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丨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

原文刊发：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第182~194页。

文章来源：

作者：

刘秉镰（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朱俊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周玉龙（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摘要：中国区域经济70年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区域经济理论支撑。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现实与借鉴国外区域经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呈现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了“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及发展模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差异性特征。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未来将在学科融合、假设前提、研究范畴、研究机制与区域政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本文还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进行了展望。关键词：区域经济理论  演进脉络  未来展望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极富特色的7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作用的逐步推进，在多重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封锁以及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基础，中央政府实施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用国家动员的形式优先保障国防重工业需求。在区域经济方面，实行了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战略，导致生产力布局大规模向西推进，这种战略保证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并显著缩小了沿海—内陆的二元区域经济差距。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生产效率低下和 “大锅饭”现象等负面影响。为改变这种局面，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先后推动价格改革、企业改革、要素改革的三大市场化进程，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国崛起伟大历程。表现在区域经济方面，中央采取了以效率优先为导向、以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为主线的发展逻辑，实施了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以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为代表的区域政策有力推动了重点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三大差距日益凸显。鉴于此，从2000年开始，中央转向实施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区域发展战略，并先后实施了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举措。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传统增长方式失灵的现象，中国以强国战略为指导，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重新布局重点发展地区，形成了以“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上述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各阶段的区域发展问题，深刻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其嬗变过程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依赖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所提供的合理解释与有效支撑。中国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与理论演进的关系整体呈现交互推进的过程。一方面，为保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有效性，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呈现出“引进—吸收—消化”的演进模式，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前沿理论的基础上，聚焦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应用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力定向布局、要素空间增长动力不足、空间流动失衡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导向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既有区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区域经济理论创新，使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在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正面临着南北方经济差距的扩大、城市群协调发展、重点区域的高质量发展等新问题和脱贫攻坚、老工业地区振兴等老问题相互交织的局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厘清贯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始终的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国家统筹决策与区域发展内生激励的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总结分析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历程，有利于从理论层面辨析以上问题，是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保障。

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各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嬗变，系统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试图准确识别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与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异同，并对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进行展望。

二、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脉络与阶段划分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演进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属于宏观经济的理论逻辑框架；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在“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基于此，本文系统地梳理了70年以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产生节点、引进时间节点及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跨度，进而将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归纳为4个阶段：一是1949~1977年，模仿应用前苏联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主导的时期；二是1978~1999年，引进和吸收应用西方区域经济学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导时期；三是2000~2011年，以吸收和消化综合性、应用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主导的时期；四是2012年至今，借鉴融合多学科前沿经济学原理、创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主导时期。具体如图1所示。

（一）区域计划均衡发展理论主导时期（1949~1977年）

1949~1977年期间，在受到西方列强封锁和经济极度落后的条件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国家动员的方式集中资源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这一时期，中央主要借鉴前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以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为基础进行经济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2年，近70%的工业发展集中布局在沿海地区（苏少之，2001），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这种过于集中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存在潜在风险。鉴于此，出现了三线建设、城乡剪刀差、户籍制等一系列区域政策与要素的配置结果。

在这一时期，国外区域经济理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等经典区位理论为研究重点的微观研究转向了接近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区域发展问题研究。这一时期，世界分划为东、西方两大阵营：苏东一方注重计划与均衡发展理念，强调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区域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更为主张基于凯恩斯主义下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从而奠定了在政府相关政策引导下通过区域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基本模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苏联的崛起使得与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理论迅速在理论界发展壮大，形成了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区域要素配置与均衡发展模式。该时期大量具有前苏联背景的经济学家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如 “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4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Nurkse，1953）、“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Nelson，1956）以及“临界最小努力理论”（Leibenstein，1957）都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国家计划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以及产业部门和区域间均衡增长的必要性。

