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罗科》的道德情感：以哈奇森的思想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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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弗朗西斯·哈奇森等苏格兰启蒙文人热衷于道德情感的哲学讨论，约翰·摩尔则在小说《佐罗科》里借助处于道德伦理极端的人物故事参与其中，呼应道德哲学对于德性的探究。已有研究在挖掘该小说与哈奇森道德观念的关系方面留有探讨空间，从小说鲜明的善恶人物塑造着眼，着重结合哈奇森关于错误的自爱为恶行的常见根源、仁爱为德性基础情感的道德动机论，可探析小说对道德情感的体现与思考，发掘出小说如何在对哥特与感伤小说元素的借用与疏离中强化了道德感官培养的表达。理解摩尔小说创作与哈奇森德性思想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明晰当时虚构文学与哲学观念间的交往关系，及其对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共同构建。
关键词
《佐罗科》；约翰·摩尔；弗朗西斯·哈奇森；道德情感
作者简介
吕洪灵，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苏格兰文学。
Title
Moral Sentiments in Zeluco: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Hutcheson’s Theory
Abstract
Francis Hutcheson and other literati during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were passionate about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moral sentiments. John Moore joined them through his novel, Zeluco, in which he presents the story of characters caught in extreme moral ethics in his response to the philosophical probe about virtue. Given the fact that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re or less neglec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Zeluco and Hutcheson’s moral concepts,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novel’s apparent portrayal of good and evil characters and Hutcheson's ideas about moral motives, such as “a mistaken Self-Love” as the ordinary springs of vice and “Benevolence” as that of virtu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explores how the novel represents and reflects on moral sentiments and even reinforces the expression of moral sensibilities by either tapping into or distancing from the elements from the Gothic and sentimental novels. Reveal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ore’s novel and Hutcheson’s views of virtue may lead to a clarification of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fictional writing and philosophical concept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ir joint effort to construct a social moral system.
Key words
Zeluco; Moore; Hutcheson; moral sentiments
Author
Lv Hongl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specially in Scottish literature.
E-mail: njlhongling@163.com
