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 ——以创新扩散理论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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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文学伦理学批评（简称ELC）对英国的传播是该理论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有助于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对ELC理论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考察。ELC理论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即认知阶段对英定向传播的大众媒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起关键作用，在第二阶段即说服阶段聂珍钊与提哈诺夫间的人际交流及提哈诺夫与其英国伙伴间的群体交流起关键作用。目前ELC理论在英国的传播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决策阶段，韦塞利娜·朱姆贝娃和露西娅·博尔德里尼做出了重要尝试。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创新扩散；聂珍钊；提哈诺夫；跨文化传播；英国
作者简介
李银波，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西方媒体与文化、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
Title
The Dissemination and Adop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UK: A Perspective from the Theory of Innovasion Diffusion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ka ELC, in the UK is a key component of its oversea diffusion. Using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will help us look at the dissemination and adoption of ELC in the UK from a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diffusion. Obviously, it has been a rather slow process. In the first stage, or the knowledge stag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 major mass medium targeted at the British public, played a vital role, whereas in the second stage, or the persuasion stage,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Galin Tihanov as well a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ihanov and his colleagues in the UK played a crucial role. Now, the process has reached its third stage, or the decision stage, in which Veselina Dzhumbeva and Lucia Boldrini have experimented with the ELC in their criticism of certain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ie Zhenzhao; GalinTihanov;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uthor
Li Yinbo is Professor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the Department of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Law,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specializing in European & American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stern media & cultures.
Email: yinbo163cn@163.com
文学伦理学批评（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以下简称ELC）是以聂珍钊教授为首的中国学者在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批评并借鉴西方伦理批评的基础上，原创性构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ELC理论几乎从2004年其诞生的时候起，就开始了对外传播的历程。特别是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于2012年成立了“国际ELC研究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 IAELC），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期刊等多种渠道较早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该理论向海外传播，从而开始扭转中国在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因只是引进西方文学理论而在国际交流中失语的现象。
ELC对英国的传播是该理论对外传播的重要方面。英国于2015年和2017年先后两次召开ELC国际学术会议，聂珍钊教授的代表性著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英文版于2021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并即将在英国出版发行，因此ELC的对英传播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研究。
