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了异见，这世界会更好吗？

如果请你从右边的三根直线中，找出一条和左侧直线一样长的，你会选哪一条？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容易吗，选C啊！

然而，在著名的所罗门阿什实验中，受试者的回答却出乎人的意料。

在这些试验中，受试者被安置在一个7-9人的小组里，其他人看上去也是受试者，但其实是阿什的搭档。在前两轮的实验中，每个受试者都答对了。但是，当在第三轮所有的其他人故意共同做出显然错误的判断时，开始有受试者发生了摇摆。在12轮问题中，不少于70%的人曾有一次附和群体的错误意见，而忽视自己的感官证据和判断。

对此的解释是，一些受试者认为同伴们一致的意见必定正确，一些受试者虽然内心不同意却不愿意公开否定同伴的意见，最终屈从于同侪压力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而当这个实验引入异见者时，即当阿什的一个搭档作出正确的匹配时，错误率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少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当只要存在至少一种清醒意见，从众性和失误都会显著减少。

这个推论与“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十分接近。当一个人揭露事实的时候，大部分人或许也会讲出他们真正看到的或者表示自己知道的是正确的。

异见，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桑坦斯教授的《社会因何要异见》一书，结合一系列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成果，细致而生动地阐释了异见的作用机制。

作者:  [美] 桑斯坦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译者: 支振锋 
出版年: 2016-4
页数: 252
定价: 46.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雅理译丛
ISBN: 9787562067146

从众带来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心理学实验中。

从众降低了商业利润。研究显示，商业表现最差的投资俱乐部是那些充分社交化的。他们的成员彼此联结了感情纽带，常常很少经过公开的讨论就直接作出了全部一致的投票。而商业表现好的那些俱乐部只提供有限的社交联系，表达异见要常见得多。

从众也会带来政治决策的失误。在1961年美国援助1500名古巴流亡者企图在猪湾入侵古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肯尼迪总统事后问：“我怎么会愚蠢如此到让他们去行动？” 在这次决策过程中，肯尼迪的幕僚团队没有一个成员反对入侵或者提出替代性方案，尽管他们有人私下有疑虑，但从未公开表达出来，担心在其他同僚眼中被贴上“软弱”或“胆小”的标签。类似的，一些议员在通过法案时，也会害怕违反众意，从而违心地作出投票。

从众也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态。很多黑帮成员在私下访谈中都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了相当程度的厌恶，但出于从众的压力，他们积极地参与犯罪行为，这又进一步让其他成员误以为大多数的成员对犯罪行为是认同的，形成了多重无知的恶性循环。还有一名在波斯尼亚战争中杀人无数的屠夫说，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被杀害的人是邪恶的，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塞尔维亚人一员的身份。

在有些情况下，从众确实带来好的效应，比如减少了决策的成本，有的时候也推动了正义的事业，比如南非的废除种族隔离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等等。运用人会趋于从众的原理，我们也可以制定出更多良性引导的政策，例如，公布较高的捐赠率会进一步促进捐赠行为，公布实际上比人们预想的要低的酗酒的人数，会刺激减少酗酒行为。但是，即便异见（不同的观点，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决策成本，我们也要考虑到从众可能带来的决策失误以及由此会引发的重大损失。

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让异见生存，避免从众带来的恶果呢？要知道，异见者往往不但没有好处，还往往受到外界的不同程度的压力。

在建立实现监督与制衡的宪法制度体系之外，桑坦斯教授强调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政府要被禁止对观点进行歧视，即对一些观点按照所谓的受欢迎或者不受欢迎来区别对待。政府有义务让人们在公共街道和公园自由言论，哪怕许多公民觉得那些异见者很吵，也不妨碍政府保障这些异见者的表达权利。

但禁止政府压制异见，还远远不够。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不仅仅是简单地用法律来保护言论自由，更需要形成言论自由的文化。这样的文化鼓励思考，赋予大众通过言行挑战主流观点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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