约翰·摩尔（John Moore, 1729—1802）生活在欧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是位受启蒙思想滋养又以文学创作反哺了启蒙文化的苏格兰作家。他与其同时期的苏格兰作家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 1746—1817）和伊丽莎白·汉密尔顿(Elizabeth Hamilton, 1756—1816)都比较擅长在想象性作品中融入哲学式的讨论，他的《佐罗科》（Zeluco, 1789）尤具代表性。这部作品集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感伤小说、教育小说和旅途小说特征于一身，苏格兰启蒙运动特别在意的核心问题“道德”成为它们的融汇点。该书甫一出版就受到追捧即是因其道德意义，《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view）在出版当年即发表述评认为它“并非寻常小说”,而是犹如“系列道德散文〔……〕干巴的理性说教由于叙事的魅力而变得生动，羸弱的规范由于形象的例证而变得有力”，玛丽·沃尔斯通克劳福德（Mary Wollstonecraft）尽管认为主人公令人厌恶，也对小说里“纯粹的道德”赞誉有加（qtd. in Perkins, “Introduction” xxiii）。可以说，人们普遍把它当作一部进行道德教诲的经典作品。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有意将哈洛尔德塑造成诗性的佐罗科，拉德克利夫的《意大利人》、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等小说里都可见佐罗科式的形象。安娜·巴鲍德在其1810年出版并有“首部进行批判性和历史性综合评价的英文编著”之誉的《英国小说家》系列中精选了50位作家，其中就有摩尔和他的《佐罗科》，其欣赏亦源自其中的道德情感和人性书写深度：“《茱莉亚·曼德维尔》和《重情者》会让年轻人哭泣，《奥多芙的神秘》会让浪漫的人战栗，而深谙人性的成年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佐罗科》”（Barbauld vi-vii）。小说的道德意义在当时重视礼貌文化的社会得到肯定，后又由于其时代局限性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随着人们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及苏格兰文学独特性的进一步认识，这部小说在21世纪又回归批评的视野。珀金斯（Pam Perkins）和凯利（Gary Kelly）等评论者在文章中都肯定了摩尔及其创作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存在着联系，提到其人物徜徉于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哲学世界（Perkins, “Introduction” xxiii），但在具体表现方面语焉不详。富尔顿在传记中论及哈奇森道德感官思想与摩尔小说的关系，不过没有围绕其人物行为根源的讨论展开（Fulton 459-486）。有鉴于此，本文专门探究该作品与哈奇森思想之间的关联，聚焦于主要人物的德行形象，从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源和动机的讨论入手，揭示摩尔创作中道德情感建构的方式与意义，以进一步观察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哲学思想与小说创作的通连。
01
摩尔与哈奇森的联结：
苏格兰启蒙时代对道德情感的关注
摩尔于1789年出版小说《佐罗科》，哈奇森于1725年发表哲学论著《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随后发表过《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1726）和《道德哲学体系》（1755）。他们俩尽管一位是小说家，另一位是哲学家，但都通过不同的创作形式参与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道德情感的讨论。摩尔在小说中对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密切围绕道德善恶展开，不时与哈奇森的道德讨论产生碰撞。该小说全称为《佐罗科，对人性的不同看法，来源于国内外的生活和习俗》，在标题上就直接呼应了哈奇森等苏格兰思想家们的著述，应和了启蒙时代在对人性认知基础上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在苏格兰启蒙时代，“如果撇开休谟和里德的认识论以及斯密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那么道德理论可能是苏格兰人思想中被研究最多的方面”（贝瑞 180）。哈奇森是道德理论研究的领先者，有“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之称（Campbell 167）。他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等重要道德哲学及伦理学作品中“探求人性所能够接受到的各种快乐”（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发展了沙夫茨伯里的“内在感官”说，创建性地让情感成为美学和道德理论的重要内核。