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长安》《入关》作者张明扬又写出了历史著作《崖山》，他的出版人说，“比《弃长安》还好看。”早上看到明扬兄写了一篇《人人都在硬撑》，讲他感受到的出版业的寒意。作为畅销书作者的他，尚且如此，整个出版业的颓废可想而知。上一个这样感叹的是作家袁凌。他来成都时和他聊天，他很担心《我的皮村兄妹》的销量。这种担心，是他“想找一个工作”的主要原因。当然，作为一个书店从业者，肯定也感受到了压力。畅销书作家都在“苦撑”，奄奄一息的书店，就只有倒下啦。也不要以为直播带货的日子好过，据说他们卖书的业绩也大幅下滑。相比之下，书店的销量相对“稳定”，因为早已经跌到谷底了。从体量上说，出版业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业，规模还不到一千亿。但是，这个行业对社会来说却很有风向标意义：如果买书、读书的人少了，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精神的萎缩。一个解释是，很多人都没钱了，开始节约开支，先减下的，可能就是可有可无的“精神生活”。这个解释我不是很满意。以前读过一些经济史，据说美国大萧条时代，电影、出版这些文化行业，反而有一点繁荣。这不仅是因为它们能给人提供安慰，也能让人积蓄力量，等待下一轮繁荣。我自己的经验是，在我最贫穷的大学、硕士以及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反而买书很多。除了对知识本身的好奇外，年轻人特有的希望感也很蓬勃，总觉得未来会好的。现在感受的是普遍的丧。更多人甚至失去欲望——就更不用说希望了。很多年轻人不但不想生小孩，不愿意结婚，甚至不想恋爱。在书店进行的辩论活动，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当主题是“一个人……”参与者总是很多。这两天在看旅日作家亦夫的小说《巨石镇》，也很是感慨：严肃思考爱情、婚姻，仿佛是很遥远的事。作者虚构了一个地点巨石镇，让人性、欲望、婚姻在那里接受检验。亦夫老师早年北大毕业，这些年旅居日本。我看他每天跑步，维持着内在的力量。或许，他远离“故土”，反而可以持续思考那些命题，保持着某种完整性。今天晚上，就聊一下这个时代的“古典命题”：

这样的“写作”在考试中能考一个很高的分数吗？我不确定。我能确定的，这是真正的写作的开始，也是建构完整人格的开始。真的爱孩子，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懂得爱、有责任感的个体，这样的尝试就是有益的。

恨是很奇怪的情感，可能意味着智商的降低。一封流传甚广的美团内部信，称去年有745万骑手获得了超过800亿的报酬，在中秋这个时间看起来本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在网上来一个简单的除法，结果得出一个结论，“人均每月不到900，一年收入刚过万”。搜一下这样的言论到处都是，还会配上一句感叹：心酸！你还会送外卖吗？这些人的帖子中，充满了对“剥削”的恨意。其实，作为一个过渡性很强的职业，这745万骑手中，不用想也知道大多数并不是专职跑外卖的，但送外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一边看看机会还可以一边挣钱的选择。根据很多统计数据，外卖骑手的收入是位居蓝领前列的。比如：如果一个骑手全年跑单超过260天，日均工作6小时以上，一线城市骑手月收入可以到7354元；三线及一下城市，收入可以到5556元；甚至，也可以只在中午晚上的吃饭高峰期跑个单，三四个小时就能够获得较高收入——大家又不傻，如果一个月只能挣900，谁会去送外卖呢？但是你无法要求“剥削论”爱好者好好学习数学，也无法告诉他们，配送费其实是商家（餐厅）和用户出的，都给到了骑手，但如果只靠单子上的配送费，骑手的收入不会这么高，还要靠平台一直以来的补贴。真正关心骑手的看看财报上的数据就知道了，但喜欢谈剥削论的，不会认真看数据，因为数据是反情绪的，而他们最看重恰恰是情绪。情绪会带来流量，所以吊诡的是，那些仇恨资本、批判剥削的人，尽管是经济环境的破坏者，自己却有可能从中得到好处。很多人相信这种煽动仇恨的剥削论，是因为他们心中，只有这一个对社会的分析框架。大部分人中学后很少读书，脑海中的“社会理论”，就只有一个“阶级分析法”。他们不知道，如何看待工作、自我和世界，还有其他视角和方法。好几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在街上看到外卖骑手，我有点羡慕他们，这就是因为我还有其他框架。那时我想到的是2001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青岛人才市场挤来挤去，根本没发现什么工作机会。现在我知道，2001年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带来大量机会，但是那时没有“平台”，那些信息无法抵达到普通人那里。如果能送外卖，我也许就先送起来了。小时候在河南，我过着真正赤贫的生活。取消农业税之前，乡亲们的温饱都成问题。每年麦收之后，最最壮观的场景是去交公粮。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自豪，在麦子被评为高等级，他们发自内心高兴，很少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贫困。这几乎是我体会到的世间最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生命体验，也是我社会观察的“分析框架”。我没有去系统学习过经济学，但是我认真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他们的“阶级分析法”没能说服我——平等是美好的，但是如何达到平等，却要立足于现实。后来我硕士毕业，做了非常艰苦的工作。虽然不是每天在“跑单”，但是辛苦和对身体的伤害程度，却和骑手不相上下。我成为一名夜班编辑，每天下晚4点到凌晨2点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查看关于夜班工作的科普论文你会发现，这种工作干几年就可以完全摧毁人的健康。夜班编辑猝死的新闻，比外卖小哥死亡的还要多，考虑到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非常少，这份工作简直可怕。但是要让我评价这份工作，我会告诉你：很辛苦，也有一些让人快乐的成分。我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也慢慢融入了城市生活。那些年，我的劳动所得，和报社的营收增长曲线大概一致。我知道，有人挣得比我多得多，我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罢了。那么，这份工作存在“剥削”吗？可恶的“资本家”又是谁？我从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在路上碰到报社领导，会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为“老师”。他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爱读书的长者，有他的烦恼和局限，他没有剥削过我，相反，却给我指明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一个“农民子弟”“小镇做题家”的视角。前几天我和《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聊天，发现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认知框架。胡安焉曾经干过19种工作，包括快递分拣员、快递员，他最后不去送快递了，专心写作，理由并不是快递平台的“剥削”，而是他认为自己不善于给人打交道，送快递要给客户打电话，这让他苦恼。在成都，他想朴朴送菜，“只要送到家门口就行了，下单的人一般都在家。”他也不认为“文化生产”更高级，谈起那些曾经寂寞的写作，他说，“我送快递收入高多了。”他对每一种工作都一视同仁，这得益于他父母对他的教育。当初他去酒店当服务员、去加油站工作，父母都是发自内心为他开心。这是一个城市中低层家庭的认知：养活自己是可敬的。他们从来没有教他去仇恨“资本家”。这是我从胡安焉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以一种真正平等的心理对待社会分工，不会因为自己的艰难而自卑，也不好怨恨，而是试着去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前一段时间，杭州一位55岁的外卖大哥去世了，引发很多自媒体关注，“外卖单王安详离世“，这样的标题多少有一点挖苦他的意思。毫无疑问，他是辛苦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机会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我想，如果有孩子在读大学，他也许会珍惜。我经常思考那位“55岁单王”的命运。他比我大了不到10岁，如果没能考上大学，如今的我，或许就是他的同伴。戴着眼镜，体力也欠佳，我几乎无法从事那种重体力，如果还能送外卖，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我不会去恨什么人。

