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之语：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植物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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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世纪英国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对树木的描写或指涉，彰显出人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和特定树木的不同含义。从善恶树的书写、十字架的组成和人- 树一体化等方面分析探讨相关树木的再现方式、优势树种出现的原因，可挖掘出其在文化传承和情感表达方面的作用。中世纪英国作家通过挖掘人和树的关系展现出树木本身具备的语言特征和人类相应的回应和交流过程，进行文化代码的转换时展示了“植物启示”的内涵和文化的流动性特点。

关键词

中世纪英国文学；人- 树关系；植物启示

作者简介

张亚婷，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

Title

The Language of Trees: Phytognosis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Abstract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there exist many descriptions about or references to trees, which highlight people’s sense of “phytognosis” and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certain tre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about “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 the formation of the Holy Cross, and the man-tree un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the relevant trees are represented,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superior trees, and their roles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By delving into the man-tree relationship, medieval English writers not only decode the trees’ own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cess in which humans respond to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but also unveil the connotation of “phytognosis” and the mobility of culture while converting the cultural code.

Key words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man-tree relationship; phytognosis

Author

Zhang Yat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specializing in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e-mail]

中世纪英国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关于树木及其组成部分的描写，反映出中世纪英国人具备的植物知识和从人-树关系中获得的启示或感悟。维埃拉指出，“植物启示”（phytognosis）的含义不仅指人们通过植物或从植物中获得精神启示，也指人类对植物的了解和植物自身的知识形式。人们在不同领域拓展对植物的了解，摆脱了动物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植物会有选择地在特定地方生长，因此，会滋养特定区域并形成依赖关系。文学角度的研究旨在关注植物的再现、人类对植物世界的文化偏见、植物的文化角色、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和作为故事主角具备的风格含义等（Vieira 13-18）。人们对作为植物之一的树木可通过其不同组成部分的特点进行理解或达成某种共识，而这种心理习性和行为模式具备一定的传递性。本文旨在突破从生态学角度探讨中世纪英语文学中森林的庇护作用、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或个别树木的他者性特点，或把树木仅看作意象、隐喻或中介的做法，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对《圣经》中善恶树的书写、十字架和其他树种的关系以及特定具体树木在文化基因传承和情感表达方面的作用，分析优势树种及其组成部分高频率出现的原因，更好地理解树木本身具备的知识形式和人类相应的解读、认可和接受过程。

01

善恶树：苹果树还是梨树？

《圣经·创世记》中提到的善恶树和禁果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话题，至今仍存争议。在《创世记》中，上帝指出，善恶树上的果实不可吃、不可摸，因其会致死，但在夏娃看来，此果可食、悦目且增智慧。中世纪欧洲手抄本中的插图显示，伊甸园中树木繁茂，禁果颜色或是黄色或是红色或是红黄相间，西班牙的一副壁画显示善恶树树枝蜿蜒，果子圆润繁茂（龚缨宴、石青芳 187—190；李建群 140）。这说明，欧陆视觉艺术大致表现出善恶树之特点和禁果的形状及颜色，但都无法明确具体树木或水果类型。虽然善恶树和禁果是隐喻，但中世纪英国作家在中世纪英语和盎格鲁-诺曼语文学作品中对其具体类型进行了探索。