他将德性与美并列进行系统的探讨，开启了苏格兰哲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于道德、情感和审美问题的执着讨论，对苏格兰和英国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社会理念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哈奇森的道德讨论密切围绕“道德善与恶的知觉”展开，谈论德性（virtue）的根源。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感官作为道德判断的根据，人而非神作为道德主体和“裁判”，由此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作用。他区分了道德善恶的知觉与自然善恶的知觉的不同，认为道德观念不会出自个人的外在利益，而是由人的内在本性决定；道德感官（moral sense）与生俱来，决定高尚道德行为的动机是对人类普遍仁爱的情感，而不是狭隘错误的自利自爱。可以说，他的理论认识立足于道德感官，将之作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最终基础”（周晓亮 12）。在哈奇森的引领下，休谟、斯密等苏格兰思想家着手批判把理性看成道德行为标准的唯理主义，从经验主义视角对于道德情感问题进行理论性阐发。他们的讨论延续或发展了沙夫茨伯里以来的“情感主义人本道德传统”（聂珍钊 118）。如，休谟的人性讨论从主观观念展开，在《人性论》中专辟《道德学》一卷将同情作为道德区别的主要源泉，讨论善恶德性与社会正义机制，斯密专门写就《道德情操论》讨论道德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及对解决经济利益矛盾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其实都可以从哈奇森那里溯源，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小说家的创作。
摩尔与哈奇森的契合点正是对道德情感的在意，而且从个人经历来说，两人既在苏格兰之内也在苏格兰之外，都与启蒙运动发生联系。哈奇森虽然出生于爱尔兰，但父母均为苏格兰人，他后来长期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推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摩尔在苏格兰出生成长，虽然中晚期在伦敦生活，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地也多在苏格兰以外，但他的教育成长和思想的形成与苏格兰息息相关。他出生于苏格兰斯特林的牧师家庭，在启蒙运动的中心城市之一格拉斯哥接受教育，跟随名师学习医术，在课堂上倾听哲人的教导，可以说，他是在哈奇森等人开启的苏格兰启蒙文化大潮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摩尔与哈奇森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他在1744年修过哈奇森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设的道德哲学课程，对哈奇森的思想有所研习。根据传记作者富尔顿的研究，摩尔没有明确地写下过哈奇森课堂讲授的内容，但哈奇森关于道德感官讲座的精髓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尽管摩尔后来从未提及哈奇森，但从他的小说可以明显看出哈奇森道德理论的影响”（Fulton 36）。此外，他亦曾陪同苏格兰显贵汉密尔顿公爵出游欧洲，与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等哲人接触，亲身感受到的欧洲社会文化氛围扩展了他的眼界与学识。得益于苏格兰的早期滋养和丰富的游历经验，他在60岁出版的《佐罗科》才有可能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和表现”（Kelly 236），参与苏格兰道德情感思想的持续建构与表征。
哈奇森和摩尔先后以不同的表达形式关注道德情感，这实则是启蒙运动时期苏格兰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内需。哈奇森引领道德讨论之时，正值苏格兰丢失国家身份与英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后不久。处于落后地位的苏格兰亟需维护社会的安定，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高民众的文明素养。除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之外，苏格兰人特别注意到道德的崇高力量所有的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功能，或如研究者所言，“在哈奇森的时代，自爱与无私的仁爱是重要的时代课题”（李家莲 27）。时至摩尔出版《佐罗科》之际，虽然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后期，苏格兰的老同盟法国又发生了振聋发聩的大革命，但苏格兰依然处于建设自身的政治经济、谋求和平发展的阶段。尽管小说中的布坎南和塔奇还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正确与否争执，大部分苏格兰人都十分珍惜联合之后自己努力发展的成果，因此他们无暇也无意于暴力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重视仁爱和公共善的道德建设仍然有着强烈的内需。