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本质》中的世界主义与流散共同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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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更合理的族群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构建离不开流散者的团结，《血的本质》作为卡利尔·菲利普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通过展现不同时空中流散群体命运的“共同性”，无疑可以为构建流散共同体提供诸多启示。这部作品对不同类型的流散经历进行了叙写，其启示性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世界主义的视野，卡利尔·菲利普斯在《血的本质》中将不同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并置，由此呈现了种族主义在更广范围内造成的伤害；其次，这部作品有着更为深刻、辩证和全面的关于“他者”的态度，在描写“他者”的不幸遭遇时，菲利普斯同样对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相似的经历使得流散者意识、情感和思想等方面具有“共同性”，这些“共同性”同样将成为构建流散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
《血的本质》；世界主义；“他者”；流散共同体
作者简介
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文研究》副主编，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Titl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aspora Community in The Nature of Blood
Abstract
Solidarity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ing a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world order.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by Caryl 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offers multiple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aspora community by showing the “commonality” in their destiny in different times and spaces. With its portrayal of different forms of diaspora experiences, this novel is significant in at least three ways: first, Phillips reve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mopolitanism, the extensive damage caused by racism by juxtaposing stories from different times, places, and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second, to uphold his own deep, diale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novel, Phillips’ depiction of the misfortunes experienced by “the others”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reflections of various problems concerning their own existence; third, diasporic groups share a “commonality” in their consciousness, emotion, and mindset due to their similar experiences, a “commonality” that will become important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aspora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Nature of Blood; cosmopolitanism; “the Other”; diaspora community
Author
