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老师在江苏老家的书房要拆掉了。老家房子要拆迁，“考虑到父母的承受力，弟弟已经签了字”。我完全理解朱老师对弟弟的理解。但是那种痛心也是真实的。朱老师说，以后和故乡的关系，就只是和父母亲人的关系了——土地，乡土，和文化记忆，这些“附加值”就没了。前些年，朱老师把在北京的部分藏书运回老家，布置了一个书房。这让他有了更多回家的理由，几乎每年他都会回故乡住一段时间，陪父母，在那里见朋友。他江浙沪一代的朋友很多，都来找他喝酒，这也让他的书房小有名气。在乡村，这样的书房本来可以成长为一个有趣的空间，甚至能够影响到本乡少年。很可惜，这样的美梦却只能维持几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读书人一次“重建家园”的尝试，一次文化上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又几乎是注定的。一百年前鲁迅就写过类似的故事。在《故乡》的最后，“我”回老家卖掉旧屋，带着家人搬迁到北京。现实中，鲁迅是和周作人在北京买了房子，确实把老家的房子处理掉了。对《故乡》的理解可以有多重视角。如果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你必须卖掉在老家的房子，斩断最后的相思，才能融入一个“新世界”。鲁迅卖掉旧宅，主要是因为现实需要，他当时确实需要一点钱；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一种叛逆，一种对远方的渴望和对“故乡”的反感。“故乡”成为旧世界的象征。当然，鲁迅所在的“旧时代”，人和故乡并不会有彻底的分离，因为他实实在在拥有旧宅的产权。小说中写邻居从家里拿东西还是偷偷摸摸，几十年后就变成光明正大了，作为“地主”，周家的宅子当然是保不住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土地所有权的变革。80年代之后，尽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但是不管土地还是宅基地，你能拥有的只有使用权，没有“彻底的所有权”。当“集体”需要收走的时候，就可以收走。没有真正的产权，你就不可能真正拥有“故乡”。作为家里长子，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向村里交了一笔钱，给我申请了宅基地。宅基地在村庄的边缘地带，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假期和父亲一起在宅基地上栽树。有一年暑假，我还跨过宅基地旁边干涸的河道，去那里追赶过来啃树皮的牛犊。30年过去，那些杨树一定很高大。“一定”是一种推测。因为前年回家的时候，那些树已经被我爸卖掉了，我没来得及看最后一眼。“退林还耕”的运动来了，不管那是不是耕地，那片树林看上去都太扎眼了。那是我小时候栽下的树，如果到老我了树还在，在那里搭建一个棚子住在那里，就算是“诗意地栖居吧”。我没有伤感，因为我知道树被砍伐太正常不过。我告诉父亲：据说宅基地一定期限内不建房的话，就会被收回。父亲发出他那经典性的反问：你还会回来建房屋吗？“肯定不会啦。”他自己回答。

纽约发生4.8级地震，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作为经历了5.13地震以及此后很多5级以上余震的人，我当然很淡定。不过看一下微博，还是很遗憾。在“CCTV国际时讯”帐号报道这一动态消息的评论区，点赞数最高的是这么几条：​坦白说，并不意外。“纽约震感”上了微博热搜，这是值得注意的网络奇观。住在纽约发微博说地震的人很少，大部分关注纽约地震的，都是像上面截图中的那些人。这个热搜的形成反映出一个事实：很多中国网友希望纽约发生更大地震，最好死很多人。此前台湾地震，很多天人一边装作同情，一边说“解放军去救灾，别的人就不要掺合了。”这一点都不幽默。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期盼日本地震，为海啸预报浪太小赶到遗憾。这就是相当多人的心理。2011年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就知道成都有中学在课堂上欢呼。现在那些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吧。一个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而且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与这样的网络舆论进行抗争。每一次日本地震，我都会写文章批评那些欢呼的网友，当然，结果通常是海量的举报，不是针对那些人、而是冲我而来、删文章也是常有的事。这次我想说，你们这种行为，其实已经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台湾地震后，大陆有关部门及时表态慰问，而且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台湾方面拒绝来帮助，他们普遍注意到了网络舆情中的恶意，宁愿不接受援助。想一想这是多么让人伤心的场景。512地震后，港台地区的捐助自不必说，疫情初期，来自日本的各种捐献也历历在目。如果再有类似的灾害，又会如何？我认为牢记“日本侵略”或者“渴望统一”，而且进行恰当表达，都是个人自由，但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有关“何为人”的共识，应该守住一些基本底线。当然，也不光是台湾。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媒体也在报道大陆网民的表现。对其他地方的灾害进行欢呼、一种群体性冷漠和狂欢，“中国人”的整体形象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个“整体形象”会对中国人造成很大影响。你或许会说，我并没有欢呼，我很善良——但是作为中国人，如果你不谴责这种网络民粹和暴力，你在本质上就不是无辜的。新浪微博据说封禁了一些在台湾地震后表现得兴高采烈的账号，这值得肯定，但是长久以来，微博一直在纵容这种声音，也是事实。其实善良的你，如果总是沉默，也是一种纵容。

​有些自媒体在强调耶伦的行头，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风尘仆仆，派头还不如一个镇长。有经验的爱国者会马上反驳：这都是表演。这样的“反应”都是老生常谈。现在的网友已经不相信外国有什么好的东西了，不管是空气、人文还是价值观。但是这些人可能会发现，在攻击或者讽刺耶伦的时候，自己不得不注意一点，因为官方舆论在悄然发生变化。耶伦的第一站是广州，中国派出财政部副部长去机场迎接。这是“中规中矩”，但是在当下的中美关系让人沮丧的氛围中，算是非常热情了。央媒背景的新媒体玉渊潭天近距离报道、直播，肯定是有意的安排。实际上他们发的现场报道没什么内容，大概相当于一句话“耶伦下飞机了。”环球时报等媒体开始大张旗鼓报道耶伦广州行，她第一餐吃了什么？点了哪些菜？啊，她是用筷子在吃饭，而且筷子用得还不错。这些细节真是久违了。其实这是媒体在“过去”报道外国领导人的常见方式，也是普通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途径。但是最近几年很罕见，因为对外国领导人的报道，整体上冷淡起来了。尤其是美国官员，更是慎重。耶伦上次访华时，和几位中国女性经济学家、企业家吃饭，在网上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人肉”。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参加饭局的人，在饭后站出来谈一下感想，吃饭的时候都聊了什么——这是一种禁忌。这样的氛围，访华当然谈不上什么成果。这一次耶伦访华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旋风，虽然现在谈取得成果为时过早（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但是中国对她访华有一种“期待”，则是明显的。耶伦的中国行，或许会多少改善一下普通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普通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吃饭，甚至都变得有点危险。一位在重庆的朋友陪一个美国女孩逛街，当地人很好奇，“她是俄罗斯人吗？”“不，是美国人。”“美国人现在还敢来中国啊？”这个故事很夸张，但却绝对真实。这是普通人所感受到的中美关系，也是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它有点冰冷，而且有害。

看到那个小学生想当银行行长的视频，我更多感到的是可悲。他说：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我的妈妈是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背景是“造句练习“，我长大后……因为……所以……这是培养小孩的基本逻辑的，也不知道是谁拍下视频上传的。此事反响极大，农发行表示要调查，而一家媒体采访到的知情人士说，孩子是“支行行长的小孩，爷爷是农发行职工，退休已经二十多年，母亲是普通科技干部。”这个回应没说谁是“支行行长”，大概率是小孩的爸爸。很多人感到很愤怒，因为都处在某种焦虑之中。现在已经没人讨论“阶层固化”了。很多人的努力，都是在“固化”自己的生活水准，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很大可能下降，能把“当下”固化下来就不错了。这个小孩说出了某种真相：只有能够“继承”的，才是真正的阶层固化。但是，现实很残酷，他大概率继承不了这个“行长”的职务，因为时代处在巨变之中。他的爸爸可能是家族最成功的一代，等他长大，金融业就不是这个面貌了。尽管这个家庭的具体信息还不清楚，但是一个“地方关系网”已经浮现了出来。爷爷是银行“职工”，通过努力不仅安排了儿子的工作，还能更进一步。如果把这个小家庭的脉络再扩大一下，大概能够看出某个地级市的权力结构。大部分地级市、县城就是这样的状态。回到老家县城，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故事。一个局长，亲戚中一定有很多个局长、副局长，这大概是两三代人努力经营的结果。这种局面会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很多地方依靠转移支付，财政其实难以为继，但是想坐到这个餐桌旁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回老家考公务员，如果没有背景，未来的职业生涯会非常艰难，必须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也包括出卖自己的灵魂，才能获得在县城入局的资格。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写作文。我也写过类似“畅想未来”的题目，记得我能想到的美好生活，是开着拖拉机在田野里劳动。我那时身体很弱，干活儿不行，想的不过是能够摆脱一点体力劳动。我爸经常把我带到田里劳动，在我绝望的时候他会语重心长地来一句：如果不努力学习，将来就是这样的生活呀。后来想想，这简直就是“阶层固化”的警告。我没什么想象力，也没有远大志向，但是却很早就有这样的意识：我要逃离，不光是逃离这片土地，也不想像我爸一样在镇上当老师。工资不能照常发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让人乏味。那时想的就是“到远方去”，北上广，沿海城市，甚至兰州、乌鲁木齐。等考上大学，对未来也是茫然，直到又过了很多年，才开始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想当一名编辑。这个理想很低，而且确实实现了。但是，对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创造，因为不但“方圆几里”，而且“自古以来”，都没人当过编辑。做了几年编辑工作之后，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未来“：像我喜欢的王小波那样，做一个自由写作者……没想到又实现了。这没什么好吹嘘的，因为我这代人，很多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所以自己做的事、吃的苦，绝大部分都是新的。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小孩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这段视频受到影响，因为现在的环境，即便不是为了给网友交代，“系统内部”也会因为这样的争议事件，进行某种“排异反应”。而且我真的不认为，一个小孩那么直白地表示要“继承财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说明他父母能给予的世界，其实很小。

上海静安区苹果店开业，这家苹果旗舰店据说是亚洲最大的，苹果公司CEO库克也亲临现场。以前“亚洲最大”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外资撤离潮的背景下，这是难得的“暖新闻”。可以想见，背后上海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这也算“营商环境”的标志。不过，一个大妈破坏了这种暖意。她在店外排队的人群那里怒吼，大意是：这么高级的地方，怎么能给美国品牌开店，中国人都应该用华为……你们喝着先烈的血，大口大口的……一个排队的男青年说：用什么手机是个人自由呀，再说苹果公司有什么不好，他们在这里开店创造了就业，还纳税。就我看到的那段视频来说，这场较量，明显是戴口罩的大妈占了优势，围观群众为她欢呼。在这种场合，一个大妈在那里演讲，其实并不违法，也可以视为“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是一家华为旗舰店开业，你在那里演讲说应该用苹果手机，结果恐怕就没这么美好。你可能被群众殴打，也可能被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的名义带走。大妈知道，尽管有些年轻人讨厌她，甚至派出所也不喜欢她捣乱，但是没人能把她怎么样。昨天还看到一段视频，是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店，一位大妈在那里背诵《满江红》，同样是慷慨激昂。这些视频创作，可能是碰瓷搞流量的，也可能是自然状态，但是它们都是“强势”力量。而那个和大妈对线的男青年，所使用的话语，“苹果店创造了就业，还纳税”，代表了更符合现代社会和经济学常识的新一代，他有理有据，也很讲礼貌。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却让这种声音显得怯懦、虚弱，岌岌可危，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上海”的悲哀。从我2001年第一次去上海开始，就知道“外企”在这里是受尊重的——什么时候上海也变成这样了？这几天看到几个相关联的经济统计新闻：来自财政部的消息，1-2月，企业所得税收入10170亿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个人所得税收入3262亿元，同期减少15.9%。个人所得税减少，原因只可能是两点，要么缴税的人减少（失业率增加），要么缴税额减少（收入降低）。当然，这部分人，是指那些缴纳个税的人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今年1月、2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失业率为14.6%和15.3%。这个数据大幅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失业率，说明年轻人就业更为严峻。而且，2月比1月的失业率又上升了。还有一家媒体，写了一篇特稿，讲述了“放弃缴纳社保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要自己缴纳社保，说明已经属于“灵活就业人士”，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实在缴不起了。这三条新闻，都和年轻人有关，模模糊糊指向一个特别的群体：一些年轻人，本来有着不错的工作（可以缴纳个税），现在失业了，而且有的干脆放弃自己缴纳社保，过一种“风险自担”的生活。并不是说大妈的抗议和发飙，直接导致他们失业。但是，这种喊打喊杀的风潮，可能吓退外企，也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恐慌，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这种观念冲突，正在影响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当下，外资撤离失业的是一些“白领”和个税贡献者，但是就算你是公务员，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能啃老就啃老。如果你的父母像视频中的大妈那样正义凛然，反对外企、反对“资本”，而又有着不错的退休金，你想办法“啃”他们，不但是“再分配”，也是一种正义。

​国足2:2平了新加坡，这比赛我没看。不过好几位看比赛的朋友都说，平局已经是幸运。其中有一位是我的铁哥们儿，他不久前移居了新加坡。他看了比赛，感到很荒唐可悲，这有点像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中文系他是数学系。他们班的球队可以赢我们8:0。这位哥们儿是他们班的中场核心。1997年我们开始读大学的时候，中国国家队随便赢新加坡三个球，那时大概是有点怵韩国，对伊朗沙特有胜有负。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足球就这样不断退步。我们这一代球迷，可以说完整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衰败。衰败的原因很多，严肃探讨也没必要。因为最近在思考北体大落马校长曹卫东的问题，我可以提供一点新看法。曹卫东是哈贝马斯专家，在北师大也是受人欢迎的老师。他后来先是到二外当校长，又到北体大当书记。因为我写了两篇关于他的文章，有好几个朋友私信给我了一些消息。据说，有几百封举报信给有关部门。在北体大，甚至有一种普遍的“反曹”情绪：一个完全不懂体育的人，正在搞坏北体大。不管他推出什么新举措，人们都会说“你懂体育吗？”他和足球有一点关系，搞了一个“北体大系”，探索国字号球员组团参加联赛，这是很荒唐的办法，但是体育局某位领导的意思。有人为他惋惜，说他搞了一些“改革”。这里不讨论那些具体措施，也不讨论他案情的细节（以相关部门发布为准）。我感兴趣的是“权力与专业”这个主题。可能的情况是：大家越是批评他不懂体育，他就越自信。甚至有说法，他连运动鞋都没有（应该是传说）——在这样的时刻，权力就显现出来了。必须是“外行”，而且这个“外行”必须能够领导内行，这才能体现出权力的纯粹性。足球领域的最大破坏力量，不是别的，就是这种任性的权力，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足球应该有很大进步。不管如何，城市的球场越来越多，能买得起足球的人越来越多（我到读高中才知道足球是什么样的），而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有提高。按照常理，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1997年前后却已经是顶点了。比如，那时的四川全兴队和成都市民的关系，是现在成都蓉城难以企及的——那时成都甚至有杰出的球评家李承鹏。因为“任性的权力”不断冲击，让“中国足球”脱离了实际。在外部，它成为笑料和戏谑的对象，而在内部，它又成为封闭的体系和少数人的游戏。它不反映城市化进程，也没有拥有“自己的传统”。比如日本和韩国，二十年来的风格都是一致的，在自己的“传统”中进化。在许家印之后，甚至连野心家都不再光顾中国足球，它变得更加乏味和贫瘠。被“坡县”教育，其实是一个隐喻：它变成了“县级”，即便从权力的角度，它也萎缩和降级了。

