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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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愚人》写于几年之前，那时我还在加拿大生活与工作。写这本书是想要讨论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日益膨胀的道德主义。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从道家哲学的视角来解析这一问题的。现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行将面世，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很期待该书中文译本面世后能获知读者是否会真正欣赏另一种（有时是被忽视的）“中国思想”与当代的相关性。非常感谢中文译者刘增光以及东方出版中心，是他们使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成为可能。可以说，较之于《道德愚人》英文版出版之时，道德观念的含混暧昧在今天日益明显了——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hen）——就反对把自然科学当作人类知识的范式，但他主张说，科学的进步将随之发展出更自由和道德的政治秩序。受黑格尔影响，但又独具特色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比如皮尔士（Charles

一、当今社会为何裂痕不断加剧？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在社交媒体上不同群体之间的争论与对立越来越严重，社会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撕裂（在国外主要是种族之间、移民与本地人之间、性少数群体与异性恋群体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在国内舆论场中，主要是性别之间、世代之间、“资本家”与“打工人”之间、“官”与“民”的对立）。在许多争端中，事实本身往往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立双方或一方感受到受伤害感、受压迫感以及权益受损感，因而要求另一方道歉并受到惩罚。特别是自认为是弱势者的一方，往往还希望自己遭遇的创伤被“承认”、被“共情”并被弥补，但往往事与愿违，社会对立情绪越来越重。当今社会为何裂痕不断加剧？有人认为社会裂痕的加剧是政党或一些利益集团为了选举、经济利益或为某一群体争取权益而导致的结果；有人将之归因于数字社会的流量经济与圈层化社交；有人则认为这是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平等、既得利益者固守既得利益，疯狂反扑而造成的冲突，是社会平等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有人认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群体对立；有人则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在社会发展中，观念、立场或行动上的争论、冲突很正常，公共管理部门也在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有人在故意挑动大众情绪，制造社会对立，浑水摸鱼。在《敏感与自我》一书中，作者斯文娅·弗拉斯珀勒绕过这些解释，从哲学层次指出，当前社会裂痕的加剧与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自我和社会的日益敏感化密切相关。作为哲学研究者，作者试图从哲学层面揭示自我与社会敏感化的发展历史、内涵特征及其对自我与社会的影响。在本书中，作者将敏感性划分为四个维度：身体敏感性、心理敏感性、道德敏感性与审美敏感性，并指出这四个维度密切相关、相关重叠、相互渗透。人的敏感性还可划分为主动敏感性与被动敏感性。主动敏感性是指对于世界感觉敏锐，具有道德含义，这种敏感性常常与“共情能力”勾连起来（类似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被动敏感性则是指个体受外物刺激而产生情感或个体“神经的易激动性”。进一步，敏感性还可分为向外的和向内的敏感性，连接的和分离的敏感性，解放的和压迫的敏感性。在本书正文一到九章中，作者对自我与社会敏感化的发展历史、敏感性的双重特征及其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二、敏感的发展历史、特征与影响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是敏感性不断发展的历史。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现代人受到的规训越来越深重，人的羞耻感与规范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个体化成为快速发展的趋势，个人更加重视自己的感受与权益，对于社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社会制度体系越来越规范，能够保护每一个人特别是弱势者。个体惧怕他人越界，对自己形成伤害，甚至很多时候他人越界的行为本身就会对个体造成极大的不适感。人们对他人及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压力或压迫也更加敏感，惧怕由此引发的伤害与痛苦，也更能够共情他人遭受的痛苦与创伤。不过，作为人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遭遇各种痛苦与创伤。当我们遭遇痛苦与创伤，特别是这些痛苦与创伤由他人乃至社会制造时，我们是依靠韧性去弥合我们的伤口，使其尽快恢复，还是不断揭开伤疤，反复回忆伤痛，以使自己记住苦难，同时“抓住人的情感，唤醒人的责任，使人因共情而采取行动”，从而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成为作者在本书想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当多的现代人选择第二条回应路径。于是，随着敏感化的发展，共情的重要性也被不断强调并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敏感化的历史进程既会带来平等，也会带来暴力。敏感性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关注他人的处境，加强与他人的社会联结，追求平等与解放，也会制造区隔，对他人或某个群体感到不满，进而衍生出暴力行为。共情本身也就带有阴暗面，一些人会从共情中、从理解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心理满足感。共情还可能带来暴力，感情的传染，无论感情的好坏，都会挑动群众，制造对立，而情绪与立场的对立，往往可能会演化为语言或身体上的暴力。虽然随着文明的发展，身体暴力越来越被禁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在减少，相反，对人的内在规训的增加以及人的敏感化发展，导致外在暴力被内在暴力大规模取代，痛苦表现为自我鞭笞、自我折磨、自我否定甚至是自我毁灭。现代人可采取两条路径应对这一危机：第一，日益敏感的人要有更大的防御力，避免因敏感而脆弱。于是，为抵御外在刺激及其带来的压力，现代人变得越来越“囊泡化”，强调距离与边界，从而避免受到伤害。第二，现代人被鼓励不断去“讲述”自己遭受的创伤以获得承认、共情与疗愈，在“讲述”中将个人困境转变为公共话题、转变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一条路径容易导致人的公共性在不断消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数字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并没有不断扩大。相反，距离感带来隔阂，并容易导致误解、怨恨，从而使得身份政治在今天越来越激化。第二条路径容易导致“创伤”概念的主观化发展趋势——人人都感觉自己受害者/受压迫者，并以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心态审视他人、审视一切，对语言、观念、行为等都十分敏感。在本书第六章，作者着重分析了现代人对语言的敏感性：语言的符号意义是否具有不平等的色彩、是否对一些群体产生冒犯、是否符合性别平等的要求、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需要被改造，成为重要问题。这进一步引发当代社会的许多争论：我们可以真正体验到弱势者/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处境与感受吗？我们有权参与讨论或为他们发声吗？我们为他们发声是基于完完全全的共情吗？如果其中还掺杂着其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甚至是为了一些利益怎么办？我们是要完完全全的共情他人、站在他人的感受与立场说话，还是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这些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些人宣称没有感同身受的他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也不配发声，有些人甚至对他人共情背后的目的进行揣度、攻击。于是，一次又一次的事件都会演变为群体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都在加剧社会的裂痕。三、当前问题的症结与可能的出路作者认为，当今社会的敏感与现代人的独异性范式高度关联，这是一种新兴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范式——追求创造力、差异化审美、敏锐的感受力，对自我与社会更加敏感，追求独立个体基础上的联结与共鸣。作者敏锐的指出，这种共鸣是在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这意味着人往往会退回到个体世界之中，不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社交的规则与保持合理距离。正如上文所说的，这往往是问题的起因，而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从社会变迁层面而言，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托克维尔悖论——社会越是平等，人们对剩余的不公正和相关的伤害就越敏感。因此，作者提醒我们要敏锐地感知以下问题：一方面，尽管弱势群体与特权群体在法律上是权利平等的，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弱势群体所受到的结构性歧视，并为相关的现象正名；另一方面，要看到有一种自我持续的敏感性的矛盾运动——正因为社会越来越平等，敏感性反而越来越被点燃。但敏感性不等于进步性。相反地，把敏感性美化和绝对化，则会使其成为退步性。共情不仅可以防止暴力,也可以鼓励暴力,这属于敏感性的深层次矛盾。从人类敏感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