ELC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文学批评理论，无疑是一种创新。笔者此前曾对ELC理论对英传播的创新属性进行了分析。①本文将继续利用创新扩散理论对ELC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对英传播的要素、路径、效果和特点，分析其对英传播的影响因素，探讨对英传播的策略、经验与启示。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采用创新的过程即创新决策过程一般包括五个阶段：一是认知阶段，即知道了创新的存在并了解到它的功能；二是说服阶段，即对创新形成喜欢或不喜欢的态度，包括对创新五个属性的认知；三是决策阶段，即尝试创新并做出接受或拒绝创新的选择；四是执行阶段，即将创新投入常规使用；五是确认阶段，即强化或撤回此前关于创新的决策（罗杰斯 177）。这五个阶段的顺序并不一定是线性的，有时是并列甚至是颠倒的，且同一群体中不同个人所处的阶段也不同。
根据创新决策过程的阶段划分，我们结合ELC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对英传播的实际情况，以英国先驱者或早期采用者接受创新的情况为准，认为ELC对英传播目前尚处于第三个阶段，即决策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存在交叉的现象。因此，本文将ELC对英传播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来论述，即传播与认知（2005至今）、对话与认可（2015至今）、尝试与探索（2021至今），最后将对ELC理论对英传播进行总结和评价。
01
传播与认知
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接受创新的第一阶段是认知阶段，这时个人或群体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渠道获得有关创新的信息，但人际传播渠道、群体传播渠道也起重要作用；个人或群体通过这些传播渠道知晓符合自己需要的创新存在，进而获知其原理性知识和使用性知识。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地位和所处环境不同，每个人获知创新的时间有早晚，认知也有深浅（罗杰斯 177—181）。
ELC理论对英传播的过程，也是其被英国学者认知的过程。认知的前提是作为认知对象的ELC理论及其相关信息能够被作为认知主体的英国学者的感观接触和感知，且接触与感知的内容和程度不同，认知的内容和程度也不同。因此传播方式极大地影响认知主体接触信息的内容和程度，对认知效果会有很大的影响。从ELC理论对英传播的历程来看，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是ELC对英传播的主要渠道，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这两种渠道对英传播的情况，特别是以发表ELC理论的相关报道或研究论文的主流学术期刊和参与历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英国学者为主要依据和对象进行考察。
根据各种渠道对英传播的效果，ELC理论的对英传播方式可分为“非定向传播”和“定向传播”两类。英国学者通过这两类传播方式获得的对ELC理论的认知效果也有差异。“非定向传播”是指ELC理论的对外传播不是专门针对英国学者的，而是针对世界各国学者或针对其它国家的学者，但被英国学者获知相关信息的传播活动。ELC理论自其诞生以来的对外传播绝大多数都可被视为对英的非定向传播。这包括在英国以外出版的学术期刊及召开的学术会议，这些期刊和会议传播的关于ELC理论的信息最终可能被英国学者获知。
学术期刊是对英传播ELC理论的主要渠道。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Studies / FWLS）和《文学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是传播ELC理论的主力。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创办于1978年，它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ELC理论最主要的对外传播渠道。该刊自2005年起发表了大量有关ELC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文章，而且还经常组织ELC专栏。据统计，到2022年底为止该刊共刊出40个ELC专栏，共发表162篇ELC论文。在2012年前，它几乎是ELC唯一的对英传播渠道，在2017年以前仍是ELC对英传播的最主要渠道，此后其在ELC对外传播方面的地位迅速被《文学跨学科研究》取代。第二是中美学术机构于2009年共同创办的全英文学术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该刊也是ELC理论重要的对外传播渠道，它自2012年起每年都有多篇ELC论文发表，有时也出版ELC专栏甚至专刊。据统计，到2022年底为止该刊共刊出7个ELC专栏，发表52篇ELC论文。第三是2017年于中国香港创刊的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它作为“国际ELC研究会”的会刊，自创刊之日起迅速成为ELC对外传播的主力，以刊发ELC研究成果为主，每期都有多篇相关论文发表。据统计，到2022年底为止该刊共发表205篇ELC论文。此外，中国台湾的《哲学与文化》月刊也曾出版ELC专刊。由于这些期刊大都被A&HCI等欧美的多种期刊数据库收录，因此其ELC论文可被英国学者查阅到。但它们的对外传播不是专门面向英国学者进行的，针对性不强，加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些期刊的ELC内容被英国学者获知的机会并不大。特别是用中文出版的期刊，英国学者所获得的信息也十分有限，仅局限于英文标题和内容提要等包含的信息。
其它国家或地区的许多期刊也发表了ELC文章，有时甚至出版ELC专栏或专刊，这些期刊的传播对英国学者来说也是非定向传播。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在本土出版和发行的期刊先后推出ELC研究的专刊、专栏或评论文章，由于这些期刊基本上都是用中文或本民族文字出版并在本国发行，没有被一些大型国际期刊数据库收录，加上文化差异，其内容被英国学者获知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些被A&HCI收录的西方期刊，如德国的《阿卡迪亚》（Arcadia）、美国的《比较文学与文化》（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等也出版过ELC专刊或专栏。由于这些期刊大都是用英语出版的，在语言和文化上与英国的差异较小，在学术界的影响又较大，其内容被英国学者看到的可能性则较大，因此这些期刊的ELC内容被英国学者获知的机会更大一些。
