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体》地方书写中的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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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曼布克国际奖得主朱赫·哈尔西的作品《天体》围绕乡村三代人的人生悲欢，反映了阿曼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变迁与冲突。在小说中，坐落于首都与周边沙漠之间的小村庄阿瓦斐作为一个主观构建的“时空组态”，凝缩了阿曼近代以降历史浮沉的全景画面，并见证了阿曼社会在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层面的种种流变。“法拉吉”水渠既是一处农业栖居景观，也象征着一种顽强的地方精神，它以主要女性人物为承载，成为阿曼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哈尔西将宇宙中心主义意识与充满阿曼地方性特征的乡土元素相融合，在阿曼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环境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构建了一帧帧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合一的文学景观。
关键词
《天体》；朱赫·哈尔西；阿曼；景观；地方
作者简介
余玉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阿拉伯与中东当代文学研究。
Title
The Literary Landscapes Embedded in the Place Writing of Celestial Bodies
Abstract
Celestial Bodies, written by 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winner Jokha Al-harthi, is centered around the lives of three generations in a rural area, reflecting the changes
and conflicts in Omani society’s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the novel, Al-Awafi, a small village located between the capital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desert, serves as a “subjectively constructed chronotope,” which condenses a panoramic picture of Omani modern history and witnesses the changes of Omani society in the material, spiritual,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The “Faraj” canal that runs through the village is both a scenery in rural residence and a symbol of the tenacious local spirit embodied by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s as a source of eternal vitality for the nation of Oman. By blending her cosmocentric consciousness with the localized rural elements of Oman, Alharthi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strong link between Oman’s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series of literary landscapes through a fusion of natural and human attributes.
Key words
Celestial Bodies; Alharthi; Oman; landscape; place
Author
Yu Yup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Arabic and Middle Eastern literatures.
Email: sophieyu2003@sina.com