孙立平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评论了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他讲了几个故事：一战中有士兵要向敌人射击的时候，发现对手在撒尿，他意识到对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只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愿意离开。他的意思是，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人都不会这样坏；而有时候，动物甚至也有恻隐之心，那么，那三个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很可惜，他只是发问，没有给出答案——可能是出于谨慎担心删帖封号，不想说太多。对这次杀人案，网上舆论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要求判这三个凶手死刑，虽然他们只有13岁。我不反对这个诉求，尽管在法律上还存在障碍，但是在中国“特别恶劣”“影响极坏”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有人有求惩罚凶手的监护人，我也支持。总之，我对凶手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但是，我也认为，包括我在内，要求赶紧“杀掉这三个凶手”，除了是“朴素正义”外，也有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理解这三个小孩，也不想理解，我们甚至有一点恐惧，赶紧把他们除掉，让这个事情赶紧结束。说到底，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事件，世界上没有他们，就还是一个好世界。那个初中的校长，也是这样的认知。事件发生后，受害家属找到他，他说，“（杀人）这只是意外”。昨天央广网的记者找到他采访，他说，凶手中有一个成绩其实挺好（前十名），完全没想到他会干这样的事。校长一定不是在为他们辩护。他可能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个事，难以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次凶杀案，媒体比较努力跟进，我们也多少获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时披露了一些内容。三个小孩是分两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传说中的2米；三个13岁小孩，分两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这个细节，其实只是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有预谋的杀人，而且手段凶残；完事后三个人还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去上课，有一个还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发之前，他们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样。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就是这种若无其事：剥夺其他人生命，没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冲击。作案手段凶残，受害者的挣扎也对他们没有触动——他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孙立平老师讲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人和动物，会对同伴有恻隐之心，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这是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现在看来，至少对人类而言，这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后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这次很多人都谈到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问题，这可能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今留守儿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机，游戏和视频代替父母，更多陪伴着他们。很明显，电子产品带来的冲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手机里的“杀戮”，只会让人痛快，而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其实我很想看到媒体报道，这三个小孩平常玩什么游戏，看什么样的视频，他们这个“小组”，是在模仿什么，要“实现”什么？说得残忍点，与其让他们赶紧死掉，还不如进行更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真的是全国初中生的异类，还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我也像孙立平老师一样，发出了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是因为现实中有一个屏障。我们这个社会对教育和儿童都非常重视，过去几年，每个学期开学，网上都有中小学生自杀的帖子，但是没看到报道，更没看到有质量的统计和研究，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事公开了不好，关于青少年的信息，应该更谨慎地管理。对此我有相当大的疑惑。过去，我们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为自杀和犯罪事件可能会引来效仿，从而尽量保密。实际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会”，而成年人却还在“掩耳盗铃”。或许可以从这三个凶手开始，我们试着多了解一点，多公开一点。

昨天去中央公园跑步，大圈，10公里，天气很好，完成得也很顺利。结束跑步，我到马路另一侧，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一个黑人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他的速度有点快，刹车不及，我也来不及躲避，就撞在一起了。这也让我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来体会中央公园的救护系统和美国的医疗。坦白说，撞得真是不轻。他比我先爬起来，我刚跑完步，即便没被撞，也不太利索了，不由发出阵阵惨叫——当然是中文的。一个英文单词也没想起来。很快就有4个路人过来，距离我摔倒可能不到10秒钟。两个小伙子把我拉了起来，我跳了几下，确认自己没有骨折。一个大姐制止我，扶着我在路边坐下。她马上拨打了911.因为是中央公园的主道，可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警察就来了。他们开始询问，主要是确认我的语言，中国人？广东话还是普通话？他们要求助翻译系统。三四分钟的时候，救护车也来了。我有点尴尬，因为这时候警车、救护车加起来有4辆，警察和医护人员十多个，阵仗太大了。如果在国内，双方确认都无大碍的话，就是各回各家了。这时候我用英语告诉他们，我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在这里跑步。医生开始给我做简单的检查，看眼睑、口腔，主要确认有没有生命危险。然后是颈椎和关节……他们把我抬上担架，弄到救护车上。一个医生开启翻译系统，应该是AI，但是翻译得很顺利。总结看，这个救护系统大概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帮忙：非常有经验，把我扶到路边，避免二次伤害，马上报警；医护人员赶到，主要排查致命伤害，做好急救准备，固定在担架上，重点防护的是颈椎；我的右手、右膝和脸颊都有破损，但是他们对外伤基本无视；主要观察意识情况，以及内脏有没有受伤；以救护伤者为主，全过程没有问事故是谁的责任之类。过了一会儿，基本确认我没什么大问题。他们说：为了确保你的健康，还是要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去做X光。我想起传说中的美国救护车的天价费用，不由担心起来。他们说：放心吧，免费的，我们是公园的医务人员，这就是我们的职责。现场出现的警察和医生，都是中央公园救护系统的一部分。他们开着车，把我送到哥大旁边的医院。救护人员用担架车直接把我弄到急诊室，无缝对接，也没有挂号这些手续。大概5分钟的样子，他们把我转移到医院的病床上：接下来医院会对你进行一系列检查。到这里，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在医院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位医生过来做了一系列基本检查，重点是头部和颈椎。她说了自己的方案：打一针预防破伤风的针（因为我说上一次打至少是10年前了）；吃一次止疼和消炎药；拍X光检查。一位护士过来为我打针，直接拿了三片药给我服用。一位黑人护工推我去拍片，他已经70岁了，很健谈。后来，值班医生过来说，尽管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回家了，周一可以的话带保险卡来登记一下就行。今天早上手机短信收到保险公司的短信，告诉我附近几家可以处理受伤的点位以及注意事项，看来他们已经收到了医院同步过来的信息。整个过程，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相关人员的专业性，他们始终抓住核心问题（避免严重伤害），对皮外伤根本没看一看，也没有什么碘酒、药水、喷剂……可能美国人平常也很大条，根本不在乎这些。第二，各个环节沟通非常流畅，根本没有“这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的扯皮印象。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过去看过一些报道批评美国医疗系统的臃肿和低效。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在处理自己擅长的事，没有多余的内耗。这是我2019年我开始跑步以来的第四次受伤，也是第三次和自行车有关的伤害，前两次都是我自己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受伤都比这次严重。过去三次受伤，我都没有去治疗，都是自己养伤，这次却惊动这么多人，还出动救护车，实在过意不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里的“命”还是很值钱的。通过制度建设，已经覆盖到“自行车车祸”这种级别的伤害。纽约真是神奇的地方。因为街上基本没有摄像头，很多治安案件警方都没太大办法，但是，救护系统却仍然是高效的、奢侈的。在曼哈顿经常听到救护车呼啸，甚至到了影响人休息的地步。没想到，自己也遭遇了一次。有过这次经历，我对中央公园的喜欢更多了一分：它不仅是生态公园，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很多展览和音乐会）和社会系统。人们既在这里锻炼身体，也变成更好的人，彼此信任和帮助。

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当地工作人员还是很客气的。他们可能不认识CMG，但是记者的话筒上仍然有CCTV的字样，他们应该能够辨识。视频中，当地人员反复解释，“这里不安全……”也算是小心翼翼，颇有礼貌。

樱花开了，我也不会去恨樱花。在青岛的时候，去中山公园看过几次樱花，那时总觉得自己很穷，甚至买不起公园的门票（也不免费），现在想想，那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富足呢：充满好奇，向世界张开双臂，吸纳一切。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抵制优衣库或者711的行动，相反，有日资背景的便利店连锁品牌711在常州的两家门店，却宣布下架所有农夫山泉产品，因为其“媚日”……

过去几年，在成都的时候，我一直喝农夫山泉。我是买那种9元的桶装水，自己喝茶和咖啡，都喝这种。当然，我的狗也和我一样，我没让它喝过自来水。一方面，是我相信它比自来水要纯净、健康，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价值观选择。记得原因是北京一家媒体和某国有品牌合作，打压农夫山泉。从那时开始，在农夫山泉和某国有品牌纯净水之间，我就选择了前者。其实，我知道各种纯净水差不多，但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为自己价值观进行消费。就这个角度看，那些宣布要抵制农夫山泉的人，也可以理解。他们认为农夫山泉和日本有关系。当然，这种认识，当然十分可笑，而且很可疑，因为一般人看到这个图案，是不会想到靖国神社的，除非你对靖国神社特别熟悉。这一轮对农夫山泉的攻击非常可笑。最初是因为纪念去世的哇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既然宗庆后是“民族企业家”，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就一定是敌人——这么认真一看，还真给找到蛛丝马迹了。还有人说，农夫山泉那个瓶盖呀，红色的，圆的，那么一看，可不像太阳吗？这是又一个证据。很弱智，很可笑，但却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和攻击莫言的那个毛星火差不多，网上一征集，就有七八千人支持他起诉。这些人看过莫言任何一篇小说吗？没有。他们不会花钱买书，也没有阅读能力，不然不会连梁启超谭嗣同就分不清楚了。“保护莫言”没有必要，因为有体制保护他。但是，攻击莫言的力量，却应该正视。他们可以攻击一个人，一个企业，也可以伤害到任何“既得利益者”，比如在写字楼上班喜欢看日剧的你。他们整体上属于文化水平不高、收入不高，本来属于“被压迫被损害的”，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失意的人群。中产阶层可以抱着自己的房产证睡觉，或者在朋友圈晒出自己出国游的美图，而毛星火们，却缺少社会的承认。毛星火最让人动容的，是他对乘坐高铁去北京递诉状花的车费念念不忘。对他来说，那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笔钱。有些朋友认为他很聪明，靠这次起诉挣很多流量，这当然有可能，但还没有实现，而且做这件事，也并非没有风险。换句话说，如果他斤斤计较、精于计算，可能并不会去起诉莫言。他的“战斗力”，来自于内心的渴望：获得关注度，或者掌握权力，实在不行，就宣布掌握真理。可悲可叹，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动力。这两年社会环境越来越糟，一个原因就是“中间阶层”的沉默，连转发一篇文章或者发一个朋友圈的勇气都没有，舆论空间自然就留给了所谓“民粹”。如果你在纵容，就不要抱怨世道变坏。善良的人们，其实需要向毛星火学习。你要为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战斗，维护自己，维护你的朋友，维护你想看的剧想听的歌，包括你喝的水——所以，我今天承认，过去几年我一直喝农夫山泉。如果它是日本的？我就更爱喝了。2019年在那里住过4个月，怀念那里的一切。

​高瓴资本把总部搬到新加坡，其创始人张磊也移民新加坡，成为最新加入新加坡的大佬的一员。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新闻，马云的太太到新加坡买了不少房产。可能更具标志性的是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要连演6场。此前，新加坡给人的印象是发达、法治和勤勉，有时候又是暧昧的威权主义和鞭刑。但是现在，新加坡则是娱乐和自由的高地。普通人愿意去玩，有钱人愿意把钱放在那里，可以预计，未来新加坡会越来越有创造性。我自己觉得震撼的，还不是霉霉在那里掀起的浪潮，而是有一天，腾讯大家创始主编贾老师到了新加坡，我正拜托他帮忙，他发来一张照片，是他和我大学时好友的合影。他们行业不同，此前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交往，竟然在一起玩耍——有多少火花就是这样碰撞出来了的呢。新加坡正在交好运，但是也不仅是天上掉馅饼或者竞争对手（渔村）不争气，它自己也处在一个变革之中。比如，可预期的领导人的交接，此后新加坡不再姓李了。中国人可能还老调重弹认为李显龙依然掌权，但是事实上人家真的要步入一个新时代了。有一个细节是，李光耀的一位孙子大方出柜，在这个国家也受到祝福——这个国家的“社会”正在发育，变得更宽容和自由。中国和新加坡相互免签，很可惜，中国网友收获的只是一个“段子”式热搜：第一批去新加坡免签玩耍的人已经被罚款破产了——对这个国家闯红绿灯、乱抽烟、地铁里吃东西都要罚款进行渲染。其实这些只是新加坡文明程度的体现而已。在东京，也是这样的水准，不过东京没有那么严格的罚款，他们只会用冷眼看你而已，有些中国人感到不适，只是因为他们的“文明”程度还不够罢了——尊重你，就说这是不同文化的差异。联合早报很会做文章，采访到一位开车去看霉霉演唱会的外国孕妇——一个孕妇在重大公共活动中感受到的安全和舒适，实在很有说服力。“文明”有很多个层面，对巨富来说，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选择移民到新加坡，就是这个理由。泰勒-斯威夫特和梅西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的遭遇，其实也是新加坡和香港两个地方的分水岭。过去，轻松、友善、自由、宽容，这些都是新加坡羡慕香港的地方。那些移民过去的朋友，戏称新加坡为“坡县”。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轻松，摆脱掉大的、沉重的东西，而获得一种真实的生命力。他们拥有的其实是真正广阔的世界。

有人声称要起诉莫言，引起挺大的关注。有老师说，现在不保护莫言，将来自己也会倒霉。这话挺有道理的，但是也不完全对：其实在莫言之前，就有很多人倒霉了。莫言不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副主席，目前并不缺少保护他的力量。以至于那个起诉他的人，在正义感爆棚的时候，也有一点悲壮感，感觉要像谭嗣同一样牺牲掉了（不过他分不清谭嗣同和梁启超）。莫言，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没有说话，但是据说起诉法院也没受理。很明显，攻击莫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召唤出来的群体，一种力量。“连胡锡进”都感觉到了这种力量的可怕，他假装不知道过去十几年就是他和他的报纸，一直在召唤和利用这种力量。现在“更革命”“更纯粹”也“更狭隘”的人出现了，他自己都怕了。过去十几年，这种力量已经摧毁掉不少人。只要有学生在课堂上举报老师不爱国，通常老师都会被处罚，谈话和边缘化是正常操作，停课和开除也有可能。但是，很少有人为老师们辩护。我不太同意“死灰复燃”这个说法。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一直存在，是主流，也是一种背景。“我们”，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但是，过去三十年，社会也有一种新文化出现：尊重私有产权，尊重每个人的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和他（她）的生活方式。这是和“毛星火们”根本不同的力量，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们感受到毛星火是一个怪物，就是因为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是，这种“新文化”也继承了很多过去的东西，比如，“沉默是金”。对远方的不公可能还会说上两句，发生在周遭的苦难，则大概率三缄其口。贵州人不谈论山火，而六盘水市民，看起来都没有遇到债务问题。有点吊诡的是，莫言本人就像他这个名字一样，就是“沉默文化”的代言人。他刚诺奖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批评他，那时人们嫌他对社会不公发言太少。他很懂生存智慧，但是“战火”还是最终烧到了他这里。多少有点可悲的是，人们“保护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种安全的行动。因为莫言很高大上，很主流，得过茅盾文学奖，也意味着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可，“连莫言都要攻击……”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大家都知道，毛星火其实伤害不了莫言，批判毛星火，也不会被删帖。在我看来，保护一个女孩穿和服上街的权利，保护人们文身的权利，保护那些脱口秀、摇滚乐……和保护莫言一样重要，而且更加紧迫：莫言大概率还会是“功勋作家”，而这些“日常”随时都可能被侵蚀。批判毛星火和他代表的力量，当然是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善良的人必须行动起来”，看到好几个大学老师都在为莫言发声，真的感动，但是，这种捍卫和行动，应该更加日常化，善良的人们，必须真正行动起来。毛星火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大，他们只是经常被纵容而已。