      中世纪英国作家用今译为“苹果”一词和“水果”来指涉禁果。第一类词用今译的“苹果”或“苹果树”指涉：12世纪盎格鲁-诺曼语过渡剧《亚当的神秘剧》的舞台说明指出夏娃会吃“苹果”（pomi），她尝后用“多美的味道”“好甜”“多好的味道”和“香甜”来描述“这个苹果”（ceste pome），夏娃味觉上的感受说明苹果已经成熟，糖的含量较高，以其甜度得到她的赞美和分享；13世纪的盎格鲁-诺曼语医学论文集《女性之爱》指出，夏娃失去永恒之美的原因是魔鬼诱她尝了“苹果”（pomme）；罗伯特·曼宁在译作《控制罪恶》中指出，上帝禁止亚当夫妇从那棵树（þat tre）吃东西，但夏娃却给了他“苹果”（appul）吃；威廉·兰格伦在《农夫皮尔斯（B）》中通过撒旦之口指出，路西法装扮成大蛇坐在苹果树（apple tre）上引诱人类；约翰·高厄在盎格鲁-诺曼语诗歌《人类之镜》中指出《创世记》说亚当吃了苹果（poome）；约翰·奥德莱认为亚当错在吃了苹果（appil etyng）；无名托钵士在论文集《富人和穷人》中也指出亚当和夏娃吃了“苹果”（appyl）；托马斯·马洛礼在《亚瑟王之死》中通过无名女子之口指出，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手拿一截上面结着苹果（appyll）的树枝并埋在地下，其长成雪白大树，表明这是童贞女栽植。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的授意下在这棵树下结合，树才由白变绿。第二类词语用今译的“水果”一词指涉：古英语诗歌《创世记B》指出夏娃吃了“水果”（ofætes）；12世纪盎格鲁-诺曼语圣徒传《圣布列丹的海航》的作者本尼迪特提到“水果”（fruit）或“树上的水果”（fruiz de arbres），其1481年的中世纪英语版中用词是“水果”（fruyte）；《亚当的神秘剧》中，上帝给亚当指认了善恶树和禁果（vetitam arborem et fructus eius）；杰弗里·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之《卖赎罪券教士的故事》中指出，亚当吃了树上的禁果（fruit deffended）。①14世纪盎格鲁-诺曼语作家约翰·曼德维尔在《约翰·曼德维尔游记》中把“长苹果”称作天堂的“苹果”，根据其特征描述，实际可能是香蕉，他提到的“亚当的苹果”可能是甜瓜。可见，今译为“苹果”的中世纪英语和盎格鲁-诺曼语及其变体既易被理解为“苹果”，又泛指“水果”。

       事实上，禁果被理解为今人熟知的“苹果”有其文字翻译、栽种和生态地理原因。阿佩尔鲍姆认为，既然禁果是水果，那它必须是《圣经》被最早记录的地方的本地水果，即巴勒斯坦或伊甸园所在地或波斯。中世纪时期，尤其在基督教世界的北方，这个禁果开始被想象为苹果或梨，原因是罗马天主教教父圣哲罗姆在翻译《圣经》中的“善恶树”时采用同时意为“邪恶”和“苹果树”的双关语，恰苹果树当时在罗马帝国普遍种植（Appelbaum 194）。哲罗姆把“善恶树”中的“善恶”从希伯来文直译为拉丁语boni et mali，但“苹果”和“苹果树”在拉丁语中拼为māli，“恶”拼为mali。那时拉丁语无长短音标记，栽种苹果的罗马人对它比较熟悉，哲罗姆采用的mali一词自然被对应为具体的“苹果”。除了双关语问题之外，苹果的最早发源地成为禁果被看做苹果的原因之一。王敬铭指出，苹果具有生津止渴、益心气和脾的功效，在西晋郭义恭的《广志》中被称作“频婆”，近人有人认为“频婆”是伊朗语sâb sêf的音译（315-316）。吉塞克指出，苹果可能在小亚细亚半岛由野生驯化为栽培植物（Giesecke 109-110）。马塞尔曼认为，苹果在《圣经》撰写时是中亚的本土植物，其生长需要气候凉爽，在中东栽培较多（Musselman 21-22）。这说明苹果的发源地有具体范围。显然，人们对禁果的认知和《圣经》的撰写地、苹果的发源和传播以及语言的双关效果相关。

