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点的文学研究——詹姆斯·英格利希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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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詹姆斯·英格利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威尔士百年英文教授、宾大普莱斯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创始教员主任,曾担任2016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评委会主席。他著作《声誉经济》(哈佛大学出版社)是一部研究文学和艺术奖项的历史、功能和影响的专著，被《纽约杂志》评为2005年最佳学术书籍。英格利希所提出的文化声誉经济理论在文学理论、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外国文学研究》委托，富布莱特访问学者芮小河在宾大访学期间（2019-2020），于2020年1月对英格利希教授进行了专访。访谈涉及文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布迪厄和詹明信之后文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数字人文等方法的具体运用。英格利希认为，文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文学价值的生产体系上。处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点的文学研究应重视文学经济学的非金钱维度，在文学价值的生产基于整个社会领域的背景下，这就涉及到文化声誉和社会资本。此外，他还分析了当今文学奖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声誉；资本；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

芮小河，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英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当代英语文学、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

詹姆斯·英格利希，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教授、普莱斯数字人文研究所的创始教员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社会学与经济学、文学研究学科史、当代英国小说、电影和电视。他主持了一项数字项目，来划分当代英语小说的时期。

Title

Literary Stud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n Interview with James English

Abstract

James English is the John Welsh Centennial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founding Faculty Director of the Price Lab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 served as Chair of Judges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 in 2016. His book,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Harvard UP), a study of the history, functions, and effects of prizes in literature and  arts, was named Best Academic Book of 2005 by New York Magazine. His economic theory of cultural prestige has exerted extensive influence in the fields of literary theory, cultural sociology and cultural economics. On behalf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Rui Xiaohe, a 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9—2020), interviewed English in January 2020 on issues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literary economics after Bourdieu and James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as well as other methods. English points out tha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should center on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 of literary value. Intersecting with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literary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non-monetary dimensions of literary economics, which involve cultural prestige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social field where literary value is produced. In addition, he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literary prizes today.

Key words

literary economics; sociology; cultural prestige; capital; Digital Humanities

Authors

Rui Xiaohe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China 710061).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 

Email: [e-mail]

James English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Faculty Director of the Price Lab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is main fields of research are the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of culture,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He has led a digital project that proposes to periodize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Anglophone fiction by mean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hand-built metadata. 

Email: [e-mail]

芮小河（以下简称“芮”）：您好!请您谈谈什么是文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应如何开展？

詹姆斯·英格利希（以下简称“英格利希”）：我认为，开展文学经济学研究不仅仅涉及文学与经济学学科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去研究文学的商业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出版业。围绕文学出版的经济学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但我觉得这些不是最核心或最重要的问题。我更为关注的问题涉及以下三个学科：经济学、文学研究和社会学。为了能在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研究范围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思考经济学，我们需要将社会学包括在我们的思路之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一再指出，文学世界的统治逻辑是经济的，但它不是经济学学科所青睐的以金钱为中心的狭隘的经济学。经济学学科实际上把持着“经济”的概念为己所用，宣称金钱是经济实践的唯一货币。我们需要抵制这一点，强调在经济学家研究的货币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货币、资本以及经济权益或利润的重要性。一些最有价值的资产和巨大的奖励不可简化为经济资本。这些虽然能让人成为文学实践经济中的赢家，但却不会让人变成富人。我认为这就是任何文学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芮：该领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是怎么成为文学研究的合法领域的？

