罗多子孙排定阵容，群情激愤，残酷血腥的大战一触即发。值得注意的是，以勇武无敌著称的阿周那却在此时考虑到交战双方的亲属关系而产生了退却之意。
阿周那的忧愁源自肉身血缘关系的羁绊，本质上体现了此时他是将个体存在理解为身体性存在。在他看来，杀死俱卢族，就是杀死般度族的老师、祖父、堂兄弟；杀死自己的亲友，也就是毁灭家族以及建立在家族区分之上的种姓宗法。史诗以阿周那所面临的存在困境为《薄伽梵歌》展开的起点，是很有深意的。个体与亲族因血缘肉身的关联而存在着一体化的关系，对血脉亲缘关系的重视，其实就是承认物质肉身的客观性，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人的社会性关系，体现的是在日常世俗生活的维度中追求存在的意义。杀死亲族，也就是毁灭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阿周那宁愿自己被对方杀死。在第一章的第 32、33、36 和 37 诗节，阿周那反复提到，杀死亲族，毫无幸福可言。他所用的 sukhāni、bhogās、prītis 等梵文词语都是指“快乐”和“幸福”（pleasures，delight，happiness）。
人以肉身为凭借生存于世，物质肉身向我们展示了生存的现实，构建了人类最自然密切的血缘关联与伦理责任，人们也往往以血亲联系聚族而居。如何处理物质身体，弱化以肉身为基点建立的族群关系，突出人的精神性存在和超验存在，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共同面临的问题。犹太教和基督教是通过《旧约》中上帝用尘土和生气造人而突出肉身中灵的存在，并反复强调人要离开故土的话语叙事实现的。《薄伽梵歌》则是通过数论（Sāṃkhya）重新界定人的身体来完成的。听闻阿周那的忧惧，黑天所做的第一步，便是宣扬印度教数论智慧，告知阿周那人的身体分为肉身和灵魂，并声称肉身有限，而灵魂不灭，永远不可被杀，灵魂抛弃死亡的身体进入另外新生的身体，犹如换上新衣裳，彻底打消了阿周那将人的存在等同于自然肉身的想法。
在数论的理论框架中，宇宙是由精神性的“神我”（Puruṣa，又可译成“原人”）和物质性的“自性”（prakṛti，或译成“原质”）构成的。“神我”是宇宙的最高原理和根源，是无形的存在，同时又构成每一生命体的内在灵魂，即“自我”（ātman）。“神我”帮助“自性”变化生成万物。数论经典《数论偈》把“神我”比作明眼的跛子，“自性”则像能行动的盲人，两者合作扶持，才能生化万物。对于个体来说，“精神性的‘神我’（灵魂）若寄存于物质性的身体之中，身体即有‘作用’；相反地，神我若离开了身体，身体则 [ 不能作（用）]。神我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神我和自性之间关系，也是如此”（杨惠南 200）。黑天对阿周那讲述数论智慧，目的是让他明白物质肉身的短暂性和寄存性，而灵魂则是永恒的，能舍弃身体获得重生，从而不必为肉身的毁灭忧伤，更不应被血缘关系所羁绊。
在讲述了数论的身体观之后，黑天开始向阿周那宣讲瑜伽（Yoga）哲学。从数论转向瑜伽，不仅是因为数论的宗教理论中并未预设创造万物的最高神祇，与随后黑天宣扬黑天崇拜相悖，更是出于故事情节自然发展的需要。在《薄伽梵歌》之后，就是两军 18 天的血腥战争。无论此前俱卢族如何谋害般度五子，此时般度族迫不得已与之对战，但阿周那不管是出于血亲伦理还是世俗道德的考虑，都不可能在战争中理直气壮地杀死自己的老师、亲族和朋友。虽然黑天洞察到阿周那的忧惧，借助数论身体观缓解了阿周那对死亡的拒斥，但仍然缺乏鼓动他以武士姿态投入与亲族的战斗的理由。也就是说，从故事情节上看，其实也就是从世俗经验层面上看，史诗叙述者十分有必要通过《薄伽梵歌》18 章篇幅，在宣扬宗教哲学思想的同时，圆满地处理这一日常生活伦理及现实经验层面上令人极度不安的难题：阿周那兄弟为何要投入这场战斗，从而令情节的发展妥帖自然。
史诗处理这一棘手的难题，并协调宗教层面终极的超脱精神和世俗需要的矛盾，关键是通过黑天所阐述的瑜伽思想达成的。如果说黑天阐述的数论身体观认为灵魂永恒肉身短暂而提供了一种价值论哲学，那么被称为“有神论的数论”的瑜伽哲学则提供了个体如何臻于完善的方法论哲学。瑜伽哲学把万事万物的真正起因归因于行动（或“业”，karma；action），现时的世界是此前世界的“果”，个体必须面对并承受此前的生活中由自己的言行“播种”生成的“果”。“业”论具有强烈的警示色彩，与其说它是一种有关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不如说是一种突出行为与实践的性质的方法论。瑜伽哲学提出“业”理论的根本目的，是强调个体在生活中有选择某种积极行动从而跳出生死轮回获得解脱的自由。