      如前所示，不同体裁的作者认为禁果是今人理解的具体水果“苹果”，但它同时以同属蔷薇科的梨子的变体出现在14世纪世俗文学作品中。《坎特伯雷故事》之《商人的故事》就是一例。双目失明、年事已高的一月爵士和娇妻五月女士在花园散步，她的情人达米安受她指点提前进入花园并坐在结满梨子的梨树上等待约会。她自称须吃看到的梨子（peres），即绿色小梨（smale peres grene），否则就会死去。一月爵士在她的要求下环抱梨树，妻子踩其背爬上梨树和达米安幽会。此时，花园中的梨树形成一个相对私密的欲望空间。关于她的动机和目的，布拉米尔斯认为，五月女士抓紧机会确定在家谱中的地位，为后代的未来寻找更有活力的源头（Blamires 114-116）。事实上，乔叟撰写此故事受到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但进行了微改。13世纪末，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位无名文人所著的《故事集》写到类似情节，已婚无名女子和一男子在梨树上约会致使梨子掉落砸在失明的丈夫身上，圣彼得认为这位女性在欺骗丈夫，上帝听后让其夫双目立即复明，妻子遭遇质问时自称目的是助他恢复视力。薄伽丘和乔叟的讲述和这则故事如出一辙。托姆普逊认为，欧洲文学中出现的有关梨树的故事可能来自东方，最早的西方版本出现在佛罗伦萨的一本手抄本中，故事集题名为《礼貌讲话书》，但薄伽丘至少为乔叟提供了叙事模板（Thompson 484-486）。薄伽丘在《十日谈》第七卷中讲述了希腊贵族尼柯特拉多、妻子丽迪雅和仆人皮罗之间的三角故事。丽迪雅的丈夫被骗上梨树，她和皮罗在梨树下寻欢作乐，遭丈夫谴责后，她派皮罗用斧头砍掉梨树以示清白。

     《商人的故事》不同之处是把约会地点设在了梨树之上。故事中，伊甸园中的善恶树具体为梨树，禁果成为梨子。虽然高加索北部7到8世纪起存在梨树崇拜（Csáki 345-352），但很难确定这种崇拜是否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兰格伦在《农夫皮尔斯（B）》第十六节指出，嫁接的梨树结的甜梨叫节欲，树顶的水果是天使的梨子，叫女性童贞，而在自传《玛格丽·坎普之书》中，被熊吞吃的梨花代表美德。显然，梨树被赋予基督教含义，与节欲、童贞和美德有关，具备神圣性。罗森堡指出，在中世纪流行的观念中，梨树因其枝易燃，梨子因其形而带有性色彩（Rosenberg 268）。但赫弗南认为,梨子具有止血功能和阻止女性怀孕的作用，说明乔叟熟悉中世纪科学、神学和哲学，梨树是五月女士的避孕道具，她不想让一月爵士实现生育继承人的梦想（Heffernan 41）。这些解读和梨树和梨子本身的生物性特点有关。“苹果”和“梨子”同属蔷薇科，同为仁果，也可解释禁果在此故事中由苹果变为梨子的原因。但笔者还以为，人们对梨子的看法也许和在中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偷梨的经历有关。在《忏悔录》中，他指出，因梨子是上帝的创造物，他摘下就扔掉以品尝罪恶的滋味并感到其乐无穷。这种心理之后潜藏着违背权威和挑战禁律带来的快乐，而《商人的故事》中的五月女士动机类似。在盎格鲁-诺曼语诗歌中，不少两性约会发生在果园，虽然作者未指出具体树木，但有可能就是苹果园或梨园。

      可见，作家们在解读禁果时出现词义表达和实物对位方面的模糊性和动态性，但在认知中，出现了“水果”“苹果”和“梨子”的指涉，这和文化的传播和解密、树木存在的地理和生物特点以及教父的翻译和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这些书写表达出的追问表面上是确定具体树木或禁果类型，但其后实际潜藏的是人们根据苹果树和梨树本身的生长地域、脾性和水果特点进行的宗教文化意义的对位和界定。

02

十字架：木架抑或树？

      除了对善恶树和禁果描写之外，关于十字架是木架还是树也有相应书写和阐释。中世纪欧洲视觉艺术（比如木雕、象牙雕刻、圣物盒、木版画、手抄本插画）对十字架多以木架形象显示，但一些浮雕和手抄本插图显示十字架上有树杈痕迹（扎内奇 44、100、208、248、397；李建群 65、129；龚缨宴、石青芳 131、135、258）。听觉艺术中，法国晚期继叙咏作曲家兼诗人圣维克多的亚当认为十字架是“胜利之树”，林中无树可与之相比（尤德金 249—253）。视听艺术表明，人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从抽象走向具体，但英国作家们在文字层面进行了具体描述。