虚构小说的兴起和发展部分适应了这样的需要。当时的作者们，大多是像摩尔这样生长于苏格兰百废待兴及启蒙文化的发展期，看到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程度对于苏格兰的重要性，也深谙道德教育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他们充分利用小说创作可以发挥的道德训谕功能，加入推广启蒙文化的阵营，在描写社会问题的同时推行德行教育和进步理念。摩尔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善于通过极端人物刻画，在小说创作中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时代的道德哲思，促进人们提升道德意识。《佐罗科》尤其内含了哈奇森关于自爱与仁爱等相关道德情感动机的理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之形成一定的呼应。
02
“错误的自爱”：恶棍形象与道德情感培养
《佐罗科》以“恶将人带进无边的惨境”（Moore 3）这样明确的道德言说开篇明义，点明了作品将在一百章里讲述的道德主题，同时也预告了小说同名主人公的顽劣人设。在小说里，佐罗科虽为意大利贵族出身却自小缺少教养和自我约束，是个自私贪财、嫉妒好胜、滥情阴险的邪恶角色。小说顺时记叙，从佐罗科幼小受母亲宠溺任意妄为虐杀宠物雀写起。在前22章里，他在得到家产后，即置母亲生死于不顾，用尽心思图谋他人的财产。之后碾转于意大利、巴西、葡萄牙各地，曾因垂涎葡萄牙邻居的妻子而被对方的丈夫刺伤。为了报复，他竟然冒充新生儿的生父，终被识破而不得已出走那不勒斯。可以说，从小说开始佐罗科就没有表现出道德善的趋向，令人无法在道德感上给予认同。他为何会表现得如此恶劣？是否是生性为恶？哈奇森立足于道德感官关于恶行成因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恶棍形象。
在《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中，哈奇森将“错误的自爱”当作恶行的常见根源：“人的恶行的常见根源，就必定是错误的自爱（这种错误非常严重，以至于战胜了仁爱）或因错误而草率地形成的对人类的看法（我们因仁爱的虚弱而相信了这些看法）而产生的感情”（《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23）。首先，“错误的自爱”是与“仁爱”相对立的概念，在哈奇森的阐释中，指向他人的普遍仁爱是令道德感官感到情感愉悦的知觉对象（李家莲 169），邪恶、背叛、残忍是不同于自然恶的道德恶，会引发人们对行为者产生憎恶之情。再者，哈奇森之所以认为恶行是“错误的自爱”造成的，这是因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德性观念的根源在于以情感为特征的道德感官，道德感官人生而有之，它是由人的内在本性决定、先于知识或概念存在的。而且，不同于当时盛行的加尔文主义原罪说，他认为人性本身是无罪的，因此，“如果说人性中有罪恶的成分，那是因为主体由于受到自爱的支配而忽视了他人的善”（李家莲 271）。此处还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哈奇森的思路，自爱本身并非罪过，自爱并不受仁爱的排斥，人可以“无罪地关心他自己”，“可以部分地成为他自身仁爱的对象”，但是，过度而错误的自爱会导致对无私仁爱的忽视，“缺乏对整体的仁爱”就会令自爱打破边界，让人“陷入了有害于他人和整体的行为，或使我们无法感知慷慨友善的感情，那么，它就会显现为邪恶，并受到非难”。简而言之，错误的自爱是缺乏仁爱的驱动，从而会“为了他自己的善”（his own Good）或者说他自己的好处表现出道德恶，做出破坏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24—125）。
摩尔在小说中将佐罗科塑造为“错误的自爱”的典型，明白地告诉读者“没有人比他在自爱受到伤害时更敏感”（Moore 109）。如果说高尚者永远不会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12），错误自爱的人则应该是反向而行之。佐罗科只顾自己的情感和利益、不顾仁爱的引导也毫无追求公共善之心,对于危及自己的人与事没有容忍之意，愈发成为一个敏感、狡诈而暴虐的存在。他可以一看到追求者失去继承权就借机离开，一骗得寡妇的财产后就将之冷落令她伤心而亡。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演绎了后来亚当·斯密明确提出的“人是受自私的利益驱动”的这一经济学观点。摩尔对于这个人物不惜笔墨，在接下来四分之三的篇幅里借婚姻故事继续全方位打造他的恶人人设，展现任由过度自爱支配而可能带来的恶果。佐罗科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自己谋算，是其自身全部的仁爱对象，公共利益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他在意大利上层社会站稳脚跟后，追求寡妇的漂亮女儿劳拉。他所在意的只是自己的需求和情感，不仅没有仁爱之心，甚至将仁爱当成骗婚的筹码。他一手安排抢劫的戏码，假装施救者以感动劳拉母女。婚后，佐罗科恶习不改搭上了勾引有钱男人的奈莉娜。奈莉娜让佐罗科以为亲生子是劳拉和同父异母哥哥塞德利兹上校的私生子（与他当初诬陷葡萄牙人私生子如出一辙），暴怒之下，他像当初虐杀雀鸟那样掐死了孩子。后来他不堪情妇和别人厮混，在混乱中被刺成重伤而亡，为自己的邪恶和无视别人的善良付出了代价。