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采用了前苏联以计划均衡发展理论为指导的生产力布局方法，形成了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为原则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体系。为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次提出在中国优先发展内地、平衡布局生产力的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安虎森、肖欢，2015），即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基地优势，大力布局内地工业以保证工业均衡发展。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强调以内地为中心区域进行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布局，并且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援助措施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利于工业布局与资源分布和国防需求相匹配，提高内地劳动生产率水平，加快新中国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又能够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刘再兴，2017）。这样的倾斜性布局体现在五年计划中，在充分合理发展原沿海工业的基础之上坚持中国工业发展由沿海向内地跃进的战略方针（刘再兴，2017），在“五五”计划之前，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持续超过沿海地区。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基于战争时期对沿海工业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为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体系，在以国防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国家将工业发展中心逐步转向中西部地区，“三五”时期的内地投资占比甚至高达64.7%。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52年的30.6%提高到1978年的39.1%。在此背景下，以投入产出理论为代表的国民经济核算相关理论与方法从前苏联引入中国，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许宪春，2002）。从更加微观的视角来看，区位论作为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渊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传入中国（陆大道，1988；吴传清，2007），在生产力均衡布局的大背景下，大量生产主体需要重新布局，区位论在其中的城市建设、农业区划和工厂布局等实际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科学指导作用（陆大道，1988）。

以生产力均衡布局为代表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受到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影响，政府作为区域生产力布局主体，主要目标是国防安全和平衡布局，因此忽视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中央指令性的均衡布局战略难以发挥区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尽管缩小了内陆与沿海的发展差距，但其代价是未能有效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从总体看，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是中国面临列强封锁外部环境的实践探索，是这一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导时期（1978~1999年）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均衡生产力布局的传统模式已无法有效指导资源的空间配置（孙久文，2003）。

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强调了宏观调控的作用，但现实中均衡增长理论的实践效果正在减弱，这促使了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兴起。其中，“增长极”理论（Perroux，1950）、“循环累积因果”理论（Myrdal，1957）、不平衡增长理论（Hirschman，1958）、倒U型理论（Williamson，1965）以及中心—外围模式（Friedmann，1966）等代表性理论强调区域增长与区域均衡的双重目标是冲突的，追求区域增长必然要以牺牲区域均衡为代价。如，Myrdal（1957）主张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促使有较强增长潜力的区域优先发展，以获得高投资回报与高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为防止累积性循环因果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政府再采取一系列调控政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地区之间差距。

为解决生产力落后现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国内学者积极吸收借鉴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助力区域发展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增长极理论为代表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在中国探索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增长极极化效应为吸引要素资源、推动产业集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增长极理论是基于效率导向下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区域开发实践，如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部分学者还就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选择与产业增长极培育、区域发展战略制定（李仁贵，1988）、城市增长极（周密、王家庭，2018）、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区域发展（王缉慈，1998）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三，增长极理论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值得强调的是，增长极理论具有较为严格的使用前提和限制条件，主要适用于经济发展步入成长阶段或成熟阶段的区域，对落后区域经济开发的指导能力不足（安虎森，1997）。

中国学者对区域非均衡理论进行拓展创新，衍生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发展特征事实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如，梯度理论提出了梯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经济布局的重点选择应该根据区域梯度决定，首先重点发展高梯度地区，然后依次向低梯度区域推移，这种推移速度同时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快，从而带动低梯度区域的经济发展，逐步达到区域之间的相对均衡（刘再兴，1988）；点轴开发理论则是将点与轴要素结合在同一空间内进而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联系在一起，认为不平衡发展下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是点轴开发模式（陆大道，1988；周茂权，1992）；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增长极影响范围的扩大，在增长极和点轴开发理论基础上出现了网络开发理论，强调要重视均衡发展，将增长极与增长轴的影响范围向外推进，以达到经济布局的均衡（吴传清、周晨晨，2013），但是这一理论一般适用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均衡发展的目标；双核结构理论是在增长极理论和发展轴理论的基础之上创新性地提出的“中心—港口”、“中心—外围”双核类型的理论，但这一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前提条件，一般适用于中国沿海、沿江地区（陆玉麒，1998）；层级增长极网络理论则是基于上述的相关衍生理论所产生的由不同层级和不同规模体系下的增长极组合而成的增长极体系，应用性更强且应用范围更广（吴传清、周晨晨，2013）。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最紧迫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整体财富的快速积累，以“梯度推移”和“点—轴开发”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为解决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效率优先导向提供了理论基础，符合计划经济向更加开放自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制度背景。与之配套的一系列财政和治理体制等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为区域发展提供了财税基础和政治激励，激发了区域发展主体间的竞争活力，推动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有效地解放了和发展生产力。然而，与区域发展竞争相配套的相关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将区域竞争往往视为零和博弈，导致“逐底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竞争现象频发，沿海内地的区域差距也逐渐扩大。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主导时期（2000~2011年）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剧，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也面临着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如，1990~2000年，中国省级地区生产总值基尼系数从0.26提高到0.33；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省级基尼系数也在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图2）。与此同时，区域间恶性竞争造成的“诸侯经济”也严重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进程，损害了整体经济福利。尽管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表述，但直到2000年之前，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仍然延续了改革开放初期“鞭打快牛”的非均衡发展理念，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以东西差距为主要特征的区域失衡问题开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000年开始国家采取部分的牺牲效率换取公平的宏观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区域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加快东西部均衡发展，增强中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以共同发展来弥补区域差距，以协调互动来实现共生发展。此后陆续出台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均延续了这一逻辑。