      这些作家会提到十字架或把十字架看成是树，展示死亡与复活的关系。中世纪英语单词tre（树木）的变体有treo/treowe/treuwe等，本身包含两层意思，即“树木”和“木头”，中世纪英语单词roode（十字架）的变体有rode/rude/roid/rod等，rode-tre作为合成词就指十字架。奥尔格伦指出，10到11世纪，在英格兰丹麦区的诗人或主教的作品中，北欧流行的树木崇拜和基督教的十字架展开了竞争，显示出基督教的杂糅性特点（Ohlgren 146-147）。根据13世纪本笃会修士马修·帕里斯的盎格鲁-诺曼语译作《圣爱德蒙的生平》所述，十字架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基督的鲜血溅在其上。在文学作品中，古英语诗歌《创世记B》把十字架称作“死亡之树，”而在《十字架之梦》中，叙述者把“十字架”称作“这棵树”“胜利之树”或“治疗者的树”，以树的口吻描述其见证基督受难的过程：被砍倒、被拖走、被做成绞刑架、被扛到山顶固定。基督“爬上”此树后，它不敢折断亦不敢弯曲，坚定地站着。基督双臂拥抱它时，它浑身抖动，但不敢弯腰或俯身。它支撑着基督，同样被钉钉子，浑身溅满基督的圣血，悲痛哭泣，后被掩埋，但被信徒挖出并被尊崇为树中之树，获无限荣耀（Dickins and Ross 20-24）。虽然人们把此树常解读为基督教符号，但系列动词说明它作为树木的基本特征。在盎格鲁-诺曼语圣徒传《圣凯瑟琳的生平》中，圣凯瑟琳认为耶稣“这个美好的果实”被放在十字架上拯救人类，盎格鲁-诺曼语诗歌《艾米斯与艾米伦》中提到的“十字架上的他”和“死在树上的人”同指基督，把“十字架”和“树”联系起来，赋予其宗教意义时强调其生物性特点。神秘主义作家理查德·罗尔在《冥想基督受难》中指出基督被绑在“一棵树”（tre）上，《坎特伯雷故事》之《律师的故事》中的康丝坦斯称十字架为“胜利之树”。《农夫皮尔斯（B）》提到基督被钉在“十字架”（rode）上，上帝认为亚当与人类因“一树”而死，将因“一树”而复活，寓言人物“仁慈”指出，“一树”带走的东西“一树”将复原。显然，兰格伦把十字架看作树并指出十字架取代了使人类走向死亡的善恶树。曼德维尔在《约翰·曼德维尔游记》中指出，天使让亚当之子塞特带回的四粒“苹果”树种长成树后被做成十字架，它结的甜果就是基督。这说明十字架来自善恶树。无名托钵士在论文集《富人和穷人》中通过穷人之口指出基督死在“这棵树上”，约翰·奥德莱在圣诞颂歌中指出基督死在“十字架树”（rode tree）上。可见，十字架被看作可结果的果树，果实是基督本人，即十字架（树）取代了善恶树，基督替换了禁果。这种隐喻性、互换性和可变性阐释了人-树关系，表明人类的救赎与原罪和两棵树紧密有关。

