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俄罗斯诗歌中的启蒙伦理与艺术革新

吴笛外国文学研究

2024-09-24

点击上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订阅哦

内容摘要

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18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艺术成就主要是以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来体现的。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是对西欧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两种文学思潮的融合。古典主义诗歌不仅弘扬启蒙精神，而且在俄罗斯诗歌作诗法以及重音—音节韵律体系建构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感伤主义诗歌则激发人们人道主义的怜悯与同情,体现了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以及典型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感伤主义，在诗歌理论探索以及创作实践方面，都勇于革新，为19世纪俄罗斯诗歌的繁荣以及黄金时代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诗歌；启蒙伦理；古典主义；感伤主义；艺术革新

作者简介

吴笛，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

Title

The Enlightenment Ethics and Artistic Innovation in 18^th-Century Russian Poetry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of the18t^h-century Russian poetry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by Neoclasicism and Sentimentalism. The Russian Neoclassical Literature is actually a fusion of two literary trends in Western Europe: Neoclasic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Neoclassical poetry not only championed 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but also mad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Russian poetry writ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accentual-syllabic meter system. Sentimentalist poetry, in contrast, inspired humanistic empathy and compassion among people, thus encapsulating literature’s function of ethical instruction and typical ethical ideas of Sentimentalism as well. Both Neoclasicism and Sentimentalism were quite innovative in their exploration of poetics and creative practice. Also, they both played a groundbreaking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prosperity and the Golden Age of the 19th-century Russian poetry.

Key words

Russian poetry; Enlightenment ethics; neoclasicism; sentimentalism; artistic innovation

Author

Wu Di is a chai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nd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hzwudi@yahoo.com

论及俄罗斯诗歌，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普希金时代的辉煌，而18世纪的俄罗斯诗歌，长期以来遭受忽略。其实，普希金时代俄罗斯诗歌的辉煌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基于18世纪俄语诗歌与西欧诗歌的接轨，以及相应的道德启蒙伦理与艺术革新。就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而言，从10世纪至17世纪，被学界视为“古罗斯”的文学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进程，自18世纪开始，俄罗斯文学进入所谓的“新阶段文学”。于是，就其进程而言，18世纪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尤其是在彼得大帝实施改革开放决策的这一重要的历史政治语境之下，俄罗斯文坛开始了与世界文坛接轨的思想探索，从而逐渐改变了游离于西欧文学之外的闭塞格局，以及与世界文坛主体脱轨的现象。而作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俄罗斯诗歌在特列佳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等古典主义诗人以及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感伤主义诗人的引领下，无论是在诗歌理论的探索还是在诗歌的创作实践方面，都为18世纪俄罗斯“新阶段文学”的良好开局和顺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古典主义诗歌和感伤主义诗歌两个领域都为世界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18世纪俄罗斯诗歌在道德启蒙方面颇具特色，并且在诗体革新等艺术创新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为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根基。

18世纪古典主义诗歌中的启蒙伦理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与开放的决策，为俄罗斯诗坛的发展奠定了理想的时代语境。“彼得大帝在北方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圣彼得堡。他打破了教会的权力，鼓励翻译，并派年轻的俄罗斯人到西方学习。他们回来时已经熟悉了西方的知识潮流、文学时尚和新的诗歌规则。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古典主义文学正在形成，而诗歌是其主要的表达方式”（Bristol 4）。如果说在古罗斯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散文体作品，那么，进入18世纪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彼得大帝所进行的旨在结束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持续落后的格局，使得俄罗斯能够强大起来的改革措施，首先在诗歌创作领域得到了回响，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唤醒并激发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巨大能量。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以极大的优势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的俄罗斯文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主体作用。这一点，正如俄罗斯学者所作的相关总结：“俄罗斯新阶段的文学不是从散文开始的，而是从诗歌开始的，它以诗歌体裁来声张自己的历史存在，它用诗歌的语言向读者诉说话语”（Макогоненко 9）。18世纪涌现出的诗人群体以及一系列的诗歌创作成就，充分体现了彼得大帝时代之后的整个俄罗斯文化所特有的复兴局面与改革精神。正是在18世纪，特列佳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等重要的古典主义诗人对俄罗斯的作诗法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尤其是以重音-音节诗律逐渐取代了基于波兰诗歌的根深蒂固的音节诗律，从而建立了迄今仍然被广泛接受的俄罗斯诗律体系。