这一时期的西方区域经济学界的区域均衡增长论与非均衡增长理论依然局限于区域经济内部，未能从宏观均衡视角审视区域发展问题。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宽泛的区域经济学假设开始逐渐遭受现实经济现象的质疑。在此背景下，以区域科学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为代表的具备完整均衡分析理论框架的区域经济理论逐渐兴起。该时期区域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将区域经济问题带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使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分支。首先，艾萨德（Isard，1960，1975）提出区域科学理论，基于市场区位论和区际贸易理论，利用宏观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区域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陈文福，2004），与传统区位论的研究差异主要体现在：在研究对象上，从以往的单部门、市场区的研究拓展至整体的区域经济系统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从以往的局部均衡分析转向总体的区域一般均衡分析，理论模型也突破了以往抽象性的纯经济理论分析的限制开始转向以应用为主的区域经济模型；在研究问题上，从厂商的成本—收益分析转向重大的区域经济现实问题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也由利润最大化转向效用最大化（王荣成、丁四保，2011）。总体而言，区域科学理论将区域经济的研究重点从局部的部门研究拓展为总体的区域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综合研究了区域均衡问题以及区域内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形成了结合区位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从而奠定了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并为未来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发展方向。其次，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区域经济学开始探索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发展模式，然而由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缺乏理论创新突破，使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陷入停滞阶段。直至1986年，新经济增长理论（Romer，1986）的兴起为区域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动力。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确立了内生性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强调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区域政策来解决相关外部性问题，使得区域经济的政策规划、指导与实施具备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Romer，1986；Barro，1988；潘士远、史晋川，2002）。新经济增长理论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进程，还为之后研究创新的产生、扩散及空间溢出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实经济发展问题开始出现，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逐渐受到质疑，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与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使得区域科学理论发展遭遇瓶颈。因此，一些主流经济学派的学者开始尝试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1991；Fujita and Krugman，1997）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考虑空间视角下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规模报酬递增，成功地使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之下。在此基础上，新新经济地理学（Melitz，2003）进一步考虑了微观企业异质性的影响，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假设条件，使该理论更加符合现实经济发展规律。总体而言，新经济地理学和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逐步放宽研究假设条件来解释区域内的集聚与扩散问题以及空间视角下区域间的贸易问题，为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注入了崭新的活力。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发展高潮快速催生了区域一体化理论（Krugman and Venables，1995）和新区域主义理论（Macleod and Jones，2001），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投资、贸易等多方面影响。基于此，区域经济理论逐步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开始突破区域的限制，可以从均衡分析的框架、空间的视角以及政府干预的角度综合考虑区域之间的协调关系，具体如表1所示。

为解决区域差距逐渐扩大的现实问题，区域均衡发展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研究焦点由增长理论转向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探索摆脱以往基于比较优势分析的方法，尝试融合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相关学者主要就集聚经济、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区域政策理论研究、学科理论体系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陈良文等，2009；许召元、李善同，2008；黄玖立、李坤望，2006；郝寿义，2004），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转变。此外，中国学者也从区域科学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视角，针对地区差距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综合考虑了报酬递增、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因素与地区差距之间的作用机理，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和政策基础。

