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露西·德拉普《女性主义全球史》中译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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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886年1月，英治黄金海岸（今加纳）的一位女性执笔给当地1885年刚创办的报刊《西方回声》（The Western Echo）写了一封满是煽动性言论的信件。
总体说来，我们这些非洲的女士不仅不幸地被歪曲了形象，还成了被踢来踢去的皮球，每一届来到我们这黄金海岸的白人政府都推诿塞责……我们一直悲哀地被人们如此丑化，因为我们一言未发，他们还将继续歪曲我们而不受责罚。……虽然我们既没有一张白人的面孔，也没有一副天使般的面容，但我们可以与任何白人女士一样，成为具有良好修养的人。
书信作者在这封信件中情深意切地讲述了她的种种感受——被不同的欧洲殖民者当成皮球踢来踢去，他们不尊重她国的文化；她还说到了殖民统治的凌辱与有责不罚对女性造成的影响。对此，她不仅愤怒，还讥讽地玩起了文字游戏，称白人男性政权“就是狗屁”（Just Ass），没有“公正性”（Justice）可言。书信作者姓甚名谁已无从探究，但她愿意代表“我们这些非洲的女士”发声，这引起了我们对她所想象的非洲女性群体的关注。她的直率与开阔的视野既受到了本土诸因素——黄金海岸长期存在的非洲人运营的媒体——的引领，也受到了她所处时代的世界妇女运动的影响。
1886年正值殖民扩张的白热化时期。欧洲列强当时正快速侵占非洲与亚洲国家领土，造成世界秩序动荡，种族等级化、性别规范得到越来越坚定的维护——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这些会是激进派、民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抗争的对象。1886年同样是全世界女性教育兴盛的时刻，此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或者被强迫）外出工作；自行车的普及正开启充满流动与焦虑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是穿灯笼裤的“新女性”自行车手。这引领着人们进入更宏大的篇章，见证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与生活的认识的深刻变化，见证她们如何对待身体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我们开掘的故事以1886年为基点，探查前后共二百五十年间将种种性别不公问题政治化的努力。
我们可以将“女性主义”当作切入点，以便更好地理解争取“妇女权利”“新女性身份”“妇女觉醒”及“妇女解放”等的运动为什么会关注共同的问题，使用相同的策略。但我也要讲一讲关于女性主义局限性的故事，揭示其中被忽视与被压制的部分、其特异性及其中存在的共谋关系。事实上，哪怕是“妇女”［women，或者十九世纪的评论者更喜欢用的“女子”（woman）］这一概念都被证明存有争议。还有“社会性别”（gender）被理解为文化与社会对生理性别的重新分配，这个概念也是二十世纪后期才被普遍使用的术语。本书寻踪觅迹，描画了女性主义者和妇女活动家如何与民族主义、宗教教义、帝国主义、乌托邦思想及种族主义发生联系的图景。我的目的是提供女性主义思想方面的启发，呈现一代又一代女性主义者之间、女性主义不同发展时期如何出现那些出乎意料的关联与共鸣。与女性主义带来的启发相伴的，是另一段关于冲突与矛盾的故事。各女性主义同盟一直以来都存在其局限性，女性主义过去关注的许多问题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就契合当前迫切的努力。当下，女性主义迫切要揭示并进而杜绝各种因性别而造成的伤害事件。
女性主义寻求获得超半数人类的联盟。人类历史上或许还从未有过如此雄心勃勃的举动。但女性主义者想要的是什么？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洞察，相对于男人，身为女人意味着处于劣势，她们可以通过斗争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此而生出的政治主张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并且在以各种不同的名头施行。女性主义最好被理解成自十八世纪甚至更早时期起便已形成的一系列交叠的、内部复杂的运动、问题与诉求。其关注的问题随着时间而变化。尽管如此，透过当代女性主义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同样能在过往女性主义的争论中发现意想不到的新颖性与相关性。
妇女对她们的身体缺乏控制，遭受强奸、性虐待、非自愿妊娠，以及男性凝视带来的没完没了的压力，这些可怕的现实激发女性主义者行动起来。她们越来越关注妇女贫困，妇女无法从事更安全、收入更高的工作，婚姻或母亲身份造成的妇女弱势，妇女缺乏教育等问题。她们揭示了女性因不享有法律权利而承受的代价——丧失子女抚养权，强制劳动，没有医疗资源，没有土地所有权，在国土被占领、战争及饥荒等情况下成为弱势群体。性别不平等的代价与其造成的人间苦难一直且仍将难以估量。不过，女权运动同样始终富有创造力，赋予了女性力量，形成了各种联盟，激励女性改变现状。各种思想与梦想具体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与抗议活动；人们有了希望，获得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伸张了正义。