国际学术会议也是对英传播ELC理论的重要渠道。2012年12月于宜昌三峡大学召开的“第2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对ELC的对外传播来说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国际ELC研究会”，它将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召集起来共同从事ELC的研究，且每年成功地召开一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12届，而每一届会议都是一场大型国际传播活动。历届会议的参会人数越来越多，参会的国家与海外学者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英国参会学者人数是越来越多。例如，2019年在浙江大学召开的“第9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余位学者与会，其中英国学者7人。此外，还有于2020年开始每年召开一届的“ELC跨学科研究大学生领航论坛”，及自2015年开始在国内外不同地点不定期召开的小型学术会议“ELC与世界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等，其中也有英国学者参加。由于这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传播对英国学者来说也是非定向传播，传播的效果也相对较差。由于各种ELC国际学术会议带有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性质，其传播范围虽比学术期刊要小，但认知的效果一般要比学术期刊好一些。
如果说前述期刊和会议传播多为非定向传播的话，那么，ELC团队也专门针对英国学者开展了定向传播，这包括通过在英国本土出版的学术期刊或召开的学术会议进行的传播和交流。由于这些定向传播在英国本土进行，直接面向英国学者，其传播内容被英国学者接触、感知和认识的机会很大，程度更充分深入，因此其传播效果无疑要比非定向传播更佳。
ELC对英定向传播的一个重要举动是在英国权威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HCI收录）上发表专文。该刊创办于1902年，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5年7月31日，该刊发表由美国《文体》（Style）杂志副主编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与中国学者尚必武合作撰写的评论文章《合作的硕果：中国学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文较全面地介绍了ELC理论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观点、价值和影响，认为聂珍钊教授和他的团队“目前已经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批评方法，既构建了全面的理论框架，又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和观点,如文学的伦理起源、伦理选择、斯芬克斯因子等等”（Baker and Shang 14）。鉴于该期刊及作者威廉·贝克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英国文学专业的学者无疑会认真阅读该文，从而开始将ELC理论纳入自己的视野和认知并加强关注。由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是英国本土的权威文学期刊，这篇评论直接面对英国学者进行传播，英国学者接触和阅读该报和该评论没有任何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该评论在英国学者中的读者数量肯定会大大超过此前任何其它期刊刊载的ELC论文。这次对英传播无异是ELC理论对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发出的一个宣言，向英国学者隆重宣告了中国ELC理论登上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殿堂。
ELC对英定向传播的另一重要举动是与英国高校联合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是2015年7月21至23日在英国的中央兰开夏大学召开的“中英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伦理力量：中英ELC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属于高层论坛，规模不大，只是《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的教师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英文系和孔子学院的部分教师参加，与会者一共二十人左右。双方学者围绕“中英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伦理力量”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虽然中英学者在伦理问题上还缺乏共同的话题，但英国学者肯定开始注意到聂珍钊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主题和主要观点（李银波，《2015年中国学术对外传播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潮”透视》51）。这是ELC研究团队第一次到英国进行学术交流，也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学术交流。第二次是于2017年8月8至10日在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举行的“第7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与其余历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同，可视为对英的定向传播。不仅与会的英国学者身临其境地亲身感知了ELC的魅力和价值，并丰富和加深了他们对ELC的认知，而且英国文学研究领域更多没有与会的学者们无疑也会对此次会议的主题和内容产生兴趣并加以关注，从而对ELC产生一些认知和思考。他们在以后对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ELC的文章可能会更加关注并进行研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ELC相关理论和实践。
