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分析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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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40年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制的CFLSI数据库为基础，从中提取1978至2020年的论文数据作为定量研究源。通过对期刊发文数、年度发文数、作家研究、关键词进行数据统计，结合定性研究做出分析，客观地论证中国近40年来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凸显出研究热点及薄弱环节。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就，以经典作家研究最为突出，并涌现出白银时代文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等热点；同时，某些作家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甚至缺失。因此，借助数智时代的东风，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对历年来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做出系统而科学的规划。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国；数据库；统计分析
作者简介
王永，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计量研究。
Title
40 Years of Research 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Based on Data Analysis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utilizes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CFLSI database developed by a major project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extract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data from 1978 to 2020. By conduc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journal publications, annual publication numbers, authorship patterns, and keywords alongsid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his paper objectively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Russi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highlighting both research hotspots and areas that require further atten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ost-reform and opening up era has witnessed remarkable advancements in studying classical writers within Russian literature. Additionally, there are notable interests in Silver Age literature and postmodern literature studies. However, research on certain authors remains relatively weak or even lacking. Therefore, leverag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ools and employing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nalyses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Russian literature throughout these years can help us accurately assess its accomplishments and deficiencies.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studies; China; database; statistical analysis
Author
Wang Yo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specializing in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wangyongzju@163.com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通常以晚清为起点，俄罗斯文学研究概不例外。一百多年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俄苏作家作品译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苏联文学的全面引进与接受到全面否定和批判的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后，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突破了一系列禁区，扩展了研究范围，“得以朝着全方位全领域的方向大踏步前行，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吴元迈 9）。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文学研究同样成果斐然。
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可见于多部重要著述中。如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和《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陈众议总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多种（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一批），申丹、王邦维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共6卷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陈建华总主编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共12卷，重庆出版社，2016年），罗芃主编的《改革开放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共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这些研究成果非常厚重，是了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历程的重要文献。不过，要从中总结出较为全面且准确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特点，并非易事。而这，是研究者确定研究问题，把握研究方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方面，定量研究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以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为例，探索采用定量方法开展趋势分析的研究路径。