与此相应的是，瑜伽哲学中含有冥想和调整呼吸等修炼身心的方法，凭借这些方法人能够从不完美和有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根据印度索加大学瑜伽研究系主任乔希先生（K. S. Joshi）对“yoga”一词含义的梳理，一般认为“yoga”的词根是指“联合”或“连接”，但在《阿闼婆吠陀》中，“yoga”意指八头或六头阉小公牛的组合，暗示义是“犁轭”（plough）：用这些小公牛牵引的犁耕过田地之后，大麦才能生长。牲畜通过“yoke”（轭具）而形成一个整体，因此“yoga”又延伸出“连接的工具”之意。也就是说，“轭具”（yoke）是控制牛马的工具，这可能又影响到“yoga”的词义转变为控制感觉和思想的工具或方法（Joshi 53-55）。因此我们认为，“瑜伽”的基本涵义是修炼身体与控制身体行动的方法。
02
从自然肉身到梵化的身体
《薄伽梵歌》中，黑天对阿周那宣讲的瑜伽思想包括智瑜伽（Jnanayoga）、业瑜伽（Karmayoga）与信瑜伽（Bhaktiyoga），目的是通过瑜伽思想控制身体欲望及行为，把物质性肉身转变成与梵同一的梵化身体，从而既能在现实世界中以现实的方式超越个体身体的束缚，又能协调个体的宗教超脱追求与现实责任之间的矛盾。
智瑜伽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前文所述的数论身体观,也包括在此基础上控制感官、摆脱感官对象之束缚的观点。《薄伽梵歌》要求控制感官，并非全盘否定感官，其原因也不是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德谟克利特等所认为的，感觉只是短暂的印象而非永恒的知识，比如味觉器官就必须把物体卷入肉体之中，伴随着情感反应，并易受个性偏向、情绪喜好等影响，不能有效地总结出事物的某些本质规律。《薄伽梵歌》要求控制感官的目的是不受感官对象的束缚：“如果思念感官对象，就会执著感官对象，从执著产生欲望，从欲望产生愤怒。由愤怒而产生愚痴，由愚痴而记忆丧失，记忆丧失则智慧毁灭，智慧毁灭则人也毁灭”（毗耶娑 3:493）。这段话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放纵感官欲望、沉迷外物导致心身皆受外物所缚，从而丧失自我甚至致人毁灭的逻辑线索，体现了古印度人对身体因感官关联外物而易受外物迷惑、控制的警醒。
身体及其欲望是导致我们堕落的根源，但只要合理地加以控制，身体则会成为超越现实的凭借。黑天对业瑜伽的阐述表明，按照业瑜伽的要求控制物质身体，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业”即行动。“‘业’（Karman）是表行动的名词形式，自词根 kṛ 而来，意思是‘做’（doing），‘行动’（acting）、‘履行’（performing）”（Nicolás 163）。狭义的“动”是指包括祭祀和控制呼吸睡眠饮食等在内的行为实践，广义的“行动”则指宇宙变化不息的运行和创造。“创造被称为行动，它造成众生存在”（毗耶娑 3:505）④。黑天特别指出行动是必要的，比弃绝行动更好，原因是行动乃世界万物的根本属性，而某些性质和状态的行动则为人超越“自性”的束缚与局限、返归“自我”提供了方向和方法。宇宙万物所具有的独特状态和性质是由“三性”（triguna；或译“三德”）决定的，即“萨埵”（sattva；善性）、“罗阇”（rajas；忧性）、“答摩”（tamas；暗性），“三性”皆出自物质性的“自性”，能束缚蒙蔽“自我”（ātman）。“三性”在万事万物中都存在，事物性质和状态的独特性取决于“三性”中哪一性占主导，并且“三性”的活动和作用使得万事万物都处在行动之中。“三性”观表明古印度人的人性观并非本质论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流动、变化的，这就为接下来倡导人要修炼身心、获得改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世界万物都处在行动之中。“即使不参与行动，也不能摆脱行动，即使弃绝一切，也不能获得成功。世上无论哪个人，没有一刹那不行动，由于原质产生的性质，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行动〔……〕从事必要的行动吧！行动总比不行动好；如果你拒绝行动，恐怕生命都难维持”（毗耶娑 3:494）。按照这样的理解，人每时每刻都处在维持生命的活动之中，行动不仅包括祭祀在内的宗教活动，还泛指整个生活实践。人要从事必要的行动，这表明虽然印度教的终极追求是超越世俗生活，但并不是完全弃绝尘世，而是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