内容简介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去了解世界的本质是无比重要的命题。但是，如果单从小处着眼，我们便失去了宏观观察的能力。当经济学家思考全球化时，他们从一桩桩交易来读取信息；当政客阅读全球化时，他们看到的是机制和权力；艺术家眼中的全球化则是审美的国际化传播。而社会理论，则是从更全面的角度观察、理解这些所有。著名理论学家威廉姆·奥斯维特将带领读者，从一位全球顶尖社会学家的视角，了解这一经常被误读甚至忽略的科学。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带领读者讨论卢梭的作品、至今依旧奉为经典的马克思理论，以及无与伦比的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作者将在书中探究重大问题：为什么宗教如此强有力，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同时，书中还将引用法兰克福学派到布尔迪厄思想的精华。作者简介威廉姆·奥斯维特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并在后者任教多年，自2007年起担任纽卡斯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他著有多种开创性的社会理论著作。目录导言1.

你有没有想过，通过一本书走进各位思想巨匠的对谈或采访现场？与罗尔斯、福柯、雷蒙·阿隆等大师级人物面对面，现场倾听他们的智慧之音。他们原创的思想、深刻的洞见，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任何一位思想巨擘，他们极具价值的思想不仅被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深藏在他们的谈话之中。但可惜的是，他们早已离开了我们，而且很多非公开的对谈更是少有语音资料留存，即使有，能够听到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但幸运的是，来自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的创新性丛书“大师之声”，为你留下了那些珍贵的声音。它荟萃福柯、涂尔干、斯金纳、马克斯·韦伯、雷蒙·阿隆等思想巨擘的发言，堪称最强“播客”。此前，我们出版的《大师之声（第一卷）》，收录了包括福柯、涂尔干、赛尔日·莫斯科维奇等三位思想巨擘的发言，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罗尔斯、福柯、雷蒙·阿隆等三位大师的“原声”，被收入《正义与批评》，由傅雷翻译奖得主曹冬雪老师翻译，忠实呈现罕见的宝贵一手资料，让话语所承载的思想之光得以传播，重回大师天才思想的言说现场！“大师之声”书系原名la