本论文的数据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CFLSI）的研制与运用》构建的数据库为基础，从中提取1978—2020年各种期刊上的俄罗斯文学发文数据用于统计分析。这部分数据共计5467篇，已经人工校验完成了去噪处理，准确度较高，可以为用于本研究的数据准确性提供一定的保障。本论文拟通过对期刊发文数、年度发文数、作家研究、关键词研究的数据分析，较准确地揭示近40年来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趋势及其重点。
01
总体数据统计分析
如上所述，1978—2020年间，我国研究者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共计5467篇，本部分主要统计年度发文及期刊发文等基础信息数据。年度发文体现成果产出的历时变化，期刊发文体现出期刊的办刊主旨及发文倾向。对这些数据的统计，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俄罗斯文学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同时结合个人研究兴趣选择适当的发表园地。
1．年度发文分析：如图1所示，1978—2020年的发文数量不断有起落，但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度发文数据显示，除了1978—1979年这两年发文较少，仅为个位数，此后即不断增加。1980—1989年均发文70.1篇，1990—1999 年均发文74篇，其中1999年的发文数首次达三位数；2000—2009年均发文152.6篇；2010—2020年均发文225.27篇。可见，改革开放也为俄罗斯文学研究带来了的学术的春天，从刚开始复兴的星星点点，到全面繁荣的成倍增长，增速显而易见。而21世纪研究成果的持续增长，不仅同我国高校整体的学科发展增速有关，也同期刊数量的增加有关。各种新办刊物的出现，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发表园地。
图1 年度发文分布图
2．期刊发文统计分析：1978—2020年间，发表俄罗斯文学研究相关文章的期刊有857种（见图2）。经统计发现，虽然刊发俄罗斯文学文章的期刊数量不少，但绝大部分都是偶然为之。其中仅1篇的就多达407种，2—9篇的分别为160、89、52、27、22、12、11、8种。也就是说，40年间仅刊发了1—9篇文章的期刊有788种，占期刊总数的91.95%。这意味着，只有 8.05%（69种）的期刊发表过10篇以上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这一特征使得发文期刊分布的折线呈现出显著的落差（图 2）。年均发文1篇以上的期刊仅12种（见图 3），仅占发文期刊总数的0.14%。
图2 俄罗斯文学发文期刊分布图
图3 年均1篇以上的12种期刊发文分布图
如图3所示，刊发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最多的12种期刊，涵盖了外国文学类的八种核心期刊，按发文数依次为：《俄罗斯文艺》（1334篇），《外国文学研究》（367篇），《国外文学》（203篇），《外国文学动态研究》①（164篇），《外国文学评论》（158篇），《当代外国文学》（120篇），《外国文学》（105篇），《世界文学》（92篇）。此外，《俄语学习》（85篇）和《中国俄语教学》（57篇）、《西伯利亚研究》（46篇）虽然并非文学类期刊，但属于专门刊发俄语学科论文的期刊，位列其中不足为奇。《名作欣赏》（125篇）是文学类期刊，创刊于 1980年，至 2002年为双月刊，2003及2004年为月刊，自2005年改为半月刊，但2009年，该刊出了30期，并就此改为旬刊至今。应该说，该刊曾经在文学界具有较大影响，但改为旬刊后，部分发文质量明显下降。
八种外国文学核心期刊，可以对其年度发文数、主要作者分布、关键词分布逐一分析，但期刊分析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此不再展开。
02
作家研究统计分析
作家研究是数据统计分析的重点。通过对研究论文所涉作家的统计，可以了解作家研究的整体情况，从中发现作家研究的重点及薄弱环节，为学者的研究选题提供科学依据。
CFLSI数据库中，中国近40年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涉及306位作家。本论文依据俄罗斯科学院及中俄学者编写的12部文学史，②将统计分析分割为五个阶段：1）普希金之前；2）普希金至契诃夫；3）19—20世纪之交；4）20世纪中期；5）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对文学史中单章撰写的重要作家做了统计，共计191位作家。每部文学史中出现的作家计1次，累计出现次数越多，说明该作家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越重要。据此编制出俄罗斯重要作家列表，结合相关作家的研究发文数进行统计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社会变化原因，部分作家横跨第3至第5阶段。不同文学史由于写作目的及所涵盖的时期不同，这些作家被划入不同阶段。本论文依据文学史的权威性，结合作家创作作品的主要时期归入相应阶段。不过，对于研究目标而言，无论归入哪个阶段，均不会影响最终结果。以下按阶段做统计分析。
1. 普希金之前：从研究成果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偏少。据统计，该时期的重要作家有14位，占191位重要作家的7.33%；而研究论文是64篇，仅占发文总数的1.17%，比例明显低于其他时期。
表1显示，这一阶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较为重要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为：格里鲍耶陀夫、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克雷洛夫、冯维辛、杰尔查文和苏马罗科夫。我国学者对这一阶段文学家的研究，总体偏少。除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尚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几位均研究甚少。正如吴笛教授所言，“18世纪的俄罗斯诗歌，长期以来遭受忽略”（90）。然而，对俄罗斯文学发展而言，18世纪文学起着奠基性的作用。比如，从卡拉姆津开始，“展开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他“把俄国文学引入了新思想的境界”（《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50）。对此，吴笛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俄罗斯诗歌在特列佳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等古典主义诗人以及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感伤主义诗人的引领下，无论是在诗歌理论的探索还是在诗歌的创作实践方面，都为18世纪俄罗斯‘新阶段文学’的良好开局和顺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根基”（90）。
此外，格里鲍耶陀夫的重要性也被严重忽视。他的《聪明误》被别林斯基誉为“光辉杰作”，这部作品无论在俄罗斯文学史还是俄罗斯语言（成语、格言）和文化（观念）中，其重要性均不可小觑。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戏剧的19世纪从《聪明误》开始，由契诃夫的《樱桃园》终结”（Сухих 316）；在俄罗斯语言文化上，“格利鲍耶陀夫喜剧里的每一句话都蕴蓄着喜剧生命，其焕发的才智、独创的语句、富有诗意的形象十分惊人，几乎其中每一句诗都变成了格言或者俗谚，适用于这一或者那一生活情况”（《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151）；普希金曾预言：“《聪明误》的每一诗句都将成为俄罗斯谚语”（转引自李锡胤7）。事实确实如此，《聪明误》中的诸多用语都已成为成语沿用至今，成为俄语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比，对格氏的研究明显不足。