随着空间因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的引入，综合考虑异质空间下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开始兴起，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新新经济地理学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上更为适用。依托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区位选择（陈良文、杨开忠，2007）、产业集聚（金煜等，2006；陈良文、杨开忠，2008）、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赵伟、李芬，2007）、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刘修岩等，2012）等多个方面，用于指导国家与区域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学者进一步结合本国特色在集群与区域发展、集群形成演化的机理、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做出不少创新性贡献。其中以王缉慈为代表的学者就产业集群的概念定义、地方产业集群战略进行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发展理论能够通过发挥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创新水平，形成具有区域特征的经济发展道路（王缉慈，2002，2004），使技术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与全球化融合的背景下，21世纪初区域一体化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理论在中国快速发展，为更大尺度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受区域一体化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加速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进程；国内学者也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区域一体化的测度和路径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区域一体化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等多个方面（刘生龙、胡鞍钢，2011；陈剩勇、马斌，2004；徐现祥等，2007；杨爱平，2007）。尽管区域一体化理论与新区域主义理论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思想，然而如何有效处理不同区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如何在日益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建立区域合作动力机制，如何制定有效的区域政策以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提高等诸多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面对要素流动成本不断降低、区域边界日益模糊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背景，高质量发展导向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呼之欲出。

（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主导时期（2012年至今）

在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跨越的过程中，在要素流动更加自由、经济更加开放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中土地财政、环境污染、南北差距、脱贫攻坚等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亟待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动力模式转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主的新增长模式。

在西方学术界，区域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呈现具体化与多面化的特征，研究开始聚焦在如何充分释放经济活力、协调区域关系以及保障区域政策有效实施等方面。首先，城市群理论（Gottmann，1957；McGee，1991）、都市圈理论以及巨型区域（Glaeser，2007）等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区域空间组织结构形式，从地理学、城市规划以及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角度探索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其次，伴随知识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演化经济思想开始呈现与传统经济学思想融合的趋势，并最终形成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Boschma and Lambooy，1999；Boschma，2005；Martin，2006）通过综合纳入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要素与地理学中的空间要素以形成适用性的理论框架，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系统地分析不同空间分布下的经济活动的渐进演化机制（刘志高、崔岳春，2008；郭琪、贺灿飞，2018）。整体来看，演化经济学能够有效地从微观—中观两个层面来解释企业网络演化和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问题，分析路径突破的外生力量，为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再者，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在快速推动互联网与工业产业融合创新、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使得数据分析技术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兴方法。国外学者开始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就城市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区域政策效果评估等主题进行研究（Albouy，2007，2009，2012），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提高了区域经济分析的严谨性与可信性。此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传统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综合竞争优势和动态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创新系统、创新网络以及区域创新体系（Cooke，1992，2001；Asheim and Coenen，2005）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为有效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国内研究成果中开始大量吸收演化经济地理学、城市群理论、区域创新体系等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等理论。总之，这个时期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了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整体目标、以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为导向的理论体系，呈现出高质量、精准化、创新化的特点。

为有效指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学者积极吸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重点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刘志高等，2011；王周杨等，2013）、产业关联与路径依赖（郭琪、贺灿飞，2018）等问题，丰富了区域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加快中国区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一些学者引进了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并将其作为区域创新战略实施的理论基础，该理论从改善营商环境、构建创新网络、提高区域研发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探索高质量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为充分发挥大数据作为数据经济的社会基础性战略资源作用，在当前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机理、网络关联与区域经济增长（张伟丽等，2019）等研究主题开始出现。但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缺乏对基于大数据的区域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大数据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政策影响评估等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从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来看，为充分利用国土空间资源，我国创新性地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寻求空间均衡与高质量发展，从发展理念与理论基础、内涵界定、主体功能区划分、发展原则及特征、区域政策与规划体系等方面进行探索，有效完善了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区域规划理论（杨伟民等，2012；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生课题组、高力，2007；樊杰，2007，2015；张可云、刘琼，2012）。为解决大国农村人口脱贫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战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综合性扶贫攻坚战略—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战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中国特色农村扶贫开发道路（黄承伟，2016）。国内学者从理论层面研究精准扶贫的内涵、治理模式转型、治理突破路径（莫光辉，2016）以及相对贫困等问题（孙久文、夏添，2019），用以指导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在深刻认识新时代“三农”发展新阶段新规律新任务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对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发展关系（黄祖辉，2018；刘彦随，2018）、乡村的价值定位与建设内容（张军，2018）、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治理、评价指标及路径选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兴起。