既然世人都在行动之中，那么什么才是黑天所谓的“必要的行动”？通过何种行动人才能摆脱“自性”、领悟“自我”呢？《薄伽梵歌》并未全面列出行动的具体内容，而是反复强调行动要受到某种控制与约束：行动时要摆脱欲望和企图；摒弃对行动成果的执著；超越个人的好恶。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样做确实能够最大程度地摆脱迷恋、失望、执拗、疑惧、嫉妒等情绪对人的干扰，使人平静而专注地投入行动，集中释放最大的力量与潜能，从而尽可能地使行动取得成功，让潜能变成现实。从宗教思想层面上看，这一观点与前文所述智瑜伽控制感官从而不受外在世界束缚的逻辑思路是一致的。欲望是对某事物的欲望，行动成果也具体地表现为某种事物或某个状态，个人的好恶等更是与外在世界相关，在行动中避免这几种性质状态，也就是避免物质身体与外在世界相关而产生种种束缚。所以我们说，《薄伽梵歌》敏锐地看到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活生生身体最富力量的一面，即身体的行动性，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开物质身体因关联世界而产生的消极影响与妨碍，从而使人既在现实生活中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又在宗教层面体现对超验世界的精神追求。
《薄伽梵歌》并未突出个体因物质身体而生发的与世界的横向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视维持人际关系的秩序，也不是要完全摒弃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黑天指出，一切众生都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职责即使不完美，也胜似圆满执行他人职责”（毗耶娑 3:525）。这无疑表达了印度教的“达摩”（dharma）思想。达摩的基本含义是指事物的内在本质、固有秩序、维持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律或法则等，其中履行种姓职责和义务、遵守个人本分，可以说是达摩思想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印度教要求行为要符合人的身份、角色、地位的社会义务及道德规范，以及在行动实践中建构并维持人与人的关系和秩序的思想。“达摩的词根 dhṛ，意思是支持、维持，使……一起，也就是说，达摩是指普遍的或具体的背景与结构，它通过明确而坚定的行动程序把特定的对象聚拢在一起”（Nicolás 163）。达摩思想表明了印度教主要依据种姓而划定个人的工作和职责，将物质肉身纳入到社会体系与秩序中的印度特色：人与人之间主要因社会角色和职业职责而生发关系。个人在家庭生活中履行家庭角色的责任，但是即使“对妻儿和家庭”，也“不迷恋，不执著，称心或不称心，永远平等看待”（毗耶娑 3:516）；在工作中要依据职业本分行使工作职责。这就使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排除了个人好恶及个人利益目的，能尽量保持超然与冷静的态度，体现了行动利他的一面。由此《薄伽梵歌》既弘扬了印度教达摩思想的社会世俗伦理规范，又从超脱的宗教精神要求出发而非现实实践伦理的角度，把印度教阐发成了极富献身精神与参与精神的社会意识形态。⑤
一般认为，无论是智瑜伽控制感官的要求，还是业瑜伽对行为性质的规范，其终极的宗教目的是达到至高的平静，与梵（Brahman）同一，但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如前所述，人的精神性“自我”即是梵在身体中的显现，物质性肉体与“自我”合为个体。“梵文中最常见的一个表示‘身体’的词语，deha，源自词根 dih，意思是‘涂、抹’，这至少表明这个词语传达了身体好比外在的涂层或覆盖物的隐喻”（Wujastyk 190）。物质性肉身与精神性自我是可分的，但两者并不完全对立。生成“三性”的物质性“自性”遮蔽了精神性自我，但通过瑜伽实践，则完全有可能去除遮蔽，实现与自我的合一，即获得“梵我一如”。
什么是梵？梵是不灭的至高存在，也是生成万事万物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是世界的至高原理。梵生成万物但又不是万物，我们无法直接详尽地描述梵的基本内容，只能如大林奥义书那样用“不是……，也不是……”的遮诠法权且描绘，或者如《薄伽梵歌》那样用举例法指明梵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本质。一般认为，这是印度教对梵的基本理解。