佐罗科类似于性格比较单一的扁平人物而且极其偏执，或者借用当代情感科学术语来说，邪恶是其标志性的“情感性格”。用哈奇森的观点来看，这正是“错误的自爱”令其过度关注自己而无以为善，漠视别人的慷慨与情谊。又比如说，佐罗科在征服某伯爵夫人的侄女之后，很快就“厌恶了这不幸女孩的眼泪。他漠然无情地冷落了她，其冷酷程度超过了他所犯的罪行，更令人不可原谅”（Moore 9-10）。他竟然还利用因此事而起的决斗洋洋自得，在西西里岛获得了某些女士的羡慕。他和羡慕他的人一样，其道德感官没有能力感受到无私仁爱可以带来的愉悦感，才会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他们因为他人的苦难而喜悦，而这在哈奇森看来又是“最高程度的邪恶”（《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21），是会令人产生憎恶之情的道德恶。
摩尔设计这么一个极恶的艺术形象回应了哈奇森对于“错误的自爱”的理性思考，这同时会引起读者对于恶的恐惧和警惕，思考是否可以走出错误的自爱之路。如前所示，在哈奇森的理论体系中，“道德感官不是习得的，而是内在的”（Fulton 477）；人们道德知觉或反应不同是因为道德感官所接受的观念不同所导致的，正是因此，“错误”是可以纠正的：“只要这些‘错误’得到了纠正，我们的情感就会真正地出自我们的本性”（李家莲 272）。纠正靠什么？靠道德情感的培养，提升道德感官的敏锐性。
依据这样的理路，佐罗科沉陷于“错误的自爱”而不自拔，并不像帕金斯泛论的那样是因为摩尔认为邪恶是人的本性（Perkins, “Introduction” xxviii）,而是因为佐罗科没有接受“仁爱”道德感官的有效约束和限制。发生在开头的虐杀宠物雀鸟的事实为小说的关键事件，预示了佐罗科以后的种种恶行，这一情节设计灵感虽然难说是来自于哈奇森，但在后者的哲学著述中亦可寻到解释。哈奇森曾就孩子虐待动物获得的愉悦感做出过专门分析，他指出孩子缺乏同情心更多是由于无知与好奇：“孩子们因某些残忍行为以及琢磨他们控制的动物而感到高兴，这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因为缺乏同情，而是出于对许多被造物主发出的那些痛苦信号的无知以及想看到动物身体的各种扭曲动作的好奇心”(《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1)。孩童的无知与好奇需要理性引导，哈奇森亦用如同缺乏味觉的人不可能通过教育来获得味觉的例子，形象地强调了教育能够影响的是“我们先已具有的内在感官”（《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68），道德感官亦在此列。情感和本能是道德的源头，道德情感的培养需要“不断接受道德感官对我们的情感进行‘裁判’”（李家莲 227），不断地反思和训练观念以维护道德感官的敏锐性和健康性。在摩尔的小说中，幼年佐罗科的无知与好奇由于缺乏管教和理性的训练，成为了继续行恶的征兆，成年之后更是拒绝善和仁爱的引导，尽管在道德感官的作用下他“一生都感到失望和不安”，但是，他“总是将自己的不幸福归咎于其它原因〔……〕自爱之力使其将指责对准他人”（Moore 44-45）。如此，他的道德感官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变得钝化，从而持续做出种种恶行。通过从佐罗科杀死雀鸟到后来杀死儿子的情节设计，摩尔在小说中延伸了哈奇森对道德感官的认识，让人们看到错误的自爱可能造成的结果，同时也突出了理性训练进行善恶观念教育的作用。
佐罗科的至恶形象昭示了道德恶的可能性。他最后的零星悔意似乎削弱了其至恶的人设，他在临终前忏悔错待了劳拉，不过，这也并非是因其接受教化而在最后时刻幡然悔悟。在这一点上，哈奇森在分析德性的动机时做出过哲学式的论说：“益处会促使我们做残忍之事，或战胜怜悯，但是，它极少会使怜悯消失殆尽”（《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69），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谋尽私利的佐罗科最后能够忏悔做了注脚，不过，悔意来得太晚，已无助于他道德感官的自我完善。佐罗科的悲剧不仅是在最后的暴亡，更在于他过于缺乏启蒙时代所看重的道德观和文明精神，摩尔借此也抨击了当时认为贵族出身意味着好德性的观念。以佐罗科恶到极致的形象，小说提醒人们在正确的约束管理和引导下，找到道德感官产生快乐的诱因——仁爱，从而获得善的能力。在这方面，书中各式人物的对比表现突出了哈奇森对仁爱为道德之基础的情感的看法。
03
“仁爱”：美德形象与道德对象
相对于将错误的自爱当作不道德行为的根源，仁爱的情感在哈奇森那里是决定道德行为的直接动机和原因。它是德性的源泉，是可以成为道德基础的情感：“令道德感官感到愉悦的知觉对象就是无私的仁爱这种情感”（李家莲 169）。休谟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认为善良的行为和道德上的善都来自于道德感之仁爱的原则（515）。仁爱可以包括指向所有人的普遍的仁爱，指向较小体系或个人的仁爱以及爱、遗憾、同情等特别情感，它们都是仁爱的不同类型，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道德美（Hutcheson,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236-237）。而且，哪怕是“友善或提升公共善的不成功之举，如果源于强烈的仁爱，就会和最成功的举动一样显现为友善”，其行为会令人感到可爱（哈奇森，《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17）。哈奇森将具有公共性的道德情感、普遍的仁爱当作德性追求的最高目标。在小说中，摩尔围绕主人公佐罗科，通过具有强烈对比性的人物设置，让人们对仁爱的情感与德性形成十分直接而形象的感知。