英格利希：我想可能一些文学研究者仍觉得它还不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合法领域，把它作为经济学和（或）社会学的一个子领域完全没问题，但它与文学研究关注的问题相距甚远。不过，我认为至少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几位杰出的学者开始提出有关文学价值的新问题，特别是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的《价值的权变》（Contingencies of Value 1989）、约翰·杰洛瑞 (John Guillory) 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1994），以及罗伯特·达顿 (Robert Darnton) 颇有影响的关于图书贸易历史的著作。达顿研究法国“被禁畅销书”的著作发表于1996年，揭示了最受鄙视的、违禁的文学作品如何能获有最大的经济价值，能在通常界定的文学市场之外流通。布迪厄研究“文学领域的起源和结构”的重要著作《艺术的法则》（The Rules of Art）也在此时出版了英文版。20世纪90年代结束之前，侧重于经济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之类的文集与选集开始问世，特别是玛莎·伍德曼西（Martha Woodmansee）和马克·奥斯汀（Mark Osteen）编辑的《新经济批评》（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20世纪末，帕斯卡尔·卡萨诺娃（Pascale Casanova）的《世界文学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出版，提出了世界文学空间的新经济模式。就在那时，我开始研究文学价值和文学声誉经济学，了解这些主要的研究者并追随他们。然而，当时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们真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也不明白这与他们所理解的文学研究到底有何关系。就我个人以及整个文学经济学领域来说，《声誉经济》（The Economy of Prestige）的成功显著地改变了局面。该书于2005年出版后成为当年一部最受好评和关注的文学研究者的著作，它的成功让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名正言顺地步入这一从事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学交叉研究的领域。

芮：您对哪些文学经济学的问题特别感兴趣？

英格利希：在我看来，文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价值生产的方式。文学经济学家需要着力描述、分析和解读的是这个生产体系，不是某些特别有价值的作品及其创作者，而是最先赋予这些作品、作家特殊价值的体系（经济体系）。我们所说的文学充其量就是经济实践体系的一种成效、一个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研究者们没有研究这个体系，他们只是在这个体系中运作，表现他们与已经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作品和作家之间所具有的各种解释性的、批评性的或钟爱的关系。这无可厚非，我的意思是这是大多数文学评论家一百多年来所做的研究。但对我来说，这种研究多少遗漏了重点，没正视中心问题，即价值的问题。

芮：您说文学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用文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就能来研究的学科，它还需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吗？这就是您与其他评论家的区别吗？

英格利希：我更想强调的是，真正的“文学经济学”只能从社会学理论和研究中产生。我刚才讲到，我们当然可以进行文学研究和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例如，约翰·汤普森 (John Thompson) 的《文化商人》(Merchants of Culture) 是对20世纪70年代超级畅销书时代开始以来不断变化的图书贸易的重大研究，这类研究是文学研究中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即注重图书贸的商业层面。不过，这不是我正在研究的，这对我来说并非最令人兴奋的跨学科空间。此类研究忽视非金钱、“象征”形式的奖励和尊重，或视之为次要的，可是它们在文学世界中却至关重要。此类研究还忽视或淡化了社会资本、相互负有义务的人脉、能感悟到但又未明示的恩惠和亏欠的重要性。在我的研究中，我感兴趣的正是文学经济学中非金钱维度上最为突出和重要的实践和现象——荣誉、认可、各种评判手段。

芮：象征资本是文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术语源于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它是如何被重新定义、扩展为跨学科概念，并被用于解读文学生产中复杂的权力运作的？

英格利希：毫无疑问，自从50年前布迪厄启用 “象征资本”概念以来，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成果的概念。布迪厄的概念基于一个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特别依赖于提出“礼物经济”（gift economies）理论的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的著述。象征资本现在是一个通用的术语，指的是任何非金钱地位、声誉、名声和荣誉的衡量标准或标志。我认为象征资本具有以下两个最重要的特征：首先，它从属于特定的领域，即它能确定你在文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象征资本（如赢得布克奖，或被列入大学文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却不会使你在政治或军事领域享有声誉，因此，当我们谈到象征资本时，需要始终牢记资本的确能被视为资产的特定实践领域；象征资本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无论它在哪里被认可为资产，这种认可也是一种误认（misrecognition）。一位作家被认可为“天才”，其作品是一部“现代杰作”，这些高度的荣誉让我们无法认识到文学声誉是建立在社会和物质权益体系之中，比如说整个学术界的等级结构之中。我们评论某位作者是“有天赋的”，仿佛文学荣誉是直接从天而降的，这是一种误认，因为如果没有整个文学价值的社会生产场域，就没有认可这种天赋或对其进行集体评价的基础。对某位作家是否具有“天赋”或是“天才”，大多数人显然没有什么概念。他们听从专家——那些拥有较高的文学地位者，可以说是垄断了这个象征市场的人的意见。文学天才是由这些专家和他们在这个象征市场上的活动造就的。但是，这个荣誉并不会作为一种资本真正发挥作用，也不真正具有价值，除非它的社会起源被遗忘，进而被视为一个来自其他或更高层次的礼物：就像我们乐于讲的“真正的天才”。这个遗忘或（误认）认可的过程恰恰证明了把象征资本分析为一种社会魔法或集体神话合乎情理。那些从社会学中产生的、目前在文化分析中广泛运用的文化思考方式仍然非常有用。