在布克奖及与之相关的奖项纷纷向女性文学致敬的2019年，来自海湾国家阿曼的女作家朱赫·哈尔西（Jokha Alharthi, 1978— ）以小说《天体》（Celestial Bodies,2018）摘得曼布克国际奖桂冠。这部有史以来首次被译成英文的阿曼女性小说兼首次荣膺曼布克国际奖的阿拉伯小说，在赢得评论界持续赞叹的同时，也引发了各方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小说围绕阿曼乡村两个联姻家庭三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以芥子纳须弥的路径勾勒了阿曼社会的历史样貌，再现了其进入石油时代以来的巨大变迁。“它既描绘了阿曼社会看不见的一面，也抓住了处于转型期、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的中东社会的精神”（Manshi and Mishra 46）。
学界对《天体》的研究多从三代主要女性人物的个人情感故事出发，或透视阿曼的社会与文化嬗变，揭示该作品反父权、反奴役的主题；或探讨其复调、意识流、蒙太奇、互文性等创作手法；或分析其语言表达的民族化特征、符号学意义等。也有评论注意到《天体》浓厚的地域特色与地方情怀，譬如，《小说与民俗：读朱赫·哈尔西的〈天体〉》一文指出，“地方性为《天体》闪耀世界提供了平台”（حنينة 195），并从大众谚语、日常习俗、民间信仰三个层面，分析了《天体》如何化用阿曼的民族传统。这些评论与近年来文学批评对“地方”（place）的重视是相合拍的，但关于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相接洽的论题却缺乏新意。
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近期成果中，人本主义地理批评对“景观”（landscape）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文学景观“不是地理参照物，而是一种主体视线里的建构想象的形式”（柯罗 5）；“它不是将景观作为一个主题、一种描述性的陈述，而是从根本上作为一种意义结构，经由凝视，对主体、文字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配置或破坏”（Quinteiro and Marques 66）。该观点启发笔者重读《天体》，探究哈尔西如何在现实地理的基础上构想了一个名叫“阿瓦斐”的小村庄，使之成为一个充满感知要素的“地方”，以承载其内心的“风景”（landscape）。
01
“虚构地理”取景框中的阿瓦斐村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国土面积在海湾国家中位居第三。其内陆地形以沙漠、高原、山地为主，其中沙漠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四，此外还有少量河谷和沿海平原。后者虽然占比很低，却给阿曼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增添了不少内容。自很早时候起，阿曼就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活跃于航海和区域贸易，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古老的首都马斯喀特城、著名的港口和造船基地苏哈尔。复杂的地形地貌为朱赫进行地理想象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在《天体》中，上述地理形态均有提及。
小说女主人公梅娅一家人所居住的阿瓦斐是一个毗邻马斯喀特、适宜农耕作业的小村庄，从梅娅的父亲阿赞夜行的一段描绘中，读者了解到它不仅靠近城市，而且坐落在沙漠的边缘：
马斯喀特东临阿曼湾和阿拉伯海，三面为群山和沙漠环绕，因此在马斯喀特周边会有半定居的贝都因人出没，他们与沙漠深处常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群有所不同，这也体现了定居文明对原始生活方式的改造。阿瓦斐由此成为城市与沙漠之间的一座村落。
“在农耕神话中，乡村是去平衡城市与荒野两个极端的理想中间景观”（段义孚 162）。与现代化发展导致诸多问题的城市相比，乡村往往与宁静快乐的往昔相关，是人们寄托怀旧情绪的场所；与原生态的荒野相比，乡村又是一片已进化的、充满烟火气的沃土，是人类安居乐业的最初落脚点。然而阿瓦斐却是一个多事之地，城里人嫌它落后，贝都因人嫌它不自由，早已被官方取缔的奴隶制还在那里大行其道就是一个例证。在悲喜自渡的日子里，村里人原本活得安逸，但是，随着社会“车轮”的滚滚向前，他们也迈出了向外迁徙的脚步，从第一代人固守乡村拒斥城市，到第二代人眺望远方并小心试探，第三代人则已走出国门，飞向世界。在鲍曼（Zygmunt Bauman）所称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冲击下，这座村庄或许终将被地区城市化的扩建狂潮所吞没，汇入千篇一律的现代都市发展洪流中，成为一个又一个“迪拜”。因此在小说结尾，梅娅的丈夫阿卜杜拉恍惚来到马斯喀特附近的锡卜海边，发现“自己的雷克萨斯车停在一个崭新的路灯柱子前，这个灯柱看起来就像迪拜的帆船酒店”（222）。哈尔西将她的故事置于传统与变革的叙事流中，预示了村庄的一个可见的未来。
步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大师的后尘，哈尔西将笔下的阿瓦斐设置为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镇，它只存在于文本内，是作者将诸多阿曼地方性元素集合在一起加以呈现的一个虚构空间，因此它不是阿曼的某个特定村庄，却可以是阿曼的任何村庄。在小说入围曼布克国际奖后的一次采访中，译者玛丽莲·布斯（Marilyn Booth）曾表示，读者一直倾向于“将阿拉伯小说视为通往阿拉伯世界的路线图，而不是首先视为一种艺术”，盖因这个世界太陌生，该提名则能拓展“人们对它的想象边界”。在这一点上，法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者米歇尔·柯罗（Michel Collot）则指出，读者的相关地理知识越少，越有助于作者“虚构地理”，“风景正是呈现在这样的一种意识中，而不是外在的。作家在作品里设计的地方不是客观的地形地貌，而是来自完全主观的拓扑结构”（柯罗 67）。
