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区纪事｜曾经谍影重重的愚园路
如果说上海因为租界的缘故成为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那么愚园路因为处于比租界管理更加模糊的越界筑路地段，如鲁迅所形容的“且介亭”半租界状态。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更是一个很适合开展情报工作的活跃地区，一个交换情报的特殊窗口。
1931年6月的一天，英国巡捕悄悄地包围了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一幢三层小楼——北四川路235号。此时，楼里的一个波兰籍商人正和他的儿子一起吃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半个月前，远在千里以外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名叫杜克洛克斯。经调查，此人是共产国际派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的特工。
英国警察从他所带的文件中查到了一个中国的电报地址和邮政信箱号码：“二○五号海伦诺尔，中国上海。”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对上海的二○五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是个波兰商人，名叫牛兰。
▲牛兰夫妇
他们继续秘密跟踪侦查，又查明了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号。此外，他们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有另外一处秘密活动地点。
一切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结果——这个藏匿在上海英租界中的波兰商人，很可能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上海的特工。
于是，在6月15日上午，早已准备多时的英国巡捕冲进了这栋欧式洋楼。在男主人身上，他们搜出了一本名为“牛兰”的德国护照。几分钟后，他们又在另一个房间里搜出了十几本不同姓名和国籍的护照。
一个人居然会持有多国护照，这个细节证实了巡捕房之前的猜测。
在这栋小楼里，巡捕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份重要文件，但是他们从牛兰身上拽出3串，共27枚钥匙。
在牛兰的另一活动点——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巡捕用牛兰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小房间，发现里面摆着三个紧锁的保险柜。他们找来锁匠，打开了其中一个保险柜，又从中找出了两把钥匙——恰好是打开另外两个保险柜的钥匙。
在三个保险柜里，巡捕们共搜出600多份文件，里面所有的内容都与一个组织有关——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其中最重要的76份文件里，有共产国际对远东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还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在房间书桌上，巡捕们发现了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我今天下午两时半再来。”显然，这是另外一个人留给牛兰“接头”用的。巡捕们带走了牛兰和文件，留下一部分人守候。
下午两点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钥匙打开房门，藏在屋里等候多时的巡捕们看到一个金发碧眼、手提皮包的女人走进来，便立即掏出枪一拥而上。来人是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
牛兰夫妇被捕后，租界巡捕房多次对他们进行提审，但两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汪得利曾的皮包里，巡捕搜出了一张收据，得知她在当时上海西郊的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还有一个住处。顺藤摸瓜，在愚园路的住所里，巡捕们又发现了牛兰夫妇在上海的另一重要住处——赫德路66号，并在那里搜出了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7000美元。这笔巨款原本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如今落到了英国巡捕房的手里。
但是，无论是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中央，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牛兰夫妇被捕，是比失去这笔巨款更为可怕的事情。
由于牛兰的特殊身份，他掌握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大量的“红色机密”，甚至关系到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
此前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由海参崴迁至上海。共产国际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各国情报人员常现身于此。
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柳亚子等人在报纸上发布要求释放牛兰的声明
1931年，牛兰夫妇被捕在当时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事件。以宋庆龄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往来奔走，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宋庆龄甚至专程到南京面见蒋介石。鲁迅、蔡元培、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参与其中；事件影响甚至扩展到世界范围，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等蜚声全球的名人也纷纷为之发声。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中，牛兰事件也许只算得上一个微小的浪花，但历史脉络的丝丝缕缕，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暗流在表象下汹涌。
牛兰事件的前因后果牵连甚广：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是牛兰被捕和身份暴露的重要原因之一；蒋经国被苏联当成交换牛兰的筹码，竟然被蒋介石拒绝；二战史上最具传奇性的“红色谍王”佐尔格，暗中组织营救，不惜以2万美元的代价从中统人员张冲那里获取关于牛兰的消息，也因此招致身份暴露的危险；造成中国工农红军巨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其实是因为牛兰案送钱来到中国的……
如果说上海因为租界的缘故成为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那么愚园路因为处于比租界管理更加模糊的越界筑路地段，如鲁迅所形容的“且介亭”半租界状态。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更是一个很适合开展情报工作的活跃地区，一个交换情报的特殊窗口。
上海变成“孤岛”后，国民党中统、军统都留有非常庞大的特务网，1939年3月，以丁默邨、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总部挂牌成立，也开始了情报工作。此外，世界各国在上海也都有谍报人员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愚园路上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
在武在平著的《潘汉年全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早在1929年，他(潘汉年)就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左尔格、路易·艾黎、尾奇秀实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同各地进行联系。这样，就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系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路易·艾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潘汉年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咪咪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路易·艾黎曾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1934年参加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在路易·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
1939年秋天，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当时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两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胡均鹤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既是汪伪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又暗中在为中统服务。而曾是共产党叛徒的李士群此时也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达建立联系的愿望，为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联系。打扮成“小开”的潘汉年当时也化名“萧叔安”，来到上海，住在愚园路218号百乐门大酒店的高级客房里。尽管此处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但按照情谍人员的特殊理解：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在其愚园路的家里(注：749弄63号)碰头。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在其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
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因先期刘长胜撤离时发生险情，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
如此算下来，潘汉年与李士群在愚园路李家已经碰了三次面。
1943年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并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京，李士群不在，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来到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便匆匆告别。
与汪精卫见面，最终导致潘汉年1955年在赴京参加党代会期间被捕，长期关押后不幸去世。
时间进入解放战争。据担任过中央委员和农业部长的何康回忆：
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愚园路1293弄)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面交给了张执一同志；执一同志派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早在1947年4月，经何康父亲，同盟会元老何遂介绍，后潜伏到台湾的国民党中将吴石就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茶社见面(注：董竹君之后居住的新华村就在愚园路俭德坊的贴对面)，与共产党正式建立了联系。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家，张执一与吴石又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以愚园路何家为联络点单线联系。何遂素以交游广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何康回忆：
那时，吴石将军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1946年末，我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刘少文，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是张执一。我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的资产是我们党的，为便于掩护，公开的背景是我岳父缪秋杰和我父亲何遂合办的企业。缪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我父亲是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成董事会。我和父母弟妹住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因其僻静安全，长期是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瑞明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其中紧缺药品就有数百木箱之多，因内战的爆发滞留上海。根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我们首先设法把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存在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同志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吴石最后因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的叛变而与地下党交通员朱枫等四人被蒋介石杀害于台湾马场町。1974年被追认为烈士。
二战时期，日本、德国等国在上海的情报头子许多都住在愚园路上，“76号”的丁默邨和李士群也都在愚园路上筑巢活动，更不用说中共地下党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和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都以愚园路一线为隐蔽点频繁开展工作了。
▲刘晓故居
情报大战背后有多少日常的接头递送情报工作，把这些浮出水面的故事连成一条线，是为了证明愚园路在各个时期的情报暗战是如何进行的，为何说这里是谍战热土。
看到一本书的书名，叫《假如房子会开口说话》。宏业花园74号、百乐门、749弄63号、俭德坊2号、瑞兴坊4号，这些迄今仍然默默矗立在愚园路上的建筑，你能说说吗，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留存在你的石缝之间。
注：“牛兰事件”引用《北京日报》记者米艾尼2017年1月24日《营救牛兰》一文。潘李往来引用武和平《潘汉年全传》和吴基民先生《潘汉年案的关键人物胡均鹤：游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一文。
（本文摘自徐锦江《愚园路》，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简介
徐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愚园路上》《愚园路》《愚园路•百年纪念版》，辟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电视台据此改编成三集纪录片。
来源｜愚园路上
编辑｜黄吉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