芮：我们知道您在声誉理论中提出了“新闻资本”（journalistic capital）的概念。您现在还认为这是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英格利希：我提出“新闻资本”的概念作为考察名人的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最受尊敬的人们还远没有成为主流社会名流的领域里，有种方法，即简单地出名，成为名人，你的名字广泛流传，可以显著地促成你在其中的声誉。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研究领域为例，一位文学研究者可能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巨大的荣誉，赢得了古根海姆奖，并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发表重大系列讲座，等等，但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之外，他却完全不为人所知，这是正常的。之前讲过，象征资本从属于特定领域。另一位文学学者可能远远没有这样的殊荣，但却突然卷入了一场非常公开的争论或热点之中，成为某些与文学并无明确关联的热点问题或运动的代言人。还有，他们在获得了特定的声誉之后，可能会“跨界”到杂志和电视领域工作，就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那样成功转型。在这个“社交媒体大腕”（social media influencers）的时代，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人们从新闻关注中获得的更广泛的荣誉或地位与其从同行中的获得的声誉产生交易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尚未展开充分的理论化研究。因此，我开始思考文学资本与新闻资本的关系，这两种资本促成了资本的复合形式，我称之为文化声誉。我想这只不过是要解决名人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老问题的一种方式。公共知识分子在新闻界积累了名气后，在其“主攻”的领域里重新定位。这个过程似乎也有风险，更大可能是，他们的重新定位会等同于在其四周的同行中象征性地降级。然而在当下，这个跨界过程虽然存在一些有趣的模糊性或有得有失，但似乎更直接地被强化，变得有利可图，尤其是对文学作家而言。就名誉而言，学者仍然可以在名人的阴影下蓬勃发展，但作家及其他文化生产者面临着巨大压力去获取新闻资本，也就是说，要使自己具有“新闻价值”，要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我要补充的是，在吸引和利用公众注意力方面，社交媒体的方式完全可以忽略传统报刊和记者的方式。因此，虽然“新闻资本”也许仍值得考虑，但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分析当代文化关注经济的完整概念或合适术语。

芮：声誉在文学领域仍然很重要，但它与名望、名人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吗？在当下，声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