书店第一次盲盒活动结束了。有人已经收到，谜底就揭开了，它就是萧易的新书《漫长的调查》，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提示了这本书的主题。昨天，萧易来给新书签名，我拍了一张工作照，这些书就会陆续寄给大家。萧老师是人气作家，他的《石上众生》（写四川佛像的供养人）《影子之城》《寻蜀记》，都有很好的反响，书店里也都有。他就住在书店附近，有一天他来书店找我聊天，还带了两个西瓜。坦白说，对所谓“盲盒”活动，我对萧易有一点歉意：在卖一本书的时候，都没有公布书和作者的名字，这样就把书降低为抽象的商品了。最初要“卖盲盒”，是因为我喝咖啡的时候产生的幻想，我认为这本书绝对值得“盲选”，不管你是喜欢历史、建筑、文学，还是喜欢地方文化，读了都会有所收获。我加了不少购买盲盒的朋友，这个过程让我感动不已。我在姓名和详细地址中读到了人的信任，也“看见”了真实的世界。我知道，有两位读者来自搜狐大厦；有两位读者来自清华大学，两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一位来自上海交大；有两位重庆读者，他们的地址几乎相同。这种“看见”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都是我公众号的读者，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写作，应该是“负责任”的行动。因为从小视力欠佳，我对“盲”有着极深的恐惧，我做的最可怕的噩梦，往往是因为“看不见”而跌入悬崖。因为这种恐惧，我小时候不爱运动，而是喜欢独处，或者安静地听长辈聊天。最近几年，正是通过写作，我在建立对世界的信任。我开始跑步，也确实因为视力问题受伤两次；还有两次，我从自行车上摔落下来，肋骨受伤，这都没有能够阻止我，我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写作、读书、跑步，成为支撑我生活的三大支柱。这次“盲盒”给了我特别的信心：我的读者尽管有不少喜欢举报和谩骂的，也有很多在认真思考、喜欢阅读的朋友。他们是真的“看见”了我，而我也看见了他们。或许有一天我的右眼真的会失明，然后是左眼。但是，即便到那时，也不能说就是绝对的黑暗。人与人之间，仍然有建立信任的可能，这就是“盲盒”中的一点点真理。这些信任对我来说足够了，也让我坚信以前的一些判断：尽管总是让人丧气，但是这片土地并不是毫无希望可言。好啦。现在开始正式销售这本书的签名版，依然是老办法，加我微信zhang3feng，留下地址，付款88元（这次是包含了邮费）。

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早上看到发圈祝福的人比去年多了一些，甚至还有朋友向我发来节日问候，这让我感到一点苦涩：尽管一直在逃避成为老师，最终却还是被喊成老师。十几岁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成了教师。初中毕业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那时最流行的是考中师，毕业之后，可以当老师，在镇上教初中或者小学。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三学生，根本不可能有自主权。教师子女考中师，可以加10分，所以我爸就让我填报中师，谢天谢地，我最终差了11分，即便加上这10分，还是差1分。我不得不复读一年，去考县里的高中，注定要到外地读大学，离开家乡。我妈前段时间中风了，从镇卫生院转院到县城治疗的间隙，和我爸一起回到家里收拾东西，据我爸说，此时我妈大哭起来。她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转折和衰弱，也注意到眼前的凄凉。我见到我妈的时候，她再次表达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遗憾：孩子们都离得太远了。她理想的养老场景是，两个儿子一个在外地，一个在眼前。如果我当初在镇上当老师，能够骑着自行车（现在是电摩托）回家吃饭，也许是最完美的。对这个问题，我的反应都很冷漠。我会告诉我妈：你让哪个孩子放弃读大学呢？如果在眼前生活，也许有各种矛盾，反而不得安宁呢。我读高中的时候，同学中有不少都是教师子弟。这是90年代乡村的某种不平等：教师子女，更早知道教育和读书的价值，考父母的严格训练，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这让我们在和真正的“农民子弟”的竞争中胜出。这不是说乡村或者镇上的老师，有多高人一等。恰恰相反，在90年代，即使在乡村，他们也是边缘的。他们比不上镇上其他“单位”的，乡政府、派出所、卫生院……都比在学校收入高多了。他们甚至也比不上农民。我家只有我爸是“非农户口”，其他都是“农民”。所以，我爸也要种地。在田里，他的那些知识派不上用场。他非常努力，力气也不弱，但是技能不太行。有一次我们在田里一起把搁下的麦子装在架子车上，堆得高高的，然后用绳子系紧，拉回麦场晾晒。但是，麦秸非常光滑，没走几步，我们车子上的麦秸就松了，它们倒了下来。那是真正的绝望。很多年后我发现一个类似的场景：辛苦写了几千字，忘了保存，这时候电脑死机了。或者发出来一篇文章，没过几分钟就消失不见了。我接触的最早的“阶层教育”就来自这个时刻。我爸没有沮丧和暴怒，而是不失时机地“上了价值”：农民的生活就是这么艰辛，如果不想受这个苦，你就必须考上大学，到大城市去打拼。当然，我并没有马上发奋读书，因为从来没有去过远方，也对“其他生活”毫无概念，我缺乏想象力，能想到的“理想”，就是开着拖拉机在田里，取代我们艰难的人力车。不过，“逃离”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种下。我爸没有试图把我们培养成“在田野里能干的人”。他知道自己作为人的局限，子女越是重复自己的生活，就越有可能重复自己的命运。炎热的夏天，父母从田里回来，还要在厨房里忙活，满头大汗，我和弟弟在大树下的阴凉处下棋。邻居对这样的场景很不理解，也很不满：你们为什么不去帮父母烧火做饭呢？这时候我爸总是会感到欣慰。后来我走了很远，在北师大读了硕士，我知道我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但是他似乎真正懂得教育的真谛：让下一代人过不同的生活，让他们远走高飞，成为自己。预告一个直播。我想以后在书店多做一点直播，和朋友们交流。希望朋友们能够提出问题。我视力很差，不能在直播的时候看手机屏幕，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会找店员来念出这些问题，并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上一次在樱园吃饭，是两周前在那里请一个日本女孩。约好晚上6点，我5:59分在樱园楼下看到她，大热天的在马路上飞奔。我告诉她：真的没必要，在成都迟到一点完全没关系。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樱园吃过的那些饭、参加的那些活动。我把这里看成自己的“主场”，带她参观书店，也讲解了“屋顶上的樱园”的由来。不记得第一次去樱园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在2017年夏天，我就开始非常密集地去那里。那时，我离开报社夜班编辑岗位，到新媒体平台“谈资”上班。我主持了一个系列沙龙活动，因为有房地产企业的赞助，不但可以支付外地嘉宾差旅费，每次还可以报销一千块饭钱。我在那里请过好几次客，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成都：吃饭是最重要的，吃饭也是开心的，吃饭可以是公共生活，甚至能够创造一点什么。2017年夏天的饭局不太正式，很松散。有一次开始请8人，在外面的长桌吃饭喝酒，后来陆续来了快20人。最后结账，快超支一倍，只有自己垫——这真是经济火热时候的豪气。在那之前，我在报社做了10年夜班编辑，生活非常简单。每天下午4点开始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上午11点起床，吃饭、看书，然后走路一小时去报社上班。开始给“腾讯大家”写专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从一个编辑慢慢转变成“写作者”，因为写专栏，也认识了很多作家、学者朋友。在樱园，我开始请朋友们吃饭、聊天，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现在，我甚至自己也开了一个书店。樱园是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小酒馆是音乐人的家园，白夜是诗歌、文学和艺术中心，它们都卖酒，而樱园的基础，则是一家餐厅。这是成都和北京、上海不同的地方。北上广深的公共空间，都比较高大上，有大资本或者大机构的支持，而成都，更多是个体的、小的，基于生活的。成都文化生活的魅力，就来自它的民间性和生活气息，李亚伟开餐馆，翟永明做酒吧，他们是很好的诗人，不是很好的生意人，但是他们仍然靠“小买卖”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依靠体制。樱园最好的活动，可能是人类学和写作课。过去十年，这里有非常多的人类学观影活动、新书分享，写作课坚持了好几年，“学员”的作品今年也出书了。熊燕和唐蕾、翟永明不一样，但是也有相同点：她们都有很强的原则性，非常能够坚持做美好的事物，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坚持。一位朋友前两天告诉我，他和唐姐、白夜翟姐都合过影，但是见熊燕几次，都不敢合影，“熊姐太严厉了。”有一次他甚至在地铁上看到熊燕在认真读书。我纠正他：是严肃，不是严厉。然后又补充，其实也不是严肃。熊燕非常温和、善良——或者说是质朴。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主持了那么多活动，也处理那么多麻烦，说话的时候仍然会害羞。这种质朴和善良，就是她的本质。