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与西欧的古典主义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别，西欧古典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妥协的结果。所以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特别强调理性原则，而且，对理性的崇尚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西欧文学在17世纪是以古典主义为主要思潮，到了18世纪，则是以启蒙主义为主要思潮。而俄罗斯文学则有所不同，它是在学习17世纪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的同时，又努力接轨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所以，18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将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融为一体，在以古典主义风格进行创作的同时，作品中所蕴含的以及作家所宣扬的则是启蒙主义思想。在18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中，启蒙精神被赋予了极大的地位。尤其是在彼得一世改革精神的指引下，俄罗斯已经从教会意识形态过渡到了现世意识形态，特别是彼得大帝于1721年发布了特令，取消了东正教会独立于皇权的情形，“废除了牧首制，设立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由沙皇指派，将教会置于沙皇直属官吏的监督下”（乐峰47），于是，东正教便成了沙皇专制统治的一种精神支柱。这一点，不仅有别于西欧古典主义，也有别于西欧启蒙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是对西欧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两种文学思潮的一种恰当的融合。

俄罗斯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的特性，认为：“俄罗斯古典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进步现象。它有助于创造民族文学，弘扬公民的理想，形成英雄人物的思想，提升诗歌文化的高度，将古代和欧洲艺术的艺术经验融入民族文学，为诗歌打开了分析揭示人类道德世界的可能性”（Макогоненко 12）。

18世纪，是俄罗斯农奴制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彼得一世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强化了国家的政权和贵族的利益。他所倡导的“官僚贵族君主制”的建立，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宫廷贵族的特权加深了农奴等底层阶级的反抗情绪。彼得一世逝世之后，从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年登基开始，农奴制得以强化，尤其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贵族在各个方面不断加强其阶级统治地位，力求扩大自身的阶级特权，并且强化对农奴进行奴役的权力，这些方面，不仅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更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农奴制问题和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一直是俄罗斯所有公共生活的核心问题。而古典主义诗人则从理性原则和道德启蒙两个方面审视俄罗斯的社会现实。

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彼得一世的改革精神的引领之下，18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也勇于承担改革文学语言和文学类型的重任，努力掌握迄今为止在俄罗斯依然不太娴熟的文学创作技巧，紧跟世界潮流，顺应世界诗歌发展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俄罗斯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多个方面都是成就卓著的先驱者。譬如，康捷米尔奠定了俄罗斯讽刺诗的基础，罗蒙诺索夫使得颂歌这一诗歌体裁在18世纪得以广泛使用，苏马罗科夫不仅在悲剧和喜剧创作领域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创建了范例，而且在“恋曲”等抒情诗创作方面，突出了普遍的情感的功能，而罗蒙诺索夫和特列佳科夫斯基在俄语诗体改革方面，为俄语诗歌重音-音节诗律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开始了真正与西欧文学思潮相接轨的历程，这种接轨，不仅体现在文学思潮方面，也体现在与文学思潮密切相关的哲学思想方面。“自古典主义时代以来，俄罗斯文学无一例外地吸收了西方最新哲学思想的经验”（Тахо-Годи 10）。18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经历了西欧17世纪至18世纪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学观于17世纪中期在法国出现，它在法国文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然后从法国传到英国、德国、意大利，最后传到俄罗斯”（Гуковский 94）。在18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诗歌艺术成就主要是以古典主义来体现的，俄罗斯诗人也是崇尚理性原则的，尤其是到了18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俄罗斯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倾向，自从古典主义在康捷米尔和特列佳科夫斯基的创作中奠定基础之后，极大地作用于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的创作。

