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故乡和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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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何三畏写朱学东的一篇文章，有点感慨。

朱学东老师1989年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他老家在常州武进县，我还知道他是前黄中学毕业的。

这是因为他文章中经常提到自己的中学。他的老师对他影响很大，有的老师还健在、有来往。他中学时的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每次回老家，都是一群人喝酒。

因为这种乡情，朱学东把在北京的一些书运回老家，做了一个书房。有了这个书房，他的家也成为一个“文化客厅”，朋友圈看到好几次各界名流从上海、杭州等地跑到他家聚会。

对当地来说，这其实是很值得珍惜的文化——虽然只发育了一点点。

很可惜，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文化不算什么。据说他老家房子要拆迁了，书房也不能保留。何三畏老师跑到朱学东老家，就是参观“最后的书房”的意思。

何老师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强烈反对拆迁，我这篇文章当然也不是。朱学东自己，也没有坚决反拆迁的意思。

他只是有点伤心有点遗憾和不舍。当地要引进新能源汽车项目，是大事件。当地官员大概也很礼貌做了不少工作。

这些沟通其实让人感到更惆怅：相关的人也不坏，大家都很体谅，但是没有什么办法。

在惆怅之余，我还有一点羡慕：江浙地区，多少还有点“故乡”的样子。

一个指标是，到外地打拼的读书人，有一天愿意带着书回来，和乡土重新建立连结。家乡的食物、俚语，因此也得以被“书写”，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10年前有好几篇著名文章谈到“故乡的沦陷”，当下中国似乎兴起一种新的返乡潮。不光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返乡，读了985的大学生也回老家考公务员。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折。鲁迅《故乡》之后，几代中国人书写的都是“离开”的故事，而现在终于有了“回归”。

和故乡和解，或者奢望一点点，像朱学东那样，“建设自己”，也多少重建一点点故乡。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都能这样。比如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胆量把自己的书弄回老家。

这里可能有时代差别。80年代读大学的人，成长过程中伙伴儿，似乎更有稳定性。他们更愿意参加中学同学会，不管价值观如何，还能坐到一起喝酒——也许确实有更多的共识。

我们这些90年代后期读大学的，中学乃至大学同学，撕裂得也更严重。

我当然属于那种“少数派”。昨天，高中好友李井奎发来消息关心我访学生活，他说，看到我在异乡过着“书生的生活”，很感动。

因为他也是这样的——同学中这样的也就我们两个人啦。2014年他来成都，说要用10年翻译凯恩斯全集，明年正好10年，他已经完成，等着收官之作出版，就来成都庆祝一下。

我们当然也会偶尔回到家乡，但是却都是偷偷地回偷偷地走。在那里没人知道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