贵州大火，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大火没有热搜，而上海张老师可以有很多个。在张老师之前，“小学生秦朗巴黎丢作业”，连续上几次热搜，已经引起网友的普遍反弹，被人们讥讽为“新黄色新闻”。所谓“新黄色新闻”，是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格调不高的“新闻”类型，通常不具备较大社会价值，而是纯粹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其实，新黄色新闻，本质上并不是新闻，而是一个片段，一个段子，一个“上头的”瞬间。为什么格调不高的“新黄色新闻”经常刷屏，而真正有价值的严肃新闻上不了热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微博热搜本身的运营机制。没记错的话，上海张老师事件刚出来的时候，马上就上了热搜。我点开的时候，新闻链接是另一个地方男教师欺负女生的事，小编还没来得及更换新闻链接。很快，围绕张老师就有了三四次热搜，各个角度都有——方便媒体接着跟进。这是一个独特的互动机制。微博工作人员看到有热搜潜质的，马上重点位置推荐，机构媒体纷纷跟进，产生新的话题爆点，进一步引爆“热搜”。前两年帮一个评论栏目做特约编辑，每天要报选题。有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开会前看一下热搜，就知道当天的热点啦——我猜，很多机构媒体找选题，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不光是评论，也包括可以跟进的采访报道。纸媒时代，是另一种信息反馈机制：市民把发生的事，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报社，然后进入信息筛选流程。这是一个自发的、有更多互动的机制，所以才有很多真正的“新闻”出来：刚刚发生的、重要的，而你未必知道的。互联网时代，本来有更大的进步。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报社的热线部很快就微缩了，记者在网上寻找信息，每天可以面对海量的线索。有经验的人，会懂得如何在网络爆料，引起媒体记者的关注。这导致某种程度的信息爆炸，人们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在微博这样的平台，如果你关注的账号够多，可以一直“刷”出新消息。这时候“伟大的发明”热搜就出来了，平台把点击量的话题拉出来搞一个排名，你要想知道“大家正在关心（搜）什么”，打开热搜页面就知道了。这是互联网技术，是新的生意（可以把广告推上去），也是新的信息权力模式。因为平台永远不可能呈现自然状态的“热搜”。此时，机构媒体的价值就能凸显出来，可以依靠自己的价值观和专业能力，报道“重要的新闻”。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根本不在乎X（原推特）上大家最关注什么，他们会坚守自己的价值，对得起自己的付费用户。很可惜，中国的媒体在这时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编辑、记者，习惯在“热搜”中寻找新闻，报道新闻，而媒体在对热搜的关注中也获得了更多的流量。于是就会看到让人愤慨的局面：一些八卦和个人道德领域的事情，在热搜和媒体的畸形互动中霸屏多日，而重要的新闻则无人问津。除了上海张老师事件，最近还有所谓“小学生秦朗寒假作业忘在巴黎卫生间”事件，也引发媒体广泛关注，让人哭笑不得。其实，如果我们多加留意，会发有很多“一句话热搜”，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却没有过多具体信息，也不知道真假，但是一旦被放上热搜，也能热火几天。甚至有更甚者，类似“秦朗丢作业事件”，呈现出“网传-辟谣”模式，本来已经涉嫌假新闻，但是又因为辟谣变得“正确”，顺势再收割一波流量，成为热搜连续剧，这已经成为热搜的一个经典套路。媒体不得不跟着热搜走，因为它们在内部机制上已经“热搜化”了，有些机构对员工的考核，上多少次热搜也是一个指标。“上热搜”本身成为一种成就，因为它意味着有流量和影响力。但是，“想办法上热搜”一定是扭曲的，因为会特别夸张地突出戏剧性、情色、小人物的道德困境这些能引发共情的元素。“新黄色新闻”的不断出现，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热搜与机构媒体之间这种畸形的互动，所产生的奇怪的“信息茧房”。应该承认，过去几年是这样的信息统治着中文互联网。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微博上绝望地呐喊，努力把大家应该关注的、更有公共价值的某某事件“推上热搜”，这经常都是徒劳的。有时候恰恰相反，越是公众想让热搜的，越是上不了热搜，那只看得见的手在发挥着作用。现在，是普通读者对这样的局面感到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在质问“新黄色新闻”，这让人欣慰，也让人感到悲哀，因为不管是微博热搜平台还是媒体，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到更多。尤其是热搜平台，应该认识到沉迷于操纵话题、玩弄用户的共情能力和注意力（这是多么珍贵的公共资源），最终必然会遭到反噬。实际上，在信息茧房中炮制“新黄色新闻”，不但让用户厌倦，损害社会信任，对微博自己并没有好处：一个越来越狭窄的微博，也不会有真正有价值的流量。

在朋友圈发了对贾玲减肥100斤的感叹。朋友很担心，这个电影会产生负面效应，几个月后，就会有减肥药广告铺天盖地而来，据说，过去一段时间，厌食症患者也增加很多。当然，因为肥胖引起的疾病其实更多。这个春节，很多中国人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在讨论贾玲减肥100斤的话题，他们大概率只会变得更胖。我不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从精神或者观念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人是该告别“膨胀时代”了，不但是肉体上的肥胖，也包括精神世界的膨胀和油腻。我自己是在2018年十一假期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连续7天都在外面吃饭，火锅、串串、烧烤、川菜……到10月7日晚上，突然感到深深的厌倦和绝望，这样的生活真是糟透了。接下来我就开始控制饮食。不吃晚饭，每天步行10公里，大概100天的时间，体重从84公斤减到70公斤。这样看，“一年减肥100斤”，虽然极端和“病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有时候晚上和朋友一起，我也可以不动筷子，看着他们吃喝，自己只参与聊天。在成都这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人也会受到某种奇怪心理的控制，在挨饿中感受到一种快乐。2019年4月，我开始跑步，到现在，虽然有时候因为受伤会停下，我的跑步生活也坚持三年多了。在纽约，我又恢复了规律的跑步，每个月跑量维持在100公里。对我个人来说，2018年的减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在此之前，我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上班挣钱，下班看书，平时和朋友吃吃喝喝，从2005年硕士毕业到2018年，体重从68公斤增长到80公斤，收入也在增长。这个过程，就是随波逐流。它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不需要思考的生活。整个社会都在增长和膨胀，你也就跟着增长。2018年之后，我进入了一种节制和自觉的生活。除夕（纽约当地时间）晚上到朋友家聚餐，我会在下午先跑一个5公里。如果和朋友吃饭喝酒到很晚，第二天就会节食控制。尽管非常俗气，我仍然认为，体重是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我要把体重控制在70公斤以内（最好是68），就必须过一种新生活。它可能让身体更健康（有一些研究论文支撑）；可能让人精力更好，也可能让人更开心（跑步本身让人愉快）。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这里确实有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认可。更多的“主动选择”，就有了更多的“主体性”。我2019年决心从机构媒体辞职，就是受到自己减肥成功的鼓励。这并不是说“能减肥30斤，做什么都能成功”，而是相反：在减肥的过程中体会到，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你需要付出时间，也需要吃苦，而且大部分体验，都无法和人分享，这和阅读一样，你真正的收获，往往不能体会在读书笔记和书评中。这样的生活，有一定的悲剧性：你越来越承认世界很难改变，也不太想和外界交流，而是沉浸在一种“内在生活”中。我认为2023年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转折点：越来越多人会转向自身。三年疫情，很多人受到困扰，但是都期望2023年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经过一年努力，人们发现，想象中的“新增长”并没有到来。这个“2023”并不是新的，而是过去的一部分。整体上看，“过去4年”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一个断裂。不管是“世界”还是个人生活，可能都面临着一个巨变。新冠疫情的发生，反而转移了注意力，掩盖了这个变化。贾玲一定感受到了这一点。除了事业（拍片子）和商业之外，她本人在这个“减肥”的过程中，一定体会到了某种真正的革新和力量。她变成了一个和过去不同的人，不光是体重的区别，而是有了一个新的自我。她不再是那个靠喜剧来讨好大家的人了，事实上，她也可能再也不会和过去一年开心了。2024年或许是一个新开始。当“增长”不再可能，一个人又该如何面对世界和自己？

昨天，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在课堂上问他的学生，如何看待洛阳高铁站一群大学生装扮成锦衣卫，欢迎在外务工的人返乡过年？同学们大都觉得这是好事。“锦衣卫，就是衣锦还乡的意思呀。”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尽管在百度百科上都能搜索锦衣卫的出处，但是你为什么要去搜，要去了解呢，就这样简单点不好吗？有一些河南人（很大可能在洛阳）攻击我，也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打扮成锦衣卫来欢迎大家，是“网友的要求”，因为这样显得很隆重。“在古代也许只有皇家的人才配锦衣卫列队欢迎呢。”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电视剧中的场景。但是想起来好多年以前一次酒局，一个朋友喝醉了在洗手间拉着我说：张老师，有一天要是我们河南人做了皇帝……（没错，我可是地道河南人）。不管是装扮成锦衣卫的，还是喜欢锦衣卫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皇帝梦。所以，这个“锦衣卫列队欢迎返乡务工送温暖”，还真是一个真切的有复杂意味的“河南文化场景。”这个场景中，最重要的就是尊贵感和权力感。“衣锦还乡”，让返乡者感到自己很尊贵，但是其中何为尊贵，标准就是权力。这和山东人过年回家要开黑色轿车是一个道理。河南人回家过年，还有“锦衣卫”迎接呢。为了发展旅游业，河南各地都在发力。一方面，河南人非常自豪，认为自己是全中国最有文化的省份，另外还有一种憋屈，因为河南的“文化”很难看到，“河南很有文化，都埋在地底下了。”但是这个“埋”前面应该有主语，不只是历史和时间的黄土，还包括人心——人的毁坏。在河南，你看不到什么“真的历史”。在我老家周口，有伏羲故里，很宏伟，但是“伏羲”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有“老子故里”，但是“老子，鹿邑人”，更大可能也是传说。那些建筑都比我还年轻。反过来看，河南有什么100年前的建筑吗？在我老家整个县城，我没发现有任何建筑超过了100年。我更希望看到一个民国读书人的旧居，看到几代读书人的传承，看到藏书，看到教养——这些在哪里呢。我小学所在地叫“大寺”，附近有个村庄叫“大寺刘庄”，说明曾经有个寺庙比村庄重要得多。但是，相当长时间，我都说成“打不留着”，因为学校没有一点“寺”的影子，连一片砖瓦都没有。我这一代人，没有人知道那里曾经是一个寺庙，要和爷爷奶奶聊天，才能知道一点过去的历史。这几乎是整个河南的写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毁掉。所谓“都埋在地下”，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如果能挖出文物，和今天的河南人又有什么关系？等到河南人想搞旅游的时候，就只能发明创造了。有一次我坐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景区路牌标识——关公别曹处，这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场景，不管怎样那都是小说呀，但是却能被“开发”出来。昨天有朋友发给一段视频，是商丘文旅做的。一个男子穿着盔甲，装扮成唐代的张巡，因为张巡在安史之乱中曾守护过睢阳（今天的商丘），所以，现在就让“张巡”守护在商丘，给来的游客发“通关文书”，他旁边还站着一位花木兰。有人说，这个张巡守睢阳的时候，其实很残忍的，没东西吃的时候吃过不少人，游客不会害怕吗？这和洛阳的锦衣卫是一个道理。新一轮河南旅游宣传，都在打“历史”牌，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不是真实。看到有人在为商丘辩护，“不要黑张巡了，去看看历史剧吧。”是的，要看历史剧。不要看历史。如果你问一下，知道艾滋病村吗，知道高耀洁吗？你就很扫兴。这些“历史”还温热着，但是却没人在意。

专门看了一下大河报、河南日报、河南卫视的官方微博，还是非常吃惊。关于南阳一个小学的火灾，他们一条都没有发。不是说去采访，发布“真相”和“调查”，而是连消防部门的官方通报都没有发一条，就当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他们都在发河南文旅部门宣传，但是一个这样的河南，有什么值得去旅游的呢？大河报还发了一条韩国去年踩踏事件问责的后续——难道这样发的时候，编辑心里还有正义感？目前得到的一些信息，都是其他地区媒体报道的。新京报、扬子晚报、封面新闻等等，尽管没有太及时的现场报道，但是也大致还原了这个学校的情况。和大家想的一样，发生火灾的时候，这个小学宿舍的门被锁了。消息源来自于“一个毕业生”，这有点怪异，因为这个小学才办学几年，它的毕业生，也许就是当地的一个儿童？但是或许正是因为是一个孩子，才对记者说了真话，至少说了他知道的。河南媒体、当地干部，都没有透露什么，“13人遇难”的新闻通稿，甚至没有提遇难的是孩子。在一个群里看到有老师说，他每到一个地方，看到消防不合格就马上打电话进行举报，真是让人敬佩。他列举了四点，灭火器是否到位，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等。很残酷，对河南的小学来说，这要求太高了，什么是“消防通道”？发生火灾时门不锁就谢天谢地了。这样讲，似乎在指责当地。媒体报道，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了，肯定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媒体报道的另一个细节：这个学校连年评为先进，是个很好的学校。看照片，这个“先进”不是虚假的。距离镇子都还有几公里，英才学校仍然有不少人就读，也说明办学质量确实不错。甚至是住宿，在当地家长看来可能也是先进的。发生这样的不幸，只是一个意外，其他学校没出事，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小学就搞寄宿制，一定是反人道的，这不是好的教育方式。对儿童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每天都能见到父母——但是，在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要到城里打工挣钱。已经过了腊八，父母很快就要回家了，而再坚持几天，学校就会放寒假。这是一个致命的空档期，对那十来个孩子来说，父母永远迟到了。一个在河南某县小学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有一半是寄宿生。我老家郸城更严重，因为全县没有其他出路，但是发展成高考大县，县城有好几十所民办初中，民办小学更多，很多都是寄宿，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些学校的住宿条件真是让人担忧。大城市的人还在为火灾小学“一个宿舍住十几个”感到震惊。触动我的，是媒体报道“可能是电暖器引起火灾”，想一下十几个孩子在房间里，面对寒冷，能有什么办法？而在河南乡镇、县城能买到的电暖器，又是怎样的货色？河南人受过太多苦，也做好了吃更多苦的准备——更多人是认命，然后一切照旧。这不是说河南没有什么进步，它总是在其他地方普遍进步之后，才会改进一点点。你只能逃离这个地方，或者忍耐。热心的人会关注家乡，甚至想改变它，有一位东莞的河南老乡，在微博上经常批评自己老家，点名道姓批评当地干部，批评环境污染——现在他被老家警方带回去，估计要在看守所过年。祈祷好运。祈祷自己家的电暖器不会出事。