英格利希：这是个宏大的话题，我可能无法很好地回答。帕斯卡尔·卡萨诺娃提出文学的“世界空间”模式已经20年了，这基本上是一种集权的格局，在其中，对一位作家作为世界文学重要贡献者的认可首先是由在巴黎进行的活动和交易决定的，而巴黎则是伟大的世界文学价值的“交易所”。当然，卡萨诺娃谴责这种“不平等贸易”的体系，因为欧洲中介控制货币并主导这种交易。不过，许多读者认为，她如此描述这一体系，反而加剧了她想要批评的问题，通过否决其他地方评判的象征力量，来强化巴黎/欧洲具有的象征权力。对她来说，唯一真正能与“象征首都”（symbolic capital）巴黎竞争的是“商业首都”（commercial capital）纽约，她认为纽约将“劣质世界文学”——具有全球市场主题的机场畅销书装扮成严肃的文学小说，渗入世界文学空间中，从而破坏了象征权力的平衡。许多读者认为，她的格局缺少对世界各地其他重要的文学评判和认可中心的了解，从德里到墨西哥城再到南京，这些中心按照不同的规则和标准运作，需要按照其各自的特性来理解。卡萨诺娃强调了欧洲拥有过度的象征权力，而她对“世界空间”的布局方式却确保了欧洲始终占据着象征地图的中心。借用查克罗巴蒂（Chakrobarty）的名言，我们曾经需要并且现在仍需要的是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e）的世界文学地图。后殖民研究的学者、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即发展中国家）的文学、非洲离散者等，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使那些象征生产的“他者”文学中心更清晰可见。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使我们远离“世界文学”和“全球声誉”的“世界空间”这一整体理念，并鼓励我们进行比较性而不是全球性思考，从而去认可地方和区域的实践，以及文学声誉的地方和区域形式。

芮：目前，评级、排名、算法预测和其他荣誉的定量形式趋向于超过荣誉质量形式，如评论和文学奖等。价值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对此，您会建议用什么方法？

英格利希：我不相信，就文学价值而言，评级和排名实际上会比文学奖和点评到位的专家意见更重要。根据亚马逊网或“好读”网（Goodreads）的五星制评价，或大众网站上网民评选的年度最佳小说排行榜，就能判定一位作家是否有声望、是否真正杰出、或者拥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吗？我不认为会是这样，至少一般来说不是的。不过，我对评级和排名系统以及它们与文化专业领域中的定性评价手段的互动方式非常感兴趣。五星制评价系统实际上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大约早在1800年左右，第一批面向中产阶级游客的现代旅游指南特刊就出现了，用来帮助游客们制定穿越意大利的行程，得以欣赏最美丽、最杰出的艺术作品，同时还标出沿途声誉或质量较低的作品。因此，星级标准评选始于审美价值（欧洲绘画和雕塑的杰作) 和商务 (旅游业）的交叉点上。今天，在计算形式上，它仍然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交易和交换工具。不过，早期的系统无论在艺术、文学、电影还是烹饪评价中都起到了优质程度的标识作用，就算是一星也代表了相当的荣誉，而五星则非常罕见，但我们现有的系统大多类似于高等教育中“膨胀”的评分均值，高分的评价比比皆是，导致一星被认为有严重缺陷。我认为这些评级在某些领域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都知道它们能引导我们选择一家餐厅而放弃另一家。但评级在文学中的作用并不那么明显。例如，在“好读”网上，一本书的平均评分与其受欢迎程度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评分高的书可能并不比评分低的书更易被人们广泛阅读。这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在选择阅读一本书时会忽略该书的评分，他们可能会结合对该书的评分以及选择性浏览的评论，以某种三重权衡的方式做出评估。我所说的策略是，当你看到平均分原本很高的一本书被一组一星、两星的评分拉低，你就想查看哪些人对这本书做出了负面点评，并考虑你是否认同他们的标准。一般来说，当人们根据消费者的线上评论来评估任何东西时，他们会忽略给出五星的评论者的留言或评论，而去密切关注那些褒贬相加或完全负面的留言或评论，这与我们认为的从评语和建议中寻求指导的正常方式大不相同，几乎与传统的方法背道而驰。是的，这些手段正在促成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动乱，但我不认为它们已经取代了旧的认可和荣誉体系，确实还没有。

芮：是否有可能在保持这种社会学立场的同时去关注具体文本，包括其内容和风格？比如，我们能不能研究小说中全球贸易、性别经济学、商业伦理等主题？我们能否关注文本如何切入其面世时期的经济议题，或者文本本身是如何被经济话语塑造的？我最近读了一篇关于经济词汇如何影响19世纪非裔美国作家作品的文章，作者采用了数字人文的方法，收集了文学数据来计算有关金钱的经济词语的使用频率，并得出结论，经济活动在词汇和文体层面影响了这些作家的艺术创作。