内容简介在本书中，加博尔·马泰博士基于几十年来帮助受毒瘾和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的工作经验，以及新近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以一种富有人文关怀的方式审视成瘾。他提出，成瘾不是只存在于少数意志薄弱者之中的个别现象，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从轻微到严重的成瘾光谱中；成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个人历史、神经发展和脑化学与成瘾物质/行为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成瘾源于内心的空虚和无聊，这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调节失败、无法自我满足的状态。尤其是那些在生命最初几年有被忽视或虐待经历的人，会失去正常发展与奖赏、动机、自我控制相关的神经系统的机会，无法自我满足的空虚成了“默认状态”。于是，人们不断向外界寻求满足，求助于成瘾物质或行为，但这些外部刺激始终无法真正填补内心的空洞，并且往往是对身心有害的。于是，每次在片刻的解脱之后，又会陷入更深的痛苦。成瘾的疗愈需要一个生态：疗愈并不意味着从一种疾病中康复，而是意味着成瘾者可以开始创造新的内外部资源，以支持用健康的新方式，来满足自身真实的需求。本书从对吸毒者的近距离观察开始，继而作者毫不掩饰地剖析了自己对古典音乐唱片和名声地位的成瘾。将真实故事和最新的科学研究、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融合在一起，最后为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成瘾，以及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成瘾者给出了充满共情的建议。作者简介加博尔·马泰（Gabor

城市和经济。在这一部分中，我将探究城市的经济功能，具体话题包括城市的经济体系(城市既是生产地形分布图中的一个点，又是投资的一个场所)、不断变化的国际劳动分工及其对具体的城市经济体系的影响。■

著者：[日]杉山春译者：烨伊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4★

Wright，1964；Price，1954；Blisset，1972），以及科学研究的全球分布情况（Frame

作者：[日]

转载自“文献清除计划”

“后来者”的日本人对咖啡极度痴迷：改良速溶咖啡、发明罐装咖啡、重新发扬光大被欧美摒弃的手冲咖啡。从世界上第一个连锁咖啡店品牌圣保罗集团到咖啡迷前往日本必去朝圣的咖啡馆之一——琥珀咖啡

共情的局限性在不同的肤色下关闭的自我：托马斯·内格尔与让·埃默里受影响者的视角与立场理论共情与失去自我我感受到了你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感觉更强烈？第八章

你了解过互联网审核员吗？看过2021年大热剧《我的巴比伦恋人》的观众或许会记得，女主角陈美如从事的便是商业性内容审核，她需要快速处理网站上他人恶意上传的情色内容，用手动筛查的方式处理掉隐蔽的图片。冷静、快速是他们工作的第一要点，任何情绪反应都需要被克制，用冷漠的心态去应对各种令人不适的画面，以及机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通过它，我们可以瞥见互联网里不被看到的一角，领会真实世界里的商业性内容审核员生存的艰难。比起普通的蓝领，他们需要具备更强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去处理各种令人不适的画面，直面人性中最阴暗龌龊的角落，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精神上的损害，焦虑与压力如影随形。而作为不被看见的群体，他们的工作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时薪低，工作安排精细到分钟，上厕所要报备都是常事，得到的报酬与需要承受的心理损害并不匹配。他们是互联网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他们，互联网将被撕开一个口子，并马上被垃圾填满。但这又是一份不为人所知的工作，是五光十色、绚丽光彩的互联网里被刻意隐藏的一个环节。“我希望他们可以离开阴影处，从屏幕后面走出来，走到光亮的地方来。”从2010年开始，美国学者莎拉·罗伯茨就一直高度关注互联网审核员的生存境遇，为此还突破了互联网公司各种保密协议、地域限制等层层阻碍，访谈了许多在职或离职的一线审核员，以及业内人士、学者、律师、记者等更大的群体，为读者勾画出一个详细的商业性内容审核员工作场景。那如何改善从业者的工作待遇呢？从看见他们开始吧，从不称呼他们为“鉴黄师”开始。

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总是有愚蠢的规则？来源

12日课程客观分类与客观性——客观指数与自我表现策略——关于文物历史的题外话——社会学理性的狡计——客观指数的一种客观定义？——客观主义时刻——所有视角的实测平面图——抽样问题70