我没看比赛，但是左边这七个人的名字我都知道。远藤航在利物浦，上赛季后半段是主力后腰，“三球王”如今是布莱顿工资最高的人，而久保建英则在皇马出道。日本足球在“世界”之中。不管是调侃还是悲哀，你都必须承认，足球就是一种“世界语言”。这意味着它有自己的语法：既是一整套规则（不管是朝鲜还是美国，都一样），也有一定的规律。它不能靠唱赞歌和编故事来提高，而是需要技术、身体和战术素养，这都不能靠讲政治来完成。更重要的是要有热爱和自由。那是一个个自由和愿意承担责任的个体，是“人”。足球甚至需要人的“勇气”，需要勇敢地展现自我。这就走“世界语言”。球踢得好，可以赚大钱；高质量的比赛，门票会很高；看一场比赛，可能会花很多钱——“经济”也是世界语言。某电视台不转播这场比赛，这完全是正常的，无可厚非，但是不愿意出钱买版权，却说“不想让资本扰乱足球转播市场”，就不是“世界语言”，而是一种方言。某媒体记者大喊主教练下课，其实这个教练没干几天，上一个教练是谁，谁还记得？以为换一个人就能让这支球队脱胎换骨，这也是“方言”。已经移民洛杉矶的朋友还在看中国队比赛，这没什么丢人的。这份热爱——也许仅仅还体现在球迷中，是中国足球仅剩的财富。作为球迷，有时候不得不感谢中国队，因为国际比赛就是对“世界”的回归。中国队的对手，早就从日韩、伊朗、沙特，变成了泰国、越南。不要小看足球，它是简单的、关乎人体的对抗，但它又是复杂的。它是一个“社会体系”，是商业、教育、体育多方面融合的结晶。中国足球经常让人难堪，这不过是因为在“世界”中，它呈现出了真实的面貌罢了。很多人大喊“假球”，这是恼怒。他们情愿相信自己被骗，而不愿意相信“现实就是如此”。这和一部分“读者”一模一样。“输给谁也不要输给日本”，这是斗气，不是科学。如果真的爱足球，你会喜欢日本队，至少喜欢他们的比赛。因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也因为他们距离“世界”更近——至少你得承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昨天到书店，还没看山东某地学校“交通事故”新闻的时候，心情也不算坏。我想进一本新书，过两天作者会来店里签名，月底可以做一个分享活动。开始，我只敢进60本，因为最近图书销售非常困难。上次袁凌来成都也谈到这个问题：就连图书销售都大滑坡了。店长给我做了一杯拿铁，我很快喝完。十几分钟后，我感到世界美好，甚至想出门跑步。我对店长说：我们要进100本。他说：还是谨慎点，先少进一些吧。“没事儿，这么好的书，一定能卖完。”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这就是咖啡的作用。不管如何，那几分钟的“世界很美好”的感觉是真实的。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有没有人想盲选这本书？78元一本，作者签名版。保证不会后悔。”这有点开玩笑的意思，结果还真有好几个朋友购买，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书，到现在我也没告诉他们。现在，我把这个“盲盒”分享给大家。加我微信zhang3fenggood，留下地址，78元购得这本书，过几天作者签名后就寄出。购买这本书，就算是“城市的地得”的一种联结方式，进入读者交流群。已经加我微信的朋友，可以直接私信购买。当然，也有一点“福利”性质，“盲选”是包邮的，等签名后正式开始出售，就要负担邮费了。

山东东平县，初中一年级开学报道，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1人死亡，其中5名学生，6名家长。官方通报，用词极为考究。“一公交公司接送学生的车辆行至东平县须昌路丁字路口时，失控造成路边家长和学生24人受伤。”这个至关重要的句子，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人”，它的主语是“车辆”。核心词是“失控”，是人失控，还是车辆失控？有媒体好不容易采访到学校里的人，被采访者回应“是外面的车辆”，强调的是“外面”；目击者说：“还好我们跑得快”，这是幸存者的庆幸。他们当然没有任何责任，也不该怪罪，但是他们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选择了某种“远离“。应该承担责任的是那个司机。“那个人”是一个专业的司机，似乎不应该出现油门刹车踩错的情况。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故意的“报复社会”？目前我还没看到关于这个司机的任何信息，刷新社交媒体，最新的动态是当地群众正义务献血，感天动地。就在昨天，当地公安全力开启“护学”模式，新闻报道上了当地市级党媒泰安日报。该怎么理解这个“护学”模式？也许它就只护了一天，完成报道后就散场了。我也不认为当地公安应该为今天的事故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前后对照，仍然感到悲哀：似乎一种表面的形式主义热情和真正的漠不关心并存。上海一个中学，在中午体罚学生，在太阳下暴晒。一个男生在视频中倒下，一起罚站的同学们怯生生地举手，一个男教师进入镜头，他的脚步，就是这种漠不关心。最近各地高温，看到好几起军训中孩子晕倒甚至死亡的报道，没看到有一个学校因为高温取消军训。完成军训，就是“形式主义”热情的典范，而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又有着真正的漠不关心。存在两个世界：人们奔忙的，是文本到文本的世界，那不仅是“绩效社会”，甚至是“文件绩效社会”。一个抽象的新世界，这里有它独特的密码。在这个抽象世界背后有一个已被隐藏和压抑的现实世界。艰难的生活，受苦的肉体，疲惫的灵魂。成年人在两个世界转换，很多人游刃有余，并称之为成熟和现实主义。孩子，有时候也包括老人，则无力完成转换，他们常常成为承受者。这个开学季“倒下的儿童们”触目惊心。可以归结为天气或者纯粹的意外，但是这并不能改善什么。明年的现在，还会有一个开学季。