为摆脱以往注重快速扩张而忽视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模式，中国开始以新型城镇化为理论基础来指导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理论立足于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原则，主要从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集约利用与低碳经济以及生态文明等方面来指导并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之路（姚士谋等，2014）。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以城市群作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是重要趋势，新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将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刘秉镰、朱俊丰，2019），因此研究城市群理论的中国化应用意义重大。早期中国的城市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学与城市规划领域下的城市群内涵定义与发展模式研究，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的城市群理论研究开始从以往城市群的概念内涵、特征、形态的界定延伸到城市群生态环境建设与效率测度、城市群与经济发展、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空间演化研究等方面（周一星，1982；付丽娜等，2013；方创琳等，2016；周春山、叶昌东，2013；崔木花，2015；赵勇、魏后凯，2015；刘修岩等，2017；杨果、孙天阳，2016）。区域经济理论的突破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相辅相成，因此城市群理论的发展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有重大指导价值；对于指导中国转型升级，加快国内城市群发展进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解决城市之间的发展落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世界城市理论与全球城市理论逐渐引入中国，为全球化潮流下和新型城镇化综合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发展补充了一种可借鉴的理论分析框架。

总体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了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突出理论的差异化与精准性的显著特征。落后地区脱贫、生态环境恶化、大城市病等一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顽疾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得到了显著改善，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经济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中外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比较

总体来讲，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现实、积极借鉴国际理论前沿，正在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中外区域经济理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内容以及发展模式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表2所示。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当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主要基于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区域经济学则立足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动态背景。当前，中国仍然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一系列重大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需要回答许多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国外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的同步性较强，国内理论发展则经常表现为滞后于实践发展。

其次，中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主要呈现3个方面差异。第一，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看，一般均衡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区域经济理论也基于一般均衡范式，并尝试将空间与区位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严谨的区域经济理论模型，进而形成一系列创新性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区域经济学从最早的直接引进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已经逐渐过渡到将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与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事实相结合，正在逐步深化发展。第二，从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式来看，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主要涵盖经济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的研究范式，前者强调对区域经济发展机理的解释，后者侧重于对区域经济现象的规律描述与可视化分析。西方区域经济理论进展以上述两类研究范式互为支撑，且大多以数据为支持进行严谨分析。相比之下，国内早期区域经济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区域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的描述，缺乏严谨的数据分析和对理论机制的深入探讨。但是，近年来以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逐渐兴起，定性研究逐渐向定量研究转变。第三，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模式来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论证模式，通过假设、定理、函数等准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及理论模型构建，以数据为支撑进行实证结果检验，最终得出区域经济学的一般结论；中国区域经济学主要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模式，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加之区域经济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中国学者往往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结合定性分析、政策模拟分析等方法，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再次，从研究内容来看，西方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区位选择、经济集聚、城市问题、区域一体化、地方经济中的多样性与专业化、空间异质性等问题，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更加强调和依赖政府的调控作用，研究重点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格局演变与区域差距、产业转移、可持续发展、贫困地区开发、区域分工与合作、协调发展等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对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应用，逐渐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理论发展道路，这种特色可归纳为以下4点：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从属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主导的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始终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动态调整；三是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特定问题中，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与理论演进过程相生相伴；四是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结合区域发展各阶段所面临的问题走过了“引进—吸收—消化”为主的发展模式，并在部分问题上开始了创新性尝试，进入了局部创新阶段，但是距离系统性创新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面向中国特定国情与实践，在引进和应用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与模型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创新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演进的重要趋势和方向。

四、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展望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将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区域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区域经济理论创新支撑。基于此，中国特色区域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展望未来可能呈现如下特征。

（一）区域微观经济基础转变，要求理论研究学科融合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将逐渐从供给端的生产转为需求端的消费与供给端的创新相结合。传统区域经济学微观基础是生产主导型，侧重于研究厂商如何实现空间配置，主要包括区位论、单部门模型和双部门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理论模型，在理性决策效用、期望调整、区域消费者行为过程与函数表征等消费者行为研究方面较为欠缺。未来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将逐渐转变为供需匹配型，重点研究供给侧的生产如何与需求更好地匹配。受此影响，区域经济研究将出现明显的学科融合趋势，区域经济学与消费行为等微观领域融合的趋势加强。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学不仅将与行为经济、演化经济、实验经济等经济学科融合，而且将与心理学、物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地理学产生更多的交叉融合，逐渐拓展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推动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区域经济研究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拓展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主题，关于城市生活质量、城市密度经济及企业选址等微观层面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将愈发重要。