华中农业大学11个硕士、博士，用100多页的PPT举报自己的导师黄某某，是高校一个小小的革命。这个黄某某做到了极致：让学生去学校借实验器材，然后弄假发票报销购买器材的费用；学生自己买的必须的器材和细胞，反而不给报销。这样就把自己项目的利润最大化。为此，还克扣学生的研究生补助。这样，把对学生的剥削做到极致。如果只是这样，学生就还只是“学术民工”。这没什么新鲜的，理工科的导师很多都是这样，他们带着学生做项目，被称为“老板”，其实就是一起挣钱，学生拿得最低，比市场上找人干活儿便宜多了。黄某某只是特别抠门儿而已。黄某某还做了别的。让学生帮他编教材，不给署名。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学生的论文上署自己亲戚或者其他他喜欢的人的名字。这可能是让学生更愤怒，因为这侵犯的是学生的“人格”。如果被剥削体力是“学术民工”的话，人格权被剥削、侵犯，就是“学术奴隶”的境遇。他还对学生进行道德贬损。让学生帮忙编教材，自己把经费拿了的同时，还告诉学生，没必要自己写，找几本书抄一下就行——别光逮着同一本书抄。这是经验传授，是把学生完全当成“自己人”——不是人，而是自己的一部分了。公然鼓励和逼迫学生做不道德的事，说明老黄已经是赤裸裸的“负面”存在。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因为他早就觉得在他这个小世界，他能一手遮天，他就是天。在他心中，学生是完全没有独立意识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就能更好理解学生的反抗：不管得到是不是“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都只是锁链。还能有比这更坏的人生处境吗？反抗这样的老师，不管是否成功，都向“成为人”迈进了一步。当然他们还是很有策略。11个人的共同体，长时间的密谋，达成共进退的决心，搜集证据，一百多页ppt，一击致命。可以说，黄某某只是纸老虎一个，在任何意义上。他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可怜人，没有任何统治力。但是这样人有很多，各地高校，像黄某某这样行事的大有人在，甚至说这就是“普遍行为”，只不过黄某某做得太过分而已。现在读研究生非常苦闷。一方面，硕士没有任何学术可能，即便是博士，也是生物链的底端，等你适应了各种各样的“老黄”，你基本上也就成为学术生产体制的一部分了；另一方面，不搞研究，去社会上工作，机会也不多。11位“勇士”的抗争，可能动摇不了学术体制本身，黄某某会被严肃处理，然后一切照旧。但是这样的反抗，仍然让人心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更接近“人”。

书店群最近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骗局。有人在里面加好友，承诺从港澳带书，收钱后就没下文了。后来发现这个骗子各处行骗，至少骗了上百人。了解越深入，发现越有意思，值得写一下1我有几个读书群，出现骗局的是其中一个。这个群平常讨论问题最活跃，质量也更高。骗子加入到这个群，也最幸运，因为他会发现这个群喜欢读书的多。大概有十来个人被骗。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生气，但是第二反应却是尴尬：骗子在这个群的“销售额”，甚至比书店自己的销售额还要大。我和店员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如何避免骗局再次发生，根本的办法是……我忍不住说：其实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从销售的角度，为啥我们不去搞懂读者需要什么呢，一个骗子为什么能够“卖出”那么多书？2以这个群为例，骗子的套路大概是这样的。他进群后，会观察大家的聊天，搞清楚群友的价值观和关注议题。然后，开始往群里发一些内容，有些是经典著作的PDF版。前段时间，我想重新读一下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结果在群里就发现了电子版。这让他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原来是自己人呀。这时候他就开始加好友，大量添加，肯定有人拒绝，但是大部分都会同意。他就开始私下发一些书的封面给你。高耀洁的传记，高华的书啦，秦晖的著作啦，甚至还有签名版——这些图片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也可能是在其他群看到保存下来的，是他努力的结果。他的人设是港澳图书代购。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上当了，给他转钱。收到钱后，他当然不会发货了。过几天你问他什么时候发货，他会说“过两天”，然后就是生病住院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继续骗一些医药费。3除了在群里发内容获得大家信任外，这个骗子还非常坦诚。你给他转账的时候，有时候微信或者支付宝需要你知道他名字里的一个字。他当然会告诉你，甚至会告诉你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有银行账号。当然，这些个人信息未必是真的，因为最新的证据发现，他正在花钱购买实名认证的微信号。但是也有天津一个书店的老板见过他本人，确认他的个人信息是真的：赵冠一，辽宁阜新人（身份证号……）。这个人在过去半年，各个群行骗，豆瓣上也有人揭发他。据说他找别人借医药费的时候，甚至把大学毕业证的照片都发给对方了。我认为有很大可能，他透露的个人信息是真实的（至少一部分）。在熟人社会，借钱不还有很大风险，不但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也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信用”。一个圈子的、或者亲朋好友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你会损失巨大——这就是社会性死亡的威慑力。一个人说到底要靠自己的社会信用生活。但是这个骗子的行为其实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如果一个人加几千个微信好友，然后去行骗，这些“好友”其实和他的现实生活没什么交集，受害者的揭发，很难对他构成什么损害。在“微信好友”中损失的“个人信用”，可能本身就是不真实的。这可能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新困境。这种“社交”究竟意味着什么？哪些人可以得到好处，哪些人作恶不受惩罚？4有人很快就发现了他的问题，受害者甚至组建了一个维权群，群员已经有70人。从60人增加到70的时候，一个群友感叹：老赵还在努力。据我所知，有很多人还不在这个群里，所以我推测受害者应该超过100人。有人被骗2万，骗几千的也有好几个。因为他除了答应帮人买书，业务也已经扩展到代买演唱会门票、相机，甚至声称自己的母亲得了肺癌借钱看病——当一个人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被质疑，因为谁会这样“咒”自己的母亲？受害者很快就报警了，但是警方不太积极。尽管金额到3000据说就可以立案，但是警方会说：你还能联系到吗？（能，微信两三天回一次）他说了拒绝还钱吗？（没说）他既没有失联，没有拉黑“债主”，也没有说绝不还钱，甚至态度也不算恶劣——这一般就算纠纷吧。这可能就是他的“模式”之一。只要骗到的人够多，如果警方真的介入几个案例，退几个人也没问题。再说有很多人催讨几次后嫌麻烦，自己就放弃了呢。5一个法律上的悖论：他承诺的那些书，如果真的按时发货了，警方早就抓捕他了。因为那些书都是……这涉嫌销售违禁图书。如果他不发货，成一个骗子，反而没事。6一个人性上的悖论：这样的人，似乎完全游离在社会的道德、法律之外，当一人可以把“不要脸”、勤奋、欺诈、礼貌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社会近乎是无敌的。道德对他没有约束力，法律暂时也不会制裁他。这个时候，“私刑”就是合理的。比如，用一些办法真正惩罚到他本人。我把他的个人信息公布到朋友圈，就有一点效果。因为有朋友看到后表示，这个骗子老家的地址很熟（和朋友的姥姥一个小区），可以去看看……他当时马上承诺退款，书店群里几个书友的钱都退了。有受害者联系到我说：他妈妈的个人信息公布到朋友圈，是不是不妥？他已经表示抗议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的，不过还是把这个信息删掉了。在“维权群”，朋友们都很恨他，但是人们仍然守着一些边界：比如，是否应该完全公开他的罪证（还是局限在维权群内），是否应该骚扰和他有关的人……不管坏人如何成功，好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事——这也是坏人往往能得逞的原因。7和几个被骗的群友交流了一下。大家虽然有点生气，但不是很严重，反过来安慰我，不用太在意。这个人的行为，最大的后果其实是破坏了群里的信任。人们交流读书和想法，好不容易建立一个自由、宽容的网络社区，现在却发现有人在这里行骗——但是如果因为这个骗子，大家不再相互信任，失去的东西就更多了。这多少有点安慰到我。坦白说，过去两天我非常生气，因为竟然有人专门欺骗读书人。有一位被骗的朋友是河南律师。我小时候在河南农村长大，好几个长辈所谓的“出门”挣钱，就是去骗人，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像我这样没什么力气、做不了农活的家伙，将来说不定要去学骗人。我一度认为，河南人是很难被骗的，尤其是一位河南律师。但是这位朋友被骗，多少说明周围环境已经变得善良了，或者说明读书群真是一个好地方，大家放下了戒备，开始信任他人。

上海地铁安检人员阻拦Cosplay装扮女孩，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上海地铁官方表示，安检条例中并没有关于奇装异服不能进地铁的规定，将向运营方了解情况。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上海轨道交通安检标准”，确实没有乘客应该怎么穿衣服的条款。看上去，要被问责的是那位保安。但是，大河报再次采访上海地铁官方时，他们又表示：“非日常服饰进站，安检员会阻拦并呼叫警察。”看上去，“非日常服饰”真的很可怕。很多人在微博上说，这次安检员拦下女孩，不是她的服装，是她头上的饰品——据说有一种“符”，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看上去，上海就要进入魔幻世界了。上海地铁官方两次接受采访，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很有可能，“官方”相关人员经过沟通后，协调了立场。这个结果，确认了一个事实：上海地铁甚至这个城市，正处在某种观念的倒退之中。想一想要是在几年前的上海，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地铁官方”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模糊的“工作人员”接受外地媒体采访，含含糊糊地表态。不知道这次工作人员接受大河报采访，算不算官方的正式声明，但是表达的意思让人不安。“非日常服饰进站，安检员会阻拦并呼叫警察”，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权力话语”，因为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太大。什么是“日常服饰”？汉服算不算日常服饰？如果汉服算（保安能不能分辨汉服是一个问题）日常，和服肯定不算了。这样，一个中国人穿和服，一定是不能进上海地铁了。那么，僧袍、道袍呢？如果有人穿僧袍进上海地铁站，是不是还必须出示说明自己宗教信仰的证件？一个古装戏拍摄团队，要进上海地铁，是不是要集体办一个许可证？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对“正常服饰”可能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一个男子穿裙子进上海地铁站，一定是违规了。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对女孩子夏天穿短袖T恤非常有意见，“怎么露那么多？”她老人家夏天坚持穿长袖。如果她要去上海地铁安检，夏天估计地铁站得瘫痪。说到底，尽管大家对“日常服饰”可能有一个大概的共识，但是每个人仍然有自己具体的理解，至于如何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安的临场发挥，甚至是他当天的心情，他是否如期领到了工资。上海市民的一部分“日常”，就将由保安来决定了。这可不是小事，而是反映出一个城市心态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我心中，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城市。2019年夏天在东京访学，经常乘坐地铁，感叹日本上班族穿着要比成都人保守和“规矩”得多。但是，有一天在地铁里，看到一位男士穿着裙子、丝袜和高跟鞋，他没有引起路人任何惊讶——这才是都市，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除非他真正影响到别人。现在中国社会有很多新闻，都是关于穿衣服引发的争议，这有点像晚清。最开始是关于“民族情感”的，在苏州一个女孩穿着和服被警察拉扯（如果苏州的外资因此被拉得大幅下滑，不会让人吃惊）；某地男子穿女装，好像闹出很大动静；现在又由“奇装异服”引起上海地铁的“恐惧”。“上海地铁工作人员”这次其实很准确地表达出了这种转折——非日常服饰，一个“非”字，意味着权力对生活方式的“判决”，也道明了这些事件的本质，就是：权力正在干预和侵犯“日常生活”。这是一个临界点。服饰，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不仅是人的“权利”，也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它不是身外之物。那些Cosplay少年，花那么多时间准备自己的服装，这些就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我很赞成那个女孩的做法。彬彬有礼，但是也不会轻易让步。因为“捍卫日常生活”，就是捍卫自己。

到目前为止，上海仍然是中国最包容的城市，因为大都市天然具有包容性。有个女孩Cosplay装扮被地铁安保人员拦下。她说，自己穿的是汉服，Cos的也是国产动漫《原神》中的角色。保安依然不依不挠，认为她这样“很危险”，会影响到他人。但是最终保安还是放行了，因为他知道理亏了。他开始的时候可能以为那是“日本元素”，看到小女孩是爱国二次元之后，他就没什么可坚持的必要了，后面的一些托词只是嘴硬而已。上海地铁官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上海地铁并没有“奇装异服不能进地铁”的规定，并表示要向运营方了解安检员的行为。这个回应其实表明，阻拦女孩只是保安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上海地铁，更不代表上海。这大概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一个对二次元、动漫都不了解的安检员，责任感和道德感都爆棚，主动作为，把女孩拦下来教育了一番。保安和女孩，其实代表了都市文化的两极：一种是管制型的、封闭的，；另一种是个性化、多元的。实际上，像这位保安这么想问题的人有很多。大概10年前，成都IFS刚开业，搞了一个动漫展，主题是哆啦A梦。有主管领导认为这是日本元素，哆啦A梦代表日本文化的入侵，指示成都媒体写文章批判。这事不时有人重新发到互联网上，去年还有人问我，你们成都要批判哆啦A梦了？我马上解释，这是旧闻，老黄历了。这样的传播其实说明，有些“坏事”的影响力非常深远。成都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么多宣传，大家都记不住，一个批判哆啦A梦，被人反复提及。现在回看，那时的“领导”其实也不算太坏。他只是让媒体批评，没有动用权力直接取缔。那个展览是商场搞的，是市场行为，只是让媒体批评，也算是守住了权力的边界。但是，这样的“领导”和“保安”的思维，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就是对城市、文化的理解非常单一，不懂得“都市生活”最重要的精神是包容，不懂得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不懂尊重年轻人：他们看起来和上一代不一样，这不是什么错，你感到不快，可能只是因为你老了。城市管理者如果有了泛道德化的、专断的思维，对城市的影响是长期的。成都的东郊记忆现在很火爆，是很成功的文创园。最早，它叫“东区音乐公园”，就有先进的理念，很多年轻人周末在那里玩Cosplay，非常有活力。但是据说某领导到那里视察，说这里以前是工人居住区，是老厂，干脆改名“东郊记忆”——这个改名，其实是一种思维框架，所谓“东郊记忆”，就是老厂记忆，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这种工业怀旧风，距离年轻人非常遥远。“东家记忆”挣扎很多年，非常萧条，因为过去住在附近的“工人阶级”，早就拆迁搬到别的地方了。一直到这两年，据说园区运营方承包给一家专业的文创公司，才重新抓住了年轻人。上海的那位保安，可能没有钱去迪士尼，不是很了解动漫。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上大学之前，没看过任何动画片，因为老家连电都没有。到了大城市读大学，震撼可想而知。但是幸运的是，我比较早读到一些书，明白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没有哪一种“绝对正确”。如果你认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别的都可疑，就是一种“保安思维”。我没有歧视保安的意思，但是现在确实有一种“保安思维”在蔓延：以一种安检的目光审视他人生活，看一切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都是“危险的”，需要纠正的。对大城市来说，这种思维才是值得警惕的。