2. 普希金至契诃夫：19世纪作家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无愧于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辈出的黄金时代。据统计，该时期的重要作家有24位，占191位重要作家的12.57%；而研究论文共计2048篇，占发文总数的 37.46%，与其他时期相比，显然构成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限于篇幅，表2仅列出文学史重要度为2及以上的作家，共19位。如表所示，重要度为5的9位作家在我国均有较多研究。尤其是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1109篇，占比 20.29%。也就是说，这三位作家的研究占了所有研究成果的五分之一。如果加上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有1691篇，占比 30.93%。超过三分之一的成果集中在这6位作家诗人的创作研究上。
从发文数可以看出，虽然该阶段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研究对象看，中国学者主要聚焦于小说研究，诗歌和戏剧研究明显不足。诗歌方面，普希金虽然位列第一，但研究数据中还包含小说研究；莱蒙托夫同样如此；涅克拉索夫的研究较为薄弱，丘特切夫、费特、巴拉丁斯基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戏剧方面，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研究成果为19篇，看起来不算太少，但与其他作家相比，这一成果数量显然与其在俄罗斯戏剧史中的重要性不相匹配，因为只有在他之后，“俄罗斯人才能够骄傲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俄罗斯民族的戏剧’”（曹靖华219）；而苏霍沃—柯贝林的研究论文为零，其名字在我国甚至鲜为人知，但在俄罗斯研究者看来，在19世纪五十年代的戏剧界，他是可以与同时代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比肩的“天才戏剧家”（Пруцков 534）。即使是小说，萨尔蒂科夫 — 谢德林、柯罗连科的研究也明显偏少，而前者被称为“继果戈理之后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曹靖华 287）。
3. 19、20世纪之交：据统计，该时期的重要作家有36位，占191位重要作家的18.85%；研究论文共计805篇，占论文总数的14.73%。与其他时期相比，重要作家不少，但研究论文不算太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白银时代的作者中以诗人居多，而我国的诗歌研究整体偏弱；白银时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热点之一，产出了诸多译著和专著，较多成果在这些著作中得以呈现。
世纪之交的作家中，高尔基无疑构成了研究热点。从1979年至今，持续有研究成果产生，尤其是 1981、1983、1986、1997、2003这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都在10篇以上。这既与我国国情有关，也符合高尔基作为这一时期重要作家的地位。与此相比，诺奖作家布宁的研究明显偏弱，显得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此外，所研究的作家诗人范围几乎涵盖了彼时所有的文学流派：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新农民诗人、表现主义等。
世纪之交的作家，有相当大一部分被归入白银时代文学史中。我国对白银时代文学的关注，始于九十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几年中，刘亚丁、汪介之、周启超、陆肇明、张杰、汪剑钊、周忠和、陈松岩等学者就有多篇论文在各种期刊上发表；④另有多部专著出版，如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刘文飞的《二十世纪俄语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密集出现，以及“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系列译作的出版，使得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迅速成为文学界与出版界的热点并延续至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验证了我国学者对白银时代作家诗人群体的总体关注。大部分重要作家和诗人都有较多研究，但有几位诗人明显偏少，如安年斯基、库兹明等。
4. 20世纪中期：据统计，该时期的重要作家有26位，占191位重要作家的13.61%；研究论文共计816篇，占论文总数的14.93%。总体来看，研究成果的比例与重要作家的比例比较均衡。
国内对这一阶段作家的研究，基本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成正比，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等重要作家的发文都比较多。五十年代以后的苏联文坛，经历了解冻文学、回归文学、域外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表4的作家研究发文数，不啻是我国研究者关注这些文学思潮的反映。发文数位列第一的就是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另两位域外作家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分列第三和第七。不过，虽然纳博科夫的研究高居榜首，但这主要与英语界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兴趣有关，两方面力量的会和，提高了该作家研究的成果产出。改革文学和回归文学思潮带动了我国学者对拉斯普京、布尔加科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普拉东诺夫、扎米亚京的研究，但后两位作家作为“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其中扎米亚京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这一阶段的作家有四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分别是：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研究成果基本符合重要度分布，但重要度最高的帕斯捷尔纳克，其研究成果不仅未能领先，还明显少于纳博科夫，略逊于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其中依然有国内学者的研究重小说轻诗歌的因素，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中，诗歌起码占据半壁江山。与这种研究倾向相关的还有，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鲁勃佐夫的研究同样与其重要性不相符。
5. 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该时期被列入文学史的重要作家有91位，占191位重要作家的47.6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比其他时期重要，而是由于当代作家未经历史的沉淀，难以清晰地区分作家的重要性。到底哪些作家公认为重要作家，尚无定论。因此，列入文学史的作家只是迄今为止被认为相对重要而已，这也从研究论文数可以看出部分端倪。这一时期的作家研究论文共计481篇，仅占论文总数的8.80%。这一方面与当代作家的研究价值难以判断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对俄罗斯当代文学的了解不够。