护理消耗者：为什么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危机主要场所？//

黄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象学、解释学、当代法国哲学。他也是“拜德雅·人文档案”之《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一书的译者之一。本书属于“拜德雅·赫柏文丛”。该系列持续关注青年学人和原创学术，目前已推出三种，本书之外，还有《从格罗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现场艺术中的肉身化和非肉身化》（石可）、《生命政治：现代国家治理术》（张凯）。借由现象学的力量摆脱生活的盲目性更自觉地展开行动编辑推荐刷着朋友圈和短视频，你是否在某一瞬间会突然自问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又是否想过，可能它们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们的无意义？

《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著译者：[德]伊丽莎白·冯·塔登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当中，无论是“法律”视角之于历史学界，还是“社会”视角之于法律史学界，抑或所谓“法律与社会”这样看起来更具综合性的视角之于法学界，如今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将“性”与“法律”“社会”联系在一起并放在中国历史脉络当中加以专门探讨，这种风格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在中外学术界都还极其少见。而苏成捷这本《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则是力图将“性”“法律”“社会”三个领域勾连在一起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借以探讨“性”在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策略中所扮演之角色的新视角。由于“性”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那种微妙意蕴，这本书的书名似乎就透露着某种神秘感。但是，此书绝非一本猎奇“性”的轻浮作品，而是一份厚重、严肃且令人深思的学术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作者:[美]苏成捷译者：谢美裕

Club）最佳杂志报道奖、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奖、美国专业新闻记者协会奖、大卫·阿伦森奖（David

[巴西]若昂·比尔著[丹麦]托本·埃斯科罗德摄影杨晓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区隔》《实践理论大纲》《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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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历来根据资本主义的出现、民主政治制度的兴起或个人主义思想的道德力量来理解现代性，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们所熟知的如剩余价值、剥削、理性化、祛魅和劳动分工等概念外，有关现代性最宏大的社会学阐释还包括用小调述说着的另一重故事，即从情感的角度来描述或解释现代性的到来。举几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显著的例子吧。韦伯论新教伦理的核心观点便是情感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因为正是-种深不可测的神性引发的焦虑，在驱动着资本主义企业家从事狂热的经济活动。马克思的“异化”——解释工人与劳动过程及劳动产品关系的核心概念——具有强烈的情感基调。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The