​最近新冠又开始流行了。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住院病人有增加。一位医生朋友劝我找个地方打疫苗，免费的。我有一点动心，又有点忐忑。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打过一次疫苗。成都在努力提升接种率的时候，社区也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打疫苗。我说：是强制吗？他们答：不是强制，是自愿。后来就没找过我了。没有更激烈的交锋。其实我有点失落。我对科兴等国产疫苗的看法是，没有啥效果，但是估计也没多大危害。看到有新闻报道，某地打疫苗发补贴，最高两三千元。我心想，能有1000元补贴，我就去打一下——这也算是用自己的身体赚钱，相当于写一篇专栏的稿费啦。可惜，在成都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后来我当然是感染了，很多打了疫苗的朋友也感染了。今天看到新闻，科兴新冠疫苗宣布停产了，这实在太不严肃了。新闻的出处也不严肃。这个消息是来自科兴公司内部关于年终奖的文件，有一部分奖金是和特定项目有关，现在不再生产疫苗了，这笔奖金就没了。媒体是从奖金变化的内部通报发现科兴疫苗停产的，这真是可笑。疫苗停产是事关公共卫生利益的大事，应该及时、公开通报才是。在科兴公司看来，非常简单，疫苗就是创收的手段，和“公共利益”关系不大，所以也就没有向外界说明。很明显，新冠还没有消失，各种新的变异株还在不断出现。不管是吴尊友还是钟南山都说过，疫苗产生的抗体是有有效期的，大概半年后就要补打一次。但是各级防疫部门，怎么不组织大家打疫苗了？即便防疫的“响应级别”下降，不用再组织打疫苗，疾控中心或者卫生机构也要保持一定的服务窗口，给那些愿意打疫苗的人提供服务。除非新冠疫情彻底消失。现在科兴直接宣布疫苗停产了，而且对防疫也没有任何影响，相关部门也不处罚，这或许能够说明——不打科兴疫苗，没有任何损害。这个“不打也没关系”，从逻辑上说，不但是现在，也包括过去。或许不仅是科兴，也包括其他国产灭活疫苗。

​网易的这个视频是新年以来最好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搜一下看看，据说有的平台已经“账号异常”。有几个细节：在合肥劳工市场找活儿做的农民工，大部分都在55岁到60岁。但是他们要瞒着年龄，因为超过55就没人愿意要了。感谢那些愿意睁只眼闭只眼的包工头吧。这个年龄问题媒体也报道多次了，没有什么改善。“老年”农民工在老家要交社保，300多块一年。这是农村的“新农合”，很有必要，但是也从十几年前的几十块，涨到三百多了。视频里的大哥说，去年的还没交，没钱。一个“日结工”机会，通常十来个人争抢，视频中还有人为了抢工作打起来了。这个视频拍摄的是合肥的劳务市场，以前也看过郑州等地的，都差不多。一个感人的细节是有人在那里给大家做饭，没钱吃饭的可以免费吃一顿。这种自发的互助和支撑很让人感动。我看这个视频很难过，因为基本上不用看字幕，都能听懂。苏北、皖北、豫东一带，“老年”农民工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从90年代初他们开始进城务工开始，差不多正好30年。这是城市化和房地产大发展的30年，他们亲手建造起了一个个城市，现在他们老了，只能在城乡结合部的劳动市场游荡。他们得到了什么？“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儿花了二十多万，现在媳妇儿经常威胁说不要儿子了”。一种残酷的生命传承。在感慨之余，其实可以呼吁政府多少做点什么。一个人一年300的社保，能不能“国家”给交了？按照2亿农民工算，一年也就600亿——看一下各级政府的各种报告，这实在不算什么。实际上，如果国家每年能拿出2000亿元，全部用来补贴最低收入者，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处境。不要信胡锡进“都发钱等于都没发”那种说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补贴最低收入者，和通货膨胀没一分钱关系。中国有着最发达的大数据监控，完全有能力做到让这些钱真正流向底层而不被截流，在技术上这也没任何问题。这才是“社会主义”。

​​纽约芬克利夫墓园，距离曼哈顿有几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转车，要花上2个多小时，但是在风雨中依然有两三百人赶到这里，送高医生最后一程。礼堂坐不下，仪式结束后外面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送花、鞠躬，对高医生表达感谢。这个墓园是不少中国名人最后的灵魂归宿，包括宋美龄和顾维钧。高耀洁1945年曾给自己的妹妹指着天上的飞机，“快看，那是中华民国飞机”。从今天开始，高医生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之中。她将被人们铭记，而她所做的事情，将成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资源。人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反思：那些苦难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类似的苦难再次发生？妹妹回忆了高医生82岁逃亡时的细节。她们从郑州买火车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时她们一定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旅程。家人的发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远离故土这些词，面对前来吊唁的人，家人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理解高医生，而高医生在天之灵或许也会感到欣慰。一个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洁获得美国的奖项后，河南有关部门曾让她儿子下跪求母亲不要到美国领奖，而高医生也不得不发布声明，自己的事和家人无关。家人感谢了黎安友教授这么多年的关爱。14年来，黎教授是高医生在美国的监护人。小到带她买面包，大到帮她办理廉租房、保险和医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医生在纽约第一次生病急诊，黎教授在一小时后就感到了病房。在美国做这些事非常繁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黎教授很讨厌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烦事，他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大的官僚主义有没有给你带来麻烦”，但是，为了高医生，他在过去14年不得不和各种部门打交道。黎教授说，在帮助高医生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也接触到很多去看望高医生的中国人。他说，在高医生和那些照顾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特别的观察。过去14年，有不少人来探望高医生。他们和她聊天，帮她做事，也从她那里学习——这让高医生在曼哈顿的岁月，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这种创造是合力完成的。高医生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对抗艾资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则帮忙传播。这不是“项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种自然的、自愿的协作。这是包括医生、护士和很多哥大学生在内的一个特别的社群。高医生的医生和护士代表也到了葬礼现场。尤其让人感佩的是这么多年来哥大的学生小组，一波又一波，传递的不仅是责任，也有黎教授所说的“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能给人希望的东西，可能也是这种精神在鼓舞着黎教授。作为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他热爱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值得的。他内心中也会感谢高医生，这让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一片荒原。这让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更好的中国”，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对这一切，我深深感谢，在此后的日子也应该牢记。高医生安息。

​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和保安纠缠的事这两天刷屏很多，就连胡锡进都呼吁北大要开放了。想想有点可悲。现在胡锡进的发言，已经代表了这个社会“批评的声音”了。他认为北大校门又是人脸识别又是预约，其实都是疫情防控加码的结果，但是权力的喜好通常都是这样，上手段会让人感到愉快，谁又愿意放手呢。胡锡进忘了疫情开始的时候，他是怎样为这些措施辩护、欢呼的了。当然，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讨论胡锡进，也不是讨论大学应不应该全面开放——北大清华大概率再也不会了。我感到着迷的是李植老师的做法，他的姿态。跨过闸机，他也因此被称为跨栏教授。一个副教授在学校奔跑起来，让保安在后面追赶，这成为一道风景，也注定会被写入北大的历史。这种奔跑，并不是针对保安本人，而是制度：当面对权力的管控和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大多数人早就习惯服从了。中国人对秩序的渴求达到惊人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日本。日本人普遍遵守一种“文明的秩序”，一种“不打扰别人”的分寸感。中国人缺乏文明秩序（还没形成排队什么的习惯），但是却对权力绝对服从、而且认为这就是“安全”，并进一步认为这就是“幸福”。昨天转发了一个视频，纽约高速公路上，一只柯基犬跳下车逃跑，主人没追上。结果，好几个司机亮了双闪，让整个高速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最终几辆车包围了柯基犬，一位女士下车救了它。有不少朋友认为这太不安全了。不在应急车道停车，这很危险；为了一只狗，都不考虑人的安全了？好像那些司机都不知道高速上这样做很危险似的。但是，一些陌生人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达成这样的共识，一起亮双闪降低车速？这种基于个体意志和主体性的冒险与沟通，可能正是良好社会的本质。当然在美国这也是特例……不然你这样想就是汉奸了。北大李植老师的奔跑也是如此。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并且写出来，在北大不会被认为是好事吗？院系领导甚至学校领导会找他谈话的。他依然这样做了。这就是个体的反抗，很微小，可能也改变不了。不但改变不了高校的封闭趋势，甚至也改变不了北大。但是他这样做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还不是网上的欢呼，而是个人层面：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北大工科副教授，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那么，什么才算是出彩的“活着”？李植老师看到了那个缝隙，从牢笼里钻了出去，我猜他奔跑的时候一定很开心。一个真正的跑者，收获的是自由。这是这个时代的个人英雄主义。微小的，甚至是没有收获的反抗，小小的游击战，但却是对沉闷生活的一击。注：本文题图是哥伦比亚大学。

​“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是这段时间郑州最有名的人。2021年他们贷款在郑州买了一套融创的房子，每个月还房贷6500元，两人努力工作，每个月工资差不多9000。租房，养小孩，生活很是艰难。他们第一次走红，是因为融创的房子开始烂尾。那时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记录自己房子的事，他们“眼中有光”，这感染了很多人。这种“眼中的光”其实是过去20年很多人都拥有的东西：贷款买房，这种按揭当然是一种透支，但又实实在在是“确定性的未来”。有很多次我在小餐馆吃饭的时候都碰到过像他们那样的夫妻。他们憧憬着未开，谈着工资和机会（还不认为工资是一种隐私），户型、装修和建材，这些物质材料因为和未来有关，也都有了一种精神属性。这一次这对夫妻再次被人关注，是因为“眼里的光消失了”。房子迟迟不能交房，他们开始维权；最近因为去讨要当初承诺的2万购房款“返现”，小夫妻还被打了。“亮亮丽君”成为房地产破碎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注脚。他们真的爱自己的房子，项目复工后他们专门租在附近方便看进度——那种生长，就是自己的人生。我关注的是人们很少提及的另一面：在维权和记录自己点滴的过程中，他们在事实上成为了“媒体人”，既表达自己，也在为共同处境的人代言。看了他们最近的一个视频。亮亮说“给我一个交代”，丽君拿出透明胶带，封住了他的嘴，还说了一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是好几年前微博上的一个谐音梗，其实没那么好笑。不知道他们是看过这个段子后的再创作，还是纯粹的巧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自己这样“表演”并录下视频的时候，其实是跳出了自己的悲惨故事，有了自嘲和反思的视角。这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故事中最动人的部分——这是对表达的表达。他们或许还没明白，真正“成为市民”（citizen，译为公民）不仅仅是要在城市有一套房，站稳脚跟，也不仅仅是把户口迁过来，让小孩上学更方便，而是要勇敢表达。真正的表达，不仅是讨要自己的2万元，而是要注意到城市中有很多像自己一样处在不公状态的人，不仅是为自己发声，也要为他人发声，这时候就是在创造“公共价值”。媒体昨天采访他们，他们说事情已经得到解决，决定暂时回老家，因为老家更有安全感。这可能是郑州形象的又一次受损，这件事充分展示出郑州这个城市发展的“限度”。很有可能，他们还感受了某种压力——表达的压力。发声给他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他们有了不少粉丝，而这意味着某种危险。这是另一个寓言。尽管在城市房子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最大或者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房子”。

​看了何三畏写朱学东的一篇文章，有点感慨。朱学东老师1989年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他老家在常州武进县，我还知道他是前黄中学毕业的。这是因为他文章中经常提到自己的中学。他的老师对他影响很大，有的老师还健在、有来往。他中学时的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每次回老家，都是一群人喝酒。因为这种乡情，朱学东把在北京的一些书运回老家，做了一个书房。有了这个书房，他的家也成为一个“文化客厅”，朋友圈看到好几次各界名流从上海、杭州等地跑到他家聚会。对当地来说，这其实是很值得珍惜的文化——虽然只发育了一点点。很可惜，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文化不算什么。据说他老家房子要拆迁了，书房也不能保留。何三畏老师跑到朱学东老家，就是参观“最后的书房”的意思。何老师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强烈反对拆迁，我这篇文章当然也不是。朱学东自己，也没有坚决反拆迁的意思。他只是有点伤心有点遗憾和不舍。当地要引进新能源汽车项目，是大事件。当地官员大概也很礼貌做了不少工作。这些沟通其实让人感到更惆怅：相关的人也不坏，大家都很体谅，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在惆怅之余，我还有一点羡慕：江浙地区，多少还有点“故乡”的样子。一个指标是，到外地打拼的读书人，有一天愿意带着书回来，和乡土重新建立连结。家乡的食物、俚语，因此也得以被“书写”，成为文化的一部分。10年前有好几篇著名文章谈到“故乡的沦陷”，当下中国似乎兴起一种新的返乡潮。不光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返乡，读了985的大学生也回老家考公务员。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折。鲁迅《故乡》之后，几代中国人书写的都是“离开”的故事，而现在终于有了“回归”。和故乡和解，或者奢望一点点，像朱学东那样，“建设自己”，也多少重建一点点故乡。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都能这样。比如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胆量把自己的书弄回老家。这里可能有时代差别。80年代读大学的人，成长过程中伙伴儿，似乎更有稳定性。他们更愿意参加中学同学会，不管价值观如何，还能坐到一起喝酒——也许确实有更多的共识。我们这些90年代后期读大学的，中学乃至大学同学，撕裂得也更严重。我当然属于那种“少数派”。昨天，高中好友李井奎发来消息关心我访学生活，他说，看到我在异乡过着“书生的生活”，很感动。因为他也是这样的——同学中这样的也就我们两个人啦。2014年他来成都，说要用10年翻译凯恩斯全集，明年正好10年，他已经完成，等着收官之作出版，就来成都庆祝一下。我们当然也会偶尔回到家乡，但是却都是偷偷地回偷偷地走。在那里没人知道凯恩斯。

看到一个“夜班媒体人”救助贴，说是救助了几十个夜班编辑。我点开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美编，那时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编辑。最初决定加入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还有时间看书，真是理想的职业。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并不是每天凌晨2点都能下班，有时候要等到四五点，而且你等的东西，又都是绝对无聊的。有一天凌晨4点，我在报社下面等出租车，一辆汽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有下雨换下来的袜子，还有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书会这样流通。10年报纸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编辑。中国的编辑有一种双重性，既是“新闻人”，又是“审查者”，当我发现后一种比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丧失了动力。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先是去报社的新媒体，然后是去做杂志，2019年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户和自由人。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却也是“真正新闻人”的开始。疫情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区杀三只猫的消息（它们的主人阳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成都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来写这个。那一瞬间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组深呼吸才从床上下来，打开电脑。我知道新的时刻开始了，如果我写这个，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疫情中成都还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不会有人写也不会有人评论，现在我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从媒体辞职两年后，自己真正成为了“新闻人”。我不得不集编辑、记者、评论人角色为一身，战战兢兢，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有些话评估再三，还是不得不从文档中删除，这让我想起在报社受到的那些训练。坦白说，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人，滋味并不太好受，压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变得“危险”，让人讨厌。但是也因为这些写作，我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一个标志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的群，“以后不管怎样，跟着我们你都会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头，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想起2005年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编辑的培训。记得当时报社有领导还向纽约时报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时，“本报”做的版面，纽时的同行发出赞叹——那时真切感受到“新闻”是一个行业，有全球通用的语言和范式。前几天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专门去新闻学院参观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后来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挡住了他的名言：Our