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归纳出梵的本质性的、独立性的内容，《薄伽梵歌》对梵的描绘也都是在梵与人或世界的结构性关系中进行的，如“我是武器中的金刚杵，我是牛中的如意牛，我是生殖者中的爱神，我是蛇中的婆苏吉”（毗耶娑 3:509—510）等，而且它言说梵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引导人们追求“梵我一如”。在此不能忽视的是，“梵我一如”本身也是对“我”与梵的结构性关系的表述，仍未指明梵的实质。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指出，即使是黑天将梵进行有神论的描绘，把自己等同于梵，也并没有如犹太教和基督教那样树立以奖惩机制为基础的真正人格化的神。因此我们认为，《薄伽梵歌》所宣扬的梵并不必然地具有某种明确的实质性含义，而更多地是起到把人与世界纳入某种文化系统中进行阐述的叙事符号的结构功能。更明确地说，“梵我一如”这一无法具体描述的终极宗教目的其实就是倡导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超越世俗，即个体应该在生活实践中超越物质身体的有限性，实现身体的梵化。如果说认为万事万物都具有“自我”、个体应该控制感官的智瑜伽，体现了以追求“梵我一如”即身体的梵化为目的控制身体的第一步，即否定了个体存在本质上的独特性和区别性，并且将思考的重心从以血缘肉身为根基的人与他人、世界的横向关系转向个体与梵的纵向关系，那么业瑜伽则是凭借有限的身体真正实现“梵我一如”的关键环节，即以某种性质与状态的身体实践在尘世中超越物质功利及个体利益的限制，也就是说身体成为梵化的身体，个体才能摆脱物质性肉身带给存在的局限。
因此我们认为，《薄伽梵歌》倡导的“梵我一如”最终实现的效果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想象和规范。印度著名的史诗研究专家苏克坦卡尔（V. S. Sukthankar）在论述《薄伽梵歌》的意义时敏锐地指出它所着眼的根本问题是人如何超越物质肉身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痛苦看来都是由于我们在心中建立了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我们的存在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都是由于我们拼命地执着于那种个人的独立性和本性。一个人必须超越那种独立性，使自己与那产生自己也产生了一切万物的力结合起来，去了解自己，同时也了解宇宙，而这宇宙也就是他自身的自我”（转引自《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244）。换言之，《薄伽梵歌》所思考的根本问题是，在此生此世现实中生活的人如何既依凭物质肉身又超越个体肉身的局限，既实现入世的追求又获得远离现实的精神自由。
03
超然的生活
如果说瑜伽哲学中的智瑜伽和业瑜伽分别为人在世俗生活中超越现实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那么信瑜伽则力图从情感和信仰的角度，彻底打消人的疑虑，使人自觉而坚定地实行瑜伽，追求与梵同一，实现身体梵化。鉴于《薄伽梵歌》阐述信瑜伽的方式与《约伯记》有相似之处，下面我们将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信瑜伽的特色。
《约伯记》是《圣经》中十分重要的篇章。其重要性体现为，它提出并完美地回答了宗教信仰中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虔诚信教的人在生活中没有蒙受神恩却屡遭磨难怎么办？《约伯记》以约伯猝然遭遇家毁人亡与恶疾的方式开头，意在表明约伯蒙难是人的经验、知识与理性所无法解释的。面对这一极限的苦境，约伯呼求上帝的解释与指引。《约伯记》第 38 至第 41 章，上帝在旋风中以一连串的反问，让约伯明白上帝具有人无法揣度的神奇力量和意志，由此约伯彻底洞悉了人的渺小和有限；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人也不是世界的中心；面临人生苦境，必须跳出个体自身的存在，以更广阔的胸怀和视野来对待；既然人的经验、知识和理性十分有限，人便不能妄自解释世界，揣度神的意志，人所能依凭的只有对上帝的信念。