女性主义一再被看作一场实现了其目标、无需再多关注的政治运动——结果却总是随着又一代女性愤怒地表达出她们的不满而复兴。对有些人怀着矛盾态度界定的“F开头的词”，当今的运动者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她们中的许多人拿不准她们的运动与女性主义历史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女性主义”一词的定义摇摆不定，女性主义历史的内容模糊不清，这些都不足为奇。对“女性主义浪潮”进行的历史划分并不能呈现复杂的女性主义历史。关于第一、二、三、四波女性主义浪潮，或者诸如“新女性主义”“地下朋克女性主义”（riot grrrl）等变化了形式的女性主义的探讨，并不总能确定无疑地映射到女性经历之上。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她们的运动总是与其他运动，如社会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反殖民运动密切相关，因而“女性主义”一词始终不被接受，因为它太容易引起分歧，更代表欧美白人中产阶级。
下文会讲到一些人们熟知的故事，关于选举权斗争与投石抗议，以及激进女性主义对妇女力量与妇女团结的颂扬，但不会假定女性主义在不同的地域或时间段别无二致。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悖论：作为一项运动，女性主义坚持女性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并要求对那些将女性排除在外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彻底变革；但女性主义本身也存在种种边缘化现象，也一直在努力拓展自身范围，希望以平等为前提，将所有女性包含在内。黑人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女同性恋，变性或双性恋女性，残疾妇女，非西方、非基督教妇女常常被排除在理论家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所提出的“霸权女性主义”（hegemonic feminism）之外。尽管下文的一些章节会记述其世界性起源，但“女性主义”往往还是与西方妇女解放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些具有不同背景与目标的女性声音并不总是得到聆听，女性主义运动也并不总能满足她们的需求。如果存在任何记载女性主义的档案资料，那么这些资料也是偏向于记录那些更有影响力、更有特权的女性主义者想要讲述的故事。正如阿黛尔·穆尔多洛（Adele Murdolo）所评述的：“在女性主义档案中，很少有文献会毫不迟疑地揭露女性主义是一场存在内部冲突与种族、民族分歧的运动。”
妇女斗争有时会被认为已经获胜。这些胜利实现的时刻是她们获得了选举权的时刻，是女性先驱们最终获准从事医疗工作、获得子女监护权或驾车权利的时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人谈论“后女性主义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女性可尽情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成功与文化财富。但过去十年的经济紧缩、残酷战争与权威主义政治明显使人们不再坚信女性主义已实现其目标。2013年，著名的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TED演讲中宣称：“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2014年，她出版了这篇带有强烈呼吁色彩的动人文字，流行音乐女王碧昂丝也将其中的一部分选录在了其音乐中。碧昂丝2013年的巡回演出中，舞台大屏上就投放着巨大的“女性主义者”字样。《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一书一经出版，便被赠予了瑞典所有16岁的少男少女。然而，反女性主义及厌女症式的浮夸辞藻始终主导着近来的政治论辩。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竞选时，她一直面对着对其外表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她与其他女性政治人物都遭到了她们的对手唐纳德·特朗普的讥讽。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公然评论惠普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看看那张脸！”“会有人给那张脸投票吗？”他的恶毒攻击激起了全世界数百万女性2017年初“向华盛顿进军”。特朗普炫耀他“抓过女性下体”（grabbed women by the pussy），这激怒了进军的女性民众。她们根据特朗普的文字创造了进军口号“猫猫抓回去”（pussy grabs back）。全世界范围内，粉色“猫儿帽”（pussy hat）在抗议活动和游行中随处可见，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女公民”佩戴的红色“自由帽”或“红帽”（bonnet rouge）有异曲同工之意。同样在2017年，美国大辞典《韦氏词典》宣布，“女性主义”成为其查询最多的词汇。一项全球性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日本的大多数民调对象不赞同这句话，即“我拥护并支持女性享有同等机会——我不仅如此想，实际还公开表态要改变本国女性现状”。面对这些社会与政治趋向，谈论“后女性主义”似乎并不足以让人信服。