He Weihua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nd the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whua_he@163.com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是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42）。共同的处境使无产阶级拥有共同的品格、使命和追求，基于对这种跨越民族性的“共同性”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路极具启示性，就形成全新的社会生态、族群关系和世界秩序而言，跨国界和跨种族流散共同体的构建同样有重要意义，这一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全世界流散者的联合，同时还将成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依托，从而更好地解决当下备受关注的流散问题。
就构建流散共同体而言，不仅需要客观方面的原因作为基础，同样需要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纽带。结合卡利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 1958— ）的《血的本质》（The Nature of Blood, 1997）这部作品，这里将对流散共同体建构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毋庸置疑，菲利普斯是当代英语文学界成就最大的非裔作家之一，本尼迪特·莱顿曾这样评价其影响力：“在他那一代人之中，卡利尔·菲利普斯无疑是最出名、最有才华的英国作家之一”（Ledent 1）。多年后，在另一文集中，这位评论家同样充满赞誉地指出：“凭借其旺盛的创作能力和政治上的深度，（菲利普斯）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成为文学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Ledent and Tunca xi）。菲利普斯对流散的关注和其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岛（the Caribbean Island of St. Kitts），四个月大时就和父母一道移居英国，在利兹生活了大约15年之后，全家人又搬到伯明翰。菲利普斯小时候聪颖好学，最终成功从一所并不优秀的中学进入牛津大学。大学毕业后，为解答自己在身份等方面的困惑，他开始在欧洲四处游历。他在1980年开始创作，这时他从牛津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在1990年，他在文坛已有一定声誉，菲利普斯此时移居美国，一边在大学教学，一边继续创作。这种不断跨越疆界的经历赋予了菲利普斯一种世界性视野，其文学创作因此并未局限于非裔经验，而是关注种族主义在更广范围内的影响。作为菲利普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血的本质》集中体现了他关于流散、“他者”和种族主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这里将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世界主义的视野使得菲利普斯并未局囿于非裔族群经验，而是关注在更广范围内不同族群的不幸遭遇；其次，《血的本质》采取了一种更全面、辩证和自省的方式来刻画“他者”形象，尽管对“他者”的悲惨境遇有切身体验，但菲利普斯在这部作品中并未一味渲染“他者”遭遇的不幸，而是同时对“他者”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作品中细致的心理分析说明了流散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牵扯到的主观因素，相同的命运使得流散群体在情感、感受和思想上具有“共同性”，这将成为连接世界范围内由流散者组成的共同体的强有力纽带。
01
“复演”的历史与世界主义的“阴暗面”
学界近年出现了一股世界主义研究的热潮。关于世界主义，可谓是众说纷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过阐释。兹拉特科·斯科瑞比斯和伊恩·伍德沃德认为，世界主义是指“对他者的开放以及一种包容的伦理”（Skrbiš and Woodward 40）；在杜赞奇看来，世界主义意味着“个体不仅仅独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Duara 67）；中国学者王宁则强调，世界主义是指“所有人都属于一个单一的共同体或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无论其隶属于哪一个族群、国家或地区”（Wang 123-124）。定义还可以继续列举，这林林总总的各种说法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总的来讲，在大部分学者看来，世界主义代表着更为宏阔的视野、更具包容性的伦理观，或是一种全人类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世界主义意味着一种对全人类的生存境遇、共同命运和普遍福祉的关注、意识和思考，就不能仅仅去关注人类和睦共处的美好愿景，而忽略世界主义的“阴暗面”以及由此而遭受苦难的受害者。换言之，作为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世界主义还需要去关注人类普遍面临的苦难、困境和挑战，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如果缺乏足够警醒，这一视野还会引发新一轮的竞争、矛盾和冲突。在《血的本质》中，菲利普斯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主义的“阴暗面”，展示了世界主义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冲击的可能性，从而以文学的方式演绎了另一种思考世界主义的路径。通过对此类话题的关注，对世界主义相关讨论中的这一不足而言，这同样是一种弥补。