（二）区域市场结构转变，要求改变理论研究假设前提

传统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从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转变的过程。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工业企业面临市场结构呈现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等情况，使得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假设前提由市场结构的异质性呈现的完全竞争转向了不完全竞争。展望未来，中国区域市场结构将逐渐从不完全竞争的局域型市场，向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相结合的平台型市场转变。这两种市场结构并行且交融，一方面垄断型厂商越来越多，如腾讯、阿里、百度；另一方面，依赖于垄断型厂商所形成的完全竞争中小型企业也原来越多，如电商平台上的企业。平台型的区域市场结构要求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随之转变。

（三）区域空间形态转变，要求理论研究范畴扩大

中国区域空间形态正在从一元的线下实体空间向线上虚拟与线下实体结合的二元空间转变。一方面，线下实体空间形态下，地理特征与资源禀赋是非均质的，运输距离与流通成本不可忽视，空间表现出核心—边缘形态，城市梯度地租理论等研究盛行。线下实体与线上虚拟相结合的空间形态下，地理空间和互联网信息空间愈发趋向均质化，运输距离与流通成本对货物的影响会明显降低，边际成本大幅下降，空间表现为网络化形态，并且线上虚拟空间对线下实体空间存在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当前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表现为在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生态约束下实现生产与服务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信息网络化交换的聚集与分散。未来趋势可能是上下游企业由任务相连接，对空间的依赖度明显降低，服务业只需要临近市场，以享受其提供的便利性，而空间交换由生产资料为主转变成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主，生产资料的空间聚集与有效分散将有效提高信息交换效率，带来区域繁荣。区域高质量发展所表现出的多维性与丰富性（金碚，2018），这要求区域经济理论也必须具备高度创新性，从而导致未来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更加侧重分析聚集经济与分散经济的有效结合方案。这种区域空间形态的变化趋势扩大了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畴。

（四）区域关系转变，要求理论研究重视协调效应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区域间流动性空前提高的背景下，中国区域关系逐渐从竞争向协调发展转变，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更加重视协调的效应。第一，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竞争型政府，重点考察区域如何从竞争中获取利润。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是服务型政府，更多考察府际之间合作、协调以及利益分享机制。基于此，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协调维度以及如何制定政策体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第二，区域竞争与合作理论研究的内容将会更加侧重完善政府治理能力，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和改善区域生活质量，同时提高交通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等多方面的联通性，以适应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镇化使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面临着复杂化、多层级、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多层级的网络化区域经济空间相关理论亟待探索。

（五）区域政策研究向全链条发展，将更加深刻地影响理论研究

区域政策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量，也是政府优化制度供给的主要抓手。然而，中国区域政策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区域政策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当前，中国区域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政策模拟与预测评估，往往依赖经验进行政策制定，摸着石头过程和交学费现象普遍，这是导致政策扭曲与政策低效的主要症结。随着大数据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快速发展，以GIS等为工具使准确刻画空间要素与政策作用边界成为可能，大量的结构化模型与简约化模型为政策效果的仿真预测与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工具方法，日益丰富的大数据为从更加细密层面探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可视化和定量化工具的准确使用将显著提升政策设计的准确性，这将有利于构建涵盖“政策预测与模拟、政策实施、政策后评估”全链条的精准化政策研究范式。

（六）“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展望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求我国不仅要在经济上完成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及转换增长动力等三重任务，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以及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

“十四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将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如积极发展融合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经济背景下的区域经济理论。二是聚焦地区落差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涵盖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与维度设计精准化区域政策理论和方法体系等。三是解决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区域经济规划理论，重点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以及中小城市产业集聚与转型升级等理论突破。四是加快推进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区域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城市群规模理论，深入探索如何形成人口合理分布、多层次城市优化布局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推动城市群服务功能优化。五是实现区域经济开放新格局的理论突破：一方面需要加快区域对外开放布局优化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发挥自贸区、“一带一路”等的点面辐射作用，培育带动区域开放高地；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区域开放质量的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对外投资质量的整体提升。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END·

点击搜索你感兴趣的内容吧

作者丨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

出处：管理世界杂志

推荐丨杨奇明

排版编辑丨青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