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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 《撕裂的公平:社会流动性以及孩子们的前景》


第一章

世界上最伟大的精英统治国家

我到底是在干吗?

十几岁的时候,我给父亲拍过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中年男人穿着内裤、戴着领带,摆着拍照的姿势。多年来,妻儿总嘲笑他无时无刻不戴领带的习惯,于是这一次他干脆自己开起了自己的玩笑。迄今为止,在我遇到过的人里,只有他有一条园艺专用领带,那是一件破旧的粗花呢制品。

如果你觉得,我是在用“破旧的粗花呢制品”将父亲的整体形象喻为古怪的没落贵族之类,那你可就错了。我的父亲是一名体力劳动者的儿子,他的父亲有着不少旧时所称的“非分之想”。我的父亲取得了职业资质,买了房子,拥有一套古典乐收藏。他说话时非但不会像乡下人一样吞音,甚至还会加上些音。他还喜欢戴领带。

父亲的故事并不是一个脱贫致富的故事,甚至也不是蓝领变身白领的故事。他去世时居住的房子和他小时候的住所在同一条街。他是电气工程师,但不是在办公室里做设计的那种工程师,而是下煤矿排除机械故障的那种,或称“矿井电工”。不过,在我们居住的那个约克郡煤矿小镇,父亲的抱负却足以让他得了个“自命不凡”的名声。

我的父亲很容易被归为海厄森斯·布凯的同类,因为他的抱负和他的背景、教育、职业并不相称,那些认为古典乐和领带与工人阶级八竿子打不着的“势利鬼”尤其会这么认为。然而,我父亲的子女的职业却很配得上他的抱负。我的姐姐——简——是她那届学生里绝无仅有的女大学生,而我曾经运营的慈善机构——平等信托,更是权力集团的一部分(根据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数据)。

在为本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和上学时的同桌聊了聊。上学时他比我更聪明、更勤奋,但他没有上大学,而且依然住在他长大的那个采矿村里。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实现了他们的父母无法实现的抱负,有的人却似乎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机会。

并不是只有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近几十年来,在英国每一位新当选首相的高谈阔论中,机会和抱负的主题都在变得愈趋宏大。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她的使命定义为释放“真正的社会推动力……(即)个人为自己和家庭全力以赴的欲望”。约翰·梅杰在他出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保守党党内会议中提到,“我们是机会之党……在我们构建的英国将没有任何壁垒”。托尼·布莱尔(他曾将工党1992年大选的失败归咎于该党没有迎合选民向往实现抱负的价值观)号召创建“人人皆有均等机会获得成功的机会型社会”。戈登·布朗谈及过“抱负远大的年代”。戴维·卡梅伦在他获得多数票后的第一次保守党党内会议上,以“社会流动不足”为中心议题发表了讲话。特雷莎·梅成为英国首相还没几个小时,就承诺她的政府将“尽我们所能,不论背景地帮助每一个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几周后,梅首相的美丽诺言又进一步升级,她宣布将让英国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精英统治国家”。

政治家谈到“机会”“抱负”“社会流动”和“精英统治”时往往对其含义语焉不详,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人口中表达出的却是不同的意思。所以,我想在一开始就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社会流动”通常是指不同社会阶级间的迁移(比如从工人阶级向中产阶级迁移);“精英统治”通常是指基于人的才能和付出的努力,而非基于特权进行回报。

这些术语,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概念,现在要比其初现时更有争议。社会流动或许能让人获得摆脱贫穷的机会,但如果某些人的向上流动是以别人的向下流动为代价,那么社会流动就未必能减少贫困人口。也有人认为,对社会流动的推崇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即没有中产阶级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人便等同于生活的失败者,而“精英统治”一词起初是对一种信念体系的警告,这种信念体系将那些不符合“有才”的主流定义的人视为不堪的可弃之人。再者,大众也并非普遍认为所有人都应当获得无条件的回报。认为“公平事关得到应得之物”的人是认为“公平事关平等”的人的两倍多。

尽管有权有势的人对这两种意见都分别予以了大力支持——抑或正因如此——他们并没有实现任何一种公平。

虽然本书使用了“社会流动”“精英统治”这两个术语,但书的主题却是机会和抱负。我们大部分人在步入成年生活时都心怀抱负——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拥有家庭和良好的亲密关系,本书尤其探讨了实现这些抱负的机会。本书也探讨了我们是否获得了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的机会,而不是按照我们出生的社会经济阶级的规范生活——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追求机会的自由,通常只有那些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的人才能享有,但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向下努力的人,他们的抱负会被认为是大材小用。不同于“社会流动”和“精英统治”,根据我的经验,普通家庭确实经常谈论实现这些抱负的机会,这些机会也是人们广泛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基础所在,这就说明它们有望成为让人喜闻乐见的、有凝聚力的政治叙事和政治纲领的基础。

本书旨在探讨英国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或我们的孩子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实现这些世人普遍都有的抱负,在实现抱负的过程中有何阻碍,以及我们的政府和其他决策者(包括作为个人的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为创造“机会型社会”采取充分的、有意义的行动。本书借鉴的工作成果既来自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史学领域的学者,也来自那些致力于创造更加公平的机会的个人和组织。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本书围绕着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表演、商业、法律、医学、政治——的人的生活展开,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中登上了“进身之阶”;跟踪了他们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探讨了这些人身上有哪些特点,他们的境遇中又有哪些因素促进了他们进身或者导致他们失败,而我们又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怎样的经验。

写书并不是采矿村小伙儿通常会干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颇为自豪地对不同的朋友、家人或者任何愿意倾听的人提起此事。他们大部分人都以为,我笔下的人都是出身于某个特定(低下)的社会阶层,然后才“实现了阶层的跃升”。我经常听到他们用“穷”“贫困”“工人阶级”来形容我所写的群体。然而,虽然本书的确关注穷人和工人阶级可以获得的机会,但这并不是本书的唯一主题。书中的所有人物都过着与其父母迥然不同的生活,无论是职业、社交圈、生活方式还是财务状况。有些人的故事可以说是从赤贫到巨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些人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现在拥有“中产”工作;还有些人出身于中等收入家庭,后来跻身社会“精英”。这些故事的选择其实是有用意的。大多围绕社会流动的政治空谈都是侧重于“从底层跃升至顶层”的可能性,既不贫困、也无特权的“普通”家庭的人生机会直到最近才开始被讨论。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通过公平竞争获得“顶级工作”的概率几何?或者反过来说,他们遭遇社会等级和经济水平的降级,在职业和财务上失去保障的概率又是几何?

本书聚焦于与“阶级”(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的障碍和机会。人们也会面临与年龄、能力(或缺陷)、性别、种族、宗教、性或性取向相关的机会或障碍。虽然这些并不是本书的焦点(世界上已经有够多身体健全的中年白人男子在侃侃而谈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了,不需要再多我一个),但我们还是会在后面各章讲述的故事中,从那些正在面临这样的障碍或机会的主人公身上看到许多现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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