在《血的本质》中，有四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小说中首先出现的是斯蒂芬·斯特恩（Stephen Stern），在德国犹太人开始遭受迫害前夕，作为医生的斯特恩告别妻儿，投身于以色列的建国事业。在作品结尾部分，斯蒂芬再次出现，这时他已经成为以色列这个新的国家中的一位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垂垂老矣的斯蒂芬备感孤独，因此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犹太女孩玛尔卡（Malka）有了一段情缘。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斯蒂芬的侄女艾娃·斯特恩（Eva Stern）。在大屠杀期间，这位德国犹太女孩和父母一起被关进集中营，历经各种磨难，最终被英国士兵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并获得一位名叫格里（Gerry）的英国士兵的好感。当艾娃前往英国，寄希望于同格里结婚来告别痛苦的过去，从而打开全新的生活篇章时，却发现格里已婚并且还有孩子。这一打击让艾娃彻底崩溃，最终选择自杀。第三个故事发生于1480年，在犹太逾越节期间，威尼斯附近的波尔托布福勒镇的居民听信谣言说一位白人小孩被犹太人杀害用于血祭，于是诬陷塞尔瓦迪奥（Servadio）等犹太人杀死了这位白人男孩，导致这几位犹太人最后都被处以极刑，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被马匹踩踏而死，亦或是被乱箭射死。最后一个故事单元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黑人将军，尽管菲利普斯并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显而易见，这位黑人将军就是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出现过的奥赛罗。《血的本质》并没有照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情节，作品中的这一故事更像是莎剧《奥赛罗》的序曲。因为英勇善战，奥赛罗受雇于威尼斯，任务是带领威尼斯军队去阻止土耳其人的进攻。在威尼斯期间，奥赛罗尽情领略威尼斯的各种人文风情，还和白人议员的女儿苔丝德蒙娜相爱，二人不顾女方父亲的反对偷偷成婚。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奥赛罗和妻子各自抵达塞浦路斯，在那里等待新的来自威尼斯的命令。
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精心选取，再加上结构上的精心安排，菲利普斯试图表明，种族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普遍的和极具破坏性的情感，并且给世界上极广范围内的人们带去了伤害。跳脱对单一种族的关注，《血的本质》试图在不同族群的流散者之间建立起关联，这种世界主义的视野无疑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在乔治·费里德克森看来，种族主义指的是“特定族群或‘国民’针对另一族群或‘国民’的充满敌意的或否定性的情感，以及由这种种态度引发的各种行为”（Fredrickson 1）①。在某种意义上，“血统论”就是种族主义的集中表达，对自身血统优越性的坚信是此类情感和行为的催化剂，这正是菲利普斯将作品名称确定为《血的本质》的缘由，在同蕾妮·沙特曼的访谈中，菲利普斯专门说到了这个书名的问题，他指出：“一方面，血能够创造家庭及其得以维系的纽带，但在另一方面，对血的过度迷信和忠诚将会导致分裂、敌意和排斥”（Schatteman 63）。如何区分“自己人”和“异我族类”？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血统”，团结的对象局限于“自己人”，对“异我族类”则是不信任、拒斥和迫害，任何种族主义背后都隐匿着此类二元对立。个人的种族背景、流散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得菲利普斯具备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由此他得以跳脱种族局限，从而可以去考察以“血统”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伤害。