以上这些对英的非定向和定向传播无疑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英国学者对ELC理论形成了一定的认知。根据创新扩散理论，认识的程度按所获知识的类型可分为三级，第一是“知晓性知识”，即关于创新存在的信息；第二是“原理性知识”，即创新的原理是什么；第三是“如何使用的知识”，即如何将创新投入实践应用（罗杰斯 179）。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英国学者对ELC理论是否有认知及认知的水平如何？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考察英国学者参加历次“ELC国际会议”的情况。英国学者参加ELC国际会议，首先表明他们知道ELC理论的存在，否则不会参加会议。当然不是所有知道ELC存在的英国学者都会参加会议，但至少与会者是知道的，而知晓ELC存在的英国学者肯定要多于与会的英国学者。英国学者参加ELC国际会议还表明他们对ELC理论怀有很大的兴趣，否则也不会与会。他们之所以与会，是因为他们想知道ELC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如何操作的等问题。总之，英国学者参与ELC国际会议表明，他们对ELC理论是有不同程度的认知的。从英国学者参加历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实际情况看，2014年仅一位英国学者杰夫·霍尔（Geoff Hall）与会，他的参会可视为是此前非定向传播的结果。而在2015年后，参加历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英国学者人数在迅速增加，共22人次，成为欧洲国家中与会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爱沙尼亚的23人次。此外，英国学者有10余人参加了2015年7月在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召开的“中英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伦理力量：中英ELC学术研讨会”，还有15人次参加于2020年开始的“ELC跨学科研究大学生领航论坛”，而其它欧洲国家则几乎没有学者参加。因此英国学者参加各种ELC国际会议的总人数居西方国家之首。2015年以后的这一变化，可视为ELC理论对英传播的效果，当然主要应是对英定向传播的效果。
通过以上各种形式的对英传播活动，ELC对英传播的范围逐渐扩大，在英国学者中的影响也逐渐扩大。英国学者对ELC的认知也越来越全面深入，并形成了对ELC理论越来越大的兴趣和积极评价，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ELC的相关研究中。
02
对话与认可
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的第二阶段是说服阶段，这时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人际传播和组织（群体）传播渠道特别是通过同伴提供的信息和意见来进一步认知某项创新，重点是认识该创新的五个属性，即相对优势、兼容性、可试性、可观察性和复杂性，然后形成对某项创新的正面或负面态度和评价（罗杰斯 182—184）。ELC理论的对英传播进入说服阶段可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于2015年7月31日刊发的评论文章《合作的硕果：中国学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标志。如前文所述，该文不仅是一个宣言，更是一个推荐书，向英国及世界文学研究者隆重推荐ELC理论。文中说道：“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成果丰富的批评理论。同时，它也不断获得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认可，如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安斯加·纽宁、维拉·纽宁、杰夫·霍尔、彼得·海居等”（Baker and Shang15）。由于该文所提及的这些学者都是欧美著名学者，他们对ELC的认可当然也是对英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们的推荐和劝服，而由威廉·贝克撰文并通过《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所进行的推荐和劝服无疑更加有效。ELC理论在英国学者中的说服过程既是英国学者对ELC的创新属性的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也是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的认可态度形成过程。关于ELC理论的创新属性问题，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李银波，《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对英传播的创新属性分析》640—652）。
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英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形成的。历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英国学者认知ELC的重要渠道，也是中英学者对话的重要渠道。在这些会议上，英国学者可以亲耳听到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学者对ELC理论的积极评价，也可以亲眼目睹中国学者运用ELC理论对各国文学作品包括英国文学作品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阐释，更可将他们自己的观点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直接进行交流和比较。
那么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的态度如何呢？通过前文所述的历次“ELC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交流与对话，英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这在2019年11月于浙江大学召开的“第9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表现出来。这次会议有7位英国学者参加，其中包括3名欧洲科学院院士，即英国华威大学的韩德尚（SeánHand）教授、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露西娅·博尔德里尼（Lucia Boldrini）教授和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罗伯特·伊格尔斯通（Robert Eaglestone）教授。会上伊格尔斯通教授对西方流行的勒维纳斯的他者理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伊曼纽尔·勒维纳斯所着力论述的是一种跨界伦理。正如雅克·德里达等人所说，其理论很难用于理解文本和历史”，“因此我尝试用阿伦特的思想来补充勒维纳斯的理论”，以更好地解释历史与记忆（李银波，《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对英传播的创新属性分析》643）。伊格尔斯通教授的反思显示出他发现西方流行的文学批评理论存在不足，即不具备操作性和实用性。
