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威廉姆·奥斯维特《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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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
1. 起源
2. 资本主义
3. 社会
4. 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社会行为理论
5. 社会何以可能
6. 潜意识的发现
7. 社会理论和政治学
8. 未竟的事业
进一步研究书目
有谁关心资本主义源自何处？马克思当然关心，尽管他往往强调当下，并曾经写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是，我们是将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欧洲的奇迹”（European miracle）［这是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1981年知名著作的标题］，还是看作导致世界不同地区兴衰的全球性生产、贸易和军事征服关系的重构呢？这确实是不一样的，尤其对现代后殖民理论来说更是如此。欧洲在上个千年的后半期地位更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之前世界更先进地区的变化。如今，欧洲人再次向东方寻求尖端科技的范例。
马克斯·韦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他先开始研究经济史，但后来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他的方法是现代社会理论的另一条主线。韦伯是极富洞察力的政治动物，但却致力于“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他剔除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政治，修改了马克思的阶级模型，提出了关于社会行为的一种看法，并将之发展成为下文讨论的解释性社会理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是韦伯的参考点之一，但是他最受欢迎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模型，尽管他承认，如果将其视为整个真理，那将是“同样片面的”。韦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假设生产方式（比如早期资本主义）会引发为之辩护的意识形态（比如同时出现的基督新教），而是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如果起源于宗教的新教“职业伦理”为更“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会怎么样呢？他认为事情就是这样，欧洲采取加尔文新教的部分地区更早地确立了这种形式。他后来的很多著作致力于表明，其他主要的世界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和道教）何以不能在现代资本主义早期萌芽也可能出现过的地方扮演这种角色。
这种相关性远远超越了历史史实的争论。韦伯还分析了一种新兴的现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计算，尽管同时也存在着对其他道德、宗教或政治价值的承诺——这是西方国家的特点，也越来越是全球现代性的特点。马克思倾向于将社会理论视为社会关系的简单产物，而韦伯所发展的社会理论则旨在理解和解释人类的行为。马克思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资本家不得不积累利润，而韦伯则想要知道，人们如何学会系统地计算和测量利润。
这种“从内部”理解人们行为的想法，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历史著作中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但将它引入社会学的是韦伯和齐美尔。人类的行为（以及其他动物的行为）只要不是不自觉的，就具有自然过程所没有的“意义”（meaning）。我们可能说乌云“意味着”（mean）下雨，下雨“意味着”（mean）河水泛滥，但这些不是有意图或有意义的过程，不同于我“意图”（mean）完成我的书，或者Buch“意思是”（means）德语中的“书”。我们可以在解释的意义上来理解，泰晤士河如何开辟了一条道路，通往现在我们称为伦敦的这个地方，但这个城市的发展，也能从定居在河边的人们的意图来理解。
这种理解的一种形式可能包含同情（sympathy）或移情（empathy），而另一种形式则只是感觉行为“符合常识”（makes sense）。比如邻居说他们不卖房子，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好的工作录用通知。在韦伯的新教经济伦理模型中，为拯救而焦虑的人们在“召唤”中辛勤劳作，这种劳作正在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们以此自慰。对韦伯而言，这“符合常识”（made sense）。他收集了一些（相当粗略的）证据，表明人们确实这样想；又收集了一些有争议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现代欧洲早期的加尔文新教地区在经济上比天主教地区更富有革新精神。他的探索性解释既符合“意向恰当性”（meaningfully adequate），也符合“因果恰当性”（causally adequate）。
假如涂尔干读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迄今为止，就我们所知，他没有读过），他可能会说：“废话！要坚持可被观察和测量的东西，而不要对意图和其他心理过程进行猜测。”不过，事实上，涂尔干的《自杀论》充满了什么是丧偶，什么是离婚，以及诸如此类的常识性（commonsense）观念。尽管他坚持认为科学社会学应该与常识（common sense）决裂，但他却跟韦伯一样依赖于它们。
韦伯在1920年过早离世，此后出版了他后来发展的体系，他在其中识别了四种主要的行为类型，人们的实际行为可能或多或少都与之相近。传统的行为是最无反思性的，如果我们被要求解释何以如此这般地行事，我们可能简单地说“习惯了”或“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局外人可以理解这种行为，即使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原始”或愚蠢。情感驱动型行为，比如“路怒”导致我们按汽车喇叭或做粗鲁手势，通常也是非反思性的。我们同样可以理解这种行为，即使我们觉得有人因为做鬼脸而受到攻击是过分了。韦伯所谓的理性行为也有两种。第一种是目的理性，在这种行为中，我们采取认为最好的手段去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手段，比如不能在允许的时间内完成旅行，我们就会放弃。第二种韦伯称为价值理性，在这种理性行为模式中，我们不惜代价地追求价值。反抗敌人的战士知道他们的任务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但依然感到“必须做些什么”去反抗。韦伯称这种动机为“信念伦理”，区别于根据现实情况调整目标的“责任伦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骄傲地自称为“有信念的政治家”，不同于保守党温和派的前任。］
这些行为类型可以结合在一起。传统可以被发明，礼仪可以被模仿。政治家可以在辩论时彼此显得怒气冲冲，之后又被发现在一起愉快地饮酒。韦伯相信，现代性有一个理性化的基本过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商业惯例乃至宗教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化之中。韦伯被认为是官僚主义的伟大理论家。他认为，任何类型的管理都倾向于变得更形式化。形式化的体系也许不是更有效率，但它们更可靠，并且“在技术上更优越”，一旦建立就往往不会被废除，除非整个组织崩溃。不过，人们可以发展非形式化的策略来绕过形式化的规则，比如通过私人接触、电话联系，而不是书面交流，等等。
韦伯的官僚主义政治概念是中性的，但他认识到它的病理层面，即“机器”的运行本身成了目的。［电视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最出色的一集，主要介绍了一家没有病人的医院，管理部门在其中完美地工作。］就政治观点而言韦伯特别关注“官吏统治”（rule by officials）以及职业政治家的官僚化，他将希望寄托在直选总统之上，他可以简化烦琐的手续，并指出真正的政治方向。韦伯也希望德国拥有更强大的议会，这与其说是为了民主，不如说是为了培养更有能力的政治阶层。