最近在书店举行的“明亮的对话”辩论活动，有两场非常有趣，主题也有接近性。一场是在七夕节。书店外的小舞台，被临时租给一个交友网站搞线下活动，他们设备先进，游戏设置也很精巧，但是参与者不多。而在书店和咖啡吧台中间的过道，几十个人正在辩论“一个人可以养老吗？”两边的活动构成某种有趣的互文。我注意到，正方（认为一个人当然可以养老）包括支持正方但没下场辩论的，以年轻女性为主。她们的重点不是参加“辩论赛”，而是在表达自我。我观战的那一会儿，反方（认为一个人不可以养老，所以……）表现更成熟，更有逻辑，但是正方似乎更“热切”。第二场是昨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生小孩”，我在河南老家，据说反方（认为不需要生小孩）一辩、二辩、三辩全都是年轻女性。我猜，她们未必都是坚定的不生育者，而是主张“可以不生”“不需要”，也就是一种真正的生育自由。上野千鹤子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所谓生育自由，就是女性生育的自由——生与不生的权利掌握在女性手里。也许在这样的辩论中很明晰地表达了出来（可惜没在现场）。这两个辩论都成为女性表达的舞台。其实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女性正在准备“一个人养老”，掌握是否生育的主动权——她们做好了准备，“一个人”。作为男性，不得不为她们赞叹，并且感受到一种力量。其实不光是和自身处境有关的话题，即便是看上去乏味、枯燥的公共议题，参与讨论的女性也比男性多。前不久参加《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讨论会，不管是参加者还是发言的人，女性都比男性多。2019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在新山书屋的二楼喝咖啡，那里靠窗位置有一排座位，一共17个位子，全部坐满，有16个是女生——那个男生是来陪女友自习的。当然，这不足以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书店和公共空间女生更多，也许反映出她们在城市感受到的压力更多，她们必须关注“自我成长”。男人们去哪里了？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是在玩游戏或者打麻将，这背后更传统也更有权力感的社会生活。但是，至少在成都，女性正积极地投身于公共生活，这是一个事实。她们是热心提问，参与辩论，并且试图在公共空间构建一种新的伦理。女性不但更有爱心，更关注他人的痛苦，也更有行动力，大多数时候，她们也更勇敢。在公共空间，她们更容易找到同类，构建一种新的团结——甚至不需要男性参与。作为男性，认识到这一点，感受当然是复杂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你可以重新学习，至少获得一个反思的视角。

住建部关于“房屋养老金试点”消息一出来，引发很多人的恐慌，以至于其官网上发了好几篇文章，承诺“不给群众增加负担”。上海有关部门也“辟谣”，网上流传的房屋养老金缴纳办法是假的。至少目前来看，这次是“虚惊一场”。其实我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城市的住宅，真的需要“养老”，而这个“养老”的开启，也标志着城市走向成熟。在纽约访学的最后几天，我参观了一个朋友新买的房子，就在哥大旁边。房屋很漂亮，大厅的保安穿白色制服，很帅气，据说平常能帮业主处理不少事情。据说，这栋公寓楼今年将迎来它的百岁生日。这么一算，它诞生在上世纪20年代，正好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那时纽约的房地产行业一定不容易。昨天看到有人讨论中国住宅的寿命，有说30年有说50年的，而住宅的产权是70年——似乎都很短暂，就没人设想，它应该可以长久？一栋大楼超过100年，是了不起的事情。它要经历很多轮的维护、更新，到底谁来出钱呢？我猜在美国，这主要还是业主自己出。比建筑、设备更新更重要的是“人的更新”，一百年要经历好几代人，很多房子都多次转手。一个类似业主委员会的机构，能够一直运转，而且非常丝滑、高效，决定着大楼的大部分事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一个人要买进这样的住宅，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接受业主委员会“面试”，符合社区的文化调性。朋友购买之前，一位商人就是面试失败，朋友才有入住的机会。作为业主她还必须承诺，至少在几年内，这房子只能自己住，不能出租。我认为这就是“都市性”。都市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人的聚集；它不仅是各种“空间”，还包括“时间的艺术”。一个到处都是“老房子”，但是又安全、便捷、舒适的城市，才算是真正的“都市”。中国城市开始进入“维护时代”。过去人们买房，似乎并没有“恒心”，或者期待它升值转手，或者想象着拆迁赚一笔，仿佛房屋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人可以长生不老。事实正相反。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而房子可以长久。当城市终于拆不动，而抄房也丧失动力的时候，“城市化”终于开始了。当然，谁出这个钱，如何管好这个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没有无穷的能力来照看好每一栋房屋。它甚至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走到这一步：一个社区如何决定自己的事物？—————————————————————————随着国际经济格局不断变化，很多人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行业不景气，工作受阻，收入减少等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出国YI民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拥有海外身份可以使个人和家庭有更多的选择和保障。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很多人的首选，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发达，人民自由度高，社会福利好，并且能够提供较为广泛的就业，可以使新移民靠自己的工作经验或劳动技术迅速融入当地社会，获得较高的薪酬及社会保障!！孩子可以免费享受当地的教育，培养国际化视野，远离内卷鸡娃的环境！家人可以享受当地高端医疗福利！处此以外，日本、欧洲等也是可以考虑的范围，通过购房全家人轻松拿到海外身份，一举多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码，听听移民专家怎么说！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歹徒的尖刀，救下校车上更多的孩子，我们现在知道这位英勇的女士名叫胡友平。感谢苏州公安公布了她的名字。人们不用再担心她的生命安全，不用担心她被仇恨日本的“爱国人士”报复，也不用担心网暴，因为她已经死了。被评为见义勇为，多少是一种安慰。但是，这个通报对她“事迹”的讲述，我认为是有很大问题的。“胡友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现有人持刀行凶，立即奋不顾身……”这样的描述，似乎告诉我们，胡女士只是一个“路人”，而这也是普通的持刀伤人事件。根据之前官方通报，事件造成一对日本母子受伤，歹徒想到校车上伤害更多人，被胡女士拦住，这才是她重伤的原因。现在的通报，既没有提“日本人学校”，也没有提“校车”二字。这当然是有所顾虑，但是无疑是让人遗憾的。看上去想隐藏，但是恰恰证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救日本人”是有争议的行为，只能模糊为“在他人面临严重生命威胁”。而试图攻击校车，不管是车上是日本孩子还是中国孩子，都会让人感到更为不安，所以通报把行凶事件的场景限定为“公交站台”，避免大家想到校车。胡女士的行为让人敬佩，官方“追授”也值得肯定。但是，如何评价理解和讲述胡女士的事迹，也关乎到她的“意义”，在胡女士已经离世的情况下，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她永远失去了自己讲述的机会。这个通报中的胡女士，当然是英雄，但是却也变得面目模糊，有点抽象。当初促使她不顾生命危险去拦下歹徒的，到底是怎样的情绪？可能是一个母亲的本能；也可能是一个员工的职责。日本媒体报道，她是校车上的工作人员，“引导员”，负责引导小朋友上下车。这个身份下的胡女士，是一个普通人，却更为可敬。官方通报会斟词酌句，权衡利弊，最初写下通稿的人可能奠定了叙事风格。在这里无意责怪，你也不可能从一个官方通报中要求太多。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新闻媒体的报道是缺失的，这是对胡女士最大的不敬，昨晚网上甚至有几篇文章呼唤她的名字——这既诡异又悲哀。这是一个悖论：官方想把这件事当成普通治安事件来处理，淡化它的影响，不要影响江苏和日本的关系，但是最终因为叙事的不足，却造成一个舆论事件。人们不得不读翻译过来的日本媒体的零散报道，这又是一个悲哀：如果真的存在“叙事的话语权”的话，中国媒体失去了这个话语权。知道了她的名字，还远远不够。人们想知道更多，如实知道她的事迹，才是对她最好的纪念。人们也想了解歹徒行凶的动机到底如何，只有更充分地了解事件的面貌，“疑云”和“不安”才会消散。