英格利希：对我这一代学者来说，依据历史背景来解读一部作品，而这个历史背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某个时刻，这是一个标准的程序。至少自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问世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在文本生产的历史与经济背景下，即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找到文本的某些特定倾向、重点或突出的东西，不单单是关心的话题，而是所关心话题的表现形式。当然，人们可以凭借出众的才智、伟大的独创性和修辞技巧来完成，如詹明信解读康拉德或吉辛，凯西·加拉格尔（Cathy Gallagher）解读狄更斯或艾略特，杰德·埃斯提（Jed Esty）解读吉卜林或乔伊斯等。就像你说的，通过在一系列数字化、且代表非裔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或诸如此类的文本中，追踪与类似债务等关键词有关的某些比喻或主题，可以推广这些计算性阅读。我会非常欣赏这种研究成果，但我摸不透这是不是没有抓住要点。这些文本与其说是我们选择来做研究的，不如说是我们从学科中接收的，因为它们已经被预先选好并作为特别有价值和重要的文学作品推送给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些文本采取这样虔诚的、解经式的姿态？为什么我们要如此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的特殊地位，甚至把一些关于资本运作的秘密知识或神奇的领悟归功于它们？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文学神学。我更热衷于研究文学教堂本身的经济学，在体制框架内，可以选择作品来做专心致志的研究并赋予其神奇的属性。

芮：在方法论方面，请您介绍一下数字人文是如何应用于文学和经济学以及文学经济学的？美国的文学数字人文实验室取得了哪些成就？

英格利希：“数字人文”是一个模糊的术语，众所周知很难定义。它往往指的是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中一个相当狭隘的话题，而对我这样主持跨学科数字人文实验室的人来说，它可以指很多不同的东西，从历史测绘到古代遗址和文物的数字重建等。当文学研究者听到数字人文这个术语时，他们会想到对大型文学文本语料库的计算分析，像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引发争议的文章《文学屠宰场》（Slaughterhouse of Literature）以及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所做的相关研究。斯坦福大学的实验表明，计算分析可以识别影响大量文学作品的历史性模式，比我们批评家个人所能够处理或习惯处理的文本的数量要大得多。例如，斯坦福文学实验室发表的数字人文“手册”系列中的第一部表明，计算机生成的算法可以轻而易举地、真实可信地根据体裁来区分小说，使学者能够在多达数万个文本的范围内研究特定体裁在百年间的兴衰。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大约15年，随着机器算法、人工智能革命的兴起而变得更加高端，还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才华的学者，如泰德·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安德鲁·派珀（Andrew Piper）、理查德·让·索（Richard Jean So）、凯瑟琳·博德（Katherine Bode）等，但人数真的还不多。数字人文仍是一个大型学科的小型实验分支，这些研究者是最先这么讲的：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我们将从这类研究中了解到多少，也不清楚我们从计算研究中获得的见解如何能与更为传统的知识生产形式相结合，这个形式仍然是学科的标志。

在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还有其他研究，都非常有趣。至于我的特殊兴趣，我一直研究的议题是在接受方面，由读者生产的文本，而不是分析一大堆文学作品。具体来说，我在分析文学作品的业余点评，即人们针对文学而写的评论，他们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对于他们有何价值。这些评论是从“好读”网图书评级网站上收集的，我和合作者已经收集了200多万条评论。这在社会学、政治学以及语言学的一些领域都是常规性的工作，研究者通常从社交媒体上截取文字进行分析，以了解围绕特定议题的当代语言。我们也统计谁读了什么书，比如，与主要阅读言情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好读”网用户相比，主要阅读犯罪小说的该网用户是否更容易或更不可能去阅读获奖的文学小说作品？文学研究确实对“普通”读者了解不多，我指的是实实在在的读者，他们不是文学专业的教授或学生。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在“好读”网等网站上可以找到的大量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来更多地了解这一尚未研究透测的领域。