总体而言，当代作家的研究比较薄弱且较为分散。在91位作家中，有57位作家在我国的研究为零。有研究的34位作家中，绝大部分作家的研究成果都比较少。但最重要的4位作家，均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
表5显示，这一阶段的俄罗斯作家研究，不仅与研究对象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关，还可以从中看到当代文艺思潮的烙印。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的影子清晰可辨，显然受到近三四十年来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文艺思潮的影响。研究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思潮中两种重要的理论，也是当代传入中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两种理论”（申丹等 123），俄罗斯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当代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后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如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索罗金，以及马卡宁的部分作品。阿斯塔菲耶夫的研究热度，不仅印证了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批评的兴盛。
6. 文学史中未列入目录的作家诗人研究：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研究论文涉及的306位作家中，有115 位在文学史中无专章或专节介绍，占研究作家总数的37.58%，达三分之一以上；发文数269篇，占发文总数的4.92%。可见研究非常分散。在这些作家研究中，成果比较集中的主要有4个方面：1）曾经居住在中国的俄侨作家，如：别列列申、巴依科夫、黑多克等，共27篇，这与研究者关注哈尔滨俄侨有关，显示出较强的地域特征；2）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有22篇，发表时间集中于2015年之后，研究热点的形成源于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3）巴别尔研究，有28篇，发表时间主要分布于2005年以后；4）尚未进入文学史的青年作家，如80后作家沙尔古诺夫有4篇，70后作家先钦有5篇。前者是“在当今俄罗斯年青作家中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后者则“既有俄罗斯古典主义的情怀，又有现实主义的悲天悯人”（晓强 28）。这是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有学者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实时跟踪。
03
关键词研究
对关键词进行研究，可以考察研究成果在研究问题、研究对象、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侧重点。本文采用关键词词频词云图以及计量知识图谱展开研究。前者可以使热点得以涌现，后者借助计量知识图谱来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通过对共现关系的分析，探究与热点关键词相关联的研究内容。作者对数据库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和统计，生成以下关键词词频词云图（图4）。鉴于前文已对作家做了单独研究，该词云图不包含作家。
词云图直观地凸显出几个热点词：现实主义、白银时代、中国、文学翻译、多余人、后现代、知识分子、圣彼得堡、东正教、文化等。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依据热度，从中选取了现实主义、白银时代、中国、多余人这四个热词做计量知识图谱。这四个关键词不仅高频，而且分别代表了流派、文学断代史、研究范式、作品人物形象等研究问题。通过对这四个高频词的知识图谱进行共现网络分析，可以揭示与其相关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特征。由于这几个词的共现词数量较多，我们在分类基础上生成了共现网络图（图5-8）。以下逐一分析。
如图5所示，与关键词“多余人”共现的关键词有140个。从共现词的聚类看，多余人形象的研究，具有比较文学视野、多维视角、多种特征分析的特点。首先，较多研究者将该人物形象置于比较文学的视野下，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多余人”典型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莫夫等，与中国、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作家的作品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如中国作家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等。其次，成果中既有立足俄罗斯文学研究传统，引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观点的研究，也有从形象诗学、宗教哲学、叙事学、黑格尔主义等视角展开的深入探讨。第三，对“多余人”形象特征的分析，既指向贵族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也有“理想追求”“双重人格”“精神英雄”“现代性”特质的揭示。
与关键词“中国”共现的关键词（图6）有97个，可分别归入比较文学、译介、题材、文学史时期、作家、主题等类别。聚类显示，与关键词“中国”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为中俄比较研究，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所涉及的研究，涵盖俄苏文学从“俄国”到“新世纪”的不同发展时期；在研究题材上，更多的集中于战争文学和儿童文学。此外，与此相关的研究，所涉及的俄罗斯作家主要集中于19—20世纪的经典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有形式主义理论。在主题上，文化、精神、人生、知识分子，是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关键词“中国”虽然显示出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中较强的比较意识，但未能展示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使得这些研究难以达到可喜的学术高度。
与关键词“白银时代”共现的关键词（图7）有255个。这一关键词的共现网络有几个突出的特征。首先，白银时代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白银时代的各大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农民诗歌，均在聚类上共现；而这些流派作为现代主义的几大流派，又构成了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的参照系。其次，与“白银时代”共现的作家聚类中，既有该时期三大流派的代表作家和诗人勃洛克、勃留索夫、吉皮乌斯、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也有同时代的高尔基、布尔加科夫、布宁、霍达谢维奇、安德列耶夫、扎米亚京，以及19世纪经典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显示出中国学者对白银时代的研究，不仅聚焦于三大流派，而且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也给予关注，并将白银时代的研究置于历时比较的维度中。这充分表明，有关专家曾指出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缺项，⑤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弥补。第三大特点是在研究作家作品特征时，不仅运用了传统的文艺学和美学理论，还运用了较多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如：宗教哲学、叙事学、女性主义、生态文学、地理学、话语语言学等。