昨晚8点，接到革命书店发来的短信：种种迹象表明，警方马上进攻营地，马上出发到116街支持和保护那些勇敢的学生。“清场”如期进行。声援的人群被堵在113、114街路口，实际上你什么都保护不了。警方使用了“浮桥”，直接到汉密尔顿大楼的2楼。这有点炫耀装备的嫌疑，毕竟他们可以进入校园，到一楼推开大门也并不麻烦，学生不会反抗。1968年学运的清场，也发生在4月30日。这并非巧合，而是这次抗议学生的主动选择，他们一定知道会被清场，所以在4月29日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哥大建筑系一位教授前天感叹：占领华尔街运动，四周后朱利安尼市长才喊了警察，学生扎营两天就喊警察——这是不应该的，时间也太短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容忍度大大降低了。1968年学生占领汉密尔顿大楼长达一周，几千人参与学潮（那时还没有这么多学生，可以说大部分都参与其中），学校完全瘫痪，警方无计可施。那时的占领是真的占领，警方的进攻也是真的进攻。“清场”造成100多人受伤，唯一的重伤是一位警察，学生从二楼跳下，砸在他身上，造成他脊椎骨折，终身瘫痪。这次的“占领”，看上去就是为了清场，不然运动又该如何结束？只要占领汉密尔顿大楼就会结束。1968年学生要求哥大退出和国防部研究所的合作，停止参与研发武器，最终学校竟然也同意了。这次要求终止和以色列的合作，学校明确拒绝，但是承诺可以援建加沙的教育和卫生事业——学校不缺钱。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时代，30秒视频中的抗议行动，配上激越的音乐，看上去就像是“动乱”，但是身在其中，你会发现这样的街头运动，其实是展示友爱和关怀的场所。革命书店的短信充满时代感，但是“保卫学生”也言过其实。警方出动防暴大队，直升机和各种车辆，就像是一场装备展，实际上没有任何冲突。​因为学生在整个抗议行动中得到的培训，重要的一条就是“警方抓捕的时候一定不要反抗，进警局律师到场之前一句话也不要说”。不光是社会要求“无害的运动”，运动者本身也首先把革命的矛头指向自己。昨天下午大批记者在现场，他们知道今天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等待过于漫长，记者们霸占了啤酒馆前的那些露天桌椅，有人在哪里喝上了啤酒。​干杯，看着“革命”，等待清场，然后拍下画面。在给纽约警察局副专员的信中，校长解释了请警方清场的逻辑：周一下午2点最后期限还没有撤出帐篷，学生就被suspended（停学）了，不算学校学生了。他们继续占领草坪、大楼，就算是非法侵入财产。占领大楼的领导者不是学校内部人员，更是“非法侵入财产”。而保护私有财产是美国的根基，也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共识。这个理由充分而且正当。现在回头看周一上午校方的“最后通谍”，会有不一样的发现。通知要求在图书馆前营地的学生，在下午2点前必须撤出，否则可能会面临处分（suspended，停学）——这个处分不是目的，而是可以接下来清场的理由。学生没有理会，而是举行大规模游行，周二凌晨1点进一步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也许这正是校方期待的。感觉在1968学潮清场56周年纪念日的清场，或许各方的一个默契。学校请求警方在校园内布置力量到5月17日，所有的毕业典礼到那时候都能完成。现在看，校方肯定是“胜利”了，但是却也创造了一个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将在纽约警方的保护下进行。对以自由和包容著称的著名学府来说，这真是一个讽刺。

朱学东老师在江苏老家的书房要拆掉了。老家房子要拆迁，“考虑到父母的承受力，弟弟已经签了字”。我完全理解朱老师对弟弟的理解。但是那种痛心也是真实的。朱老师说，以后和故乡的关系，就只是和父母亲人的关系了——土地，乡土，和文化记忆，这些“附加值”就没了。前些年，朱老师把在北京的部分藏书运回老家，布置了一个书房。这让他有了更多回家的理由，几乎每年他都会回故乡住一段时间，陪父母，在那里见朋友。他江浙沪一代的朋友很多，都来找他喝酒，这也让他的书房小有名气。在乡村，这样的书房本来可以成长为一个有趣的空间，甚至能够影响到本乡少年。很可惜，这样的美梦却只能维持几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读书人一次“重建家园”的尝试，一次文化上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又几乎是注定的。一百年前鲁迅就写过类似的故事。在《故乡》的最后，“我”回老家卖掉旧屋，带着家人搬迁到北京。现实中，鲁迅是和周作人在北京买了房子，确实把老家的房子处理掉了。对《故乡》的理解可以有多重视角。如果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你必须卖掉在老家的房子，斩断最后的相思，才能融入一个“新世界”。鲁迅卖掉旧宅，主要是因为现实需要，他当时确实需要一点钱；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一种叛逆，一种对远方的渴望和对“故乡”的反感。“故乡”成为旧世界的象征。当然，鲁迅所在的“旧时代”，人和故乡并不会有彻底的分离，因为他实实在在拥有旧宅的产权。小说中写邻居从家里拿东西还是偷偷摸摸，几十年后就变成光明正大了，作为“地主”，周家的宅子当然是保不住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土地所有权的变革。80年代之后，尽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但是不管土地还是宅基地，你能拥有的只有使用权，没有“彻底的所有权”。当“集体”需要收走的时候，就可以收走。没有真正的产权，你就不可能真正拥有“故乡”。作为家里长子，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向村里交了一笔钱，给我申请了宅基地。宅基地在村庄的边缘地带，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假期和父亲一起在宅基地上栽树。有一年暑假，我还跨过宅基地旁边干涸的河道，去那里追赶过来啃树皮的牛犊。30年过去，那些杨树一定很高大。“一定”是一种推测。因为前年回家的时候，那些树已经被我爸卖掉了，我没来得及看最后一眼。“退林还耕”的运动来了，不管那是不是耕地，那片树林看上去都太扎眼了。那是我小时候栽下的树，如果到老我了树还在，在那里搭建一个棚子住在那里，就算是“诗意地栖居吧”。我没有伤感，因为我知道树被砍伐太正常不过。我告诉父亲：据说宅基地一定期限内不建房的话，就会被收回。父亲发出他那经典性的反问：你还会回来建房屋吗？“肯定不会啦。”他自己回答。