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艺术成就的最重要的代表，是罗蒙诺索夫、康捷米尔和特列佳科夫斯基。他们三人都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了彼得大帝改革时代文学遗产中的进步倾向。而且，这三位古典主义诗人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不仅弘扬了启蒙精神和文明进步的思想，而且探索俄罗斯诗歌的艺术形式和发展方向。罗蒙诺索夫的诗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颂诗方面，康捷米尔的诗歌艺术成就体现在讽刺诗创作方面，而特列佳科夫斯基则善于以理性的方式来审视情感的主题。他们三人代表了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艺术的辉煌，同时也都呈现了道德启蒙的思想。如罗蒙诺索夫在《晨思上苍之伟大》一诗中，以出色的富有诗意的思想来美化科学，对他而言，富有诗意的思想成了对自然科学进行掌控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诗中，既有自然科学的严谨，也有诗歌艺术的宏大想象，他将对宇宙无限的诗意愉悦与对宇宙可认知性的信念相互结合起来。即使是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在上苍面前也不过是一颗微小的“火星”（Ломонос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20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罗蒙诺索夫所具有的独特的空间意识，以及体现这一空间意识的博大的胸怀。而且，在该诗的最后一个诗节，罗蒙诺索夫还以18世纪的启蒙精神向上苍发出了吁请，恳请上苍以“智慧之光”（Ломонос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205）来开启愚昧的蒙蔽。从这一向上苍发出的吁请中，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启蒙主义思想家以及18世纪俄罗斯古典主义者的那种崇尚理性、反对愚昧的基本道德特质。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视野，把大自然看成是富有生命力与智慧之光的上帝的杰作，于是，对自然的崇拜就有了对权威、对理性、对智慧、对知识、对能量的崇拜，就有了与18世纪时代精神吻合的道德启蒙思想。

康捷米尔的诗歌也同样渗透着道德启蒙的要素。如在题为《论邪恶贵族的嫉妒和骄傲》讽刺长诗中，他以惊人的勇气提升了谱系荣誉的概念，并从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出发，对血统的“高贵”进行了批判，强调贵族的特权不是取决于家族的古老和显赫，而是取决于为祖国利益所做出的功绩。在题为《论教育》的讽刺长诗中，康捷米尔不仅对贵族道德进行批判，而且强调了艺术的道德教诲功能，宣称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年轻人的良好的道德情操，使他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在题为《致智慧》的著名讽刺长诗中，他极力维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思想，并且谴责贵族阶级顽固守旧的思想意识和游手好闲的生活习性，努力宣扬公民精神、天赋平等，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等伦理道德观念。

特列佳科夫斯基一方面翻译了布瓦洛的《诗艺》等古典主义理论著作，另一方面，他又翻译了洋溢着强烈情感的《爱情岛之旅》，并在其中夹入了数首他自己以俄语和法语独创的诗歌，正因如此，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爱情岛之旅》中，“特列佳科夫斯基奠定了俄罗斯爱情抒情诗的开端”（Баевский 11）。在诗歌创作中，他以理性的方式来审视情感，同时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他所歌颂和追求的自由爱情对于反抗封建的农奴制思想而言，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启蒙意义，也是他对俄罗斯爱情抒情诗的独特的贡献。因此，他特别注重爱情抒情诗的意义。在题为《关于爱的力量的诗》中，他甚至认为爱具有超越空间和超越文化的力量，“人们可以勇敢地对任何人说/爱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 82）。该诗一反古典主义重理轻情的基本原则，强调情感的意义，认为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和欲望。而在《没有爱情，没有欲望》一诗中，他发出叩问：“倘若没有爱情，怎么生存？/怎样度过每一天的时光？”（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 117）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叩问。在他看来，唯有“激情燃烧”才能驱除生活中的烦闷，有了激情，心灵才能有所“依附”，永葆青春。如果没有爱情，则会度日如年。特列佳科夫斯基此处对情感所作的颂扬，对其后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不仅崇尚古典主义所视为一切事物出发点的理性原则，同时发扬了启蒙主义运动所颂扬的科学、智慧、自由平等以及国家观念等启蒙精神。正如我国学者所说：“俄国古典主义派诗人为了更好地启迪人们，他们重视文学形式的完美。他们主张有益的内容和悦耳的诗歌形式相结合，使读者从中受到教益”（徐稚芳23）。而且，俄罗斯古典主义作家还从自然法则出发，特别强调贵族的责任，在苏马罗科夫等古典主义作家看来，贵族之所以高贵，并不在于出身，而是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这些都典型地体现了自由平等的精神和国家观念等启蒙伦理思想。