芮：不知还有哪些其他计算方法可以采用？

英格利希：文学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吗？文学研究中大多数数字人文工作的基本策略是比较作品样本，对两个或多个文作品样本进行统计比较，如比较这些文本中某些词汇出现的频率。这可以通过阐明象征价值差异的方式来完成。有个例子是泰德·安德伍德在其近作《遥远的视野》（Distant Horizons）中关于“文学声誉的长弧”的研究。泰德研究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英国出版的数千卷诗集，他将这些文本分为两组：一组是更具权威性或备受好评的文本，都是在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上被评论过的作品；还有一组是非权威性的文本，是从整个庞大的语料库中随机抽取的作品。然后，他运用的计算法显示可以了解、预测到某一卷诗歌是否被选中在期刊上被评论。令人惊讶的是，算法实际上只能计算单词、比较词汇，它忽略了所有我们认为对好诗至关重要的东西，如节奏、韵律和押韵等。当然，它对社会背景、文学世界及其运作也一无所知——不知道谁认识谁，或某些出版商和某些期刊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事情。算法可以让研究者从一位诗人用词的相对高低频率看出一些足以决定好评度、声誉的东西。在长达一百多年间，无论发生过什么文学争论，也无论出现过什么新流派和新运动等所有这些对文学史至关重要的事件，这似乎成了名诗与无名诗之间深度差异。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最能说明人们如何使用机器计算方法讲述文学史新故事的例子之一，也是在更广泛的经济学意义上研究文学经济学的一个新故事。

芮：关于如何创造价值的研究，包括您对文化声誉的研究，已经背离了布迪厄的模式。您如何看待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布迪厄发表主要著作后，文学经济学发生的变化？

英格利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布迪厄仍然是文学经济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有影响力、也是最重要的人物。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文化生产方法的社会学中的整个阶段或方法，在社会学中已不再十分流行。在美国的社会学中自然也是如此，大量研究背离了布迪厄的模式，而且发生在多个层面。在法国，对他的模式也有适度的背离，比如，法国学者伯纳德·拉希尔（Bernard Lahire）用“游戏”（game）的概念代替了“场域”(field) 的概念。他指出，把场域理论作为文学社会学基础的问题是，你会想象作家始终在场域里。只要某人被视为作家，这个人就被理论化为在文学生产场所中的一个人物。拉希尔感兴趣的是他所定义的“作家的双重生活”。他对作家的实证研究强调作家与场域之间断断续续的关系的性质，所以，他说这更像是一场“游戏”：下班后，你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打篮球或乒乓球什么的，然后你停下来离去，去做别的事。他对作家的认同社会学的整个理解与间歇性相关，即作家始终必须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去协商的间歇性关系。他显然仍运用一种源于布迪厄的模式的方法，但对其做出了重要的修改。我与布迪厄的争议同样是适度的，因为我仍然深受其学说的影响，也非常愿意运用它。我认为现在布迪厄的模式比大多数社会学圈子所公认的更强大、更权威。当然，我们的“分裂愿景”（借用布迪厄的术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比布迪厄更多地关注性别与性、种族和族裔以及跨国关系和社区，但我们不必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伊丽莎白·席尔瓦（Elizabeth Silva）等人对英国的文化消费和社会差异开展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这项研究牢牢地依据布迪厄的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不过他们也进行了至关重要的更新，比如使用少数族裔样本。贝内特在澳大利亚也开展过类似研究，即将出版一部很有启发性的书，名为《场所、资本、惯习：澳大利亚文化、不平等和社会分裂》（Fields, Capitals, Habitus: Australian Culture,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Divisions）。此类研究显然运用布迪厄的模式来开展，却又做出重大的背离之举，我仍然非常看重、甚至比大多数社会学家更加看重布迪厄的模式。更激进地背离布迪厄模式的研究，如追随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和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的那些研究，旨在彻底质疑社会的概念，目前在社会学和文学研究中有更多的吸引力。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实质性研究项目远不如那些与布迪厄同道的研究者的项目有趣或有价值。 

