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请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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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闻有高校教授因网络言论被处分的消息，忍不住也想来和小伙伴们聊聊高校教师言论边界的问题。即便在美国，教授们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遭处分，也是颇有争议性的话题。我们如何理性看待这一议题？
教授请闭嘴？
作者｜叶明欣
编辑｜蓝方、廖廖
因为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最近被学校解聘。下图是在网络上流传的史教授的一则言论截图。
类似的事件，还有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因长期在微博上批评毛，而被停止教育教学活动，并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武汉理工大学张应凯教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在关于“剩余价值”和“经济危机”内容的讲授中有不当言论，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网传课程内容涉及批评“权贵资本主义”），被记过处分。
教授是否应该因自己的政见言论和学术看法而受罚？
有人认为教授应该遵守政治纪律，作为事业单位的雇员，拿国家的工资就应该和政府、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有人认为教授的言论自由对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不应该被随意限制。
这两派观点，其实代表了两种重要的法益：
－政府／高校需要保障教育工作的稳健运行，因此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和师德要求，对教师加以限制；
－教师的言论自由这一基本宪法权利，需要合理的空间。
何时应该限制教师，何时不应限制，需要在具体情境下对两种法益进行平衡和判断。只有在言论自由的行使确实影响到了高校教育目标的实现时，干预才是恰当的。
比如，一名教授上课不讲专业问题，只东拉西扯各种段子和笑话，那么高校可以基于教学质量的考虑，对教授进行负面的考评，对他的言论进行限制。
在这种平衡和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涉及“目标和手段”的三个问题：
1 高校制定的标准和要求本身是否合法、合理？
2 教师的言论是否真的阻碍了高校实现其育人目标？
3 在对教师进行言论自由限制时，高校采取的惩治措施是否合乎比例？
1. 对教师设定的具体行为规则
是否合法、合理？
本文涉及的三个案例，都和政治纪律有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列举了如下类型的违反政治纪律的情况：
（一）散布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损害国家利益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的；
（三）接受境外资助从事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四）接受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境外邀请、奖励，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
（五）违反国家民族宗教法规和政策，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非法出境、未经批准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
（七）携带含有依法禁止内容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进入国（境）内的；
（八）其他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教师们的言论，并非前七项行为，较可能归于第八项“其他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假使高校范围内确实存在“其他”政治纪律，如不得谈论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等，我们也需要看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
政治纪律的制定，应遵守宪法和党章。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的教师，还是作为党员的教师，是有权利或者义务对错误现象展开批评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改进治理的一剂良药，政治纪律不应过度地限制。
在程序上，党的政治纪律应由拥有制定党内法规权力的机关加以制定和颁布，也就是说必须经过党内民主程序形成。要避免未经法定程序而制定的“政治纪律”，随意地成为规制高校教师的紧箍咒。
2.教师的“违纪言论”是否阻碍了高校的育人目标的实现？
即便教师的言论真的“违纪”了，比如有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我们也要看是否影响了高校实现它在道德和专业上育人的目标。
一些教师的言论完全就是在课堂外发表的。例如史杰鹏教授在微博上使用的名字是“梁惠王”，身份认证是“历史小说作家”，并未以北师大教授的身份出现。在私人生活中发表的政见，未见得会给教育工作本身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却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些国家也会出现关于教师言论自由和公立大学价值观的冲突，发生教师和校方的争议。司法机构的判决所展现出的法理原则，或许值得我们思考。
例如，Michael Adams 是美国北卡威明顿大学的一名教授，在成为一名基督徒后，他开始在公共刊物上发表歧视少数人群，比如同性恋、变性人等群体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他在课上不谈论这些问题，授课学生对他的评分也很高，但这些不符合学校倡导的包容、多元价值观的言论，导致了他未能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Adams提起了对学校的诉讼。法院认为，Adams的行为是一名公民就公共议题发表看法，公立学校有义务保护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而在学校未能证明这种权利的行使阻碍了校方进行有成效、有效率的教学服务时，Adams的权利不应该受到限制。（Adams v.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Wilmington, 640 F.3d 550 (4th Cir. 2011)）最终，2014年校方和Adams达成了和解协议，对其晋升并赔偿损失。（当然，美国高校教授的言论自由也存在被侵蚀的诸多问题，将另文论述。）
但如果换一种情景——比如Adams在课堂上进行歧视性的宣讲而给少数群体的学生造成不适时，则属于阻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应该予以限制。
3.高校的惩治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则？
史杰鹏教授因为言论问题而被开除。而从《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可以看出，只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和其他纪律的情况，才可以被处分。并且只有最严重的情况，才采用处分中的“开除”。
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列举的违反政治纪律都是“散布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损害国家利益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的”等类型。
相比而言，史教授在网络上的只言片语，既不是对外侮辱国格损害国家声誉，也没有系统化地论证和呼吁他人损害国家利益，更没有采取损害国家利益的实际行动。哪怕真是时有“不爱国”言论，性质也远没有《处分暂行规定》列举的行为恶劣，而这些列举的行为也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开除当事人。
高等学校作为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对聘用的工作人员相当于形成了行政法上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对工作人员的处罚，应当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惩罚的力度和违法程度应成比例，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应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史教授说几句“错误言论”，就要被开除，那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列举的种种情况，不仅都要开除，甚至要开除好几次，也就没有了警告、记过、降档等处罚形式的必要性。对教师处罚的“量刑”上，也应该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
高校教师一方面承载着教书育人的责任，一方面也作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两个角色都对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模糊的政治纪律标准对他们的言论进行过度的遏制，将在高校出现更多的自我审查，甚至万马齐喑的现象。而一个只有一元价值，没有批评和多元声音的社会，真的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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