​​本文首发于百度百家号“张丰观察”宠物狗是人的延伸。我猜那位养罗威纳犬咬伤二岁女童的成都市民，可能是一位矮小瘦弱的男性——不一定是生理，而是心理意义上的。他渴望自己强大起来。他的狗就是外化的自我。毫无疑问他应该被处罚。合适的办法是主人承担刑事责任，狗收容起来进行教育。这当然是奢侈的，也不可能。现状是，狗患严重，而对狗的恨意也到了可怕的程度。这两天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捕杀流浪犬的视频，很难核实其真实性（发生的时间地点），但是画面非常恐怖。不管是爱狗还是恨狗的，都在拿这些视频做文章。这是旷日持久交锋的最新篇章，目前也看不到良性发展的可能。过去几年我写过几篇文章，既批评杀狗、吃狗肉的，也批评那些到高速路上拦车救狗的“爱狗人士”。这样的观点当然不受欢迎，会受到来自双方的指责。对养狗的人来说，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你的爱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管好自己的狗，遛狗牵绳，捡粪便，不要吓着小孩——也就可以了。坦白说，我对流浪狗也没有什么感情。每一只流浪狗的背后都有一个应该被处罚的主人，出自之外你还能说什么？对那些救助流浪狗的朋友，我表示敬佩，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为动物救助捐过一分钱。在遛狗捡粪便的时候，有时候会看见别的狗拉的大便，我从来没有捡过。发现这一点让我感到怪异：如果从爱护环境的角度，只捡自己的狗拉的大便，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人的责任终究是有限的。过去几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场关于狗的争论。狗患其实是中国房地产时代是后遗症，城市扩展让很多人感到孤独，养狗养猫成为一种救赎，但是缺乏责任感的自我安慰，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没有别的办法。即便是“时间”也不一定许诺给中国人文明。最近几天各地捕杀狗的狂潮，则是问题的另一面。对狗的残忍，是一种有带有权力感的发泄。在那些行凶者的面庞上，我看到了去年封控时一些社区工作人员甚至保安的表情：正义的，冷漠的，过度的。那些施暴者的内心危机，一点都不比那个养罗威纳犬的成都人小。他们和那些失控的犬只很像——距离人很远。如果距离权力、（爆棚的）正义感更远一些，距离人、生命更近一些，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不管在什么位置上，如果在考虑问题时能引入一点反思的视角，或许就没那么正义在握了。阿伦特和齐格蒙特-鲍曼都反思过犹太人的问题，而巴勒斯坦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在访谈中也批评过巴勒斯坦——这就是反思视角，也是人的视角，而不是“主义的”或者正义的。前年冬天成都某区因为猫主人阳性，杀了三只猫。我写了一篇文章，有人过来找我要求删除。我问他：你养宠物吗？他回答：养了一只阿拉斯加犬。这让我们的谈话缓和起来。阿拉斯加是一种巨型犬，希望它现在安好。

这就是我对瑞幸和茅台联名酱香拿铁咖啡的评价。这款拿铁据说卖19元，我看到有人哀嚎：为啥不和别的一样，也9元一杯呢。告诉你，这就是权力的价值。一款19元的产品，满足你对权力的渴望，这个值10元，也许刚好是51%，“国资控股”的感觉。过去两年，在一些朋友的带领下，我也喝过一些酱香白酒。有时候朋友会神神秘秘地问我：有没有品尝出酱香的独特魅力？坦白说，我还真没有。即便是白酒，我也更喜欢五粮液和泸州老窖。或许这就是口味差异吧。当然，就我自己的习惯来讲，我更愿意喝威士忌（有些人又要开始批判我了）。喝威士忌，即便醉了，自己也不会那么臭。朱学东老师对酒很有研究。有一次他讲，自己曾去茅台开过讲座。他建议，茅台有这么先进的白酒生产线，体现出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别的行业还真没这么突出），就不要再宣传什么“悠久文化”了。我对白酒没什么特别恶感，也没有偏好，只是不太喜欢很多人的酱香崇拜。只需要粗略翻看一下历史就知道，茅台是“现代”的产物。尽管它和一些长征故事有联系，但是直到90年代，它都没有现在的影响力。据说，当时五粮液的产量要比茅台大得多。90年代以来的大众传媒时代，茅台在一种综合叙事中获得了青睐，成为“权力的象征”。它很贵，而且越来越越贵；为了让它更亲民，生产方开始限购、实名制购买，但是诸多措施，只是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这是一个悖论：所有试图祛魅的努力，最终都强化了茅台的神秘性。最终，它成为一个图腾。这就是我对茅台和酱香的看法。我对钟情于酱香的朋友，通常只会露出微笑，不管如何，茅台是我喝不起的，不喝就行了。瑞幸咖啡疫情前成为创业明星，但是差点死掉，因为财务问题，它最终从美股退市。但是，投资人是决定聪明的，他们知道中国人最终会和外国人一样，对咖啡上瘾，只要足够便宜。他们卷土重来，有点认真做事的味道，这两年获得了很大进步。想出和茅台一起做联名款的，绝对是聪明人。因为他深深知道，有一种东西比咖啡因更让中国人上瘾，那就是酒精——当然，不是普通的酒精，而是茅台，“权力”的化身。朋友圈看到有人说，茅台为何不和星巴克合作，而是选择瑞幸，这是因为星巴克比较贵，喝星巴克的人往往会开车，不会喝含有酒精的东西，而喝瑞幸的人比较穷，通常是买一杯坐地铁去上班。这种说法伤害了我，因为我也很穷。但是，他还是只说对了一半：和瑞幸合作，确实因为瑞幸便宜，喝瑞幸的人比较穷。但是这和酒驾无关，相信很快就有澄清，那只是香料，不含酒精。真正重要的是，穷人往往更贪恋或者幻想权力。当然，十几块钱买一杯拿铁，买不到任何权力，但是却足有购买到某种和权力有关的幻觉——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茅台，穷人版的。

看上去，我老家那个河南小村庄是熬过了“疫情”。我爸告诉我，每一家、几乎每个人都感冒过了。很多人都从感冒中恢复了，那些年轻一点的，也就一两天。村里有20多个老人，没有谁因为这一波感冒去世。没有人喊120，你喊了也不一定来。问题是，真的没有人愿意喊120，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人们排队去唯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病。我妈去看了，她发烧后退烧，但是睡不着。我怀疑她是血压出问题了，输液后她症状缓解了，睡眠改善。我爸也去了。有一次打电话给他，他正在排队。他抱怨自己的咳嗽，吃了药没有太大用，现在要过来重新拿一下药。他说，挺多人排队，估计有四十个。这位医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曾为我我的曾祖母看过病，那是他刚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爷爷食道癌晚期，我去诊所请过他，他也能过来处理一下（我那时内心讥笑，癌症都能看？）他是我父母主要依赖的医生，而我初中毕业一脚踩在玻璃瓶上，也是他过来包扎。应该说，每一个感染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治疗的机会——新冠没有特效药（外国有，要进口），也没有谁能治疗新冠，全国人民都吃布洛芬，说明真没什么合适的药。但是，他看感冒，应该有丰富的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治疗和抚慰，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过去十几天，我注意着我父母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老家已经悄悄完成了一种话语转换。他们不再认为是“疫情”，而是认为它就是感冒。“每一家人都感冒了”，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没有人见过抗原。人们感冒了、发烧了，然后又好了。没有人阳性，因为没有人测抗原，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抗原。过去三年，全员核酸倒是做过很多轮，有时候“富裕”得“一家一管”。我妈认为天气是一个原因，“一直没下雨，零下4度，但是没有下雪；如果下雨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冒了。”这种话语转换，当然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他们没有条件去医疗挤兑。镇上买不到退烧药，我爸到安徽一个镇上才搞到一点退烧药——在我很小的时候，遇到搞不定的事，大人总是会跑到安徽去。很难说我老家创造了什么“抗疫经验”。总结出最根本的一点，无非是认命。人们对小孩子发烧更在意一点，因为那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成年人则是能扛则扛，没听说“感冒”能死人的。至于老年人，则已经完成了另一种心理建设：老天真的要你走，那可没什么办法。幸运的是，老天这次没有怎么发脾气。可能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过去受的苦已经太多了。我老家可能代表着“最困难的地方”的某种面向。河南农村的疫情，和北京一定是不同的。人们看到北京的医疗挤兑，会认为河南农村一定在这个基础上再惨很多倍。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城市很多8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这次要防范的重点，而在我老家那个村子，80岁以上的很少，人们活不了那么久。我爸所说的“老人”，其实是像他那样的，六七十岁。大城市的人们要防范的基础疾病，癌症、脑血管等等，早就发挥过它们的作用了，带走了该带走的人。这是巨大的不幸，它却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这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不幸：面对奥密克戎这样的病毒，所有人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事实是，即便是在病毒面前，城乡也是不平等的。不但是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在对待健康的观念上，也存在着鸿沟。乡村当然是沉默的，这可能就是它的命运。

乌鲁木齐火灾死了10个人。看到一段视频，消防车在那里喷水。一个女子焦急的声音：“喷不上呀，他是不是根本没发现喷不上？”有一些当地居民发出了疑问。尽管官方通报这是一个低风险小区，但是仍然有栏杆阻挡，消防车赶到后无法靠近，接下来是手忙脚乱拆除栏杆——最终据说花了2小时，才真正有效灭火。或许这10个人本不必死？因为防控锁死、封堵消防通道，最终会带来风险，这就是大家最担心的事。现在，它还是发生了。那些封控的人，抱有侥幸心理。发生火灾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到时候再打开吧。”但是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表明，着火后再梳理消防通道，不可能做到“及时”。在兰州和郑州，我们看到了救护车不能及时到达，最终让两个婴幼儿死亡的新闻。兰州的120总是打不通，郑州120把孩子转移到非常远的医院。消防和急救，119和120，几乎是城市“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现在都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大量封控一定会阻挡消防车，而医护人员即便奋战到死，也无法解决电话过多接不过来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大量人不能自由出门看病，只有通过社区打120求救。我们的城市正在死去。当然，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河南，因为农民无法去田里劳动，大量蔬菜即将烂在田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办法，帮助农民收菜、卖菜。这些困难本来不会存在，让农民到自己田里劳动，让货车司机奔波在道路上，让小摊主像往常那样，在凌晨5点赶到批发市场。让人们劳动，他们就能够养活自己。现在，人们不得不做很多本来不需要的、多余的事，还要包装成“人间大爱”进行宣传，但是，农民明年的生活到底会怎样，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看广州、石家庄、郑州各地的新闻，都有一种新趋势，他们正在允许、鼓励甚至逼迫打工者回到原籍——这不仅为“原籍”制造困难，也在斩断很多人好不容易才建立的与城市的连接。那位在体育场方舱上吊的女子，既“不习惯”方舱里的生活，也不敢回道家乡，她担心回湖北老家过年，因为老公和自己的“阳性”，人们会“说闲话”。她代表着我们中大多数的生存状态：在城乡之间，身心悬而未决。她微信里还有3万块钱，物质上没有到上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在精神上，她却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城市和农村一样面临着荒芜的可能。上半年上海外滩长草的照片传遍网络，上海有关部门安排一个记者雨中在外滩走了几公里，想证明外滩没有长草——因为对城市太说，水泥地面长出野草，就意味着真正的衰落。在过去两年，即便是以“烟火气”著称的成都，城市也呈现出衰落的一面。环卫工人不能像往常那样工作，很多小店不得不倒闭、转让，都让城市失去“生气”。而这些“生气”的获得，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不想传递这种丧的情绪。我的做法是，在能出门的时候尽量出门，走进那些还开着的店铺，去酒吧里喝一杯，和朋友在现实中聊天——昨天，成华区通知酒吧、健身房等密闭空间关门三天，我还感叹，今天只有去锦江区的酒吧里看球，但是上午接到通知，锦江区酒吧也暂停营业了。我们需要相互鼓励，也需要有所作为。至少要下楼看一看，消防通道是否被人关了，做一些投诉的尝试，这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自己一命。现在，只有自己去守住“生命线”。

兰州市七里河区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11月1日下午14市许，兰州市七里河区西园街道一户居民在使用液化气灶时，2人一氧化碳中毒，经送医，1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件原因正在调查。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让人惋惜。规范使用燃气、电气设备，才能更好保护家人及自身生命安全。昨天有媒体联系七里河西园街道工作人员，求证3岁儿童煤气中毒死亡事件，接电话的说“等官方通报”，这就是官方通报。这是一份相当规范、科学而冷血的通报，在“冷静”中也悄悄进行了辩护，为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推卸了责任。最重要的是，“2人一氧化碳中毒，经送医，1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这样的表述，完全掩盖了这起悲剧的核心：死掉的是一个3岁儿童，是父亲苦等120不来，自己冲出围栏送医的。可以说，这第一份官方通报，可以看作是整个事件的最后一环。它也解释了这件悲剧为什么能够发生，因为整个城市的全部环节都失灵了。综合现有信息，大概过程是这样的：12时40分，孩子父亲出门向社区求救，提出用他们的车子（防疫工作人员车辆）送孩子去医院，目击者说此时孩子还有呼吸。社区工人人员要求他们打120。第一次打120打通了，后面打不通。孩子父亲也拨打社区电话求救，始终打不通。120始终没来。过了1小时，一些邻居聚集帮忙。孩子父亲扯开围挡，带孩子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医院，有目击者说，孩子这时已经没有呼吸了。有照片显示，有邻居试图按压孩子的胸口急救。孩子被父亲送走后，120才赶到，接走了昏迷中的妈妈。这个事情最悲哀的地方在于，孩子刚好3岁，几乎和疫情的时间相同。在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还没有见过“正常的世界”。他一定做了很多次核酸，经常戴着口罩，说不定也已经注射了疫苗。七里河应急区通报中说“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希望这个“事件”指的不仅是煤气的泄漏，还包括相关环节是如何失灵的。几乎所有城市在静默的时候，都有强调，群众有就医需求，应该联系社区。有社区鉴别、判断、安排，帮忙联系车辆，或者放行。孩子父亲严格遵守防疫，他第一时间就出门找到社区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让打120。而120迟迟不来，一个悲剧的闭环就这样形成。正常情况下的城市系统，拨打120后，十分钟左右附近的医院救护车就能赶来。120车辆为什么没来？人们提到拨打120电话的时候，只打通一次，后面打不通了。很有可能，120电话过去繁忙，系统也接近崩溃，实在安排不过来。也许接线员没有全员上班，有部分封控在家；医院急救系统也不能正常运行，安排不过来车辆——这就是城市的现状，从社区到120，几乎是全线失灵。可以说，“静默”的不仅是城市居民，还有城市功能。医疗系统正常运转，本应该是坚守的底线，现在连这个底线也没守住。昨天河北有一个父亲，带着刀出门给女儿买奶粉，当地出动一大群警察，包括特警，把他控制住了。在舆情反弹之下，最终放他回家了，只罚款100元，也解决了奶粉问题。人们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一个父亲要带着刀才能闯关出门给女儿买奶粉的地方，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很明显，兰州这一份官方通报是不够的。但是，人们的感受是如此无力，难道我们期望的，只是一份更详细的通报？即便是处理社区人员，甚至开除120一个人（再损失一个工作人员），就算“比较好的解决”？孩子的生命是永远失去了，而更多悲剧，可能正在酝酿之中。人们期望的是城市苏醒过来。如果城市不活，就会有更多人遇到问题。整个事情中，唯一让人安慰的地方，是孩子父亲还能拦到一辆出租车。这个场景告诉我们，流动是多么重要。