“现实主义”是最高频的关键词，与其共现的关键词（图8）也最多，有363个。充分体现出我国学者普遍认同“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最伟大的经验”（李建军 601），“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化中具有深厚而博大的基础和底蕴，有着源远而流长的发展文脉，有着多样而持续的艺术表现”（王树福 135）。与关键词“现实主义”共现的关键词可分为作家 / 作品、流派、比较研究、跨学科视角等聚类，呈现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几个特点。首先，作家 / 作品聚类涵盖了19-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尤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及其人物形象的研究为甚。别洛夫、阿布拉莫夫、扎雷金、索洛乌欣、拉斯普京、奥维奇金等农村题材作家也构成这一聚类中较为突出的小类。在探讨两百年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时，研究者不仅关注体裁结构、审美意象、写真实、风景描写等创作手法，注重作品人物的精神人格、双重人格、自由思想等性格特征的揭示，更重视挖掘与社会、多余人、伦理关怀、人道主义相关的内涵。这些共现的关键词，体现出俄罗斯文学极为重要的精神特征：“面对世界的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热情”，以及“面对生活的庄严而热情的现实主义态度”（李建军 624）。其次，在流派聚类中，与现实主义共现的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和思潮，显示出我国学者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具有历时的视角，发展的眼光。第三，比较研究聚类显示，我国学者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建立起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司汤达等英法作家的联系，并探究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最后，从跨学科聚类则可以看出，研究者不仅立足文学研究传统，运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思主义等的传统美学以及形式主义、叙事学等现当代文艺理论来研究现实主义文学，还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脑科学等视角探讨现实主义文学，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挖掘其价值。
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无疑是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不仅由于其本身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也与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关。一如研究者所言，“我们需要一种更热情、更有力量的文学，需要一种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文学，一种敢于正视现实和介入现实的文学”（李建军、杨光祖 16）。而这，正是深厚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近40年来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呈现出几个特点：其一，其发展趋势与中俄关系、俄罗斯文学史的构建及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产出的成果虽起伏不断，但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充分显示出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从中看出俄罗斯文学研究队伍稳定发展的态势；其二，在作家作品研究上，中国学者所研究的作家非常丰富，涵盖了俄罗斯文学史大部分主要作家，尤其重视经典作家研究，几乎所有经典作家均有较多的持续研究；其三，密切跟踪俄罗斯本土文学发展及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前沿，形成了某些研究热点，如白银时代文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等；其四，研究立足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重视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尤其重视深入阐释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及人道主义关怀，体现出我国学者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其五，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缺失，如作家研究有短板，某些在俄罗斯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作家没有或很少研究，诗歌和戏剧研究较为薄弱；个别研究居多，系统研究较少。之所以存在种种不足，一是由于我国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上，更多地参照国内出版的文学史，而对俄罗斯本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史关注不够，二是学科缺乏总体规划，研究者大都各行其是。因此，构建一部科学构思、规划系统、博采众长且具有世界眼光及中国话语特色的俄罗斯文学通史很有必要。
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在全面收集文献并做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客观，因而也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虽然本文的研究仅涉及论文，不能完全反映这40年来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全貌，但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基于论文的数据统计分析基本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主要特征和重点。如果后续再对研究专著和译著做统计分析，将使我国这一阶段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示。从研究结果不难看出，在数智时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应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现有的文学计量研究实践表明，对研究者而言，此类研究有助于把握该领域的整体发展趋势，继而有针对性地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选题；而在学科领域发展上，对研究成果的量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外国文学研究的数字化转型，还可以为未来的学科发展提供全面准确的依据，使有识之士得以做出更为系统而科学的规划。
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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