纽约发生4.8级地震，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作为经历了5.13地震以及此后很多5级以上余震的人，我当然很淡定。不过看一下微博，还是很遗憾。在“CCTV国际时讯”帐号报道这一动态消息的评论区，点赞数最高的是这么几条：​坦白说，并不意外。“纽约震感”上了微博热搜，这是值得注意的网络奇观。住在纽约发微博说地震的人很少，大部分关注纽约地震的，都是像上面截图中的那些人。这个热搜的形成反映出一个事实：很多中国网友希望纽约发生更大地震，最好死很多人。此前台湾地震，很多天人一边装作同情，一边说“解放军去救灾，别的人就不要掺合了。”这一点都不幽默。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期盼日本地震，为海啸预报浪太小赶到遗憾。这就是相当多人的心理。2011年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就知道成都有中学在课堂上欢呼。现在那些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吧。一个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而且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与这样的网络舆论进行抗争。每一次日本地震，我都会写文章批评那些欢呼的网友，当然，结果通常是海量的举报，不是针对那些人、而是冲我而来、删文章也是常有的事。这次我想说，你们这种行为，其实已经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台湾地震后，大陆有关部门及时表态慰问，而且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台湾方面拒绝来帮助，他们普遍注意到了网络舆情中的恶意，宁愿不接受援助。想一想这是多么让人伤心的场景。512地震后，港台地区的捐助自不必说，疫情初期，来自日本的各种捐献也历历在目。如果再有类似的灾害，又会如何？我认为牢记“日本侵略”或者“渴望统一”，而且进行恰当表达，都是个人自由，但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有关“何为人”的共识，应该守住一些基本底线。当然，也不光是台湾。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媒体也在报道大陆网民的表现。对其他地方的灾害进行欢呼、一种群体性冷漠和狂欢，“中国人”的整体形象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个“整体形象”会对中国人造成很大影响。你或许会说，我并没有欢呼，我很善良——但是作为中国人，如果你不谴责这种网络民粹和暴力，你在本质上就不是无辜的。新浪微博据说封禁了一些在台湾地震后表现得兴高采烈的账号，这值得肯定，但是长久以来，微博一直在纵容这种声音，也是事实。其实善良的你，如果总是沉默，也是一种纵容。

​有些自媒体在强调耶伦的行头，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风尘仆仆，派头还不如一个镇长。有经验的爱国者会马上反驳：这都是表演。这样的“反应”都是老生常谈。现在的网友已经不相信外国有什么好的东西了，不管是空气、人文还是价值观。但是这些人可能会发现，在攻击或者讽刺耶伦的时候，自己不得不注意一点，因为官方舆论在悄然发生变化。耶伦的第一站是广州，中国派出财政部副部长去机场迎接。这是“中规中矩”，但是在当下的中美关系让人沮丧的氛围中，算是非常热情了。央媒背景的新媒体玉渊潭天近距离报道、直播，肯定是有意的安排。实际上他们发的现场报道没什么内容，大概相当于一句话“耶伦下飞机了。”环球时报等媒体开始大张旗鼓报道耶伦广州行，她第一餐吃了什么？点了哪些菜？啊，她是用筷子在吃饭，而且筷子用得还不错。这些细节真是久违了。其实这是媒体在“过去”报道外国领导人的常见方式，也是普通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途径。但是最近几年很罕见，因为对外国领导人的报道，整体上冷淡起来了。尤其是美国官员，更是慎重。耶伦上次访华时，和几位中国女性经济学家、企业家吃饭，在网上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人肉”。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参加饭局的人，在饭后站出来谈一下感想，吃饭的时候都聊了什么——这是一种禁忌。这样的氛围，访华当然谈不上什么成果。这一次耶伦访华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旋风，虽然现在谈取得成果为时过早（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但是中国对她访华有一种“期待”，则是明显的。耶伦的中国行，或许会多少改善一下普通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普通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吃饭，甚至都变得有点危险。一位在重庆的朋友陪一个美国女孩逛街，当地人很好奇，“她是俄罗斯人吗？”“不，是美国人。”“美国人现在还敢来中国啊？”这个故事很夸张，但却绝对真实。这是普通人所感受到的中美关系，也是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它有点冰冷，而且有害。

看到那个小学生想当银行行长的视频，我更多感到的是可悲。他说：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我的妈妈是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背景是“造句练习“，我长大后……因为……所以……这是培养小孩的基本逻辑的，也不知道是谁拍下视频上传的。此事反响极大，农发行表示要调查，而一家媒体采访到的知情人士说，孩子是“支行行长的小孩，爷爷是农发行职工，退休已经二十多年，母亲是普通科技干部。”这个回应没说谁是“支行行长”，大概率是小孩的爸爸。很多人感到很愤怒，因为都处在某种焦虑之中。现在已经没人讨论“阶层固化”了。很多人的努力，都是在“固化”自己的生活水准，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很大可能下降，能把“当下”固化下来就不错了。这个小孩说出了某种真相：只有能够“继承”的，才是真正的阶层固化。但是，现实很残酷，他大概率继承不了这个“行长”的职务，因为时代处在巨变之中。他的爸爸可能是家族最成功的一代，等他长大，金融业就不是这个面貌了。尽管这个家庭的具体信息还不清楚，但是一个“地方关系网”已经浮现了出来。爷爷是银行“职工”，通过努力不仅安排了儿子的工作，还能更进一步。如果把这个小家庭的脉络再扩大一下，大概能够看出某个地级市的权力结构。大部分地级市、县城就是这样的状态。回到老家县城，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故事。一个局长，亲戚中一定有很多个局长、副局长，这大概是两三代人努力经营的结果。这种局面会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很多地方依靠转移支付，财政其实难以为继，但是想坐到这个餐桌旁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回老家考公务员，如果没有背景，未来的职业生涯会非常艰难，必须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也包括出卖自己的灵魂，才能获得在县城入局的资格。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写作文。我也写过类似“畅想未来”的题目，记得我能想到的美好生活，是开着拖拉机在田野里劳动。我那时身体很弱，干活儿不行，想的不过是能够摆脱一点体力劳动。我爸经常把我带到田里劳动，在我绝望的时候他会语重心长地来一句：如果不努力学习，将来就是这样的生活呀。后来想想，这简直就是“阶层固化”的警告。我没什么想象力，也没有远大志向，但是却很早就有这样的意识：我要逃离，不光是逃离这片土地，也不想像我爸一样在镇上当老师。工资不能照常发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让人乏味。那时想的就是“到远方去”，北上广，沿海城市，甚至兰州、乌鲁木齐。等考上大学，对未来也是茫然，直到又过了很多年，才开始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想当一名编辑。这个理想很低，而且确实实现了。但是，对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创造，因为不但“方圆几里”，而且“自古以来”，都没人当过编辑。做了几年编辑工作之后，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未来“：像我喜欢的王小波那样，做一个自由写作者……没想到又实现了。这没什么好吹嘘的，因为我这代人，很多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所以自己做的事、吃的苦，绝大部分都是新的。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小孩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这段视频受到影响，因为现在的环境，即便不是为了给网友交代，“系统内部”也会因为这样的争议事件，进行某种“排异反应”。而且我真的不认为，一个小孩那么直白地表示要“继承财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说明他父母能给予的世界，其实很小。