凭藉其跨越单一时间和空间的宏大叙事，《血的本质》表明，“异我族类”遭受迫害并非个例，而是世界性事件。在时间上，这些故事涉及文艺复兴时期、二战和当下等时间节点，这都是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大时刻；在空间上，故事发生的地点有德国的柏林、威尼斯、波尔托布福勒、巴勒斯坦、英国的伦敦、塞浦路斯、犹太人复国后的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亚等，涉及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威尼斯附近的波尔托布福勒，塞尔瓦迪奥等犹太人遭到诬陷被处以极刑的故事发生在1480年，事实上，作品还提到，在1349年，德国的科洛尼亚（Colonia）地区的基督徒就已因为瘟疫的事情迫害过犹太人，当时这里的犹太人受到诬陷，当地人说他们引发了瘟疫，这些犹太人最后被迫在清真寺中自焚。尽管少数人得以幸存，但不得不选择离开，最后迁徙到波尔托布福勒。差不多一百年后，因为莫须有的血祭事件，这些犹太人的后代再次遭受迫害。奥赛罗的故事发生在15或16世纪，在讲述黑人遭遇到的种族歧视的同时，菲利普斯同样提到这一时期对犹太人的歧视。在威尼斯，犹太人只能在指定区域生活，在《血的本质》中，奥赛罗两次前往犹太人集聚地，目睹了他们糟糕的生存环境，“在16世纪，威尼斯人不仅在奴役黑人，对犹太人同样是各种嘲讽”（Phillips, The European Tribe 45）。斯蒂芬的故事发生在纳粹时期以及以色列建国后的当下，其中讲到黑人女孩玛尔卡，尽管读者并不知道她的最终命运，但不难想象她未来的艰难。艾娃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这时已登峰造极。如果将这一事件放在世界史的大语境中来看的话，就不难发现，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大清洗”不过是之前种种迫害事件的又一次“复演”，遭受迫害已成为犹太人挥之不去的“宿命”。
就人物设置而言，菲利普斯并没有局限于黑人，同时还讲述了犹太人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从而在黑人流散和犹太人流散之间建立了关联，作品的视野由此变得更为宏阔。英国批评家保罗·吉尔罗伊曾强调此类跨族群对话的重要性，这种对话的缺失会“弱化我们关于现代种族主义是什么的全部理解，还会妨碍我们去认识到其作为现代世界中社会分化过程中的一种因素的构成性力量”（Gilroy 213）。这一有意安排不仅是因为菲利普斯身上同样有犹太血统，他的外祖父是有着犹太血统的葡萄牙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个人的遭遇，在小时候，当别人谈论犹太人时，他们的悲惨遭遇总能引起他的共鸣，菲利普斯总感觉别人是在谈论他自己。15岁时，菲利普斯看过一部讲大屠杀的纪录片，正是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让菲利普斯意识到，“如果白人对白人都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来，那么无法想象他们将会对我做出什么来”（Phillips, The European Tribe 67）。除此之外，在《血的本质》中，流散者之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来自上流社会的将军，同样有来自社会底层的酒吧女郎；既有少不经事的小孩，同样有年老体衰的老人，形形色色的人的命运都因为种族主义而改变。为强化文本中主人公命运的相似性，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菲利普斯还对很多细节进行了精心处理。斯蒂芬和奥赛罗不仅都在事业上获得了相对的成功，而且都同来自异族的不同肤色的女性发生了情感上的纠葛，还都在塞浦路斯岛停留过。在小说中，玛尔卡像牲口一样被运送到以色列，毫无尊严可言，这和艾娃前往失散人口救助站的旅途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这部作品和《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之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艾娃和安妮都是犹太女孩，二人不仅命运上有着相似之处，而且还都有一位名字叫做玛格特（Margot）姐姐。通过将犹太人和黑人的悲惨遭遇并置，《血的本质》表明种族主义导致的伤害并不会局限于黑人，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对世界主义这一“阴暗面”的关注，再加上自身的流散经历，使得菲利普斯将注意力转向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通过在时间、空间和描写对象上的扩展，“菲利普斯强调了种族主义的持久影响，从近代早期到当下，在全球差异性极大的各个不同地区，种族主义在社会文化互动中都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Boutros xxi）。来自不同时间、空间和族群人物命运的交错，使得作品中的故事既有历时性维度，同样有共时性维度，可以帮助读者在人类历史和世界的宏阔语境中去思考人类命运，从而意识到种族主义的普遍性，形成人类共同体意识。总而言之，在取得众多其他类似题材文学作品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的同时，《血的本质》同样有着对种族问题更为根本性的反思，从而成为控诉种族主义的响亮音符。
02
“他者”建构的逻辑与命运的“共同性”