       事实上，关于十字架的组成催生了不同看法。古英语《埃克塞特谜语》中第55首谜语说明，十字架由槭树、橡树、紫衫和冬青组成，《农夫皮尔斯》（B）中的“神圣教会”女士认为基督死在接骨木树上。但在盎格鲁-诺曼语诗人尼克拉斯·鲍宗的《基督的骑士精神》中，身为骑士的基督骑着战马，马身上是柏树叶，蹄子上是雪松叶，背上是橄榄叶，鬃上是棕榈叶。这种对十字架的看法也出现在曼德维尔的书写中。他认为十字架由棕榈树、雪松、柏树和橄榄树组成，结合每种树木的特性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说明：竖着的木头是柏木，横着的是棕榈木，挨地的木头和卯眼是雪松，牌匾由橄榄木做成。他指出，犹太人选择雪松，是因为雪松不会轻易腐烂，使用时间较长。他们担心基督的身体会散发气味，而柏树的芬芳可遮味。之所以用棕榈树，是《旧约》规定任何战胜敌人的人都该戴上棕榈树叶做成的王冠。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战胜了基督，故用棕榈树做十字架。牌匾用橄榄木是因为橄榄树象征着和平，正如诺亚故事所证实，白鸽衔回的橄榄枝意味着上帝和人取得和解。因此，犹太人会在基督死后取得和平（Mandeville 46）。可见，这两位作家认为十字架由四种树木组成有其原因。琼斯和克洛克指出，作为“自然”的具体形式，树木会让人考虑到自然-社会关系、地方、景观、环境哲学和管理，其自身形成了“差异的场域”，展示了人类如何对不同地方的树木进行构建和发挥作用（Jones and Cloke 21）。鲍宗和曼德维尔的书写和阐释是对这些树木熟谙的基础上偏好选择的结果，而这些树能够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适应并调整行为，它们的行为和传递给人的信息或交流方式也恰好和人们的精神需求达成一致。

      棕榈树的宗教意义和其本身的特点有关。《圣经》之《约翰福音》提到人们如何手拿棕树枝迎接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而布森巴克指出，人们在宗教游行中手拿棕榈枝，因为其象征着自我创造、时间和永恒。原因是，据说月亮每改变一次，棕榈树就会长出一片新叶（Busenbark 210）。棕榈树笔直高大，不会因为暴风雨拔根而起，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启示是，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人都要向棕榈树学习，不屈不挠，正直坚定。高厄在《人类之镜》中指出，棕榈树本性独特，树干细小，越往上越高。这教人们的灵魂要谦卑，不必傲慢愚蠢。它不屑于长向地面，而是长向天堂，比任何其他创造物显得高大圆浑（Gower 145）。他意在说明棕榈树教会人如何保持谦卑的态度。《农夫皮尔斯（B）》和《玛格丽·坎普之书》提到棕榈树节（Palm Sunday），高厄在《人类之境》中指出，天使拿来一根来自伊甸园的棕榈枝，让信徒在圣母的棺材前恭敬地拿着，而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总序》中提到朝圣者（palmer）。从词源上来说，palmer来自拉丁语palma，意为“手掌”“棕榈树”“棕榈枝”，因其叶呈掌状，故此得名，而人手拿棕榈叶既意味着胜利，也证明他们在圣地朝圣过。事实上，在中世纪一些艺术作品中，圣徒手持棕榈叶还表达殉难之意。在《坎特伯雷故事》之《第二位修女的故事》中，接受棕榈叶这一殉教标志使圣塞西莉娅从此放弃了她的绣房和尘世。棕榈树有时会被紫衫取代。胡克认为，紫衫不仅长寿，而且被砍后还能重新长出，它可能代表《圣经》中的雪松或棕榈树，因为在近东，棕榈树象征着天堂（Hooke 44）。

     雪松和柏树因其本性也是作家喜欢书写的树木。高厄在《人类之镜》中把“仁爱”女士比作雪松。他指出，雪松是树中最高的树，总是郁郁葱葱。住在其旁的人从不会遭受害虫之灾，因其甜香的叶子和根部散发着美德的香味，只有纯洁的东西可生活其旁，“仁爱”可彻底清除人类罪恶中的污秽之物（Gower 155）。高厄的观点表明，人和树一样都是自然界中的平等生命形式，树木和人一样需要长大并变得成熟，雪松叶和本身散发的香味是其本身具有认知能力、选择权和行为控制能力的表现。它的防虫作用和对身边人群的选择说明其对周围环境的选择、信息处理和梦想实现。人应向雪松学习，结出“好果”，从而富有美德。他的看法也许和他阅读欧陆哲学家和博物学家的书籍有关。亚里士多德相信，植物有灵魂、情感、欲望和运动，内在生命表现在思想、记忆、梦想和对未来的规划方面，能选择适合自己生长的特定地方及其提供的条件（Aristotle 50-66），而老普林尼指出，树木也有外皮、血液、肌肉、腱、血管、骨骼和骨髓（Pliny 505）。诗人高厄对雪松的认识恰好体现了这一观点。柏树本出自地中海东部地区，具有很强的耐用性和耐腐性，枝叶散发奇特香味，对真菌和木柱虫有抵抗力，形好、常绿且寿命长，寓意长寿不朽，颇受欢迎。但它和葬礼联系更为紧密，多栽种在墓地。