与邪恶暴君般的佐罗科形成直接对比的有他的妻子劳拉，及以其亲朋为代表的诸多中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们。先谈后者。他们大多讲究礼仪言语和举止得当，是启蒙时代礼貌文化和文明进程造就的“文明人”。斯波匝夫人真心实意地帮助劳拉母女，N—先生仰慕劳拉而不妄为，伊丽莎白夫人收养军官遗孤，等等，他们表现出的爱与善良和佐罗科形成鲜明的对比。依照哈奇森的理念来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因道德感官接受的观念不一样而出现各不相同的道德知觉，这些“文明人”也是如此，他们由于各自接受的观念不同，未必个个可以达到德行高尚、无私仁爱的境界。不过，在小说中他们的行为出自于友善的用心，传递出对所帮助之人的友谊和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道德之美。而且，他们相较于佐罗科，更有能力感知善和仁爱。比如说，佐罗科冥顽不化，而书中其他犯下过错的人可以在仁爱情感的影响下发生转变，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日内瓦牧师的儿子伯特伦，他曾经和佐罗科一样浪荡好赌，但在因赌博破产后，没有沉沦而是重新做人，尤其重要的是，他从帮助别人中获得乐趣和满足，而这也正是“仁爱”打动道德感官所起到的结果。
有意义的是，在展现多种人物的同时，摩尔亦让书中这些人物之间经常进行观点鲜明的对话辩论，突出仁爱的重要，而且，这在哈奇森的论说中也是道德感官起作用的一种表现。在他看来，辩论是以道德来激发激情，雄辩家的“全部才能都建基于这种道德感官之上”（《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84），如果辩论者可以展示并证明行为的仁爱动机和对公共善的追求，就会获得人们的赞同。苏格兰启蒙文人经常在俱乐部或学校进行类似性质的学术讨论和实践，在对话与辩论中使得“苏格兰启蒙运动创造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理念”（Herman vii）。摩尔将这种方式带到小说中，如，劳拉信奉清教的父亲和身为天主教徒的母亲为是否劝说对方改变信仰进行讨论，被佐罗科收买的佩德罗神父与劳拉辩论幸福和财富关系的问题；劳拉和马勒神父就读书、才智与忠诚的关系各抒己见，以及佐罗科和医生之间就如何对待奴隶的对话，等等。
他们的对话或辩论即便不如雄辩那般激昂，但言辞之中可见他们各自所持的善恶观念。比如劳拉与佩德罗神父的对话中，佩德罗力图以“仁爱”说服劳拉接受佐罗科。他赞美劳拉是真正仁爱之人，告诉她仁爱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变化，而且可以通过增加的财富继续“对他人行善；让贫者果腹蔽体，给孤儿遮风避雨，使鳏寡安宁快乐”（Moore 154），以此增加幸福感。神父这番仁爱的说辞之所以没有说动劳拉，正在于他所言的仁爱动机并不实在。虽听似有哈奇森所主张的公共善的高度，但实则是为恶人佐罗科做说客。而且，在劳拉本人看来，利用他人的财富行善并非真正的仁爱，她不应该利用妻子的身份行善而给佐罗科增添负担。类似的对话展现了劳拉的美德，也起到反衬讽刺佐罗科的作用，让他不道德的形象得以有层次感而变得丰满。
劳拉是书中最具美德的形象，不过，按照哈奇森对于仁爱类型的区分，她也并非至高完美的德性人物。与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主张相近，哈奇森认为“为最大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那种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27），劳拉并没有达到普遍仁爱这个层级，而是多表现在个人的层面。因经济需要嫁给佐罗科等行为即是囿于个人利益的欲求，然而不同于佐罗科，她的心灵偏向仁爱与善意，令人怜爱。小说中，她与佐罗科夫妻两人被置于德性的两极引发读者进行道德判断，用叙述者自己的总结性评论来表述会更为清晰：“佐罗科和劳拉的品性几乎没有交集；因此两人之间不可能有真诚的凝聚力或者一致性：他虚荣招摇，她谦逊有礼；他遮遮掩掩，她大大方方；他邪恶，她和善：他的某些乐趣充满恶意，仅仅说出来就会令她震惊；她内心温柔，尊重父母亲情，享受友谊滋润，为感激之情所充盈，其心怀同情，苦乐参半，却总会占据劳拉善感的灵魂，而这些都是佐罗科无法领悟的”（Moore 249-250）。劳拉心怀同情，与人为善，她的善让佐罗科的恶无所遁形。劳拉和佐罗科的情妇奈莉娜也形成哥特式纯洁女性与邪恶妖妇的人物对立模式：一个纯洁善良坚贞，理性地抑制感情，一个贪婪纵情听从欲望的指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劳拉以仁爱善良放弃了偏执的自爱，甚至在目睹孩子被掐死、一度昏厥失常的情况下，她在恢复后也没有被痛苦控制，而是理性地提出离婚，体现出镇定而理性的善。她的善行由痛苦相伴随着，按照哈奇森的理论，出于仁爱动机的善行，从长远来看，依然会在道德感上感到快乐。她在佐罗科死后分散财产、得以与中意的男爵结合的美好结局似乎也证明了这点。