失去家园、遭受排斥和迫害是流散群体的共同经历，这些流散者在移居国被视为“他者”，这种生存境遇上的“共同性”将成为流散群体团结的基础。种族主义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制造“他者”即其核心环节，不断捏造籍口，通过贬斥不仅将“异我族类”区分开来，同时还可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感。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他者”是西方社会的深度参与者，他强调，“从一开始，欧洲同其‘他者’的外部关系对整个欧洲的故事而言就占据着中心性位置，并且现在仍是如此”（Hall 18）。霍尔这里讨论的是种族“他者”，是种族主义的必然产物。根据居处的地点和对帝国的态度，还可以将种族“他者”区分为“外部他者”和“内部他者”，前者主要是指位于帝国疆界外的“他者”，而后者不仅包括来自帝国内部的持异议者，同样包括生活在帝国内部的“异我族类”。②就此而言，菲利普斯更多关注的是生活在移居国内部的“内部他者”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莱顿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菲利普斯关注得更多的是欧洲内部的种族主义，而且他的这一坚持已达到顽固的程度（Ledent 138）。在《血的本质》中，斯蒂芬、艾娃和波尔托布福勒镇的塞尔瓦迪奥等都是长期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奥赛罗和黑人女孩玛尔卡则是黑人，种族身份使他们遭受歧视、剥削和迫害，整部作品的情节就是由他（她）们的人生故事编织而成。就对“他者”形象的刻画而言，菲利普斯并没有一味将受害者“理想化”，而是呈现了更为完整和真实的“他者”形象。在作品中，尽管这些流散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对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言，他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未改变这些流散者命运的“共同性”，他们始终都在遭受排斥、剥削和欺压。
《血的本质》呈现的“他者”形象更为全面和立体，菲利普斯在这里并没有一味地强调流散群体遭受的苦难、剥削和压迫，“沉迷”于控诉而无法跳脱。③不同于之前关注同一题材的其它作品，在《血的本质》中，菲利普斯指出了西方对“他者”的需要、依赖，以及这些“异我族类”获得的相对成功。就西方的安宁、发展和繁荣而言，离不开流散者的贡献，当然，在移徙到西方的流散者中，不乏自愿移居者，但更多的却是被迫。在15世纪的威尼斯，因为违背基督教精神，基督徒们不被允许放贷，但时日艰难，穷苦老百姓有时必须借贷才能度过困难时期。在特殊时期，由于战争、商业投资和大型工程的需要，议会和达官显贵们同样会有借贷需求；而在另一边，由于行会制度的限制和种族歧视，不管具备何种技能，犹太人始终都无法从事其他职业，有着不同信仰的犹太人因此不得不进入到借贷行业。当然，在当时的威尼斯，放贷还必须获得官方许可，遵守严苛的规定，从业者还被要求为议会提供资金支持，由这一安排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虚伪性。④尽管如此，凭籍自身的勤劳、节俭和聪明才智，部分犹太人在这一领域还是获得了成功。作为优秀的医生，艾娃父亲同样是犹太人成功的例子，他的勤奋使得全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就奥赛罗而言，他出身高贵，是身经百战的勇猛武士和位高权重的军事领导，在战场屡建奇功，不仅曾在自己的国家领兵打仗，在其他国家同样做过将军。土耳其人意欲来犯，威尼斯急需能征善战的将领，受总督和议员们召唤，奥赛罗因此来到威尼斯，为帝国效力。杰出的军事才能使奥赛罗成为帝国战车上的重要零部件，甚至在苔丝德蒙娜的父亲到总督面前控告奥赛罗时，考虑到战争迫在眉睫，总督最后选择站在了后者这边，以换取这位“异族人”的服务。奥赛罗的经历无疑是“他者”获得成功的范例，菲利普斯曾评论说：“在欧洲获得成功的全部黑人中，（奥赛罗）最出名”（Phillips, The European Tribe 46）。不难看出，不管是犹太流散者，还是黑人流散者，他们在西方社会中是一种悖论式存在：一方面，这些流散者有着各种各样的才能，他们提供的劳动、服务和便利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他者”，他们又被排斥在外，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排斥和压迫。
在《血的本质》中，流散者并没有被理想化，都是有欲望、情感和各种弱点的真实的人，而非刻板印象中的诚实、善良和任劳任怨的“完美流散者”。换言之，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被“脸谱化”，在这一意义上，《血的本质》更多是聚焦于“对人性的探讨”（Festa 164）。在作品中，作为“在欧洲获得成功的黑人”，奥赛罗不仅有性格上的缺陷，同样有道德问题。为抱得美人归，他不惜抛弃远在家乡的妻小，而苔丝德蒙娜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物品”，“在这个物品中，美貌和危险并存”（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148）。他并不尊重异性，和苔丝德蒙娜结婚更多是出于个人算计，因为“婚姻和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通道”（Schatteman 58）。同样，艾娃并非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她伪造信件，为了生存出卖肉体，还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中做着焚尸工的工作。