与此同时，与会英国学者进一步认识到ELC理论的优势，逐渐形成了认可ELC理论的倾向。在“第9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与会的英国学者再一次看到了ELC理论的强大魅力，600多位中国学者和30多位韩国学者大都运用ELC理论对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让英国学者亲眼看到ELC理论和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广泛适用性，这与西方的伦理批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英国学者也见证了ELC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会上聂珍钊教授提出“科学选择”的概念，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由自然选择、伦理选择走向科学选择阶段；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科学选择阶段将迅速来临。这些观点也引起英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ELC理论的对英传播于2021年10月16日在北京科技大学召开的“第10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出现了重大突破，与会英国学者已经形成对ELC理论的认可。这次国际会议有4位英国学者与会，其中也有3名欧洲科学院院士，即韩德尚教授、加林·提哈诺夫教授和罗伯特·伊格尔斯通教授。与以往历次“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同，这次与会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当今和未来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不再是与中国学者就中西伦理批评理论展开对话。韩德尚教授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兼容性及其对人性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加强伦理自动免疫如何才能解除技术理性对知识、自由的重构问题（Hand 28）。海伦·史密斯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欧洲学者的物质理性的构建、观点、其与当代人工智能在学术伦理上的区别、其对当今和未来人工智能的伦理启示等（Smith 31）。罗伯特·伊格尔斯通探讨了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人工智能与人类在观念和实践上发生的冲突及解决冲突的伦理路径（Eaglestone 1-12）。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受到聂珍钊教授于“第9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未来人类社会将面临科学选择的新见解的吸引和引领，也许是响应这次会议设置的主题。由于这次会议的主题也是以聂珍钊教授为首的“国际ELC研究会”设置的，因此不管是哪种原因，他们这次与会的报告表明他们已经加入到ELC的研究行列之中。这意味着与会英国学者已经形成对ELC理论的认可。
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的认可态度形成，突出体现为加林·提哈诺夫教授对ELC理论的认可。第一，他早在2020年就为聂珍钊教授的学术力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撰写了序言，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该书于2021年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序言中说：“他（聂珍钊）能够对文学提出不同的看法，且能令中国的文学学术研究比肩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学学术研究，这部著作就是这种原创力的明证”（Не Чжэньчжао 15）。“就更广的伦理关切而言，其思想发人深省，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充分表明，当前中国的文学研究充满活力和雄心，它必将引领读者踏上一次迷人的思想之旅”（Не Чжэньчжао 17）。这些评价表明提哈诺夫对聂珍钊教授的这部著作及ELC理论是高度认可和推崇的。第二，加林·提哈诺夫对ELC理论的认可，也体现在他于2021年10月16日在北京科技大学召开的“第10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的学术报告《反省的伦理：旅行与面具》（“The Ethics ofIntrospection: Journeys and Masks”）中。他说：“聂教授的批评方法的独创性在于，他试图严格区分道德批评和伦理批评。前者从评论者或读者当下的观点出发做出评判；而后者则着眼于理解文学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演变，即视文学为一种直面和解决伦理两难的工具，围绕的是善与恶、责任与享乐、忠诚与自由等问题”，并说其不一样的文学观特别令他着迷。第三，加林·提哈诺夫对ELC理论的认可，更体现在他支持和指导了他的博士生韦塞利娜·朱姆贝娃（Veselina Dzhumbeva）为参加由浙江大学于2021年5月16日主办的“第2届ELC跨学科研究大学生领航论坛”而写的题为《叶卡捷琳娜·巴库尼亚与不忠的伦理困境》（“Ekaterina Bakunina and the Ethical Dilemma ofInfidelity”）的论文。该文运用了ELC观点和方法对侨居法国的俄罗斯作家叶卡捷琳娜·巴库尼亚的小说《六人恋》进行了分析。如下文所述，该文的写作应是得到提哈诺夫的认可、赞同和指导的。