书中的佐罗科过于邪恶，劳拉又显得过于宽容，令人不免感觉简单化，这样的人物塑造方法却是暗合哈奇森“通过明确代表道德善或恶的人物的命运来激发我们的激情”的主张的（Hutcheson,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174）。据富尔顿所书，佐罗科身上部分有摩尔陪同出游欧洲的汉密尔顿公爵的影子,劳拉则有摩尔追求的德文郡公爵夫人的风采,不过在摩尔的笔下，他们的形象都已艺术化地走向极端（Fulton 474-475）。摩尔通过刻画明确代表善恶的人物形成强烈的道德反差，来达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进行道德认知的目的。这在小说尚在不断摸索表现手法的18世纪有其时代意义，然而，劳拉曾表现出的过度仁爱还是值得再审视的。
在哈奇森的论点中，道德动机决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的善，并因之忽视了道德对象本身的性质，他认为“行为的道德美或丑，不会因对象的道德品质而改变”，“对最坏性格的仁爱，或对其善的研究，可以如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可爱，并常常会比对善人的仁爱更加可爱〔……〕。因此，对不公正的仇敌的爱，被视为处于最高德性之列”（《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26—127）。换句话说就是，“道德行为可以完全不考虑道德对象的性质，对最邪恶的人示以仁爱、施加善行同样是德，而且是比对普通人所表示的更高的德”（周晓亮 5）。小说中，劳拉对于“最邪恶的人”佐罗科百般容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这样的主张。因为佐罗科，她陷入丧失亲子、遭夫背叛的境地，而她总是以爱和善意对待佐罗科。在佐罗科弥留之际，她的亲友劝她不要去看佐罗科，而她不仅为他祈祷，还发自内心地认为：“我短暂的痛苦怎可与他永恒的痛苦相提并论？万能的上帝啊，怜惜他吧！”她坚持前往，并希望自己“诚挚的同情会在这——悲伤的时刻安慰他”（Moore 370, 371）。劳拉以同情与仁慈的胸怀表现出对丈夫福祉的无私关切，可谓德性世界里的英雄，可也正是她和佐罗科这样夸张的品性会让小说陷入“单一的情感范畴……难以持久地驱动读者”（qtd. in Perkins, “Introduction” viii）。依据哈奇森的观念，劳拉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感可以刺激我们读者的道德感官，促使我们的心灵对她表示赞许和爱，但是，她一味地对邪恶之徒施予仁爱的这种行为，不仅会令人感觉情感范畴单一，也会令人质疑这种不考虑道德对象性质而行善的主张受否过于片面和理想化，有失公正性。实际上，休谟和斯密曾在道德哲学层面阐释的正义论中更明确地将仁慈与公正相关联，斯密尤其主张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正义比仁慈更为重要（臧峰宇 11）。这样的主张已经不局限于道德动机的讨论，小说对两者谁更重要没有作出明确的揭示。从劳拉并非至高的仁爱形象塑造可以推见，摩尔融汇了启蒙思想家们的观念，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既彰显了哈奇森关于仁爱与其道德对象关系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去反思道德对象和社会正义的问题。不仅如此，小说对于培养道德感官亦做出了形式上的回应。
04
恐惧与眼泪：道德情感的形式隐喻
哈奇森认为，道德情感的培养需要“不断接受道德感官对我们的情感进行‘裁判’”，与之同理的是，“通过频繁的沉思和反思，尽可能地强化私人或公共的平静欲望而非特殊激情，并使平静的普遍仁爱处于特殊激情之上”（《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118）。这一方面强调了仁爱的地位，同时也提出了对情感的控制。《佐罗科》也力图通过小说形式表明对道德感官的培养需要控制某些激情。它不仅以鲜明的善恶人物让人们看到自爱和仁爱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亦利用流行的哥特和感伤小说元素，在行文中有效地控制恐惧和眼泪对人们的刺激，借助表达的张力辅证道德提升不全然是靠激情的刺激，对哈奇森的主张进行了一种形式上的隐喻性回应。
佐罗科和哥特式小说中多数反面人物一样有着嚣张的个性。他的恶行倘若以戏剧化的语言和情节进行渲染，小说会极富惊悚气氛，给人带来恐惧感。恐惧感是哥特类型小说的典型特征，佐罗科的意大利身份和背景在当时很容易让读者产生阴森恐怖的联想。意大利虽是文艺复兴之都，但它的历史曾写满了宗教纷争、战争割据与血腥暴力，作家们常常把它当作营建哥特小说恐怖氛围的元素或背景。不过，摩尔在《佐罗科》中对借意大利元素打造恐惧感的兴趣并不大。伯克（Edmund Burke）的“恐惧是崇高的源泉”之说在摩尔写作之时已然盛行，但摩尔可能更在意的是“崇高要求我们与危险之间保持审美的距离”（陈榕 101），使道德感官得到有效的历练。