情感资本主义：情感人、情感理性化与情感能力——读伊娃·易洛斯《冷亲密》一、情感人与情感理性化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公私领域的分离被证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公私领域的界限也逐步被制造：“公”的领域是生产的、政治的领域，是由男性主导的，充斥着男性气质，强调理性与力量。“私”的领域是生活的、情感的领域，是女性发挥作用的空间，细碎的家务劳动、儿童抚育、为在“公”领域奔忙的丈夫提供服务、女人与亲子（以及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在家庭这一私领域进行。但伊娃·易洛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透视现代性的视角：当我们将情感视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故事中的主角时，无情感的公共领域与充满情感的私人领域之间的传统划分便会开始消融，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形成与高度专业化的情感文化的生成是齐头并进的（第7页）。无论是在工作场所内部、还是在工作人员与顾客之间、抑或在亲密关系中，情感与理性的交融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情感沟通能力被强调，自我被重塑，公私领域的二分及其对性别分化的影响也在变小。这一切是为何以及如何发生的呢？在《冷亲密》这本书中，易洛斯从经济与情感融合的视角出发，更确切地说，从市场类目与心理学的语言交织与结合的视角出发，探讨新的情感文化与社交形态的生成机制与过程。易洛斯认为，20世纪以来心理治疗语言的发展扩张带来了工作场所和婚姻家庭各领域的情感文化的变迁。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类企业开始借助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公司内部的纪律管理和生产力问题找寻良方，情感沟通能力（情感资本、情商）被强调。情感劳动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型劳动样态，特别是在服务行业。这就导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围绕情感的公私领域二分以及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被消弭。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变得更加独立，也越来越意识到女性自身在私人领域内的权利。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疗愈叙事与女权主义叙事相结合，重组了关于自我、情感生活甚至是社会关系的相关概念。在亲密关系中，自我不断被强调，情感沟通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被理性的审视，亲密关系置于一系列客观中性的审查和论证的程序当中，这就要求人们能够常常展开自我反省、进行沟通协商。这种情感纽带的理性化催生了一种“情感本体论”，即情感可以从感受主体中分离出来，以便人们去控制和阐明。这种情感本体论使得亲密关系越来越“通约”，易于去人格化，或者说，亲密关系可能会被剥夺其存在的特殊性，被按照一系列抽象的标准来评估。这反过来说明，亲密关系已经转化成可用来相互比较的认知对象，也便于人们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亲密关系中的得失。事实上，这种通约的过程更有可能使亲密关系沦为一种可替代物。换言之，它会使亲密关系沦为人们可以拿来买卖和交换的物品（第52页）。在本书第三章，易洛斯通过对现代世界网络交友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对互联网世界从浪漫爱情到理性爱情的转向机制、复杂过程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在本书中，易洛斯将情感的商业化（情感劳动）、企业内部的沟通情感化（情感资本、情商）以及亲密关系的理性化三个问题统合到了一起论述。在她看来，心理治疗、经济生产率和女权主义这三种文化理论相互交织、重叠在一起，它们为情感文化提供了基本原理、方法和道德推动力，从而可以将情感从内心生活的领域中提取出来，将其置于自我与社交的中心位置。如果说生产领域将情感置于社交模式的中心，那么，亲密关系则越来越多地将一种讨价还价和交换的政治与经济模式置于其中心（第52-53页）。“情感人”在工作与家庭中的兴起，伴随着的是情感理性化的全面发展。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易洛斯还未思考清楚，但在本书第三章小结中，易洛斯极富洞见地提炼出“情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情感资本主义文化中，情感已经成为一种可被评估、检查、讨论、协商、量化和交易的实体。情感资本主义为经济交易——实际上也为大多数的社会关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关注，它聚焦于情感的语言管理使情感成为对话、认可、亲密关系和自我解放策略的重中之重（第163页）。这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还导致了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深刻变革。在易洛斯看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都需要并制造了人们分裂的自我，这个自我总在策略性的工作领域与家庭内部、经济领域和情感领域、自私自利与合作共赢之间自如切换。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却不同。现在，资本主义文化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个新阶段。不仅是市场中的成本收益文化分析法被用于所有的私人领域和家庭内部的互动，而且，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从一种行为领域(经济方面)切换到另一种领域(爱情方面)（第170页）。二、疗愈性叙事与情感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消费主义与性解放这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劝服话语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把自我、性和个人生活都变成了建立和表达身份的关键领域（第65页）。这一时期产生的自助叙事不仅与精神上的失败以及痛苦叙事密切相关，而且实际上正是由后者催生而来的（第70页）。自助和自我实现的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记忆(尤其是关于痛苦的记忆)的叙事。在这个叙事的中心有这样一个指令，人必须锻炼自己咀嚼痛苦的回忆能力，这样才能最终摆脱痛苦。正如福柯在他的《性史》中所说，对自我的关怀，如果放在关于健康的医学隐喻中，就会产生自相矛盾的后果，它一方面催生出“病态”的自我，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纠正和转变自我（第80页）。易洛斯认为，疗愈性叙事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充斥着各类权利话语的文化之中。个人和团队越来越多地要求得到“认可”，要求各类机构承认个人所承受的痛苦，并为之作出相应的补偿。公民社会中到处都是需求市场和权利话语，二者之间脆弱的、充满矛盾的、不稳定的交会处，变成了疗愈性叙事的运作场所。正是这种叙事成了许多人所称的受害者情结和抱怨文化的核心（第83-84页）。