      橄榄树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其橄榄油的作用。13世纪，拉丁语《切里顿的奥都的寓言集》中会说话的橄榄树不愿放弃为上帝和人类提供橄榄油的使命而去统治众树的做法就是证明。橄榄油在基督教徒洗礼、教会授职礼、君主加冕涂油礼和教堂点亮油灯中使用，而橄榄树其它部分也被赋予宗教的神圣意味。《圣经·申命记》表明，橄榄树是以色列王国特有的七大树种之一。吉塞克指出，橄榄树本是地中海园艺植物，在叙利亚培育，经克里特岛到达希腊大陆，又从希腊到达意大利，随后在罗马帝国的不同地方生长。橄榄叶和橄榄果能治病，橄榄油可点灯，能润肤或洁肤，作为祭品献给众神或死者。除了实际用途之外，橄榄树的祭典意义体现在许多社会仪式之中（Giesecke 77-78）。在盎格鲁-诺曼语布道词《耶稣的名字》中，耶稣的名字被比作橄榄油，原因是人们点油灯时它能提供亮光，对饥饿的人来说是营养品，对病人来说是良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人们受到这种灵魂食物的滋养，涂抹橄榄油会减轻罪恶带来的痛苦。因为橄榄油的精神提升、治愈疾病和食用功能，人们把耶稣的名字比作橄榄油。这和橄榄树本身具备的特点有关，即橄榄树本身的语言通过橄榄油显现出来，人类对橄榄油的语言进行了有效解读。

      如前所述，虽然这两位作家认为十字架由这四种特定树木组成，但圣母也通常和这些树联系起来。高厄在《人类之境》中把圣母比作橄榄树、棕榈树和柏树，约翰·利德盖特在《圣母赞歌》中把圣母比作密闭花园，花园中有橄榄树和雪松，因其能保持洁净不受污染，圣母的纯洁和美德正好通过这些树木的语言得以表达。基督是十字架这棵树上的“果实”，也是圣母所孕育的“果实”。圣母自然和十字架具有同等的美德和作用。显然，不管是整棵树还是树木的某个组成部分，这四种树木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语言，在竞争中成为象征基督教的优势树种和文化代码。

03

树即人：文化记忆和情感表达

除了探索人与禁果和十字架的关系之外，中世纪英国作家讲述了人-树一体化或人-树互变的故事。一些树木因其成长选择和具备的知识形式在文化产出、迁徙和记忆方面具备重要作用，甚至形成竞争关系。作家们在展示人-树（比如橡树、月桂树、没药树、板栗树和柏树等）关系时表明，他们在对欧陆文化的接受、传承和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树互变或对话潜在地承认了共同作为生命体的情感认同。