毫无疑问，《约伯记》关注的是个体与神的关系，约伯受难或蒙福并没有现实原因，在约伯的遭遇中也没有展示任何来自现实世界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它的重点不在于处理生活世界与宗教要求的矛盾，而是集中笔墨强调人的宗教信念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持纯粹与坚贞。《薄伽梵歌》中，黑天同样也反复地向阿周那表明信仰崇拜黑天之神的必要。如前所述，黑天已经指明梵是形成万事万物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与他人或他物，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此接下来思考的重点问题就不是如何协调“我”与他者的横向关系，而是如何建构人与梵的垂直关系。前文所述的智瑜伽弱化了以身体感官关联外物为基础、以物质现实或血缘伦理为最终导向的社会关系，业瑜伽是从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对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遵循以职责为核心既完成世俗义务又超然于外物的行为规范，信瑜伽则是从情感和信仰的角度对人与梵的垂直关系的深化和强调。黑天把自己等同于梵，声称自己是神，要求人们虔诚地信仰他。如同《约伯记》中的上帝以反问的方式让约伯洞察人的有限，在《薄伽梵歌》第 7、9、10、11、15 章中，黑天也向阿周那显示了他作为神的神奇伟大、不可测度的力量和形象，让阿周那彻悟到人的渺小，人所能做的惟有全心全意地信奉神，即“奉爱”（Bhakti）。在《薄伽梵歌》的结尾，阿周那自称解除了困惑，打消了疑虑，决定遵循黑天的教导，上战场厮杀。
《薄伽梵歌》和《约伯记》都以主人公深陷困境起始，在文本结尾约伯和阿周那都成为“被唤醒的个体”（Alberson 413），两个文本对神人关系相似的表达曾经令西方学者深深着迷。德国图宾根大学伽波教授甚至总结说：“欧洲学者认为没有哪部作品比《薄伽梵歌》含有受基督教影响的、这么丰富的证据”（Garbe 494）⑥。在此我们无意探讨两者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只是想指出《薄伽梵歌》中的黑天神虽然化身为人，并一再表达对阿周那的喜爱，但他本质上还是非人格化的神的形象。
第 11 章中，黑天向阿周那展现了他无限光辉伟大的创造者形象，也展示出毁灭世界、吞下持国儿子和其他英雄的可怕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黑天创造世界并不是出于对人的垂爱或赐福，毁灭世界也不是对人的惩罚。他展现的神的形象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的，更接近于古印度人对无法解释、无法改变和无法违抗的现实世界规律的认识。黑天自称是“毁灭世界的成熟时神”（毗耶娑 3:512），即时间（Kālas）。更明确地说，黑天形象传达了古印度人对以肉身为代表的物质世界的短暂性和有限性的客观认识。时间无情地流逝，鲜明地体现为身体所必然遭遇的衰老和死亡。弗吉尼亚大学博士格里尔也看到，“黑天在《薄伽梵歌》中把自己等同于 Kāla，意思是‘死亡’和‘时间’”（Greer 58）。毁灭是世界万物必然遭遇、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黑天显示毁灭世界的形象意在使阿周那从直觉和情感上接受它，从而自愿选择遵从神意即客观规律，投入到战争中去。不同于《约伯记》中约伯失去和获得物质财富及世俗成功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彻底排除了现实世界的力量，《薄伽梵歌》中的黑天神形象则体现了古印度人对世界客观规律的理解，人的渺小与有限仍是源自物质肉身相对于无始无终的茫茫宇宙而言的局限，黑天宣扬全心全意信奉神的信瑜伽，其目的还是要求人在现实生活的行动中追求“梵我一如”。
如果说信瑜伽建构人与梵的垂直关系，本质上仍在强调现实生活中既投入又超然的行为实践，说明史诗叙事者一直在寻求现实世界需求与宗教要求之间的协调和结合，那么战争之后阿周那兄弟的态度则说明了史诗情节所代表的世俗生活维度一直在起着作用。俱卢之野战争之后，触目皆是死亡和痛苦。面对亲人们的死亡，坚战一方尽管取得了胜利，但他却感到悲伤。坚战说：“胜利对我如同失败”（毗耶娑 5:4）。他的感受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亲族间的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那么黑天鼓动阿周那参与战争究竟意义何在。也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手足相残的战争违背了血亲伦理，两败俱伤的结局表明了战争并无意义。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