芮：拉图尔的理论是如何被文学评论家所借鉴的？

英格利希：拉图尔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和文化社会学家，也是社会学界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之一（社会学不是以优美的散文著称的学科！）2004年，他在《表征》（Representation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批评会消失？》（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整个批判和怀疑的研究范式已经耗尽，还敦促文学研究转向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该理论对现象的细致考察和微观描述胜过对现象的精辟透彻的解释。许多有影响的学者都响应这一呼吁，最著名的是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对于费尔斯基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晚期宣言、2005年拉图尔出版的《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很关键。费尔斯基的《超越批判》（Beyond Critique）一书直接出自《重组社会》，她说自己只是在“传递”拉图尔的学说。对她来说，远离传统批评的收获是能够认真对待并且不再不屑于谈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情感关系，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积极的依恋。她认为文学研究者出于自身的批评习惯，很容易去嘲笑或贬低这些依恋。费尔斯基今年出版新书——《上瘾：艺术中的依恋》（Hooked: Attachment in Art），她在书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对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感性关系的研究。她的著作不仅讨论了拉图尔的一些研究，而且还讨论了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安托万·亨尼恩（Antoine Hennion）的理论。亨尼恩是一位音乐社会学家，他研究业余听众对音乐作品的看法。他的著作相当抽象，还有点抒情，但非常有趣，据我所知，费尔斯基是第一位在这些方面做出很多贡献的杰出的学者。我认为《上瘾》将是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它将亨尼恩的术语及理论概念引入文学研究，作为从事这种后批评的、后批判研究的另一种工具。

我的研究与上述这些研究不太一样。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是激起争议的一个干预，我相信它对教学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本科层次，但我不觉得它提供了一条在未来10年、15年或20年会产生优良研究的通道。我当然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布迪厄和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后-拉图尔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和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

同时，我也认为有可能找到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的途径，我在与希瑟·洛夫（Heather Love）以及一群文学研究者一起合作的工作中略有尝试，我们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文学研究和人类繁荣”的书。在我做的这部分工作中，我运用刚才讲的文学接受计算法，使用社交媒体及人们谈论读书感受的方式，我想用我的研究与依恋理论对话，思考个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费尔斯基一直在研究的那种情感纽带。我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把文化经济学作为一个指导框架，这样我就仍会为文学实践的一般经济学做出贡献，并推进文学价值理论。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是宏大的综合还是软弱的妥协，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我现在正在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这本书，希望明年初出版。

芮：您曾担任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委会主席。凭您的经验，您觉得文学奖在今天的作用与2005年你写《声誉经济》时有什么不同吗？当下文学奖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英格利希：对文学奖及重要的文学奖项的现状，我一直有诸多思考，因为在即将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大会上正好有个相关话题的讨论，在我的专著出版后的15年间，声誉经济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我看来，在某些方面图书奖并不像15年前或20年前那么重要。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布克奖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学声誉的工具。我在新旧世纪之交撰写了关于文学奖的专著，我觉得自己好像还在那一刻。我在书中提到了威胁文学奖体制的几件事情。我想表明的是，文学奖的扩散并不会挤掉新奖项设立的机会，也不会贬低现有奖项，使其贬值，但我也提到文学奖开始耗尽那些自愿和合格评委们的精力。正因为其中所有的工作，这可能就成为限制奖项增长的一个因素。文学奖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需要大量的时间来阅读，文学奖往往涉及评选大量书籍。我担任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评委会主席那一年，有400部小说参评！我和其他评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除了阅读参评作品外，几乎什么也干不了。评选工作要占用大量的评委个人本职工作的时间来完成，这对作家或学者来说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提议。我认为对许多奖项来说，这已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