橡树高频率出现在诗歌之中。它是中世纪英国皇室森林中的贵重树种，也颇受中世纪英国作家欢迎。它枝干颇具力量感，枝叶扩散外延，树冠宽大且根深，能适应各种恶虐天气，在不同的土壤中均可生长，木材经久耐用。有的橡树寿命较长，弹性好且非常耐磨，更主要的是橡木防潮、防虫蛀。吉塞克指出，橡树在古代因其适应力、力量和高度受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崇拜，其神圣性在神话、宗教意义和实用性方面得以体现（Giesecke 93-95）。在希腊神话中，橡树被看作是宙斯的树，命令通过橡树发出的沙沙声发布。凯尔特人认为橡树最为神圣，德鲁伊教徒对橡树的崇拜人人皆知（Hooke 5）。安德鲁斯指出，崇拜橡树的凯尔特人把它和雷神、雨神联系起来（Andrews 209）。显然，橡树因其特点被看作是力量和权威的符号。druid（德鲁伊）来自古凯尔特语derwos，后者由原始印欧语词根deru和weid组成，分别意为“橡树”和“知道，明白”。布森巴克指出，图腾崇拜使橡树对朱比特和宙斯来说显得神圣，使德鲁伊认为橡树和紫衫神圣，甚至用中空的橡树埋葬死者（Busenbark 210）。在《坎特伯雷故事》之《骑士的故事》中，国王忒修斯吩咐众人砍伐树木以备阿赛特的火葬，被砍倒的老橡树排列起来，和其他二十种树木堆成柴堆备用，其生长之地是水神、林仙和树精的居所，具有超自然色彩。席尔德根认为，乔叟所列树木大都产自英格兰本土，树木名称用盎格鲁-撒克逊语写出，这说明了英格兰的树木史，即这些树木在自然和语言方面早于法国人和法语到达英格兰的时间。他对素材的改写表明，他牢记英格兰树木，使故事发生在本土自然环境之中（Schildgen 96）。这种本土化书写不仅说明橡树适应性强，还说明乔叟接受了凯尔特文化对橡树的崇拜和希腊-罗马神话对橡树的高度认可，又表达了橡树和死亡关联的想法，而《坎特伯雷故事》之《卖赎罪券教士的故事》中提及的橡树下的死神和三位赌徒死在橡树下就是明证。

      月桂树、没药树、板栗树和柏树因在希腊神话中的文化角色也成为作家关注的重要树木。月桂树属常绿小乔木，浑身散发香气，叶子椭圆坚硬，边缘呈波纹状，嫩枝是治病良药。它保留着希腊神话赋予的意义，象征胜利和光荣。在希腊神话中，诗歌、音乐和光明之神阿波罗爱上仙女达芙妮并疯狂追求，她向河神求助以脱身时被变成了原地中海区域常见的月桂树。阿波罗在遗憾中认为这是属于他的树，在自己的头发、竖琴和箭囊上缠上月桂树枝，要求罗马将军在凯旋时戴上用它的枝叶做就的头冠，月桂的枝叶会接受荣光。因此，人们把象征着胜利和荣光的月桂树枝编成的花冠赠给优秀诗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变形场景和阿波罗让月桂树成为胜利者王冠的期许，而乔叟在《声誉之宫》中提到阿波罗亲吻月桂树的情节，在《坎特伯雷故事》之《骑士的故事》中想象狄安娜神庙的壁画时用艺格敷词的方式展示了达芙妮被变成月桂树的画面。关于没药树，人们认为它是希腊女神阿佛洛狄忒创造，此树渗出的树脂叫没药，其味芳香，具有散瘀止痛之效。高厄在《人类之镜》中就把圣母比作没药。圣母通常被看作是人和上帝间的调停人，能治愈人的痛苦，减去人的罪恶感。吉塞克指出，没药树本产自阿拉伯南部和东非，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的部下偏爱其香味，用没药取代了橄榄油。随着罗马人公元2世纪征服阿拉伯半岛，这种香料贸易达到顶点。人们认为没药燃烧时产生的烟雾会把人和神联系起来，还可治病美容（Giesecke 81-87）。板栗树和希腊神话中的森林女神兼接生女神阿尔忒弥斯有关。传说她为了保护自己的童贞而变形为板栗树。因此，板栗树象征着贞洁和多产，后者是因为每个刺毛一般包有三块板栗。在15世纪英语籁歌《高德爵士》中，不孕不育而备感沮丧的王后在果园偶遇颇像其夫的陌生男性，在板栗树下结合后生下高德。这则超自然色彩的故事恰传递了板栗树所具备的意义。关于柏树，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钟爱的美少年库帕里索斯（Cyparissus）误杀了最宠爱的鹿，因为伤心变形为柏树（cypress），意为永远哀悼。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指出库帕里索斯雪白的身体逐渐变绿，刘海朝上长成带刺的塔形，变成柏树后仰望星空，阿波罗认为他应站在吊唁者所在之地。上文提到时常出现在葬礼现场的柏树就传承了哀悼文化内涵。