这两天我在努力了解河南的疫情。前两天看到一段跳楼的视频，郑州一个母亲给孩子看病没有办法出门，用床单接成绳带着孩子顺下，她和孩子都摔死了。我没有转发，后来打听到这视频是几年前的，我向好几个朋友进行了辟谣。但是，今天看到的富士康员工逃难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辟谣”了。我相信郑州一定是出了问题。前几天网上就传出富士康港区有2万人感染，富士康公司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那是“严重失实”，受疫情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仅仅是港区富士康，就有35万工人，即便是“小部分”，也不是少数。更诡异的是，这样的消息，是由富士康方面放出，而不是郑州市防控部门。看郑州官方通报的疫情，几乎是风平浪静，29日不过3例确诊，20个无症状（连续多日都是如此）。问了一些在郑州的朋友，都说情况很不乐观，大部分区域都在封控中，有的生活物资也很难保障。更离奇的是，在疫情通报中，根本看不到和富士康有关的内容。郑州质疑的声音渐多，当地媒体郑州晚报的公号有一天甚至放出了很多真正的市民声音出来，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也说明当地人心中的困惑，已经到了难以遮掩的地步。周四，郑州集中回应了全市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很多市民关心阳性病例转移不及时，相关部门表态说，以后会如何改进——这里多少有点诡异，一个中心城市，已经封控那么久了，每天20多例阳性，转移能有多大问题？这就是郑州的气氛，即便是在成都，我也能感受得到，有很大的不对劲。今天，看到一些照片，不由悲从中来。我这个公号以写城市为主，这些照片却瞬间把我拉回童年，拉回河南农村和那片麦田。一些人带着行李，披着毛毯或者被子，行走在中原大地上，走在麦田中，他们是富士康员工，从厂里逃了出来，正在徒步回家。我注意到相关文章，有一些就是从郑州回我的老家周口。这事在河南应该已经成了大事件，因为沿途百姓也已经知道，他们在逃难路线上放了一些生活必须品，水，馒头——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比1942年的逃荒还是好多了，现在河南人必经已经不缺吃的，不能让河南人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西华县相关部门说，他们欢迎回来的老乡，不会驱赶他们，只需要按要求测核酸和居家隔离。西华县在周口的西部，就处在从郑州徒步回我老家的途中，可能这已经是一条成熟路线了。在富士康打工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据我所知，有很多是高中毕业生，他们要么没有考上大学，要么是学校很差很难就业。在河南，很多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要读高中就要奔着大学去了——那些高考失意的青年，更容易去富士康打工，收入虽然低，但是听起来又比到工地上好一些。现在，这些河南子弟，正徒步在家乡的田野上。在2022年的深秋，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看到两篇文章，都把这件事讲成了感人的故事：路人纷纷伸出援手，大家相互帮助，还有人在照片上写着，“我是河南人”——但是我却感动不起来，只觉得愤怒和心酸。我不相信那些传说，什么阳性没人管，只有躺在床上等死——这病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不是重病或死亡，而是饥饿和其他罪恶，是各种难以理解、难以抵挡的荒谬。几乎中国人要受的苦，河南人都要受一遍，而且河南人往往又是最苦的。我当然赞成他们的选择，无论多难都要走回家。在这样的逃难场景中，我看到了父母和祖辈的命运，也看到了自己，我没有办法不身临其境。郑州有责任回答，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要被标题吓着了。不过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这个词，确实和砸它有关。那是2005年的3月，我到成都商报实习，顺便也来了解接下来自己将要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某天晚上，和带我的编辑老师一起去温江泡温泉。大家光着身子在那聊天，突然老师们兴奋起来，他们得到一个消息——伊藤被砸了。一位编辑老师当场说了一个新闻标题出来，“伊藤，伊疼我不疼。”这个标题当然没有印在报纸上，但是它的确表达了这家商场和成都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1997年，伊藤春熙路店开业，这家日本百货公司正式进驻成都，据说这也是成都第一家外资商场。过去25年，伊藤始终坚持它的服务理念，保持一个日本商场的标准，坦白说，它始终高于成都人的生活，也引领着成都。不信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卫生间。现在的IFS和太古里，卫生间装修得都很高级，设施当然没得说，但是却显得高冷——它只彰显自己的财力，而并不真的以人为中心，走进去我常常担心会摔跤或者撞墙。而伊藤的卫生间，考虑的更多是细节，包括小孩和老人的需求。不久前成都静默的时候，伊藤也是保供企业之一。那些收到来自伊藤蔬菜包的市民，明显更自豪。物品更丰富不说，包装也更好，还有贴心的小纸条。成都人对伊藤有着复杂的情感。附近有伊藤商场的居民，生活会相对幸福一些。毫无疑问，成都人是喜欢、追捧伊藤的，它也不断开出新店。“逛伊藤”不仅意味买东西，还代表着某种中产身份认同，因为它超市的货物比一般的要贵。伊藤在中国多个城市有生意，但是成都伊藤的利润是最好的，据说比日本本部还要好。就像它公司注册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它深度融入了成都这个城市。但是，春熙路的伊藤，又是日资、外资乃至“外部生活”的象征，在2005、2010和2012年，它都曾被爱国人士包围。2005年，我听说是“真砸”了。一位朋友说，2010年的时候他在现场，爱国青年看到伊藤受到警方良好的保护，砸烂了对面一家韩国烧烤的招牌。现在春熙路店要关门了，它隔壁的伊势丹百货也要关张。一位好友发圈说，她未来一段时间会经常去吃饭，希望大家能够在那里偶遇。她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多人的情感，至少有一部分，发自内心地热爱着日式百货带来的精致生活。这家店的关门，引发一些过渡的猜测，人们把它和外资撤离中国联系起来。其实，伊藤并没有变，它和百货业整体上一样陷入经营困难，但是撤离春熙路就只是春熙路而已，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它不会撤离成都。换句话说，不是伊藤变了，而是春熙路变了。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城市更新问题。百年商圈春熙路，其实已经凋敝了，这是成都人必须认识的现实。那里依然是“市中心”，不过真正的中心稍稍往东偏移了一点，现在太古里和IFS，勉强维持了某种繁华。而以伊藤为代表的传统春熙路商圈，风光不再。你去看一下，那些爱摄影的油腻中年男，都埋伏在太古里，而在春熙路，连一个打望的人都没有。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总爱这么说，那么，结束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认为过去25年，是成都人学会过“现代生活”的时代。1997年的成都，其实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城市，但是在盐市口、春熙路一代，必胜客、星巴克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创造了一个“国际生活”场域，而伊藤和伊势丹所代表的日式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现代生活”，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空话。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一位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在某市打拼送外卖，孩子在送进幼儿园之前，她时常把孩子放在麦当劳——相互信任带来的安全感，是都市的本质，而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不是什么供销社，而是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外资企业。如果选一个商场作为这种价值的代表，在成都无疑就是伊藤洋华堂。就这个意义上说，过去25年伊藤教会了成都人很多，而那些去打砸抢的人，也从反向证明了伊藤的价值：它是一个“中心”，也是某种价值观的代表，伊藤撤离了，以后你们还去哪里呢？

成都静默第二天，我所在的一个本地生活群，有朋友发起了一次“赌局”：成都到底静默几天？输家请赢家吃火锅。当时，官方通报的是“连续3天开展全员核酸”，并没有明说静默几天。打赌设定的是6天，6天以内还是6天以上？这多少反映出大家的基本预期。结果60多个人参与，超过40人认为会超过6天，20多人支持6天以内。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以9月19日全域解封来算，接近20天。参加赌局的人，单独成立了一个火锅群。第一轮投票，“是下周吃，还是下下周？”下周胜出，大家都想早一点吃。第二轮投票是确定具体时间，结果选周二的居多，看来连周末都等不及了。第三轮投票是最重要的，是吃玉林青年火锅还是高升桥青三椒鱼头火锅？这是一个难题。吃了青年火锅，可以就近在玉林活动，去书店或者酒吧。我知道，有几个人和青年火锅的老板也是朋友，大家在那里吃过，评价很好。它的客单价也更低，这样对输家更友好一点。青三椒鱼头火锅，则有另一故事。静默期间，有一天我出门跑步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是青三椒老板娘录的。这家火锅店，在8月份“历史高温”的时候，曾经在门口摆放了“爱心冰柜”，在里面放一些矿泉水和饮料，供过路的清洁工和外卖小哥免费取用。开始是老板的个人行为，后来附近的人也加入进来，不断往里面投放矿泉水。“爱心冰柜”被媒体关注到，但是接下来的疫情，让它陷入困境。老板娘说，为了周转，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家人都靠这个火锅店，现在真撑不下去了。视频很快就不见了，但是很多人记住了它。解封后，有些人选择特意去吃火锅表示支持。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有超过40人支持去吃青三椒。饭局的消息传出后，吸引了更多人。召集人开发了一个“围观模式”，没有参与赌局的也可以加入吃饭，条件是和输家一起平摊费用，并且额外支付人均费用的10%作为门票，结果吸引了大概10位“围观者”。周二晚上，饭局如期举行。这是我在成都十几年参加的最特别、最开心的饭局，所有人脸上都有一种异样的光彩。饭局的隆重超出想象，除了有签到海报外，每个人都还获得一份获奖证书，赞助酒水的朋友，也有自己的证书。好几位朋友早早到场为大家服务，70个人分作好几桌，人们相互走动敬酒。这种盛大的仪式感，以超出日常的方式，宣布大家的生活重回日常。静默期间的标志物无疑是喇叭，现在它掌握在了我们手中。饭局还同步举行了作家宁不远的新书签书会。据说小说《米莲分》卖出了三十几本，相当于在普通大书店搞新书活动的销量了。美食家江树兄跟我讲过，2000年前后，他们曾经拿着自己的新书走街串巷，到餐馆里向陌生人兜售。有朋友说，吃饭喝酒的时候卖书，食客还没有搞清楚就买了——后来会发现，这“没搞清楚”的其实更重要一些。这样看来，似乎不仅是“熟悉的生活”回来了，而且更进一步，那些本来已经消逝在历史中的美好，再次以奇妙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可能短暂，但是却毫无疑问是“真实的”，我们不能漠视这种真实。相反，我们需要保有它。我理解了大家为何渴望这次饭局，不管输家、赢家还是围观者，都在饭局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静默期间一大苦涩，是发现“邻居的陌生化”，绝大数业主群，都出现了撕裂。如何看待楼下愉快玩耍的孩子？是不是要制止他们的快乐？我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伸出双手，需要找到同类，给自己以信心。在成都，这可以通过吃火锅来实现。在深夜，我同桌的一位兄长说，“人”字的结构，就是支撑。他是昨晚喝得最多的一个。这个火锅店最特别的一点，不是味道，而是墙上贴满了奖状。那是老板的女儿在学校获得的。小女孩也出现在店里，有几位朋友还和她合影留念。这让我想起那段视频，老板娘说，卖了房子后，这个火锅店就是整个家庭的全部了。墙上的奖状说明，这里确实不仅是他们的营业场所，也是“家”，那些奖状，表达的是这个普通家庭对未来的希望。她说，这是全部，实在太准确了。老板娘过来敬酒，她穿着略显正式的西装。我注意到，她比视频中气色好多了。

网上看到截图，成都一社区要求餐饮店铺安装电子哨兵。这个设备“主要是对入店人员人员进行识别，甄别来人是否有核酸，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域”，该设备含安装费共计7500元。网上一查，某宝上面卖的同类设备，只要3800元。很多人表示了某种更深层面的担忧，比如，这样搜集顾客信息，是否有足够的授权？如果顾客不想被电子哨兵搜集信息，因而不去消费，店家的生意会不会更加惨淡？照我说，就工作人员的解释来看，这个设备完全是多余的。“甄别来人是否有核酸”，店员就可以做这个工作，“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看一下行程码就知道了。实际上，现在疾控部门的流调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你去一个店铺，即便你不扫码，只要你在那里消费，和病例有交集的话，照样能查出你是“密接”。每一个人的行踪，早已被牢牢掌握，也不需要这个多余的机器了。我不想继续讨论这种机器的象征含义，仅仅是心疼那些商家。就网上流传的聊天内容和录音来看，这是发生在充满魅力的玉林片区，针对的是餐饮小店和酒吧——据说，一些酒吧老板参加了复工会，会上也说了这个东西。我想说的是，这7000元，对一些小店来说，足以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餐馆的老板娘向来巡视的城管下跪：“亏了几十万，再不开门就真的完了。”看了视频，很想告诉她，再坚持一下吧。她能开门到店里，是因为成都已经局部解封了，然后就是全域解封，就可以堂食了。但是仔细一想，她又何尝不知道马上就可以开业了呢，这个“马上”说起来轻飘飘的，对小店主来说，却已经是一座大山。大部分成都的店铺，都关门半个月以上，中间完全没有收入。这两天开门营业，第一件要做的事，可能就是想办法给员工发工资，因为在餐馆、酒吧打工的，收入也都不高，半个月消耗，足以让人陷入赤贫。我还没看到的媒体有相关报道，这一次“疫情”过后，成都有多少酒吧、健身房要关门大吉？每次疫情，它们都是影响最严重的行业。被称为成都生活方式代言的小酒馆，2020年疫情开始，现在已经停业九次了，经营的艰难可想而知。装电子哨兵的事，如果真的发生在玉林，无疑让人更加痛心。玉林的魅力，不是高档商场，而是一个又一个有吸引力的小店，酒吧、咖啡馆、书店和小餐馆，让人流连忘返，过去几年，逐渐成为全国最有活力的街区。但是这样的街区，面对“疫情”的冲击，可能更为脆弱。小店看上去红火，扣掉房租也赚不了多少钱。一苇书坊这样的“网红书店”，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但是却一直在亏损，以至于老板阿俊不得不自己另外找了一份工作，来养书店。现在成都本轮疫情平息，媒体都在报道“烟火成都”又回来了，其实，对小店来说，要“回来”又何尝容易呢。人们要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才敢去消费，电子哨兵永远不可能提振信心，只能增加萧条感——可以说，它就是“烟火气”的敌人。街道或者社区应该做的，其实是想办法纾困。了解一下店铺的实际困难，能有一些财政补贴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有任何补贴，也无法做出税收减免，至少也要多做一些增加信心的事，而不是想一个收费的明目。如果真有公司想靠电子哨兵挣钱，也太心急了点。前两天，一苇书坊在自己的公号上发了一篇呼吁读者储值的文章，反响热烈，很多人转发，让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创下书店公号的纪录，据书店老板阿俊说，短短两天，就有不少人充值，书店的周转没有问题。这是很感人的一幕，因为看到店家要垮的时候，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赶紧去把会员卡的钱退回来，而不是相反。那些为书店充值的人，最近甚至都不会去书店——这是我最近听说的最温暖的事。大家为书店充值，其实也是在为书店充值，因为内心还是相信，那个熟悉的玉林会回来。