我讲的另一件威胁奖项行业的事情是，如果我们不再认真讨论文学奖，对它们进行责难，以激起各种愤怒的回应，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它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分配文学价值的正常机制，并认为它们与其他的文学评价和奖励手段相比不相上下，它们就会遭殃。其他手段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扩散，庞大的“好读”网的评级和评论系统似乎使普通读者和业余评论家掌握了更多的文化权力、更多对文学价值的控制力度。之前说过，我不认为在线评级和排名系统是比文学奖更强大的象征交易工具，但我也不想排斥它们。2010年，一些非常有声望的评委推选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的《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获得了布克奖，但该书在“好读”网上的评分很低，大约是2.8分，这简直是低的挺惨。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评级可能比布克奖更能决定小说最终的价值，就好像是那本小说本来贴着一张“布克奖得主”的标签，却被“好读”网评级系统提供的“X”或“取消”标签覆盖了。

也许，在取代图书奖作为象征价值的主要能动者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大腕经济”(influencer economy)的兴起，由此，社交媒体的病毒式逻辑将巨大的文学评价和选择的权力赋予少数人，而这些人可能没有任何传统上与文学权威相关的背景或资历。

芮：您认为在文学作品的接受上，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大腕像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吗？她作为名人评论家先于社交媒体的兴起。  

英格利希：这是个好问题。25年前，奥普拉利用自己电视主持人的名气，成为具有惊人的影响力的文学品味仲裁者。今天担当文学大腕的人似乎比奥普拉更随意或出人意料，比如，女演员里斯·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经营着一家大型在线图书俱乐部“你好阳光”（Hello Sunshine），主要靠的就是她在“照片墙”(Instagram) 社交媒体上的大腕的地位，她在那拥有2000多万粉丝。我的研究生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里斯的毕业论文，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在研究名为“图书图片墙”（Bookstagram），即人们通过以图像为中心的社交媒体推广文学并分享文学品味现象的其他方面。澳大利亚媒体研究者西蒙娜·默里（Simone Murray）尤其了解和熟悉数字领域的这些发展。在我看来，这似乎正在通过一个市场传播，而在几十年前，文学奖曾是最普遍接受的硬通货。

现在的结果是，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这两件事：用老式的方式评选图书奖所涉及的纯粹的劳动，以及在数字时代兴起的许多更快的、更容易的、日常类型的文学评价工具。这两种趋势都阻止文学奖的增长，并减少文学奖的影响，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贬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看到了文学奖的终结，不过，这也许是所谓的“文学奖时代”的终结。

芮：请您预测下文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会怎样？

英格利希：好吧，如果是在六个月前我们最初谈话时，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小河。而现在，当我们再度修订访谈文本，对其做最后编辑时，世界正深陷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在美国，我们这位病态的、否认科学的总统及其共和党支持者对这场危机处理不善，大多数大学正面临着生存威胁。至少在短期内，我预计美国文学研究（任何方面）的唯一未来是绝望和可能的收缩。英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和德国已经在文学价值经济学、文学声誉的生产和流通方面开展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你受《外国文学研究》委托进行的这次访谈表明，中国也可能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场所。鉴于美国目前的惨状，我们可以预期的一个趋势是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会进一步从美国文学界和美国文学机构转移。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体现了学科中更普遍的权力去中心化与再平衡的趋势，我在专著《英语研究的全球未来》（The Global Future of English Studies）一书中探讨过这个趋势。它还可能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另一个趋势并行，即绘制比卡萨诺娃称为文学评价和声誉的“世界空间”更好的地图，这将是从其他视角、其他起点出发、或（用卡萨诺娃的比喻）从其他本初子午线，而非格林尼治或巴黎的子午线出发的地图。在我们能使用不同的地图，即能替代欧洲中心论的世界文学空间地图（即使是批判性的）之前，许多重要的文学交易模式、文学资本储备，即整个文学财富宝库必须显得微不足道。我希望在未来几年将看到更多对跨学科协作研究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将远离传统的高级文学研究中心，揭示出的文学品味、依恋、荣誉和尊重的经济，无论项目大小，方方面面都与人们所熟悉的模式大相径庭。

芮：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英格利希：不客气。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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