      人可成为树的一部分或树以人的样子出现。在《奥菲厄爵士》《梅林生平》和《亚瑟之书》中，荒野中的奥菲厄和梅林属于凯尔特传统中典型的林中人，住在树干之中的他们是人树一体化的表现。《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的绿衣骑士以绿人形象出现。胡克指出，绿人形象和绿植崇拜有关，表达了树的象征意义（Hooke 99-100）。瓦尔纳指出，男女人物通常从植物中出现，而半人、半植物的母题很常见，但大多出现在大不列颠和凯尔特文化区（Varner 92）。哈里斯指出，高文砍掉绿衣骑士的头颅就像园丁砍掉一截树枝，即进行季节性剪枝（Harris 79）。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人接受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人是倒立的树。此观点在中世纪较为流行。1396年的盎格鲁-诺曼语《语言手册·总序》表明，人头被比作树干，头发被看做树根。可见，在砍头游戏中，高文是在砍一棵能够移动的树而已，意在砍掉“树干”和“树根”。树/绿衣骑士代表着生命循环和再生。

      人树界限的模糊性还证明了特定树木在人的情感需要方面具有的表达和呼应能力。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中把故事中的主人公和树进行比较，表明人和树一样，作为生命体，具有相似的神态或状态：《骑士的故事》中内心痛苦的帕拉蒙被看做枯死的黄杨树或白蜡树；《磨坊主的故事》中长得俊俏的爱丽森赛似刚刚开花的梨树；《学士的故事》的《跋》指出，人得勤快，花钱得豪爽，神态要轻松得像椴树的叶子。在乔叟的《贞女列传》之《希丝柏传说》中，看到恋人皮拉摩斯倒在血泊中的希丝柏像杨树一样苍白，《许珀耳涅斯特拉传说》中的许珀耳涅斯特拉听到父亲带有威胁她生命在话语时像山杨树的叶子一样颤抖，按照父亲所示预备杀夫时因为恐惧和伤心浑身颤抖得像西风吹动的树枝。在威廉·霍克利夫的《王子军团·序》中，老者把悲伤的心比作风中抖动的白杨树叶。两位诗人用树木所处状态（比如枯死、开花、神态轻松、颤抖、死亡）或颜色（白、苍白）来说明人的行为或状态，把人和树或树木的某一部分（树芽、树叶、树皮、花朵、树枝等）联系起来并表明，他们注意到了树木的行为和传递的相应语言，认为树木有着相似或相同的状态或情感感受，以此反观人的行为或情感经历。除此之外，有的树会讲话，具备预言能力。在15世纪散文体传奇《亚历山大》中，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跪拜、亲吻具有预言能力的太阳树和月亮树。太阳树和月亮树读懂他心中所问，以印度语预言了他的命运和死亡方式（Chappell 190）。这是东方树木崇拜的书写。神树的读心术和他对神树的敬畏说明，人们相信树和人作为自然中的生物体有可能进行思想和情感的有效沟通，体现出印度教中万物有灵、互相依存和具有神性的理念。

      可见，在文化记忆和情感抒发方面，人和树形成一定的密切关系。特定树木的特性在文本中得到再现和表述，在文化意义构建和记忆传承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人-树关系的打通做法说明了不同生命形式转化的可能性。人在认识、理解、阐释树木的知识形式中获得精神启示并进行自我选择和定位，从而可能达到向树借鉴和学习的目的。

      中世纪英国文学对特定树木的挖掘、再现和书写展示了作家具备的植物知识和对树木本身内在价值的选择性认可和判断，说明特定树木在文化代码传递和破译、解码人性和推动故事情节中的作用，表达出他们把树木看作平等生命体的潜在理念。这种想法部分源于树木本身在个体成长中养成的习性和做出的自然选择；部分是由于人的选择在连续的世代中把特殊的心理习性和行为积累起来，在多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中出现因地制宜的变异和选择。无论是善恶树和十字架（树），还是其他不同类型的优势树种，树木本身或其某个组成部分的生物性特点是其性格和意识外化、语言和品格表达的途径和方式。人类通过借鉴或向树木学习来获得植物启示，而树木及其意义的迁移路线和文化地理显示出文化的流动性特点。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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