在主观构建的“时空组态”（chronotope）中，时间作为空间的第四维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天体》中，从三代人的生命成长故事出发，20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21世纪初构成了三个重要的时间立足点。在此基础上，作者运用了多种叙事技巧打破线性时间逻辑，通过向前、向后、交叉和横穿的时间旅行，力图展现阿曼近代以降历史浮沉的全景画面。以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主张看，这是一种“地理—历史的结构主义”。通过阿卜杜拉的父亲、富商苏莱曼的大家庭，小说追溯了19世纪阿曼在其历史的辉煌期即统治桑给巴尔苏丹国期间的大规模奴隶贸易，以及20世纪阿曼应国际公约废除奴隶制的曲折之路，其中饱含了来自东非和俾路支省的世代奴隶们的苦难与辛酸；通过梅娅的母亲萨利玛的大家庭，以及梅娅的二妹夫哈立德的流亡者之家，小说勾连了20世纪五十年代阿曼现代史上著名的绿山战争，并围绕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碎片化讲述了阿曼国土如何因英国殖民者的挑拨导致分裂乃至爆发内战，以及山区民众的武装反抗和1970年阿曼苏丹国的最终建立；通过梅娅三姐妹及其子女这两代人，小说见微知著地描绘了此后受益于石油财富的阿曼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沧桑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对这一传统海湾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在作者的安排下，阿曼历史的几条线得以串联在一起，并交织呈现于阿瓦斐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在小说中，乡村成为一个老成持重的历史见证者，却绝非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世外桃源”；相反，乡村和城市一样，“既是运动着的，又处在当下：在时间中运动，在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运动，在情感与观念中运动，在关系和决策组成的网络中运动”（威廉斯 9）。
对于时间中的运动和变化，作者注意抓住细节宕开一笔，譬如，通过梅娅对大女儿伦敦的遐想描述阿瓦斐老家的屋子：“23年后,〔……〕这个房间将是她（伦敦）60多岁的外祖父的庇护所，墙壁的油蓝色已经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水性涂料，现代木柜取代了镀金的曼陀罗木箱，天鹅绒沙发取代了塔纳菲斯地毯，天花板与墙壁的交接处有简约的白色石膏线装饰”（52）。时已至当代，而伦敦的外祖母还固守着传统的阶级观念，禁止伦敦下嫁出身平庸的男友，为此“她住进另一个房间，把曼陀罗木箱、华丽的枕头连同新的木床及其配件一同搬来，并威胁说如果外孙女嫁给伊本·贝达尔，就要她的命”（52）。截然不同的景观审美倾向，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侧面。
在不可阻挡的社会洪流面前，有人以传统为名抱残守缺，有人为追逐时尚一去不返，有人进城混水摸鱼摇身一变衣锦还乡，也有人紧跟时代脉搏却迷离惝恍若有所失。阿卜杜拉就是这最后一种人，在飞往法兰克福看望女儿的航班上，他忏悔道：
从小失去母亲、性情怯懦的阿卜杜拉一心想以事业上的成功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将马斯喀特作为心中的地理目标描摹自己的财富图景，涉足股市和房地产，却忙得毫无头绪。为了应承妻子，他将家搬到了马斯喀特；为了照顾晚年的父亲，他又在马斯喀特与阿瓦斐之间来回奔波了十年，然而最终也没有赢得妻子的真爱、父亲的承认。
在小说中，对于阿曼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层面的种种流变，哈尔西未加臧否，而只是满足于站在一个虚构的空间原点上，做一个不动声色的监测者和记录者，如同一位旁观的“过客”，透过“灯火通明的夜行火车的玻璃窗子”（Frye 6），让一帧帧运动中的时间风景扑面而来。
02
作为平行景观的“法拉吉”水渠
随着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拓展，“地方”已然“从地理存在空间成为社会学中精神意义空间”，这意味着，“地方”不仅仅是“一方土地的地理方位与物理空间”，而且“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罗易扉 148—149）；或者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是“充满运动、意义和存在的地域”（Tally 107）。赋予景观以意义和价值，是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一项生命追求。