18世纪感伤主义诗歌中的启蒙伦理

古典主义诗歌中的理性与感伤主义诗歌中的情感本是对立的，但两者的启蒙思想却是一致的，有学者将基于启蒙的理性和情感冠以“启蒙理性主义”和“启蒙感伤主义”，只不过，“与启蒙理性主义相比，启蒙感伤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重视，18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这一概念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点”（Frazer 3）。但是，在俄罗斯诗歌中，理性和情感却在启蒙精神和伦理思想的层面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18世纪俄罗斯诗歌发展进程中，感伤主义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潮开始于六十年代，于18世纪末达到顶峰。于是可以说，感伤主义是18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后的辉煌。由于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文化语境，俄罗斯感伤主义诗歌具有典型的抒写苦难和摆脱困境的伦理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挥诗歌的伦理教诲功能，怀着善良的胸怀感知人类的不幸，抒写人类的苦难和人类不幸的历史，激发人们的怜悯与同情。在一篇题为《一个作家需要些什么？》的文章中，卡拉姆津论述了感伤主义文学这一感知人类苦难的基本伦理特质。他写道：“人们说，做一个作家需要才华和知识，需要敏锐的思维和生动的想象。说得正确，但是这些远远不够。作家还需要有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灵〔……〕你要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请你读一读人类不幸的历史，——如果你的心并不为此滴血，那么你最好把笔丢在一旁，否则这支笔只会向我们描绘你心灵的冷酷与阴暗”（Карамзин120-121）。可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生动的想象等艺术才华和创作技巧，而是要怀有“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灵”来呈现“人类不幸的历史”，激发亚当·斯密等伦理学家所强调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情与宽恕。

感伤主义文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一样，是发起于西欧国家的一种波及较广的文学思潮，也是从理性朝情感转型的文学思潮。感伤主义作家从理性转向情感之后，过分夸大情感的作用，强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以及普通民众的不幸遭遇，以此唤醒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共鸣。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在西欧产生不久之后就流传到了俄罗斯。这是与过去的思潮流派有所不同的现象。譬如，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欧17世纪的王权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达到暂时平衡的产物，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在俄罗斯流传，而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在时间方面与西欧的差距已经大为缩小，甚至可以说是同步发展。不仅如此，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是世界整体感伤主义文学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诗歌领域俄罗斯诗人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感伤主义文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丰富了感伤主义文学的艺术宝库。

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所反映的是广大社会底层人们的普遍的情绪和典型的思想情感。在感伤主义文学作品中，有着反封建的悲情，以及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呼唤，尤其是对人类“同情”和“怜悯”等平常情怀的呼唤。但是，在西方学界，存有一种对感伤主义文学思潮进行贬低的倾向，批评感伤主义“用陈词滥调来表达情感，而不是用新颖的文字和极其具体的方式进行细节描述”（艾布拉姆斯 727）。针对文学评论界对感伤主义所持的不负责任的曲解，巴赫金就曾进行过严厉的指责，批判某些评论家对感伤主义所作的“狭隘的和轻蔑的评价”（293）。巴赫金认为：“以多愁善感偷换感伤主义，而这只是感伤主义的副产品。生活中的善感动情。以善感动情为时髦。但其基础是对人和对世界（对自然界、动物、物品）的一种特殊的有深刻内容的态度”（293）。在巴赫金对感伤主义所作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出，在感伤主义文学作品中，底层人物以及琐碎小事中存在着不可忽略的美感以及对时代的认知价值，尤其是具有重要的伦理教诲价值。

二是主张不要沉溺于忧伤，而是在走出忧伤、摆脱伦理困境的同时，力图成为理想的伦理楷模。卡拉姆津等感伤主义诗人不仅感知人类的不幸，呼唤宽恕和同情，而且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他们所选择的意象常常是日常生活中或自然界中的细小行为或普通意象，但是他能够在普通的意象中发掘宏大的主题。卡拉姆津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能从最普通的事物中发现有热血沸腾的一面：他的工作是给一切事物披上生动的色彩〔……〕”（Карамзин 144）而且，卡拉姆津在表达感伤主义思想时，总是善于抒写风景主题，在大自然中注入心理分析的内涵以及与人类情感相通的“生动的色彩”。