上海静安区苹果店开业，这家苹果旗舰店据说是亚洲最大的，苹果公司CEO库克也亲临现场。以前“亚洲最大”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外资撤离潮的背景下，这是难得的“暖新闻”。可以想见，背后上海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这也算“营商环境”的标志。不过，一个大妈破坏了这种暖意。她在店外排队的人群那里怒吼，大意是：这么高级的地方，怎么能给美国品牌开店，中国人都应该用华为……你们喝着先烈的血，大口大口的……一个排队的男青年说：用什么手机是个人自由呀，再说苹果公司有什么不好，他们在这里开店创造了就业，还纳税。就我看到的那段视频来说，这场较量，明显是戴口罩的大妈占了优势，围观群众为她欢呼。在这种场合，一个大妈在那里演讲，其实并不违法，也可以视为“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是一家华为旗舰店开业，你在那里演讲说应该用苹果手机，结果恐怕就没这么美好。你可能被群众殴打，也可能被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的名义带走。大妈知道，尽管有些年轻人讨厌她，甚至派出所也不喜欢她捣乱，但是没人能把她怎么样。昨天还看到一段视频，是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店，一位大妈在那里背诵《满江红》，同样是慷慨激昂。这些视频创作，可能是碰瓷搞流量的，也可能是自然状态，但是它们都是“强势”力量。而那个和大妈对线的男青年，所使用的话语，“苹果店创造了就业，还纳税”，代表了更符合现代社会和经济学常识的新一代，他有理有据，也很讲礼貌。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却让这种声音显得怯懦、虚弱，岌岌可危，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上海”的悲哀。从我2001年第一次去上海开始，就知道“外企”在这里是受尊重的——什么时候上海也变成这样了？这几天看到几个相关联的经济统计新闻：来自财政部的消息，1-2月，企业所得税收入10170亿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个人所得税收入3262亿元，同期减少15.9%。个人所得税减少，原因只可能是两点，要么缴税的人减少（失业率增加），要么缴税额减少（收入降低）。当然，这部分人，是指那些缴纳个税的人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今年1月、2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失业率为14.6%和15.3%。这个数据大幅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失业率，说明年轻人就业更为严峻。而且，2月比1月的失业率又上升了。还有一家媒体，写了一篇特稿，讲述了“放弃缴纳社保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要自己缴纳社保，说明已经属于“灵活就业人士”，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实在缴不起了。这三条新闻，都和年轻人有关，模模糊糊指向一个特别的群体：一些年轻人，本来有着不错的工作（可以缴纳个税），现在失业了，而且有的干脆放弃自己缴纳社保，过一种“风险自担”的生活。并不是说大妈的抗议和发飙，直接导致他们失业。但是，这种喊打喊杀的风潮，可能吓退外企，也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恐慌，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这种观念冲突，正在影响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当下，外资撤离失业的是一些“白领”和个税贡献者，但是就算你是公务员，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收入也会受到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能啃老就啃老。如果你的父母像视频中的大妈那样正义凛然，反对外企、反对“资本”，而又有着不错的退休金，你想办法“啃”他们，不但是“再分配”，也是一种正义。

​国足2:2平了新加坡，这比赛我没看。不过好几位看比赛的朋友都说，平局已经是幸运。其中有一位是我的铁哥们儿，他不久前移居了新加坡。他看了比赛，感到很荒唐可悲，这有点像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中文系他是数学系。他们班的球队可以赢我们8:0。这位哥们儿是他们班的中场核心。1997年我们开始读大学的时候，中国国家队随便赢新加坡三个球，那时大概是有点怵韩国，对伊朗沙特有胜有负。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足球就这样不断退步。我们这一代球迷，可以说完整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衰败。衰败的原因很多，严肃探讨也没必要。因为最近在思考北体大落马校长曹卫东的问题，我可以提供一点新看法。曹卫东是哈贝马斯专家，在北师大也是受人欢迎的老师。他后来先是到二外当校长，又到北体大当书记。因为我写了两篇关于他的文章，有好几个朋友私信给我了一些消息。据说，有几百封举报信给有关部门。在北体大，甚至有一种普遍的“反曹”情绪：一个完全不懂体育的人，正在搞坏北体大。不管他推出什么新举措，人们都会说“你懂体育吗？”他和足球有一点关系，搞了一个“北体大系”，探索国字号球员组团参加联赛，这是很荒唐的办法，但是体育局某位领导的意思。有人为他惋惜，说他搞了一些“改革”。这里不讨论那些具体措施，也不讨论他案情的细节（以相关部门发布为准）。我感兴趣的是“权力与专业”这个主题。可能的情况是：大家越是批评他不懂体育，他就越自信。甚至有说法，他连运动鞋都没有（应该是传说）——在这样的时刻，权力就显现出来了。必须是“外行”，而且这个“外行”必须能够领导内行，这才能体现出权力的纯粹性。足球领域的最大破坏力量，不是别的，就是这种任性的权力，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足球应该有很大进步。不管如何，城市的球场越来越多，能买得起足球的人越来越多（我到读高中才知道足球是什么样的），而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有提高。按照常理，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1997年前后却已经是顶点了。比如，那时的四川全兴队和成都市民的关系，是现在成都蓉城难以企及的——那时成都甚至有杰出的球评家李承鹏。因为“任性的权力”不断冲击，让“中国足球”脱离了实际。在外部，它成为笑料和戏谑的对象，而在内部，它又成为封闭的体系和少数人的游戏。它不反映城市化进程，也没有拥有“自己的传统”。比如日本和韩国，二十年来的风格都是一致的，在自己的“传统”中进化。在许家印之后，甚至连野心家都不再光顾中国足球，它变得更加乏味和贫瘠。被“坡县”教育，其实是一个隐喻：它变成了“县级”，即便从权力的角度，它也萎缩和降级了。

孙立平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评论了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他讲了几个故事：一战中有士兵要向敌人射击的时候，发现对手在撒尿，他意识到对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只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愿意离开。他的意思是，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人都不会这样坏；而有时候，动物甚至也有恻隐之心，那么，那三个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很可惜，他只是发问，没有给出答案——可能是出于谨慎担心删帖封号，不想说太多。对这次杀人案，网上舆论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要求判这三个凶手死刑，虽然他们只有13岁。我不反对这个诉求，尽管在法律上还存在障碍，但是在中国“特别恶劣”“影响极坏”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有人有求惩罚凶手的监护人，我也支持。总之，我对凶手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但是，我也认为，包括我在内，要求赶紧“杀掉这三个凶手”，除了是“朴素正义”外，也有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理解这三个小孩，也不想理解，我们甚至有一点恐惧，赶紧把他们除掉，让这个事情赶紧结束。说到底，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事件，世界上没有他们，就还是一个好世界。那个初中的校长，也是这样的认知。事件发生后，受害家属找到他，他说，“（杀人）这只是意外”。昨天央广网的记者找到他采访，他说，凶手中有一个成绩其实挺好（前十名），完全没想到他会干这样的事。校长一定不是在为他们辩护。他可能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个事，难以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次凶杀案，媒体比较努力跟进，我们也多少获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时披露了一些内容。三个小孩是分两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传说中的2米；三个13岁小孩，分两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这个细节，其实只是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有预谋的杀人，而且手段凶残；完事后三个人还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去上课，有一个还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发之前，他们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样。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就是这种若无其事：剥夺其他人生命，没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冲击。作案手段凶残，受害者的挣扎也对他们没有触动——他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孙立平老师讲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人和动物，会对同伴有恻隐之心，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这是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现在看来，至少对人类而言，这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后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这次很多人都谈到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问题，这可能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今留守儿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机，游戏和视频代替父母，更多陪伴着他们。很明显，电子产品带来的冲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手机里的“杀戮”，只会让人痛快，而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其实我很想看到媒体报道，这三个小孩平常玩什么游戏，看什么样的视频，他们这个“小组”，是在模仿什么，要“实现”什么？说得残忍点，与其让他们赶紧死掉，还不如进行更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真的是全国初中生的异类，还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我也像孙立平老师一样，发出了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是因为现实中有一个屏障。我们这个社会对教育和儿童都非常重视，过去几年，每个学期开学，网上都有中小学生自杀的帖子，但是没看到报道，更没看到有质量的统计和研究，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事公开了不好，关于青少年的信息，应该更谨慎地管理。对此我有相当大的疑惑。过去，我们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为自杀和犯罪事件可能会引来效仿，从而尽量保密。实际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会”，而成年人却还在“掩耳盗铃”。或许可以从这三个凶手开始，我们试着多了解一点，多公开一点。