作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艾娃同样对“异我族类”存有偏见，而不是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在谈到集中营中的生活时，艾娃说道：“我不喜欢这些从东方来的、肮脏的人”（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170）。同样，帮助藏匿艾娃姐姐的家庭并非“好心人”，他们收钱办事，当玛格特孤苦无助时，男主人还侵犯了她的肉体，最终导致她客死异乡。菲利普斯同样指出了犹太复国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斯蒂芬为了这一事业鞠躬尽瘁，在作品开始，在谈到即将建立的以色列国时，斯蒂芬告诉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摩西说：“这个国家同样会属于你”（1）。斯蒂芬对这个未来的国家充满了期待和憧憬，但在新成立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进入暮年的斯蒂芬孤身一人，形影相吊，为缓解寂寞，竟然不惜用金钱来吸引年轻女性，在“消费”黑人女孩玛尔卡的身体时，斯蒂芬还不忘说道：“但是她属于另一块土地。她在那里可能更快乐”（212），他的种族偏见由此可见一斑。结合玛尔卡和家人在以色列的边缘地位，不难得出结论，这里并非全体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在这里生活着的犹太人内部仍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公正。复国运动并没有触及种族问题本身，在世界范围内消除种族主义绝非易事，菲利普斯的深刻之处和现实主义态度同样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需要奥赛罗效力，但威尼斯并不会将这位黑人将军接纳为正式成员，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帮助他摆脱“他者”地位。刚到威尼斯时，上流社会冷落奥赛罗，甚至他私人雇佣的仆人都瞧不起他，“他因为我的肤色和举止而不喜欢我”（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136）。当奥赛罗同威尼斯女性交往，这位仆人的不悦更是溢于言表。就这一对待“他者”的方式而言，不会因为他们的善良、勤奋或成功而发生变化，菲利普斯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从莎剧和其他文学作品中获得了灵感，还源于他对真实历史的了解。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可谓厥功至伟，但作为犹太人，他们在二战期间依然遭受迫害。更重要的是，这同样是菲利普斯个人的亲身体验。在牛津大学学习时，菲利普斯是学生中的佼佼者，成绩突出，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乐于助人，大家有困难时都会想到他，会去他那里寻求帮忙。尽管如此，一天，在一张名单上，他名字旁赫然写着“黑鬼滚回去”（“Nigger Go Home”）的字样，这件事让他触动很大（Yelin 47-48）。对于“他者”而言，无论你怎样努力，或者取得怎样的成功，都无法换来平等的地位，奥赛罗的命运就是这一逻辑的生动演绎。在《血的本质》中，排斥、剥削和迫害犹太人的例子比比皆是，犹太人聚敛财富或取得成功会招致嫉恨，但迫害并不会因为他们失去这些而停止，偏见根深蒂固，艾娃的姐姐玛格特就总结说，“你看，艾娃，尽管我们已失去这一切，但他们仍然仇恨我们，他们以后还会一直仇恨我们”（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88）。由于在集中营中惨遭折磨，艾娃和其他犹太人在被英国士兵解救出来时，每个人都如“骷髅”一般，浑身恶臭，解救她们的英国士兵不得不捂着鼻子，惨状不忍直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水井投毒、放高利贷，甚至坐电车都会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借口。就犹太人隔离区而言，在《欧洲部落》中，菲利普斯指出，威尼斯犹太人的隔都（ghetto）是世界上最早的，是其他此类地点的原型（Phillips, The European Tribe 52）。歧视并非仅停留在语言、文化和思想层面，而是会演变为城市空间安排、职业限制和对异族通婚的禁止等具体的社会安排，成为具有强制性的现实力量。
虽然时代背景、现实境遇和个人经历相去甚远，但作为悖论性存在，流散者可能被需要，可以像奥赛罗一样在欧洲功成名就，但遭受排斥却是“宿命”，无关乎个体的成功或对移居国的贡献。这一深层、复杂和隐秘的“他者”建构逻辑在作品得到完美演绎，白人通过排斥来确认自身，这一认识让菲利普斯内心充满“不安全感”，因为和种族相关的暴力事件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Yelin 48）。但与此同时，苦难的“共同性”必然让流散者意识到他们命运的“共同性”，这将帮助他们在现实的“废墟”中寻找力量、探索前进的道路和构想未来，在“共同的”苦难中结成共同体。
03
情感的“共同性”与共同体