感伤主义之所以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就在于感伤主义诗人具有这样的摆脱伦理困境、实现伦理选择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只有摆脱小我，服从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才能根本上走出伦理困境，达到理想的境界。别林斯基认为：“由卡拉姆津引到俄国文学中来的感伤精神的目的，就是要推动社会，让社会对内心和感情生活有一个准备。因此，在卡拉姆津之后立刻出现茹科夫斯基，这是十分明白的，也是符合文学的逐步发展，而通过文学，公众也得到了发展的规律。茹科夫斯基从而把浪漫主义引导到我们这里来的道路同样也是明明白白的”（100）。如果说卡拉姆津感伤精神的目的是推动社会的发展，那么，拉吉舍夫更是强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弘扬自由精神的重要意义。感伤主义诗人拉吉舍夫在著名的《自由颂》一诗中，以抒情的笔触歌颂和赞美自由，认为自由是上苍给予人类的“最美好的馈赠”和“无价之魁宝”。他号召人们起来摧毁“虚伪的奴役政权”，在自由的指引下，“将奴隶制的黑暗化为光明”。于是，他对未来抱有乐观的信念，相信：“最神圣的一天终将来到”（飞白 54—55）。所以，他的感伤主义文学中有着强烈的启蒙精神，他提倡反对暴政，为民服务，为民造福。在《立法经验》一文中，拉吉舍夫将这一理念明晰地陈述出来，他坚持认为：“国家是一个庞然大物，其使命就是为民造福”（Радищев 5）。可见，感伤主义诗人在呼唤宽恕与同情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反抗暴政的思想倾向，以及对自由精神的努力追求的高昂斗志。正是由于有着独立的见解，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文学不仅极大地缩短了俄罗斯文学与西欧文学之间的差距，而且，就文学体裁而言，作家们也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在西欧文学中，感伤主义文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多半是一些散文体的叙事文学，如英国作家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爱尔兰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威克斐牧师传》、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以及德国作家歌德在狂飙突进时期面世的重要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在小说和诗歌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仅有《可怜的丽莎》等著名的小说作品，而且在抒情诗领域，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著名的感伤主义抒情诗人。他们的作品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有着积极的意义。俄罗斯感伤主义始于对西欧文学的承袭和模仿，但随后便努力探索，在这一领域进行开拓创新。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与西欧文学思潮的接轨过程中达到了并驾齐驱的效果，主要也取决于俄罗斯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在西欧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在与封建王权进行较量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绝对胜利的时候，俄罗斯依然处在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中，而作为抒情诗人，总是拥有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对于俄罗斯社会的黑暗现实则抱有愤懑，对于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则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这也是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得以认可的重要缘由。而感伤主义伦理思想，则是感伤主义文学得到尊崇的主要原因。“感伤主义伦理思想中，所强调的是怀着一颗善良的温存的心灵抒写社会和个人的苦难，以唤起人们的同情，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个体，在陷入伦理困境或发生伦理冲突的时候，要以公民义务和公民责任为重。只有服从于社会和国家利益，才能根本上走出伦理困境，赢得社会的尊重和生存的意义”（吴笛 107）。

18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艺术革新

与西欧古典主义文学讲究规范、固步自封的创作倾向相比，18世纪的俄罗斯古典主义则勇于创新，坚持诗体革新；俄罗斯感伤主义则在创作中强调感性认知，宣称知识的起点便是感性，他们不仅把感性理解为知识的工具，而且将此理解为情感、经验的领域，理解为对他人的欢乐和痛苦做出反应的能力。