对此，英国卡迪夫威尔士大学的学者约翰逊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战争是婆罗门教祭祀活动的象征，“战争——战斗的暴力——是公正的，因为它是一种献祭；也就是说，它符合达摩，而且它最终是为了维护宇宙秩序。在个体层面来说，献祭的果实（结果）要么是尘世的享乐（对胜利者来说），要么是获得天堂（对战败者来说）”（Johnson xxxvi-xxxvii）。在婆罗门教教义中，祭祀是实现“梵我一如”的重要方式，祭祀并不会无故牺牲祭品，而是能让人“获得”的宗教途径，比如《原人歌》就表明通过作为牺牲的“原人”，产生了印度的四大种姓，所以约翰逊从祭祀的角度解释战争具有合理性。他认为战争符合维护社会及宇宙秩序的达摩思想，同时参战的个体自视为祭品，无论战争胜败，个体都从献祭仪式中获得了想要的结果，从而成功地消解了宗教和世俗有关战争意义的矛盾。但如果双方都从战争中有所获得，又该如何解释坚战胜利后表现出的悔恨和痛苦的心情呢？我们认为，应该从注重实践方法的瑜伽思想角度去理解战争。无论从史诗情节的发展，还是从《薄伽梵歌》所宣扬的瑜伽思想的内容来看，宗教维度的“梵我一如”追求与世俗维度的现实需求和实践面向始终交织在一起，坚战在战后的反思也表明史诗从未停止过对现实层面的关怀。
到底该如何理解这次战争？如前所述，《薄伽梵歌》阐述的瑜伽思想力图通过梵化的身体行动，即行动着但同时又超然于行动的身体实践使宗教要求和现实需求相统一。古印度人看到人的身体充满活力的面向，认识到人时刻处在行动之中，同时又认为人应该保持超脱于个人功利和肉身欲望的超然和冷静，使自然肉身梵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薄伽梵歌》之后的战争可视为梵化的身体杀死自然身体的一种隐喻。史诗以血亲相残的极端方式，进行了一场身体的梵化示例。被杀死的不仅是俱卢族，还有阿周那兄弟们的自然肉身状态，俱卢族则象征着他们自然身体维度的社会性关联。在战争中，阿周那兄弟超越了个人的情感和好恶，发挥了武士的职责；不惧生死，摒弃了对行动成果的执著；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瑜伽思想控制身体的要求，表现出从自然肉身到梵化的身体的转变。战争是瑜伽思想的鲜活例证，而非对战争的讴歌。战后坚战的反思和对阵亡者的祭祀活动也表明，即使般度族有参战理由并且取得了胜利，也不意味着战争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因此，战争的意义不仅如约翰逊所言，体现为宇宙秩序的更新和维护，也体现为作为身体梵化的隐喻，史诗意在通过这一极端的身体梵化示例，宣扬协调现实需求和宗教超然精神的瑜伽思想，而不是如《荷马史诗》那般肯定战争——即使阿喀琉斯在冥府中表达了对死亡的排斥，也未表现出对战争的反感。战争结束之后，阿周那听闻坚战的痛苦和困惑，马上从瑜伽思想角度勉励坚战行动起来，行使君王的职责，表明了瑜伽思想在史诗中的连续、贯通和强调，也明确表明了史诗叙事者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应当从瑜伽思想的角度去理解这次战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薄伽梵歌》借助对阿周那是否应该参战这一问题的思考，力图以梵化的身体实践弥合世俗生活要求与宗教超脱精神的矛盾，使人以超凡脱俗的宗教态度度过凡俗的一生。《薄伽梵歌》所表述的瑜珈思想体现了它的理论特色，即把宗教超然精神与现实生活实践面向巧妙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实践的力量，规范并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求。巴基斯坦的格瑞斯沃德教授指出了印度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特性，认为“不像西方那样把社会风俗与宗教分开”，印度教的一大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事务上受宗教的控制”（Griswold 169）。我们也认为，《薄伽梵歌》通过瑜珈思想即梵化的身体实践思想，“揭示了印度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独特性：宗教并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虚无的崇高，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王靖 135）。
责任编辑：杨 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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