关于命运“共同性”的意识必将成为流散者团结的基础，但对流散共同体的建构而言，作为连接纽带的情感同样重要，拉尔夫·艾莉森就曾强调说：“对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有部分非洲血统的人们而言，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文化，而是对强烈情感的共同体认。对于欧洲人在殖民和帝国过程中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异化，我们有共同的仇恨，共同的苦难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而并非肤色”（Ellison 263）。不管是在流散者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还是就流散者的团结而言，记忆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共同的记忆是共同体定义自身的重要方式，对于遭受过同样苦难的人而言，同样的不幸、际遇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引发相同或类似的情感，‘同病相怜’会在他们之间形成精神上的亲缘性，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感觉则帮助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一情感连接将成为建构集体主体的基石，共同的创伤因此具备将所有人纳入全新身份认同之中的潜能”（何卫华，《主体、结构性创伤与表征的伦理》99）。对流散者而言，这种强烈的情感不仅包括他们对“家”的共同渴望和对种族主义的共同仇恨，同样包括种族主义对他们在情感上造成的伤害。就前者来说，艾娃始终沉浸在对母亲和姐姐玛格特的思念中，深陷集中营中的她意识到：“千百年来，一直努力和其他人在一起，努力成为其他人，现在我们要调转方向，回家”（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45）。“家”不仅意味着家人，还意味着拥有自己的国家，这样才能把控命运。尽管已在移居国生活多年，但这些“他者”仍不能被接受，“在这个国家，你只是一位客人”（93）。拥有自己的国家，这正是斯蒂芬做的事情，他原本可成为拥有大好前程的医生，却选择抛妻弃子，投身犹太复国运动，最终在以色列颐养天年。奥赛罗更多是属于主动流散，他内心渴望被接纳，成为“真正的”威尼斯人，但他同样时不时回忆起家乡。各种偏见、排斥和暴行的根源都在种族主义，因此，对“他者”而言，种族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憎恨、讨伐和攻击的对象。
就情感上的伤害而言，这里有必要谈谈种族创伤。创伤是菲利普斯长期关注的话题，很多学者都有提及，法提姆·布特罗斯曾说道：“（菲利普斯）贡献了数量不菲的极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聚焦于加勒比非裔群体承受的创伤性遗产，涉及面十分广泛”（Boutros x）。艾伦·麦克拉斯基指出，创伤是在菲利普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话题（McCluskey 28）；安妮·怀特海德还以互文性为视角，专门对《血的本质》中的创伤进行过深入分析（Whitehead 89-116）。但就已有的这些研究而言，学者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作品中创伤的具体表现形式，而缺乏更为深层次的分析，更没有学者去分析创伤导致的情感上的“共同性”对共同体构建的积极意义，这些讨论因此都还可以进一步推进。此外，从总体上来讲，就创伤理论本身而言，关于种族创伤的讨论，目前还相对匮乏，仍需进一步深入，“对于在西方社会内部或外部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而言，他们的创伤性经验在那些开创性文本（包括卡鲁斯自己的作品）中往往被边缘化或忽略”（Ledent and Tunca 156）。不难看出，以种族创伤为视角，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菲利普斯的作品，同时还可以丰富创伤理论。将不同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并置，并且强调众多相互独立的人物和故事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可以让读者意识到此类创伤性事件在历史中的“复演”、持续性和普遍性。但就《血的本质》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发掘此类“复演”背后的种族主义意蕴、受害者差异性经历背后的各种“共同性”及其对于流散者共同体建构的意义，这些终将成为流散者团结的坚实基础。