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感伤主义，都结合俄罗斯的语言特性，探索诗歌艺术的发展。如特列佳科夫斯基对诗歌的语音结构、诗歌翻译等问题都作了独到的论述。他发表的《拼字法对话》，是俄罗斯社会科学界首次研究俄语语音的结构特征；他在两卷集《诗歌和散文作品与翻译》中也阐述了有关诗歌翻译的理论，其中包括他对翻译布瓦洛《诗艺》的论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在俄罗斯诗歌理论建构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罗蒙诺索夫也在诗歌创作风格方面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他提出了“三等诗体论”的观点，将诗体分为“高雅体”“中间体”“通俗体”等三种。他的这一诗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高雅体’可以使用不常用的斯拉夫宗教语言；‘中间体’（包括绝大多数的诗剧、讽刺诗以及抒情诗）可以使用那些已经纳入俄语口语用法的斯拉夫宗教语言；‘通俗体’（包括喜剧诗及歌谣等）则不可使用斯拉夫宗教语言”（周式中 127）。这一观点对于后来以‘中间体’为主导的俄罗斯诗歌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1755年，他在所撰写的《俄语语法》中，更是强调和夸耀俄罗斯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摆脱教会语言并向生活语言贴近的倾向。在这部著作的开篇，他就对俄罗斯语言进行了狂热的赞美：“罗马帝王查理五世曾经说过，西班牙语适合与上帝交谈，法语适合与朋友交谈，德语适合与敌人交谈，意大利语适合与女人交谈〔……〕但是，如果他能熟练地掌握俄语〔……〕那么，将在其中发现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生动活泼，德语的严谨，意大利语的温柔，以及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丰富和简洁的表现力”（Ломон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грамматика 1）。

作为18世纪俄罗斯古典主义杰出代表的特列佳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对俄罗斯诗歌所做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诗体的改革。特列佳科夫斯基于1735年在《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新的简要方法》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诗体改革的原则。他在研究俄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诗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诗歌创作的重音-音节诗律系统。不过，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学主张前后并不一致。在具体的短诗的创作实践中，他保留了音节音律；主要采用扬抑格二音节音步，而不善于使用别人惯用的抑扬格；他也不承认将阳性韵和阴性韵组合使用的可能性。就这一方面而言，罗蒙诺索夫对于俄罗斯诗体的改革显得更有成效。在后来的俄罗斯诗歌创作实践中，抑扬格得到了更多的使用，而扬抑格的使用则相对而言比较有限，受到体裁、风格或主题的限定。虽然他忽略抑扬格，强调扬抑格的完美性，而且没有从韵脚的概念中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也没有设想到三音节韵脚的可能性，更没有把韵脚的概念扩展到少于十行的短诗，但是，不可否定的是，没有特列佳科夫斯基的开创性贡献，很难引发罗蒙诺索夫对诗体改革的兴趣。在特列佳科夫斯基之前的俄罗斯诗歌史上，无论是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都没有人提出将韵脚作为诗句节奏单位这一概念。特列佳科夫斯基在他的《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新的简要方法》中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特列佳科夫斯基提出的韵脚概念在原则上改变了诗歌节奏的理论认知，因为它固定了重读音节在诗行中的位置，因而也固定了非重读音节的位置。特列佳科夫斯基作为诗歌节奏新原则的创始人，其作用是无可争辩的”（Тимофеев 39）。

罗蒙诺索夫也不例外，他在遵从特列佳科夫斯基诗学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拓，在《关于俄罗斯诗歌规则的信》中，他进一步阐述和完善了俄罗斯重音-音节诗律。他在《夺取霍京颂》以及《夜思上苍之伟大》等许多创作实践中体现他的诗学理论。譬如，在其重要诗作《夜思上苍之伟大》中，开头四行原文是这样写的：“Лице́ свое́ скрыва́ет де́нь,/ Поля́ покры́ла мра́чна но́чь,/ Взошла́ на го́ры чо́рна те́нь,/ Лучи́ отна́с склони́лись про́чь.”（Ломонос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205）中文可翻译如下：“白昼隐去了自己的面容，/原野披上湿润的夜幕，/幽黑的暗影爬上山巅，/阳光悄然离我们而去”（飞白 43）。从上面标注了重音的《夜思上苍之伟大》头四行俄文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诗已经不同于康捷米尔的《致智慧》，不再坚守音节诗律，而是在借鉴西欧作诗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俄语语言的优势，使用重音-音节诗律，对诗体进行探索和革新。从此处所引用的俄语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严谨的抑扬格四音步！每一行中都含有四个音步，而且都是抑扬格，包括四个轻读音节和四个重读音节（原文中标注重音的音节），韵脚也是严格遵守抑扬格的规则，以阳性韵结尾。而且，押韵也非常严谨，用的是“A—B—A—B”韵式。这一点，充分展现了罗蒙诺索夫作为诗人和语言学家的艺术才华，而且更体现了罗蒙诺索夫对于俄罗斯诗歌发展的艺术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18世纪俄罗斯诗人不仅在诗歌艺术上勇于开拓创新，而且在艺术创新中体现道德启蒙精神，发挥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这一方面，特列佳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亦尤为典型。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中具有与西欧古典主义颇为相近的拥护王权、弘扬公民义务的特性，如作于1728年的《歌颂俄罗斯》一诗，便典型表现了爱国主义情怀，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歌颂俄罗斯》开创了俄罗斯爱国主义诗歌创作的传统”（Тимофеев 24）。对于正直的知识分子而言，祖国这一概念深深地渗入到自己的血液之中，而离开祖国的游子，祖国更是魂牵梦萦的“慈母”，报效祖国便是自己的神圣的使命。特列佳科夫斯基正是这样的一位知恩图报的知识分子，他在创作《歌颂俄罗斯》这首诗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一个游子。他于1726年至1730年，一直在荷兰和法国学习和工作，游子对祖国的思念，以及对祖国的崇敬，在这首诗中得到了由衷的展现。全诗从对祖国的思念开始，到对祖国的讴歌告终，首尾相贯，一气呵成。特列佳科夫斯基在第一诗节中就直接抒写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我用箫管吹起忧伤曲子，/从异域遥望我的俄罗斯；/在这些倥偬的日子里，/难忘是对故国的情思！”（飞白 34）