因此，他虽然以哥特小说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佐罗科与劳拉，凸显佐罗科的乖张邪恶，但疏于营造令人恐惧的紧张气氛和情节。即便是杀婴一节也只是简单交代而没有刻意描写恐怖的惊悚细节。更有甚者，小说可能引起的恐惧感不时被叙述诙谐而犀利的品质冲淡。例如，在讲述奴隶得知佐罗科受伤好转的消息时，叙述者说奴隶们“忍不住发出难过的嚎叫”，不过，这嚎叫又被明白真相的医生向佐罗科转述为：那是他们误以为“好”主人即将离世而哀嚎。医生略带戏谑地为奴隶们打圆场，讽刺佐罗科，而佐罗科却不明真伪而陷入了为自己的“忧郁的沉思”中（Moore 57）。如此反讽而幽默的叙述部分抵消了善恶强烈对比带来的生硬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而且，小说整体上以比较平静的语气描述书中人物的行为，揭示其内心的善恶。如，佐罗科预谋抢劫妻子劳拉杀害斯波匝夫人时的策划与行动：
〔……〕男仆向他保证，会特别留意她，要让同伙靠近她的耳朵开枪，尽管枪里装的是粉末，也能让她注意不到周围的事情，把其他人吓得不敢抵抗。
这让复仇心切的佐罗科想出了邪恶的主意，不过他没有告诉男仆；第二天，确认一切就绪时，他让男仆把给同伙用的手枪拿出来看：——“你肯定里面只装了粉末，”他说。“非常肯定，”男仆回答，“我亲自装的。”“让人直接照着她脑袋开枪，把她吓得说不出话来，”佐罗科说，“这样事情就容易了。”接着他非常详细地指导他们应该怎样对待劳拉，支使男仆到房子远处拿东西后，他往枪里装了两颗子弹：对斯波匝夫人的痛恨，深藏内心报复的渴望，战胜了他平素的谨慎，促使他采取了可能会让计划露馅的手段。（Moore 167）
佐罗科假装令仆人前去吓唬斯波匝夫人，其实际目的却是杀人行凶，简洁的叙述节奏形象地揭示了佐罗科不动声色摧毁仇家的险恶和狡诈。这样的心理行为刻画堪作描写阴暗心理的模本，同时也显露出善于表现内心情感的感伤小说风格。与很多感伤小说类似，《佐罗科》中有不少令人凄然泪下的场景，如劳拉的父亲去世前的时刻、奴隶汉诺的遭遇、劳拉失智时的描写都十分令人动容。
在相应的描写中，摩尔并没有过多铺陈人物的情感，而是在对感伤的戏拟与疏离中进行善恶的演绎，以达到促进自爱与仁爱道德思考的目的。小说里感伤之意渗透扉页但在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时，常常就被其他的人物故事和其他的话题和情绪取代。叙述者说上一句“唠叨点细节无伤大雅”（Moore 207）或者“既然关于斯蒂尔先生的事我们知道的比准男爵多些，那么下一章就给读者更详细地说说”（234）之类的话，然后就发挥自己全知全能的职权将话题转移了。他可以从佐罗科企图利用神父游说劳拉屈从，讲到劳拉父母宗教信仰的矛盾，又讲到劳拉父亲之死。佐罗科经常就这样被晾在一边，等着叙述者讲完其他故事再回到他的叙述线上。跑题似的叙述一方面使得小说中人物众多，故事辗转于意大利、西班牙、古巴、英国等多地，生发了很多叙述的旁枝侧节，自然地连接到启蒙运动时代的现实问题，以之激发关于奴隶制等社会层面的道德思考；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叙述者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他回应了苏格兰启蒙时代道德教育的需求，冷静地讲述评析其中的故事而不是制造悬疑恐怖的氛围。如此，小说从写作方式上就启发读者感到，播撒惊悚的恐惧、催发多情的眼泪无助于道德提升，这不仅从写作方式上隐喻了哈奇森反思特殊激情的哲学主张，也与时兴的小说风格拉开了距离，确立了摩尔叙事虽显松散但主旨突出的独特的道德教育小说风格。
在哈奇森和摩尔生活的年代，苏格兰由联合之初的兴奋走向平稳，从道德伦理层面深入人性的认知，推进道德和正义的理解，是哲学家和小说家都自觉担当起来的责任，虚构文学与哲学的结合在苏格兰启蒙时代成为普遍现象。从以上分析可见，哈奇森的道德情感哲学思想在摩尔小说创作中分量可观，用他关于自爱、仁爱道德动机的论点观照《佐罗科》，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小说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写作形式。从人物形象的层面来看，摩尔以善恶分明的角色表现出仁爱作为道德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延申了人们对于如何纠正错误的自爱和追求仁爱之善的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极端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佐罗科无法成为引发恐惧乃至崇高感的反英雄，即便是劳拉身上那种仁爱虽然令人感动，但因其更多在个人层面而且不顾对象性质，亦不能成为完美的榜样。不过，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普及道德文明的环境中刻画他们这样的典型人物，迎合了当时大众通过虚构作品进行道德想象的需求。再者，哈奇森在哲学思辨中看到激情需要受到仁爱的调控，摩尔结合感伤和哥特小说的元素进一步达成了形式对于内容的关照，表明过度的恐惧和眼泪未必有助于道德的提升，这在当时的小说创作方面是有引领性的。可以说，《佐罗科》并未沦为对理论的镜像式表现，也不仅仅与某一人的理论呼应。它与哈奇森道德情感思想的契合及发展，只是这部小说哲学性的一个层面。然而，通过这个层面的发掘，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苏格兰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启蒙思想之间的交往互动，小说参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建构，成为启迪民智的启蒙文化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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