“女性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后期被创造出来之后便一直饱受争议。美国的一家漫画新闻报称之为“色狼的新名号”，还为之绘了一幅画，画中一个男人正一边讨人嫌地向一位女士示好，一边又说“别管我，小姐，我只是个女性主义者”。经历了好长时间，“女性主义者”才获得其固定不变的意义，即指涉抗议针对女性的不公正的运动者。1911年，20岁的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开始为女性主义双周刊《自由女性》（The Freewoman）撰文，她为“女性主义者”下定义时说，“每当我表达想法，表明我不再是受气包”时，人们就会称其为女性主义者。尽管如此，她进行写作时都是使用笔名，以免让她的家人为难。
一直以来，受到平等、“性别公正”、过不一样的生活等想法鼓舞的并不只是女性。在本书的前前后后，我们会接触到许多男性，他们始终努力推进妇女权利，投入了大量的个人时间与精力以推动女性主义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也会让男性受益。实际上，十九世纪末，人们使用“女性主义者”一词取代“妇女运动”的概念，它代表了一种更为开放的身份，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最近几年，运动人士为所有人制作T恤，包括男性穿的尺码，上面印着“这就是女性主义者的样子”。2016年，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借用了这一口号。然而，许多男性对于是否要成为女性主义者仍充满了矛盾与焦虑。
部分女性和男性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具有变革性、爆炸性与颠覆性。其他人则认为，女性主义引发了各种反应：本能的否认、嘲笑、犹疑与讽刺。贫穷妇女要求福利权；黑人妇女抗议警察暴力，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工会的工人阶级妇女要求同工同酬，享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加入男性群体组织的男人则经常选择其他诸如“反性别主义者”“妇女主义者”及“社会正义活动家”等标签。那些用其他名称为其运动定名的人不应被称作“女性主义者”。但他们运动的动机，以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对研究诉求各不相同的各色女性主义的历史学家而言很重要，这要求他们在记载反对性别不公正的运动时，必须将网撒得更大一些。
许多人都认为，一部关于女性主义的历史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学术之旅。除开其他方面不谈，女性主义始终邀请我们仔细思考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如此组织的原因，思考为什么（有些）男性会比女性拥有更大的发声权、更多的资源与权力。女性主义思想家参与了现代那些重要思想的构建——她们质疑自由自我的概念，质疑社会契约，质疑对民主公民权的描述，质疑政权与国家的概念，也质疑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女性主义既与无政府主义批评以及生态学、神学、批判种族研究相互交织，也参与了这些领域的建构，贡献了其思想。实际上，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高等教育的普及，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部分。而理论也在抗议活动、唤醒公众意识的运动的前沿产生，这些理论往往被有计划地用于运动和改变个体生活。
过去二十年来，书写历史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也变得多样化。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波书写文化史的热潮，看到研究物质文化、空间、资本主义及情感等问题的许多新方法的诞生。这些仅是几项近年来取得发展的研究领域。本书循着这些新的研究方法，详述女性主义历史，不再局限于惯常对该话题进行的学术分析以及对以之为指导的各类社会运动的分析。我不打算讲述一段跨越过去两个世纪的连续的女权运动史——那会是一项极为巨大的工程；相反，我会提供一些各种新型历史书写中的新的研究出发点。
这些新的视角使女性主义历史植根于历史研究最具创新性的一些领域，让我们以新的眼光判断对女性主义的诸多使用是否适切。这些新的视角引领我们穿越世界各大洲，揭示为什么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女性主义的那些普适性定义在不同的地域会不再适用。我所做的是邀请大家一起在世界的画布之上探查跨越了二百五十年的“各种女性主义”，如此探查出的故事讲述的不是性别平等，而更多是性别公正——要求获得所有人都可生活如意的环境。这可以指支付适当的工资，赶走殖民者，也可以指欣然接受非凡女子的精神。它有时还意味着不同的女性主义目标与梦想之间的各种冲突。我认为，我们既可以从女性主义的历史中寻到灵感，也能更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邀请“我们”都成为“女性主义者”；这永远都不会是一项简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