“栖居景观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是一片混乱中孕育秩序的绿洲，是人类的栖居地”（杰克逊 86）。有了水便有了生命，因此灌溉水系统常常被视为乡村栖居景观的一个突出表征。在年降雨量稀少的阿曼，地下水资源极其宝贵，修渠打井既十分重要也非常辛苦，以至于“阿曼的历史倾向于用水渠的状况来描述一个城镇的建立或毁灭，繁荣或消亡〔……〕水是阿曼电视上经常出现的画面：清澈的河床、波光粼粼的水池，以及节目间隙流动的渠水〔……〕它们象征着乡村生活的‘传统’、价值观和复杂的古老技术，似乎与首都马斯喀特的浮华和石油财富相去甚远”（Limbert 50）。阿曼人将这种灌溉系统称为“法拉吉”（falaj），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地方意义的词汇，它既意味着亲切、祥和、宁静的栖居生活，也以其流水的意象象征着一种于逆境中生存的顽强精神。凡是“法拉吉”发达的地方，民众便可在此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法拉吉由此成为一种“物理的和心理的平行景观”（Tally 165）。
阿瓦斐村也有一条法拉吉干渠，它穿村而过，通过各条支流将全村连接起来。村里人的日常起居常常离不开法拉吉，他们去法拉吉打水、洗衣裳，沐浴，外出时将法拉吉作为一个主要路标。“法拉吉”代表了阿曼现代化到来之前的生活方式，那时候，村里人唯一见过的汽车，是富商苏莱曼那辆连儿子都不舍得借的白色老奔驰。
小说并未对法拉吉展开任何详细的景观描绘，而常常只是在提及时一笔带过。本文在此聚焦法拉吉，直接原因是小说中有个重要女性人物被称为“法拉吉的新娘”，她就是梅娅的母亲萨利玛。萨利玛出身于酋长之家，因父亲亡故而不得不被寄养在叔叔赛义德谢赫家里。她被幽禁在叔叔的“堡垒”里，在厨房外墙根下度过童年，不仅常常忍饥挨饿，还被剥夺了同龄女孩子的许多欢乐。十三岁时，她辗转来到舅舅家生活。舅舅家里有个果园，在她的记忆里，“她特别喜欢把脚伸进小水渠里，这些渠给果园浇水，它们在外面汇入一条更大的渠，在地下延伸数米后，再注入阿瓦斐的法拉吉干渠”（158）。然而，萨利玛的幸福时光很快被打破了。当时，叔叔的一帮奴隶突然从果园的水渠里蜂拥而来，要将她从正门带走；如若不从，他们会胁迫她“跳入果园的水渠，独自游到外面的法拉吉干渠〔……〕几个小时后，她成了阿赞的新娘，大家叫她‘法拉吉的新娘’”（159）。
萨利玛当时并未反抗，她不清楚人们对这一幕为何总是那么津津乐道，甚至讨厌这个绰号。对此作者并未多解释，只是在前面的章节里借阿卜杜拉的回忆提到其初次面见萨利玛时的情景：“我觉得萨利玛是个有力量的女人。人们称她为‘法拉吉的新娘’。她肤色白皙，身材丰满，脸庞圆润，鼻梁很尖，眼睛像一扇明亮的窗子”（44）。作者在此将“有力量的女人”与“法拉吉的新娘”并列，提醒读者可联系萨利玛的一生遭遇推敲该绰号的内涵。
萨利玛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女子，这种品质帮助她逃脱了诸多厄运。在前半生，她经历了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弟弟战死、长子夭折等不幸事件，命运坎坷，但从未一蹶不振。为了逃脱叔叔一家人的虐待，她嫁给了乡绅阿赞，婚后养育了三个女儿，相夫教女。当岁月静好时，她却发现丈夫在外出轨，遂以自己的办法，将他和他的情妇生生分开。作为母亲，萨利玛更是权力的化身。她自信从容地控制着整个家庭空间，柔中带刚，根据她自身的成长经验，给女儿们灌输严格的行为准则，做主她们的婚姻，“以强有力的方式锚定她们的命运”（Yusoff and Mydin 201）。
随着阿曼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展开，传统的灌溉和供水模式渐渐被管道、泵站和水库等新兴供水网络所替代。对于梅娅这一代最终搬到城市居住的阿瓦斐人而言，留存下来的是关于往昔乡村生活的片段记忆。在梅娅的记忆中，法拉吉是一处“有温度”的场所。小说提到梅娅情窦初开时如何泪洒法拉吉：“她看见他，在椰枣丰收的季节里，倚靠着笔直的枣椰树干站在那里，热得卷起了袖子。这个样子令她瞬间湿润了眼眶。于是她在法拉吉的起点处弯下腰，低声啜泣起来”（9）。在她一去不复返的少妇时光中，每天下午用法拉吉的渠水给胖胖的伦敦洗澡的欢快情景也被定格下来。
梅娅对法拉吉的情感与她潜在的风景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梅娅是小说中最具有风景意识的女性，而她对于风景的强烈渴望，又是出于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诉求。梅娅从小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下，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缝纫机旁，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嫁个好人家。整部小说是以梅娅在客厅缝纫的画面起笔的：
梅娅表面上性情温顺，却有着一颗天生不安分的心。虽然她足不出户，看似坐井观天，却知道不远的村庄之外有个马斯喀特城、遥远的国境之外有个伦敦城。她目光悠远，这使她和注重现实的母亲之间形成了一种隐形的张力。就是从踩缝纫机的余光里，她瞥见了一个从伦敦留学归来的男青年，暗下决心要嫁给他，因对方未予回应，只好听从父母之意嫁给了富商之子阿卜杜拉。在即将分娩时，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持前往马斯喀特的现代医院生产，并给女儿取名“伦敦” 这个在众人看来十分怪异的名字，以寄托她未能实现的爱恋和对远方的眺望。小说还特意提到了一幅风景画，它挂在三妹郝莱的房间里，这曾是梅娅婚前居住的房间：“一个薄薄的镀金框架包围着一个广阔的牧场，草色绿意葱茏，一直伸向远处，天上逶迤着几朵白云”（85）。它是梅娅内心所向往的英格兰画面，她将它亲手挂在了墙上，成为屋里十分抢眼的风景。