有俄罗斯学者分析说：“诗人为什么‘从异域遥望’他的故土？显然，是通过与异域的比较，来感悟祖国的别致与独特性，以及祖国的特色和身份的唯一性”（Бунковская 15）。接下去，诗中称祖国为“慈母”，并将祖国与阳光相提并论，随后，在每一诗节着重突出祖国的一个特性。从第二诗节到第六诗节分别抒写了祖国的光明磊落、威严清正、德行高尚、纯洁华贵、虔诚庄敬等五个方面的重要特性。

而在该诗的第七节，诗人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对祖国的上述特性进行了总结：“俄罗斯，你还有什么不足？/俄罗斯，你哪儿还显得薄弱？”在回答中，诗人认为祖国俄罗斯是“大德大智的总汇”，而且“永远富有”，更为重要的是，祖国不忘自己的民众，她以自己的威严和富有“给民众带来光辉”（飞白 35）。所以，我们在第八节诗中，就断然明白，什么是诗人在异域遥望俄罗斯，以“千口百舌”讴歌俄罗斯“丰功美德”（飞白 35）的重要原因。可见，该诗既具有尊重王权和国家利益的古典主义思想，同时也在对国家的赞颂和民族的理性教育中，表达了具有时代精神的道德启蒙思想。

在俄罗斯诗歌发展史上，特列佳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力图将重音-音节诗体带进了俄罗斯文学，用重音-音节诗体代替音节诗体，把俄罗斯诗歌从不自然的音节诗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俄罗斯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俄罗斯诗歌作诗法以及韵律体系所作的富有成效的理论贡献和创作实践，对于俄罗斯诗歌的发展历程，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体现18世纪俄罗斯诗歌创作成就的，不仅有古典主义诗歌，而且还有感伤主义诗歌。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在崇尚科学以及国家观念、公民意识的认知等方面，顺应了彼得一世倡导的改革，对于俄罗斯国民素质的提升以及道德启蒙，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特列佳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等诗人的共同作用下，不仅逐渐了填平了与西欧古典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之间的差距，而且也在俄罗斯诗歌艺术形式以及诗律学建构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开拓。而以卡拉姆津为代表感伤主义诗歌，在弘扬启蒙精神的基础上，思考人类不幸的历史，发挥必要的伦理教诲功能，以激发人们的怜悯与同情,传达了典型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正是因为18世纪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文学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和成功，为19世纪俄罗斯诗歌的繁荣和黄金时代的产生打下了应有的坚实的基础，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建构人类文化共同体，18世纪的俄罗斯诗歌的发展也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刘建军 | 拜占庭与阿拉伯文化关系的文学视角考论

William Baker | 汤姆·斯托帕德的《君臣人子小命呜呼》：伦理学批评及其他视角

李银波 |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 ——以创新扩散理论为视角

摘要 | 《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主要论文摘要

会讯 | 第三届“文学与教育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会（二号通知）

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END

关注《外国文学研究》官方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