那么，加林·提哈诺夫教授为什么能形成对ELC理论的认可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通过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对ELC理论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更主要的方面则是由于他与中国ELC理论的创立者聂珍钊教授之间有着长期密切的个人交往。如前所述，2015年聂珍钊教授一行在参加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召开的“中英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伦理力量：中英ELC学术研讨会”之后，还应加林·提哈诺夫教授之邀访问了他所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为双方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学术交流铺平了道路，并开启了双方多年的合作和友谊。2017年8月召开的“第7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由他所在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承办，他为ELC的国际交流作出重要贡献。最关键的交往是，由于提哈诺夫教授不仅是英国研究文学理论的权威学者，还擅长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因此当2020年由周露教授翻译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完成时，聂珍钊教授邀请加林·提哈诺夫教授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他因而成为该书在英国的第一个读者。正是在阅读和写序的过程中，提哈诺夫全面理解了ELC理论及其创新之处和学术价值，特别是其相对于西方传统文学理论的优越性，因而最终高度认可这个来自中国的文学理论。这些认识体现在他为该书写的序言之中。鉴于提哈诺夫教授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一些学术伙伴和学生自然受他的影响，也认可了ELC理论。ELC理论作为一种创新在英国的传播于2021年实现了重要突破，获得以提哈诺夫教授为首的著名英国学者认可。2021年“第10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国际ELC研究会”换届选举，增选加林·提哈诺夫教授为副会长，这必将有助于更多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的认知和认可。
03
尝试与探索
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的第三阶段是决策阶段，这时个人或群体对创新已经形成认可，开始通过自己尝试有关创新，或根据同伴对创新的尝试，或根据创新推广人员的示范，来证实某项创新的优越性及其大小程度，进而做出是否采用该项创新的决定。创新尝试者也是创新扩散的先驱者和早期接收者，其人际关系在其尝试创新中起关键作用（罗杰斯 184—186）。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我们将英国学者运用ELC理论和方法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的批评实践视为尝试，尝试的形式包括学术论文、会议报告或论著等，其中作者准确运用了ELC理论的相关概念或观点，并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文体分析。尝试的目的是验证ELC理论相较于其它文学理论的优越性，判断优越性的标准应是尝试者认为该理论是否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是否能更好地认识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生和社会真谛，以及是否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尝试者将会做出采取ELC理论的决定，否则将会做出拒绝采用的决定。
从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的接受情况来看，ELC理论对英传播于2021年明显进入了决策阶段。自2021年以来，以加林·提哈诺夫为代表的英国几位先驱学者已经对ELC理论形成认可，并鼓励他们的学生和学术同仁开始尝试运用ELC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其中2021年韦塞利娜·朱姆贝娃的尝试、2022年露西娅·博尔德里尼的尝试比较典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研究。
朱姆贝娃是尝试运用ELC理论的英国青年学者的代表。她是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由提哈诺夫指导的博士生，主要从事东欧文学研究和移民、身份和性别研究。她在2021年5月16日于线上参加由浙江大学主办的“第2届ELC跨学科研究大学生领航论坛”并做了题为《叶卡捷琳娜·巴库尼亚与不忠的伦理困境》的论文报告，其论文被收录入《第二届ELC大学生领航论坛会议论文集》（第1卷）。该论文是将ELC理论应用于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批评的成功尝试。
从朱姆贝娃的论文来看，她不仅非常准确地理解了ELC理论的相关概念、观点和方法，而且还能非常正确地运用该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朱姆贝娃选取20世纪上半叶在法国侨居的俄罗斯女作家叶卡捷琳娜·巴库尼亚的小说《六人恋》进行ELC分析。《六人恋》在很大程度上是叶卡捷琳娜·巴库尼亚的自传体小说，讲述女主人公对她丈夫和三个孩子及两个情人的不同的爱。
朱姆贝娃首先从伦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了小说作者叶卡捷琳娜·巴库尼亚的成长和生活经历，特别是一战后到二战前的法国风情与社会思潮以及俄罗斯侨民的经历对作者的影响，认为小说作者本人及小说女主人公都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她们想回到祖国的梦想破灭，想维持俄国公民的身份及俄罗斯旧传统的愿望变得毫无意义，而法国一战后出现的女权主义和个性自由思想也吸引着她们，这必然给作者及女主人公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带来重要影响，令小说主人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都出现难以解决的矛盾，并出现两难选择的境地（Dzhumbeva 4-6）。文章不仅准确地运用了“伦理环境”概念，还引用了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进行论述，深刻揭示了小说主人公出现伦理困境的背景和原因。