搬家到马斯喀特之后，梅娅将缝纫机收进了储藏间，开始自学文化、尝试新事物。根据阿卜杜拉的回忆，梅娅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在布置新家的庭院时，她不像多数人那样种气味扑鼻的罗勒叶，而是喜欢种本土野玫瑰、素馨花、柠檬树等这些淡雅的植物。梅娅与阿卜杜拉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她最终也未真正实现出走的愿望，唯一的安慰是培养了一个走出国门见过世面、有知识有主见的大女儿伦敦。相较于两个妹妹，梅娅成长的环境更为保守，所受到的外界束缚更多，她注定要成为阿曼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冲突表现最为激烈的一代女性的代表人物。从她身上，读者看到了一股“在夹缝中生存”的韧劲、一种不灭的“法拉吉”精神。
如果说法拉吉对于萨利玛等老一代人而言是名副其实的“物理的和心理的平行景观”，那么对后来人而言，随着生活环境从乡村向城市的渐进，法拉吉已日益转化为一种“心理景观”，沉淀于人们的意识深处，成为作者意欲弘扬的阿曼民族精神的化身。而小说中三代身份、性格、经历各异的阿曼女性形象，则以自己的勇气和坚韧、梦想与追求，成为“法拉吉”精神的承载者，在理解了作者用意的读者眼里，她们均可被称为“法拉吉的新娘”。基于法拉吉是阿曼民族用双手塑造出来的，具有辨识度的地理特征，而“就景观塑造而言，哪怕是想象出来的地理属性，也是真实地发挥了作用的”（莱、赛明思 205），因此，在人本主义地理批评的观照下，这个《天体》中被评论界有所忽略的文学景观获得了其应有的意义。
03
宇宙中心主义的景观意识
受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启发，文学地理学研究开始关注本土作家的宇宙想象，认为他们善于“吸取土著传统的来源，与环境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他们推广的是宇宙中心主义（cosmocentrique），而不是人类学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que）”（柯罗 75）。哈尔西恰恰是这么一位作家，在《天体》中，她动用了各种地方性元素，在阿曼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环境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抒写这片土地上的悲欢故事与族群神话。
哈尔西的宇宙中心主义认知范式可以从小说的标题一目了然。《天体》的阿文原标题是《月亮女士》（Sayyidat al-Qamar），目前评论多认为它是对于该小说中女性人物群像的一种概括性表征，意在弘扬和表彰，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书中有一位名叫“纳吉娅”、绰号为“月亮”的贝都因美女。一方面，她作为阿赞的情妇是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坚强独立、崇尚自由、敢于反抗传统的率真女子。阿赞视纳吉娅为慰藉其心灵创伤的“避难所”，对着她吟诵古老的爱情诗，比如情痴马杰农歌唱情人莱拉的诗句：“当满月落山，尔之皎皎照亮黑暗，/当黎明迟迟未至，尔之光华胜似太阳〔……〕”（113）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诸如此类的诗句连篇累牍，因为自蒙昧时期起，月亮就是一个极受阿拉伯诗人宠爱的风景意象，“生活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时常欢庆朗月之夜，让它成为夜谈的最佳时刻，因为它是静谧温顺的〔……〕皓月当空的大自然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月光在善于感知自然的人类心灵深处创造了一种平衡和谐的美感”（ألوسي29）。继而，对月亮的诗意性阐发、对其神秘性的探索上升到对整个宇宙的哲学冥思。与阿瓦斐村烟火缭绕的女人们相比，“月亮”纳吉娅的确是个非常奇特的存在，她本身就像一个“小宇宙”，寄托了作者哈尔西无限的遐思。
哈尔西将这一欲说还休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人物来完成，她就是梅娅的二妹阿斯玛。阿斯玛自幼酷爱读书，对阿拉伯古典诗歌文学有很多了解，这使她成为能与父亲阿赞交流玄奥思想的合格人选。她对婚姻持积极态度，认为爱情是两个相似的灵魂在某个命定时刻的遇见。她幼年在家庭图书馆翻阅诗书时，读到这么一句话：“伟大的主以球体之形创造魂灵，继而裂其为二，令每一肉体承载一半之魂灵，此分离之二者定于他日重逢”（36）。这段文字出自安达卢西亚大学者伊本·哈兹姆论爱情的典籍《鹁鸽的项圈》，它讲述了一个神话传说，即人类曾经属于一个种族，都是四条腿、四只手和两个头的“月亮之子”，但众神害怕他们的影响，便将他们一分为二，“此后人类形成了两种性别，每一半在降生后都会出发去寻找失去的另一半，以便与它团聚”（176）。这是她在和艺术家哈立德结婚后后者告诉她的。她一心想融入哈立德的世界，却发现哈立德时不时地“钻进自己的壳里”（178），她无法成为他的另一半。在经历了漫长的磨合之后，她终于找到了安然自处的方式。阿斯玛一生为哈立德生育了14个孩子，“作为回报，艺术家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是她自己的星座，独立而完整，是一个独立的天体”（179）。