韦伯将自己称为“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分子”，他的政治立场是自由而坚定的民族主义。不过，他坚持严格地区分社会科学的实践和政治或其他的价值表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科学被价值判断污染（这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司空见惯），但对韦伯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意识到价值应该自由选择，而不是相信社会分析的承保。韦伯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做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但不要自欺地认为，你的承诺是从你的社会科学中合乎逻辑地推出来的。这一点，加上他的早逝，部分地解释了何以没有“韦伯学派”，也没有在马克思或涂尔干拥有众多追随者那种意义上的范式，但他更具扩散性的影响在社会理论中跟涂尔干一样强大。
对社会理论的历史来说，更为有趣的也许是后来的思想家结合马克思和韦伯的方式。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参加了齐美尔在柏林的讲座，也是韦伯在海德堡讲座的常客。卢卡奇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人们的社会关系向物转变）综合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和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对马克思而言，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是剥削性的，且本质上是对抗性的，但却被转变为“按工论酬”。人类的产品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样统治和威胁它们的生产者，这一基本观念并不新颖，但卢卡奇从齐美尔那里借来“物化”这一术语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常常被认为是他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个词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只出现了一次）。
物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思想来说尤其如此。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一样，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键人物，服务过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一度流亡纽约。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7）包含了对大众文化或他们所谓“文化工业”的批判。在阿多诺悲观主义的视野中，“曾经被哲学称作生活的东西，已经变成私人的领域，并随之变成仅仅是消费的领域”。资本家的剥削只是统治的一个方面，结果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1964年影响深远的书《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所谓的“单向度的”或非批判的思想。
阿多诺将统治作为分析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在追随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尼采对权力的强调补充了马克思对剥削的关注。他曾经说过，一个思想家的严肃性可以通过他对马克思和尼采的回应来测量。他分析了权力分配的各种形态，比如阶级、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例如封建社会的“等级”（estates）］、政党等，由此扩展了马克思对阶级的关注。在20世纪晚期，美国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英国的一批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和马丁·肖（Martin Shaw）］重提国家权力、国家间关系、民族主义和战争等主题，在社会学和国际关系中植根于外交史和战争史的新领域之间架起了桥梁（参见第七章）。
鉴于马克思展望了共产主义废除剥削和异化的社会前景，法兰克福的理论家们回应了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俄国革命后逐渐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以及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许多地区的胜利。甚至1945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失败也没有给人多大希望，表明现代社会可以克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开场白中所描述的状况：“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一种舒适的、平稳的、理性的、民主的非自由状态普遍盛行，这是技术进步的象征。”
战后，批判理论的第二代接受了“物化”这一术语，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1981）中用它来论述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第三代通过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也接受了这一术语。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他们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1966）中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产生了下一章讨论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它所指的是，我们把大部分自己定义的社会现象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方式。（性别或种族的成见就是很好的例子。）
哈贝马斯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以及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和重视马克思一样重视韦伯。他运用的行为理论建立在韦伯的基础之上，但超越了韦伯，旨在改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出色地穿梭于本书前几章和下一章讨论的理论，主张建立一种交往行为模型，作为现存各种行为理论的基础。
哈贝马斯讨论了三种标准的行为模型。其中之一是韦伯的目的理性行为模型，哈贝马斯称之为“战略性的”：就像操控环境的其他方面一样操控人，以达到既定的目的。第二种是规范调节行为：这是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的行为和角色表现受制于他们对共同价值体系的尊重。第三种是下一章探讨的戏剧行为模型，它强调社会行为是一种表演。哈贝马斯认为，所有这三种片面的方式都依赖于一种更基本的交往行为观念，亦即人们旨在就外部世界的事态、内部的情感和情绪、合乎道德和法律、应该去做的事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举的例子是一个教授在讨论课上叫一个学生帮他拿一杯水。他们不是在军队中，所以这是一个请求，而不是一个命令，接受请求的人可以顺着以下思路发出质疑。首先，这个请求的假设是房子里有可以找到的水源。其次，教授是真的想要一杯水，抑或只是想让这个学生在其他人面前难堪。第三，教授是否有权利这样要求，这个学生可以这样回答：“我不是你的仆人。”
从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开始，我们似乎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哈贝马斯用这一行为模型表明，在大约17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性中，人们如何开始质疑传统的信仰和权威，并思考社会关系的合理重组。例如，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理性取代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神。哈贝马斯认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一理性化过程被第二个理性化过程取代，这一过程再次拒绝对社会生活领域进行理性讨论，因为经济和管理体系表现出自己的主见。我们现在往往说：“计算机不同意。”信用或法律的形式化体系拒绝争论的可能。你的信用帐户达到了限额，你的福利申请不符合标准，仅此而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向我们建议：可以保留理性化过程的第一步，亦即对传统的批判和自主辩论的兴起，而避免第二步，亦即正式的经济和管理程序拒绝讨论和协议。他不假思索地批评了这些体系对社会生活中更加非正式领域的“殖民”趋势，因为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市场化和规范化，比如代孕育儿或器官买卖。婚前契约则可能给即将举行的婚礼蒙上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