朱姆贝娃进而从伦理两难的角度分析小说女主人公面临的两难选择。文章作者先引用了聂钊教授对“伦理两难”的定义，然后结合作品分析了小说女主人公所面临的对爱情和家庭“忠”还是“不忠”的两难处境。小说女主人公一方面追求与情人相处的快乐，认为家庭的重负和婚姻的束缚压制了她的个性和自由，另一方面她又认为应遵守传统美德，忠于丈夫和家庭，并为出轨感到良心不安和愧疚自责，也惧怕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家庭的不信任。忠于丈夫和家庭还是忠于自我欲求？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还是做一个自由女性？这两种身份好像都是合理的，却又是彼此矛盾的。她不能做出抉择，因此陷入长期痛苦的煎熬之中（Dzhumbeva 6-7）。文章表明，朱姆贝娃不仅准确地理解了“伦理两难”的概念，而且运用它来分析解释作品也非常恰当，从而让读者对小说女主人公痛苦的原因有了新的理解。
朱姆贝娃的文章还运用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对小说女主人公的伦理两难进行分析解释。作者依旧先引用了聂珍钊教授对斯芬克斯因子的解释，然后结合作品分析了女主人公的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间的矛盾冲突，认为她的情欲和她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是其兽性因子的体现，而她的良知和家庭责任则是她人性因子的体现，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驱动让她在心理和思想上出现激烈斗争，成为她痛苦的根源。最终她的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断绝与犹太情人的关系，全心爱她的家庭，因为她认为她的家庭特别是她的孩子更重要（Dzhumbeva 8-9）。这一部分的分析同样表明文章作者深入理解了“斯芬克斯因子”的概念并合理运用了这一理论，通过对小说女主人公的斯芬克斯因子进行分析，解释了她在行为上和情感上出现的冲突，揭示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
该文最后还从自然意志、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角度对小说女主人公的出轨行为进行探讨。朱姆贝娃仍然先引用聂珍钊教授关于这三种意志的定义，然后结合作品分析了这三种意志在女主人公出轨行为中的作用，认为她的自然意志体现为她对丈夫性爱的不满足和对情人性爱的渴望，是她出轨的根本动因；她的自由意志体现为她对个性自由和真实自我的追求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伪装的厌恶，这也是她出轨的重要原因；而她的理性意志则体现为她的良心、家庭责任和道德观念，这令她每次与情人私欢后感到内疚和自责（Dzhumbeva 10-12）。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是她的理性意志战胜了她的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这一部分的分析也表明朱姆贝娃对“自然意志”“自由意志”“理性意志”这三个概念的准确把握和合理运用，更深入地解释了小说女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理冲突，更进一步地揭示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因。朱姆贝娃的论文可谓是英国学者第一次运用ELC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也是一次全面深入而且成功的运用。朱姆贝娃之所以能最早成功地尝试运用ELC理论，可以说是她特殊的身份、特殊人际关系和特定时机所致。她是一个懂俄语的东欧留学生，在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提哈诺夫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撰文参加2021年5月召开的“大学生领航论坛”，她因此认真阅读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书稿，以及聂珍钊教授等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的ELC理论与实践论文，这可从她论文引用的参考文献中看出来（Dzhumbeva 13）。因此朱姆贝娃有幸成为最早成功运用ELC理论的英国学者。
与在读博士生朱姆贝娃不同，露西娅·博尔德里尼是英国权威学者尝试运用ELC理论的代表。博尔德里尼是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她于2022年11月6日参加“第11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做的学术报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弗雷希〉：伦理困境》（“Virginia Woolf’s Flush: The Ethical Dilemma”），较好地运用了ELC理论和方法。因此博尔德里尼对ELC理论的尝试则更具标志性，无疑是英国最早尝试ELC理论的真正先驱学者。
博尔德里尼在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弗雷希〉：伦理困境》的报告中，讨论了20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对一条名叫弗雷希的狗所作的传记小说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博尔德里尼从三个角度来论述了这一困境。首先，是作家伍尔夫面临着语言表达的困境。因为人与狗没有共同语言，人与狗之间的理解就存在鸿沟。作家伍尔夫需要描写狗，但又不懂狗的语言和意思，特别是英语中可用来描写狗的词汇极其有限，尤其是狗所依赖的嗅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因而作家陷入表述的困境。对此伍尔夫让人与狗用爱和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用人的语言、见闻和思想来替代和表达狗的见闻和思想。其次，是作家伍尔夫面临着角色和身份选择的困境。当小说的主角是动物时，作家是将动物当人来写，将动物人格化，还是将动物当实际动物来写，用带有人类偏见的视角来看待动物？文学批评界对此争论激烈。因为若当人来写，那狗与人应是何种关系？狗要不要遵循人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若将狗当实际动物来写，又将狗作为小说主角，而人则成为配角，又会陷入后人类或反人类的境地。面对这一困境，伍尔夫采取将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来处理角色问题，一方面将狗作为小说的主角，用人的语言和视角代替狗的语言和视角，另一方面仍将狗当作动物，处于人类宠物的身份和地位。