哈尔西在小说进入尾声时通过阿斯玛和父亲的讨论点了题。当时，阿赞建议女儿读读其好友、当地博学多识的法官、苏非派学者尤素福的笔记，里面写道：
人本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在探讨世界各地早期文化的宇宙模式时曾指出：“显然，对于当地人来说，尽管他未能整全地把握宇宙的框架，但他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总是有意义、符合常理的”（25）。在尤素福法官的上述笔记里，月亮是一个自身会发光、充满调控能力的天体，在天地、世界与人类所在的宇宙中运行往复，这是他对当地人既往认知的总结。而“高与低”“健与朽”的集合则使月亮成为一个储藏天地万物的宝库、一个超越了二元论的苏非神秘主义意象，它的阴晴圆缺因此具有了更深远的内涵，这也是作者对阿赞苦苦思索苏非的一种回应。正如阿拉伯当代著名诗人阿多尼斯的阐释：“在该最高点上，来自外部世界的障碍（理性的、客观的等等）得以消弭，我们获得了真知。二元论结束，矛盾消失。二元论使人处于无知之中，用个人的、社会的和古典的表达将其裹挟，令其成为陌异之徒。在这一高点上，我们超越了异化，达到了真实的自我”（Adonis 33）。
对于哈尔西而言，从“月亮”到“天体”再回归“月亮”，既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在其生命旅途中寻找自我的隐喻，也是她本人将“神话、传说和所有现存的宇宙想象”（柯罗 105）相糅合时的所依，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自洽的栖居景观、烘托一种神秘的归属感。这对于本土作家们而言是行之有效的，因为“景观在我们内心之中，在‘神话和记忆’之中，这一景观〔……〕同样是我们周围的风景，它向我们提供诸如梦想、思想和情感之类的东西〔……〕而且它本身也是构成我们的性格和身份的要素”（普利托 58）。
基于这种宇宙中心主义的景观意识，哈尔西在小说中嵌入了许多富含乡土特征的情节插曲，而阿曼作为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也为她构思这些充满感知的情节提供了最直接的养料。女奴扎莉法在家宴之后带着美味佳肴到荒野喂食和安抚仙女巴基娅、扎莉法之母安卡布塔每月在周边农场之外的沙漠里主持驱魔仪式、由阿卜杜拉之母早年神秘地死于罗勒丛中所牵引出的精灵部落传说、萨利玛请求巫师在沙漠里观测太阳和月球的相对位置、与土星交流、使用法力中断纳吉娅与阿赞的关系等，这些情节都映射了当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思想观念和宇宙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哈尔西以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笔触，以纵横不羁的想象力对自己的故土进行了再创造，她“将虚构置于现实之上，同时让虚构的视野充分开放，并将自己想象中的宇宙投射到这片虚构的空间中”（柯罗 108）。
此外，哈尔西还花了不少笔墨，呈现阿曼农村的邻里关系这一“乡村共同生活的普遍特征”，在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看来，“这种共同体类型在人与居住地分离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自身，虽然相较于亲属关系，它要做到这一点，就会面临更多困难，因而它更需要寻求固定的集会习惯与各种神圣仪式的支持”（89）。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作者将阿瓦斐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神话、巫术和迷信融为一炉的动因。
朱赫·哈尔西的小说《天体》以虚构的小村庄阿瓦斐为地理形塑空间，以跨越两个世纪的阿曼真实历史为构建碎片化叙事的行文脉络，通过聚焦三代人的故事，生动反映了阿曼社会从奴隶贸易时代到石油发展时代的全景变化。伴随着现代文明泥沙俱下般的冲击，一个传统的世界在逐渐瓦解和崩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值得持守的是深植于世代民众血管中的一种地方精神，它是一个民族栉风沐雨、生生不息的源泉。作者将自身的感受、经验和认知，与充满阿曼地方性特征的乡土元素相融合，构建了一帧帧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合一的文学景观。小说的英译者布斯曾说：“我非常喜欢朱赫不为不了解阿曼的读者写作，她没有试图解释事情。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挑战”。而对于读者而言，在与小说中各位主要人物深度共情的同时，作者的地方性“陌生化”写作所带来的则是更多的阅读意趣。
责任编辑：杨 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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