女排亚洲杯上，中国女排在和伊朗队的比赛中，第一局戴着口罩打比赛，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忧乃止愤慨。一位小学老师朋友告诉我：小学生都知道运动不能戴口罩啊。这个常识，其实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不信搜一下新闻，武汉疫情发生后，有中学生戴口罩跑步出现猝死。3年过去，这个运动常识，中国女排国家队还没有掌握？排协很快作出了回应，这是好事，我本来还以为他们会装聋作哑。但是，读了回应之后，我却更疑惑和愤怒了。下面谈一下读后感，蓝色道歉信是原文。比赛之前，队伍了解到参赛队伍中已有运动员感染情况，且我们个别运动员也有症状，为了防范疫情传播风险，队伍从保护运动员健康出发，要求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时要统一佩戴口罩。这段话有一些真实信息，但是也有掩饰。有参赛队伍出现运动员感染，是哪一支队伍？是不是这一场和中国比赛的伊朗队？“我们个别运动员也有症状”，这句话其实非常离奇。做一个核酸不复杂，别的国家运动队就能确认“感染”，我们却是“有症状”，或许过几天会说，中国姑娘只是有点咳嗽，并没有感染。但是以上两点就是戴口罩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话的主语是“队伍”。这说明是“集体决策”，昨天看到有一篇文章质问到底是哪个领导作出的决定，现在看到了吧，是“队伍”。巧妙使用主语，是排协“道歉信”叙事的核心。这一段的信息量很大。“为了防范疫情传播风险”，是讲政治；“从保护运动员健康出发”，是爱生命，“要求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时要统一佩戴口罩”——则是转移话题，“队伍”要求的的是进场时戴，上场时还戴着，是姑娘们自己的事。因组委会未对运动员上场比赛是否佩戴口罩做出明确规定，我们运动员为了保护自己，比赛开始后佩戴口罩上场比赛。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因此第一局我们运动员均佩戴口罩上场比赛。第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是组委会。“组委会未对运动员上场比赛是否佩戴口罩作出明确规定”——你们既然没有说不允许戴，我们就戴了啊。下一句是真正的巧妙，“我们运动员为了保护自己，比赛开始后佩戴口罩上场比赛”——“我们运动员”，你以为是在说“我们”，要自责和自我批评了，认真分析，指的又是运动员。按照初中时学到的语法，“我们”和“运动员”其实是同义重复，都是同一个主体。但是接下来的叙事还是出现了裂痕，“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这里的“我们”，指的应该是领导大人们了，包括领队、教练等等。“我们”是有责任的，责任是“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你们不是没有经验，是没有良心，或者干脆就是没有视力，运动员戴着口罩上场，你们是根本看不见。否则就是等于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国家队级别的管理团队，连不能戴口罩剧烈运动都不知道，那你们平常在忙什么？这里很明显指出，戴口罩上场的是运动员自己，是她们担心自己身体健康（感染），所以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是开玩笑）戴着口罩上场比赛的。第一局后半程，意识到戴口罩打球对运动员健康不利后，队伍及时进行了提醒，我们运动员摘掉口罩完成了后面的比赛。这里，又一次变换了主语，是谁意识到戴口罩对运动员健康不利？是“队伍”。按照常理，首先感受到不舒服的肯定是运动员自己，但是如果意识到不利是一种“功劳”的话，这个功劳也不能全归运动员，而是“队伍”——队伍及时进行了提醒。今后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筹好疫情防控和比赛、训练，在保护好运动员健康前提下，打好每一场比赛，回报大家的关心。好，胜利结束了，这里的“我们”很明显又是指“领导”了，因为要总结经验，统筹……估计写这个文件的人，到这里长舒一口气吧。总结一下上面的意思，戴口罩的责任人，第一是主办方（没有规定好），第二是运动员自己（忘了摘）。领导的责任是“没经验”，“没及时发现和提醒”。这一段话叙事的精髓，就是巧妙使用三个主语，“我们”“我们运动员”和“队伍”。当谈到责任时，多使用“队伍”和“我们运动员”（看上去是“我们”，其实是“运动员”）这样范围更大含义也更模糊的词。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同时甩掉了责任。你们不是打排球，是踢皮球。

重庆的山火昨天下午，我正敞开门在高温中写稿，送牛奶的来了。他很抱歉地说：“你要的华西24小时今天没货，昨天限电停产了。今天给你一盒奥特兰好吗？”今天早上在楼下菜店，一个太婆在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提醒她：“今天黄瓜是七块九一斤，确定要买吗？”高温和干旱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得深远得多。川渝地区连续多日的高温，毫无疑问已经造成灾难。但是，目力所及，几家媒体关注的新闻，让人哭笑不得。我记得的大概有这么几条：乐山大佛到底有没有“全部露出”？有视频说，因为干旱导致下面的江水位下降，乐山大佛首次露出全貌。于是，机构媒体做了好几篇报道，证明乐山大佛一直都是全部露出的，因为“全貌”就是从头到脚的部分。四姑娘山的雪全化啦。有游客发布视频，说由于连续高温，四姑娘山冰川彻底融化。媒体采访到景区负责人，证明游客以偏概全，游客拍到的，只是他肉眼看到的，其实用无人机在上面拍，还有很多冰川没化呢。报道还配有专业人士拍的照片。黄龙景区的水也干啦。有游客反映……景区出来回应，说水是小了很多，但是经典的彩池全都在呢。重庆长江有没有干涸？有自媒体拍了视频说长江已经干了，媒体报道，你拍的那部分，不是长江主干道啊……另外有一条重庆的新闻是，因为水位下降，过去一直在水中的石刻，现在露出来了。采访文物专家，说这石刻应该是清代的，过去可能是帮船夫辨认方向。不夸张的说，这就是几家媒体称得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毕竟传播到了朋友圈。在我看来，这些新闻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旅游视角”。人们把高温和干旱，看成是一种“景观”，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于是才争论大佛的全身到底该怎么算，才去找文物专家聊石刻。重庆的山火，让人揪心，而成都连续的高温也让这里一向有“地理优越感”的人们感到痛苦，但是，“川渝地区”并不是这两大城市，还包括广袤的土地，还有很多县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川东地区的达州。那里和重庆一样热，过去10天，那里的居民在承受停电的痛苦，每天都停电，说停2小时，可能会四五小时。在成都也有限电，商场和写字楼的空调停了，地铁里的照明停了一部分，路灯也停了——为了保民生和保重点企业，城市到处都在限电。但是，在这个“双保”背后，还有一个“保成都”的存在——四川很多农村，都在停电保护他们的省会。虽然地处同一片天空，但是这次气候灾害却是不同的：在成都和重庆，这是大城市的高温；而在小城市和农村，这是高温加干旱，是真正的灾难。进入我们视野的是第一种，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城市化”，而乡下的声音被完全遮蔽了——那里的哭声，没人听见。看到一个帖子说“农村很多老人热死了”。这样的论断，当然没法相信，热死了多少，他们是谁？我们看不到报道，实际上，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统计。一个成都保洁工染上热射病死亡，会有媒体报道，而一个乡下老人在高温中去世，不会有人说他得了“热射病”——这是一个时髦的疾病，是属于城里人的。下面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发生在成都不远的眉山市高家镇，其实也属于“天府新区”，但是它还是标准的农村。朋友有一位亲戚，今年71岁，儿子在成都生活。老人的老伴儿7年前去世了，现在他是一个人居住。8月19日下午4点，天气还很热，老人出门去田里掰包谷（玉米），中暑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在成都的儿子7点和他联系，怎么也联系不上，就联系邻居帮忙寻找，晚上9点，在包谷地里发现了老人的遗体。朋友另一家亲戚，和这位老人也有亲戚关系。这家亲戚老人已经95岁了，儿子和媳妇也是老人了，他们夫妇去帮忙操办上一位中暑死去的老人的葬礼，把95岁的老人单独留在家里。等他们回家发现，自家老人也去世了。朋友的发小向他讲述了这两起悲伤的事。这位发小是一位“阴阳先生”，帮人办丧事和看风水，他说，就这两天，在上述两位老人去世之后，他又接到5个老人去世的“业务”——他们都在高温中死亡。我们无法说他们就是“热死的”，因为都没有医学上的证明——只能说他们都是死在高温天气下。眉山市下面的乡村，算不上偏远，也并不困难。但是子女进城，老人独自居住，也是常态。这些老人没有太多收入，虽然已经七八十岁，还要去田里劳动。他们当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很多都没有空调，即便子女给买了空调，他们也舍不得开。这是这次高温天气下另一种真实。社交媒体时代，气象灾害很容易拍出“大片”。央广网的记者，航拍了鄱阳湖干涸的照片，发现了一张“生命之树”，那是水干了之后的痕迹。本来是生命的消失，到他这里就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想象。这种浪漫化广泛存在。看一下那些重庆火灾的图片吧，我们在为火灾感到揪心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拍得真漂亮啊”——这是一个视觉时代，人们不自觉地为看到的一切美颜。我想强调一下听觉。让我们试着去倾听一下哭声。听一下人和土地的声音。

厦门给渔民做核酸，也给他们打回来的鱼做核酸。给鱼做核酸，无论如何都是荒唐的，所以此事也上了热搜。但是当地回应的时候，还是非常认真：人和物都要检。接下来的疑问是，要不要给海水和天空做核酸？每一条鱼，是不是要弄一个二维码？我不是很关心鱼，我关心的是人。一个厦门朋友发给我一个截图：看起来像是医生发的。我不记得做心电图要不要用棉签了，记得好像是要用什么东西在身上擦一下。截图真假有待求证，但是它反映出来的“本质”可能是真的：我们不但习惯核酸，也开始真的爱上核酸了。我在7月底返回成都。小区先是封3天，然后整个成华区静默5天。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做一次核酸。后来解封了。做核酸的队伍不再来了。有人在业主群里问：今天在哪里做核酸？先是在小区外面安排。过了两三天，这里的核酸点撤掉了。人们仍然在问：今天在哪里核酸呢？有人回答，给了更远的位置。人们使用“核酸续命”这个词，因为有的地方，你不能提供24小时、48小时核酸，几乎寸步难行。比如深圳，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常态化核酸，否则连地铁都没法乘坐——我怀疑，深圳人慢慢的变得和我们不同，不仅是心态上的，也包括生理上。有时候，明明没有必须做核酸的要求。比如在成都，除了极少部分行业，已经不再要求核酸，乘坐地铁也不影响，但是仍有人发自内心渴望核酸。有一种要证明自己“清白”“健康”的新道德正在形成——道德主要是要求自己而不是他人，这个经典说法竟然在这里应验了。我自己也有体会。7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和朋友一起在外自驾旅行。但是我们的计划是，每天做一次核酸，这样，遇到任何盘查，我们都没有问题。必须公正地说，很多地方并没有盘查。大部分地方都没有要求必须24小时核酸，有的地方是48小时，有的地方甚至没要求，只要健康码是绿色，行程码没有去过高风险就可以。青海的冷湖镇，周围都是无人区。在进出镇的路口，有一个核酸点。我们吃了早饭，开车去那里做核酸。工作人员热情不高：“你们做不做无所谓，因为我们这里出结果很慢……”“我们还是做吧。”“你们下一站是哪里？其实，我们这里没有化验室，也要送到外地去。”“我们还是做吧。”——于是，我们就做了。当天晚上我们到茫崖，结果也没出来。第二天，冷湖和茫崖的核酸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从格尔木出发，沿着青藏公路去拉萨。我们雨中在格尔木市做了一次核酸，当天晚上，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在沱沱河边上的唐古拉山镇过夜，我们咨询酒店，“哪里可以核酸？”酒店老板回答得斩钉截铁：这里不做核酸。这里海拔4510米，距离青海的格尔木市和西藏的安多县城，都有几百公里，几乎都要开一天。从管理上说，这里没什么做核酸的必要，只要在格尔木和安多把大家拦下捅一次就可以了。我记得先是有点失望，接着是真正的开心：我爱沱沱河和唐古拉山镇。现在西藏有疫情了，前几天听说格尔木对从西藏过来的人和车查得很严。或许，这个中国唯一（自己猜测）不做核酸的地方，现在也会设置一个点吧。我们正在爱上核酸和疫情以来的诸多防控措施，这应该是一个事实。有人做实验，在地铁站摆上一个桌子坐在那里，不用任何提示，路过的人都会主动打开手机，亮出绿码。防疫政策何时退出？这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但已经适应，甚至已经在渴求了。成都疫情期间，小区连续做核酸七八次，我发现大家最恨的，已经不是“阳性”，如果你真的感染了，会受到优待，大家也会鼓励你为你加油，大家恨的是“不愿做核酸的人”。当然有合理的解释。因为你不做核酸，万一真的阳了，可能会传染更多人。但是，在这种托词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我们开始恨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不那么服从的人。有时候看到到现在都还没有养成戴口罩习惯的朋友，在卡位工作人员的喝斥下，慌乱地打开包找口罩的样子，我感到一些安慰。这至少证明，还有人知道，“常态”和“生活本来的样子”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这个“朋友”就是我。

苏州淮海街，一个女孩穿和服拍照被警察带走，5小时后放出。视频中的对话非常清晰。警察（大声呵斥）：你是中国人吗？女孩（轻声反问）：你可以这样大声说话吗？理由是什么？这两句对话应该写入中国当代的语言史。在我看来，它是当下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声音。警察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思维——你是谁？代表你身份的，首先是“中国人”。在警察看来，中国人就不能穿和服（你要问他中国人能不能穿西服，他可能会沉默），因为那是日本人的服装。这种认识，如果发生在闻一多写下《我是中国人》的1925年，或许更容易理解一些。那时，中国精英开始认识到，哪怕是在本土，强调“我是中国人”也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人有很多种身份和认同。你在餐桌上问一个刚认识的朋友，“你是哪里人？”他要是拍一下胸脯，“我是中国人。”你肯定觉得他脑子有问题了。因为在和平年代，在中国，在本国人中间，强调“中国人”这个身份并没有太大意义。警察的质问，也许是“爱国的”，但是毫无疑问也是粗鲁的、无礼的，与法律精神相去甚远。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最近几年，尤其是在一种新的互联网文化下，像这个警察这样思考和表达的，大有人在。上一个全国著名人物，是举起U形锁砸向同胞的蔡洋。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现实：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因为本国人在本国，还要证明自己是本国人。那个“现代的中国”，仍然还在形成中。和警察相比，女孩的声音是柔弱的，她小声问道：你可以这样大声说话吗？理由是什么？她的话只有两句，但却反映了过去30年中国人艰辛的努力。城市中产家庭，开始教孩子礼貌和教养，比如，和人说话不要太大声。所以，她被警察如此大声的“无礼”给吓住了。女孩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是一套有关城市生活的新礼仪。它包括要尊重他人（城市就是陌生人相处的艺术），说话要礼貌（一整套交谈的规则），要守时，要尊重契约。这一套新观念，伴随着90年代以来的城市媒体开始普及。它现在受到很大挑战。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很讲礼貌的人，细声细气，见人微笑甚至鞠躬——这看起来“像日本人”。很多“恨日本”的人，就是这种认识。这里有一种悖论，他们非常爱国，但是却又认为日本人“更文明”。女孩的第二句话，声音更低，更没有底气，“理由是什么？”换一个说话，就是你作为警察，行为有什么法律依据？警察准确地理解了她的话，大声说“你涉嫌寻衅滋事”。女儿问出这第二句话，表明她知道自己依法享有权利。这怯生生的问句，其实也凝聚了无数教育、法律、媒体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过去20年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一个社会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会以某种形式体现在“自己的儿女”行为基础上。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女孩不但声音很低，落了下风，而且最终这声音也湮没无闻。她被带到派出所，5个小时后出来，写了一篇像检讨一样的东西。这实在让人伤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苏州警方能够出面道歉。你们弹压的不仅是一个女孩，也是中国过去30年文明的努力。苏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需要更文明的语言：承认错误，道歉，爱惜自己的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