再次，是作家伍尔夫面临着狗本身的属性困境。狗不是人，它无疑不具备人性。但小说中狗的女主人在意大利生下的婴儿却与狗是亲密好友，而且都具有非常相似的非人性属性，因为婴儿这时不会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还不具备所谓的人性。如果婴儿是人，应如何看待狗？狗和作为婴儿的人的区别是什么？这也是作家无法回答却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博尔德里尼将伍尔夫的《弗雷希》与澳大利亚作家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的小说《一种想像的生活》（An Imaginary Life）作了对比，认为马洛夫采用了乌托邦式的变形法来解决人与非人的关系，而伍尔夫则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教育方式来解决，即教小孩学语言和理性让他成为人，教狗学规则让它成为人类的朋友。
博尔德里尼研究的是文学叙事伦理问题。她的这篇文章不仅是ELC理论的实践应用，而且是更深入的理论探讨。第一，该文表明作者博尔德里尼对ELC理论的相关概念和观点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伦理困境的理解和运用比较恰当。如果说她对伍尔夫的《弗雷希》中语言表达困境的讨论显得有些偏离，但她对伍尔夫的《弗雷希》中角色和身份处理困境的讨论及对狗与婴儿本身属性困境的讨论则是属于ELC理论的基本范畴。因此该文与她2019年参加“第9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做的学术报告《传记小说、他者传记以及以他者为主题、为他者发声、作为他者的叙述伦理》相比更符合ELC理论的标准。第二，该文在ELC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创新。该文将聂珍钊教授定义的伦理选择及伦理困境的主体由作品主人公延伸到作家，这是对ELC理论的拓展，也是一个重要贡献。第三，该文还对人的产生问题提出思考，婴儿成长为成人的过程，与人类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非常相似，都是人性形成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让婴儿与狗拉开距离，婴儿成为人而狗依然是狗。在人性形成的方式上，作者的观点与聂教授有关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的观点形成对话。尽管该文对ELC理论的把握和运用与中国的ELC学者还有较大距离，但该文在ELC理论在英国的传播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于博尔德里尼是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该文可谓英国学者对ELC理论真正的首次尝试，标志着ELC理论在英国的传播进入尝试阶段。
为什么博尔德里尼教授会成为最早尝试ELC理论的英国权威学者呢？这与她的特殊研究领域有关，也与她的特殊人际交流有关。尽管她接触聂珍钊教授及其ELC理念较提哈诺夫晚，也没读过《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但由于她是从事比较文学和传记文学的研究，不仅关注文学理论，更注重具体作品的批评分析。她与同样研究比较文学的提哈诺夫的联系自然十分密切，提哈诺夫对ELC理论的认可和评价肯定会影响她的认知；同时她与中国ELC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尚必武教授在叙事学研究方面有共同的学术兴趣，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她肯定认真阅读过尚必武教授发表的一些运用ELC进行批评实践的英文论文。她于2020年和2021年都是应尚必武教授的邀请来参加第9届和第10届“ELC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做的学术报告也是关于叙事伦理的研究。她在具体作品分析中运用所学得的ELC理论的相关理念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因此她成为英国权威学者中最早的ELC理论尝试者。
04
余论：评价与启示
ELC理论对英传播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创新扩散的过程来看，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决策阶段，英国学者已开始尝试运用ELC理论。可以肯定的是，ELC理论对英传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ELC理论对外传播的整体情况来看，ELC理论对英传播的进程远不及其对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传播，因为该理论在韩国和马来西亚早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理论并得到较多的运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多成果。然而ELC理论对英传播在西方世界则是走在最前列的，不仅英国学者参加ELC国际会议的人数居西方国家之首，而且ELC在英国的传播进程方面也处在最前列，已进入决策阶段，欧美其它国家仍处在第二阶段即说服阶段。
从ELC理论对英传播的历程来看，在不同的传播阶段起主要作用的传播方式不同。在第一阶段即认知阶段，起关键作用的是学术期刊的对英定向传播，特别是英国权威报纸《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而且由权威学者发表的评论文章比纯粹学术论文的推介效果更强。在第二阶段即说服阶段，起关键作用的是聂珍钊教授与提哈诺夫教授之间的人际交流及提哈诺夫教授在英国学术圈的人际交流，其中提哈诺夫起着英国学术群体的把关人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同时聂珍钊教授的论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在英国的传播也非常关键，没有该书的传播，提哈诺夫教授的态度也很难发生较大的改变。但由于该书俄文版在英国的传播范围极为有限，只有个别人能够阅读，因此其社会影响是有限的。如果该书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发行，可以预见ELC理论在英国的传播速度将加快，历程将缩短，影响范围也将扩大。
责任编辑：刘云飞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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