对任何犹太人而言，大屠杀都是无法抹除的创伤性记忆。对流散者而言，伤害不仅是肉体的，更多是精神性的，创伤性的经历使得她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正如萨拉·菲利普斯·卡斯特尔所言：“集中营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格的解体，使得艾娃的自我意识因此变得破碎不堪，其混乱和无序的思绪正是对这一状态的记录”（Casteel 264）。在《血的本质》中，被解救后，艾娃已无法正常和外部世界沟通，她产生了幻觉，认为妈妈来集中营看望自己。领取食物时，艾娃都不会忘记为并不存在的母亲领一份，她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和母亲聊天，一起回顾她们的过往，一起憧憬未来。在自杀前的一段时间里，艾娃的幻觉中还出现了一位名叫贝拉（Bella）女孩，她们经常在一起，艾娃还将她作为可以和自己谈心的朋友。艾娃的姐姐玛格特同样出现了精神问题，为躲避纳粹的搜捕，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玛格特被迫藏匿在一座房屋顶上的小屋子之中，这时她的幻觉中出现了一位名叫思吉（Siggi）的女孩，并成为她的朋友。随着故事的推进，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艾娃的叙述越来越不可靠，兴许是为了逃避，因为“现实更加糟糕。梦魇还可以接受”（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167）。艾娃在幻觉中越陷越深，这些不可靠的叙述，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偏离，表明艾娃无法战胜集中营带来的创伤”（Casteel 265）。过去的经历给艾娃精神上留下的创伤是永远都无法抚平的，在格里对艾娃表示好感时，艾娃在心里说道：“但是他永远都无法了解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们中没有人能”（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43）。艾娃始终停留在创伤性事件造成的忧郁之中，直到生命被完全吞噬。
黑人流散群体同样是种族创伤的伤害者，斯特夫·克拉普斯曾指出：“菲利普斯对黑人和犹太人苦难的历史进行了发掘：在他的作品中，全部的主人公都在同各种创伤性记忆进行斗争，种族主义的或反犹主义的暴力和压迫引发了这些创伤性记忆”（Craps 191）。就《血的本质》而言，如果说种族创伤导致了艾娃精神上的崩溃，在奥赛罗身上则表现为精神上的异化。结合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 一书中的相关论述，吉尔罗伊曾指出，非裔流散身份的重要特征是其“双重意识”，这些“内部他者”一方面感觉自己属于移居国，但同时又感觉被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流散者内心还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这在奥赛罗身上有明显体现。在奥赛罗看来，威尼斯代表的是光明、文明和先进，而自己的故乡则是黑暗、落后和愚昧的同义词。初来乍到的奥赛罗内心坚信，威尼斯才有真正的、值得珍惜的和完全意义上的生活，他被威尼斯的繁华震慑，“这些宫殿巧夺天工，我完全无法将自己的双眼移开，正是这些宫殿的存在，让我真切地意识到在这座童话般的城市之中走了多远。从边缘出发，我抵达了世界的中心。从黑暗的边疆来到这里，哪怕傍晚时分最为微弱的阳光，都能在这里洒下余晖，点燃一片绚丽的霞光”（Phillips, The Nature of Blood 107）。在奥赛罗眼中，苔丝德蒙娜的家富丽堂皇，油画、吊灯、纺织物、红木桌子和缀满鲜花的阳台都让他充满向往，他感觉自己不过是一位“可怜的奴隶”。自卑让他厌恶自己的肤色，在即将秘密完成和苔丝德蒙娜的婚礼时，奥赛罗感慨道：“我烟灰色的双手，将会弄脏她光洁如大理石般的肌肤，家庭的爱就像洁白的牛奶，兴许可以将这一污点洗净”（147）。自惭形秽的他认为自己的人民是“堕落的，缺乏威尼斯人的教养和风度”（119），这种否定使奥赛罗急于告别过去，期盼能够拥抱在威尼斯的生活，并将为其服务视为至高荣耀。同苔丝德蒙娜结婚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融入这个新国度，让威尼斯真正接纳自己，因为“即将到来的婚姻标志着自己同过去的告别，而威尼斯这一座城市，作为我妻子的出生地，我可能现在在余生中必须将这里视为家”（147）。奥赛罗笃信白人的优等地位，而自己的黑皮肤则是耻辱的代名词，这种精神上的异化导致了他的“遗弃神经官能症”⑤，导致他最后杀死苔丝德蒙娜并自杀。
命运的“共同性”是流散共同体的基础，而情感上的“共同性”则是连接共同体的有力纽带。就共同体的建构而言，“共同的语言、地域和利益追求等客观因素固然重要，但就共同体的形成而言，亦不可忽略共同的认知、价值观和理想等主观因素”（何卫华，《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174）。换言之，共同体的构建不仅需要客观条件作为基础，同样还需要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引导和纽带，这不仅包括类似的意识、认知和精神状态，同样包括类似的关切、热望和对未来的期待。总而言之，相似的经历使流散群体有着众多“共同的”情感，这些都将帮助流散者团结到一起，并且成为连接流散共同体的纽带。
总的来讲，流散文学研究可采取“回顾的”模式，重点分析流散者遭受的苦难及其成因，这一类研究往往比较深入，但容易落入俗套，一味地“控诉”和强调流散者遭受的苦难；流散文学研究同样可采取“向前看的”模式，此类研究不会止步于对苦难的分析，而是致力于在废墟中发掘被掩埋的“希望的种子”，在绝望中去寻找前进的动力，超越创伤，由此去构建更公正、公平和和谐的族群关系。凭藉其世界主义视野，《血的本质》以文学的方式再现了不同流散群体在现实处境、命运和情感等方面的“共同性”，这些都将成为建构流散共同体的“资源”，这一流散共同体不仅可以将全世界的流散者团结起来，还将成为他们争取权利、重构族群关系和世界秩序的依托和力量，《血的本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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