而随着疗愈性叙事在市场上的传播，这一疗愈性道德观也从知识体系转变成了雷蒙·威廉斯所称的“感觉结构”。它成为一种深刻内化的文化图式，因为它掌控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生平事迹和人际交往上的认识（第74-75页）。疗愈性叙事还需要一个“转译过程”，即个人或集体行动者不断努力将自己的语言、问题、身份或兴趣转化为他人的语言、问题、身份或兴趣。女权主义者、心理学家、国家及其社会工作者大军、精神健康领域的研究者、保险公司及制药公司，都对疗愈性叙事进行了“转译”。虽然其原因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人或机构共同感兴趣的一点是，如何促进和扩大病理学中关于自我的叙事，从而实际上促成一种关于疾病的叙事。因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一新领域推广或销售的主要商品——人们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有病、还不够好。因而，以上这些参与者在促进健康、自助和自我实现的同时，也必然促成和扩大了心理问题的领域（第90页）。由此，情感健康成为一种新型商品，情感能力也越来越被建构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而对于这种能力的评判标准，则源于心理学家定义和推广的那种情感风格。情感能力可以转化成某种实际的社会效益，如事业升迁或累积社会资本（第94页），以及建构理想化也是理性化的亲密关系，使普通的中产阶级在私人领域获得寻常的幸福（第102页）。情感能力在工作与家庭中都成为一种重要的“情感资本”。三、情感自我的制造与沉沦从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易洛斯讨论了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情感文化与情感结构转变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心理治疗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的浪潮等。由此，“情感自我”被不断制造，但在此过程中，也使得自我很容易不断“沉沦”，难以走出情感理性化与情感痛苦的双重困境。其精彩的论述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也十分具有启发。结合我自己的观察，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是中产阶层女性的情感痛苦与情感理性化，二是寒门子弟上大学后的情感痛苦及相关研究。在“豆瓣”等社交媒介以及现实生活中，我曾长期观察过几位中产阶层女性的情感痛苦问题。这些女性有几个较为共同的特征，出身于县域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正式职工）家庭，这类家庭无论从经济资本还是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层面而言都处于县域中上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许多家庭只能生一个女儿。这类家庭普遍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要求较高。但是，其中一些家庭在中国压缩式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在伦理与价值观念上呈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对女儿的控制欲也较强。这些家庭努力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实现阶层的维持与上升。在此过程中却也造成世代之间的隔膜与裂痕。当这些年轻女性越来越个体化，特别是接受了女性主义话语的影响，会对父代的种种观念与行为产生强烈不满，对社会不公与性别不平等也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为解决内心的痛苦，一些中产阶层女性求助于心理治疗与女权主义的疗愈性叙事。但正如易洛斯所言，最终造成的结果却是，心理治疗话语帮人们创造了个体对于痛苦的记忆，却也创造了许许多多它本应该去减轻的痛苦。这些中产阶层女性长期陷于情感痛苦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通过接受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多子女家庭中的女性特别是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的女性，在阶层流动与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亦对原生家庭与出身的农村产生了浓厚的怨恨感，这种怨恨感经由社交媒介不断发酵，在现实中却又难以排解，进而使得她们也求助于（网络/书籍）心理治疗与女权主义的疗愈性叙事。但是，与新自由主义结成“秘密同盟”的女权主义却难以真正有效回应“娜拉出走后会怎样”这一时代问题，反而使得这些人更加陷于个体化的、身份化的以及叙事性情感痛苦的困境，一些人还会在社交媒体这一“情感机器”上寻求身份政治的自我认同，但却难以再造社会（社区）共同体，以真正帮助这些女性实现真正独立自由、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在亲密关系的构建与维系当中，不仅上述两种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如易洛斯所言，更加要求在亲密关系双方中的自我反省与沟通协商，进一步推动了情感的理性化进程。但是，在此过程中，女性很容易受过往的情感痛苦叙事的负面影响，还很容易受到来自双方原生家庭的牵绊与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情感理性化进程的不顺，进而使得亲密关系的建立与长久维系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即使亲密关系理性化进程顺利发展，这种愈加理性的亲密关系构建的前提条件会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也更加具有脆弱性，很容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破裂。随着阶层流动速率的下降与社会分化的加剧，近年来，“寒门子弟上大学”问题引发了公众与学界的关注。学界兴起了一种“自传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随着社交媒介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上也兴起各种话语与标签——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孔乙己的长衫等等，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文化界与学术界还兴起了非虚构写作与作品出版的热潮。这三种社会浪潮共同激发了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对“自我书写”与疗愈性叙事的追求。然而，正如易洛斯在本书中所言，疗愈性叙事显著地改变了自传的书写方式。在疗愈性自传中，身份得以被发现和表达，一般是通过描述痛苦的经历和讲述故事时获得的对情感的重新理解。如果说19世纪的自传叙事通常很有趣，是因为它们常带有“白手起家”的故事情节，那么，当代自传则具有相反的特征，它们是关于精神痛苦的（第78页）。这使得疗愈性传记成为具有感染性的文化结构，把自身身份塑造成了生病的主体（第83页），并将其原因简单导向原生家庭与阶层以及一些特殊事件。因而也使得疗愈性传记几乎成了一种理想的商品，充斥着各类权力话语，要求个体的痛苦被看到、被承认，形成受害者情结与抱怨文化（第83页）。在话语与标签的影响下，这些寒门子弟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被大幅消解。

Smith作者简介麦克·布洛维（Michael

全球化时代的族群协商与二元文化主义——以新西兰的社会契约为例

Pickett），英国约克大学健康科学系流行病学教授、平等信托基金会联合创办人。曾在剑桥大学研究身体人类学，在康奈尔大学研究营养科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流行病学。目录序

当寒门学子进入哈佛我有一扇最喜欢的门。由马萨诸塞大道通向哈佛大学校园的德克斯特大门，位于哈佛书店的街对面，门上写着“进门修智慧”。哈佛德克斯特大门

第一章世界上最伟大的精英统治国家我到底是在干吗？十几岁的时候，我给父亲拍过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中年男人穿着内裤、戴着领带，摆着拍照的姿势。多年来，妻儿总嘲笑他无时无刻不戴领带的习惯，于是这一次他干脆自己开起了自己的玩笑。迄今为止，在我遇到过的人里，只有他有一条园艺专用领带，那是一件破旧的粗花呢制品。如果你觉得，我是在用“破旧的粗花呢制品”将父亲的整体形象喻为古怪的没落贵族之类，那你可就错了。我的父亲是一名体力劳动者的儿子，他的父亲有着不少旧时所称的“非分之想”。我的父亲取得了职业资质，买了房子，拥有一套古典乐收藏。他说话时非但不会像乡下人一样吞音，甚至还会加上些音。他还喜欢戴领带。父亲的故事并不是一个脱贫致富的故事，甚至也不是蓝领变身白领的故事。他去世时居住的房子和他小时候的住所在同一条街。他是电气工程师，但不是在办公室里做设计的那种工程师，而是下煤矿排除机械故障的那种，或称“矿井电工”。不过，在我们居住的那个约克郡煤矿小镇，父亲的抱负却足以让他得了个“自命不凡”的名声。我的父亲很容易被归为海厄森斯·布凯的同类，因为他的抱负和他的背景、教育、职业并不相称，那些认为古典乐和领带与工人阶级八竿子打不着的“势利鬼”尤其会这么认为。然而，我父亲的子女的职业却很配得上他的抱负。我的姐姐——简——是她那届学生里绝无仅有的女大学生，而我曾经运营的慈善机构——平等信托，更是权力集团的一部分（根据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数据）。在为本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和上学时的同桌聊了聊。上学时他比我更聪明、更勤奋，但他没有上大学，而且依然住在他长大的那个采矿村里。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实现了他们的父母无法实现的抱负，有的人却似乎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机会。并不是只有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近几十年来，在英国每一位新当选首相的高谈阔论中，机会和抱负的主题都在变得愈趋宏大。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她的使命定义为释放“真正的社会推动力……（即）个人为自己和家庭全力以赴的欲望”。约翰·梅杰在他出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保守党党内会议中提到，“我们是机会之党……在我们构建的英国将没有任何壁垒”。托尼·布莱尔（他曾将工党1992年大选的失败归咎于该党没有迎合选民向往实现抱负的价值观）号召创建“人人皆有均等机会获得成功的机会型社会”。戈登·布朗谈及过“抱负远大的年代”。戴维·卡梅伦在他获得多数票后的第一次保守党党内会议上，以“社会流动不足”为中心议题发表了讲话。特雷莎·梅成为英国首相还没几个小时，就承诺她的政府将“尽我们所能，不论背景地帮助每一个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几周后，梅首相的美丽诺言又进一步升级，她宣布将让英国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精英统治国家”。政治家谈到“机会”“抱负”“社会流动”和“精英统治”时往往对其含义语焉不详，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人口中表达出的却是不同的意思。所以，我想在一开始就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社会流动”通常是指不同社会阶级间的迁移（比如从工人阶级向中产阶级迁移）；“精英统治”通常是指基于人的才能和付出的努力，而非基于特权进行回报。这些术语，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概念，现在要比其初现时更有争议。社会流动或许能让人获得摆脱贫穷的机会，但如果某些人的向上流动是以别人的向下流动为代价，那么社会流动就未必能减少贫困人口。也有人认为，对社会流动的推崇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即没有中产阶级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人便等同于生活的失败者，而“精英统治”一词起初是对一种信念体系的警告，这种信念体系将那些不符合“有才”的主流定义的人视为不堪的可弃之人。再者，大众也并非普遍认为所有人都应当获得无条件的回报。认为“公平事关得到应得之物”的人是认为“公平事关平等”的人的两倍多。尽管有权有势的人对这两种意见都分别予以了大力支持——抑或正因如此——他们并没有实现任何一种公平。虽然本书使用了“社会流动”“精英统治”这两个术语，但书的主题却是机会和抱负。我们大部分人在步入成年生活时都心怀抱负——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拥有家庭和良好的亲密关系，本书尤其探讨了实现这些抱负的机会。本书也探讨了我们是否获得了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的机会，而不是按照我们出生的社会经济阶级的规范生活——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追求机会的自由，通常只有那些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的人才能享有，但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向下努力的人，他们的抱负会被认为是大材小用。不同于“社会流动”和“精英统治”，根据我的经验，普通家庭确实经常谈论实现这些抱负的机会，这些机会也是人们广泛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基础所在，这就说明它们有望成为让人喜闻乐见的、有凝聚力的政治叙事和政治纲领的基础。本书旨在探讨英国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或我们的孩子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实现这些世人普遍都有的抱负，在实现抱负的过程中有何阻碍，以及我们的政府和其他决策者（包括作为个人的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为创造“机会型社会”采取充分的、有意义的行动。本书借鉴的工作成果既来自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史学领域的学者，也来自那些致力于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的个人和组织。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本书围绕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表演、商业、法律、医学、政治——的人的生活展开，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中登上了“进身之阶”；跟踪了他们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探讨了这些人身上有哪些特点，他们的境遇中又有哪些因素促进了他们进身或者导致他们失败，而我们又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怎样的经验。写书并不是采矿村小伙儿通常会干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颇为自豪地对不同的朋友、家人或者任何愿意倾听的人提起此事。他们大部分人都以为，我笔下的人都是出身于某个特定（低下）的社会阶层，然后才“实现了阶层的跃升”。我经常听到他们用“穷”“贫困”“工人阶级”来形容我所写的群体。然而，虽然本书的确关注穷人和工人阶级可以获得的机会，但这并不是本书的唯一主题。书中的所有人物都过着与其父母迥然不同的生活，无论是职业、社交圈、生活方式还是财务状况。有些人的故事可以说是从赤贫到巨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些人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现在拥有“中产”工作；还有些人出身于中等收入家庭，后来跻身社会“精英”。这些故事的选择其实是有用意的。大多围绕社会流动的政治空谈都是侧重于“从底层跃升至顶层”的可能性，既不贫困、也无特权的“普通”家庭的人生机会直到最近才开始被讨论。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通过公平竞争获得“顶级工作”的概率几何？或者反过来说，他们遭遇社会等级和经济水平的降级，在职业和财务上失去保障的概率又是几何？本书聚焦于与“阶级”（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的障碍和机会。人们也会面临与年龄、能力（或缺陷）、性别、种族、宗教、性或性取向相关的机会或障碍。虽然这些并不是本书的焦点（世界上已经有够多身体健全的中年白人男子在侃侃而谈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了，不需要再多我一个），但我们还是会在后面各章讲述的故事中，从那些正在面临这样的障碍或机会的主人公身上看到许多现实的例子。

作者：[日]

Fiorina）：“看看那张脸！”“会有人给那张脸投票吗？”他的恶毒攻击激起了全世界数百万女性2017年初“向华盛顿进军”。特朗普炫耀他“抓过女性下体”（grabbed

-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作者：赵鼎新

Taylor），“口述史大师”、知名作家、编剧与编辑。著有《伦敦人：大城市的日与夜》《关于不列颠的100万件好玩的事》《回到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21世纪图景》。

青年与城市社会研究：调查城市的难度在哪？附文二

内容精当，二十余万字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近现代以来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活动基本内容的观察和分析；2.

工作是生存的手段，不是人生的目的一个“底层”打工人的十年，快递员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胡安焉首部非虚构作品集全网百万点击《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记录夜班拣货工人的甘苦新增8万字长文，回顾作者近10年间做过的19份工作——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导购、加油站加油工、保安……作者及其经历已获得诸多曝光，见于各大媒体或自媒体新周刊、凤凰网、豆瓣读书、读库、魏小河流域、副本制作等【内容简介】进入社会工作至今的十年间，胡安焉走南闯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销售、加油站加油工……他将工作的点滴和生活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记录了一个平凡人在工作中的辛劳、私心、温情、正气。在物流公司夜间拣货的一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生理印记：“这份工作还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以及过度劳累，人的情绪控制力会明显下降……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主要是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在北京送快递的两年，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但他最终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些在事后追忆中写成的工作经历，渗透着他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态度与反思，旨在表达个人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对生活意义的直面和肯定：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作者简介】胡安焉，打工人，写作者。近十年走南闯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现定居成都。早年间做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网店工作人员等；近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2020年至今，待业在家。【读者评价】“谢谢你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当小人物拿起笔，整个世界都敞开了。”“让人看到‘平凡人’的生活，社畜人深有同感。”“看完北京快递的最后一句话，我的内心像核爆一样。”“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才会如此感人。”【目录】第一章

系列丛书黄宗智

"的学者、对非学术工作感兴趣的研究生以及希望更有效地支持学生和临时同事的坚定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对于当下学历膨胀带来的就业压力而言，本书是相当及时的一本书籍。

注：只列中译本；只列直到近期（2020年）仍能购得的书；此书单远不能反映这一领域的全貌，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重要著作没有中译本。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丹尼斯·库什：《社会科学中的文化》，张金岭译，2016年。维维安娜·泽利泽：《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姚泽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王水雄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伊莎贝拉•瓦格纳：《音乐神童加工厂》，黄炎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克里斯·罗杰克：《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李立玮、闵楠、张信然、薛婷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托马斯·弗兰克：《酷的征服：商业文化、反主流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朱珊、胡传胜、孙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盖瑞·阿兰·法恩：《日常天才：自学艺术和本真性文化》，卢文超、王夏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霍华德·S.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编著者：熊庆年

译格致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列社会科学定量研究高级方法吴晓刚自贸区研究系列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孙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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