昨天去中央公园跑步，大圈，10公里，天气很好，完成得也很顺利。结束跑步，我到马路另一侧，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一个黑人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他的速度有点快，刹车不及，我也来不及躲避，就撞在一起了。这也让我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来体会中央公园的救护系统和美国的医疗。坦白说，撞得真是不轻。他比我先爬起来，我刚跑完步，即便没被撞，也不太利索了，不由发出阵阵惨叫——当然是中文的。一个英文单词也没想起来。很快就有4个路人过来，距离我摔倒可能不到10秒钟。两个小伙子把我拉了起来，我跳了几下，确认自己没有骨折。一个大姐制止我，扶着我在路边坐下。她马上拨打了911.因为是中央公园的主道，可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警察就来了。他们开始询问，主要是确认我的语言，中国人？广东话还是普通话？他们要求助翻译系统。三四分钟的时候，救护车也来了。我有点尴尬，因为这时候警车、救护车加起来有4辆，警察和医护人员十多个，阵仗太大了。如果在国内，双方确认都无大碍的话，就是各回各家了。这时候我用英语告诉他们，我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在这里跑步。医生开始给我做简单的检查，看眼睑、口腔，主要确认有没有生命危险。然后是颈椎和关节……他们把我抬上担架，弄到救护车上。一个医生开启翻译系统，应该是AI，但是翻译得很顺利。总结看，这个救护系统大概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帮忙：非常有经验，把我扶到路边，避免二次伤害，马上报警；医护人员赶到，主要排查致命伤害，做好急救准备，固定在担架上，重点防护的是颈椎；我的右手、右膝和脸颊都有破损，但是他们对外伤基本无视；主要观察意识情况，以及内脏有没有受伤；以救护伤者为主，全过程没有问事故是谁的责任之类。过了一会儿，基本确认我没什么大问题。他们说：为了确保你的健康，还是要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去做X光。我想起传说中的美国救护车的天价费用，不由担心起来。他们说：放心吧，免费的，我们是公园的医务人员，这就是我们的职责。现场出现的警察和医生，都是中央公园救护系统的一部分。他们开着车，把我送到哥大旁边的医院。救护人员用担架车直接把我弄到急诊室，无缝对接，也没有挂号这些手续。大概5分钟的样子，他们把我转移到医院的病床上：接下来医院会对你进行一系列检查。到这里，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在医院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位医生过来做了一系列基本检查，重点是头部和颈椎。她说了自己的方案：打一针预防破伤风的针（因为我说上一次打至少是10年前了）；吃一次止疼和消炎药；拍X光检查。一位护士过来为我打针，直接拿了三片药给我服用。一位黑人护工推我去拍片，他已经70岁了，很健谈。后来，值班医生过来说，尽管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回家了，周一可以的话带保险卡来登记一下就行。今天早上手机短信收到保险公司的短信，告诉我附近几家可以处理受伤的点位以及注意事项，看来他们已经收到了医院同步过来的信息。整个过程，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相关人员的专业性，他们始终抓住核心问题（避免严重伤害），对皮外伤根本没看一看，也没有什么碘酒、药水、喷剂……可能美国人平常也很大条，根本不在乎这些。第二，各个环节沟通非常流畅，根本没有“这事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的扯皮印象。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过去看过一些报道批评美国医疗系统的臃肿和低效。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在处理自己擅长的事，没有多余的内耗。这是我2019年我开始跑步以来的第四次受伤，也是第三次和自行车有关的伤害，前两次都是我自己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受伤都比这次严重。过去三次受伤，我都没有去治疗，都是自己养伤，这次却惊动这么多人，还出动救护车，实在过意不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里的“命”还是很值钱的。通过制度建设，已经覆盖到“自行车车祸”这种级别的伤害。纽约真是神奇的地方。因为街上基本没有摄像头，很多治安案件警方都没太大办法，但是，救护系统却仍然是高效的、奢侈的。在曼哈顿经常听到救护车呼啸，甚至到了影响人休息的地步。没想到，自己也遭遇了一次。有过这次经历，我对中央公园的喜欢更多了一分：它不仅是生态公园，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很多展览和音乐会）和社会系统。人们既在这里锻炼身体，也变成更好的人，彼此信任和帮助。

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当地工作人员还是很客气的。他们可能不认识CMG，但是记者的话筒上仍然有CCTV的字样，他们应该能够辨识。视频中，当地人员反复解释，“这里不安全……”也算是小心翼翼，颇有礼貌。

樱花开了，我也不会去恨樱花。在青岛的时候，去中山公园看过几次樱花，那时总觉得自己很穷，甚至买不起公园的门票（也不免费），现在想想，那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富足呢：充满好奇，向世界张开双臂，吸纳一切。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抵制优衣库或者711的行动，相反，有日资背景的便利店连锁品牌711在常州的两家门店，却宣布下架所有农夫山泉产品，因为其“媚日”……

过去几年，在成都的时候，我一直喝农夫山泉。我是买那种9元的桶装水，自己喝茶和咖啡，都喝这种。当然，我的狗也和我一样，我没让它喝过自来水。一方面，是我相信它比自来水要纯净、健康，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价值观选择。记得原因是北京一家媒体和某国有品牌合作，打压农夫山泉。从那时开始，在农夫山泉和某国有品牌纯净水之间，我就选择了前者。其实，我知道各种纯净水差不多，但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为自己价值观进行消费。就这个角度看，那些宣布要抵制农夫山泉的人，也可以理解。他们认为农夫山泉和日本有关系。当然，这种认识，当然十分可笑，而且很可疑，因为一般人看到这个图案，是不会想到靖国神社的，除非你对靖国神社特别熟悉。这一轮对农夫山泉的攻击非常可笑。最初是因为纪念去世的哇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既然宗庆后是“民族企业家”，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农夫山泉就一定是敌人——这么认真一看，还真给找到蛛丝马迹了。还有人说，农夫山泉那个瓶盖呀，红色的，圆的，那么一看，可不像太阳吗？这是又一个证据。很弱智，很可笑，但却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和攻击莫言的那个毛星火差不多，网上一征集，就有七八千人支持他起诉。这些人看过莫言任何一篇小说吗？没有。他们不会花钱买书，也没有阅读能力，不然不会连梁启超谭嗣同就分不清楚了。“保护莫言”没有必要，因为有体制保护他。但是，攻击莫言的力量，却应该正视。他们可以攻击一个人，一个企业，也可以伤害到任何“既得利益者”，比如在写字楼上班喜欢看日剧的你。他们整体上属于文化水平不高、收入不高，本来属于“被压迫被损害的”，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失意的人群。中产阶层可以抱着自己的房产证睡觉，或者在朋友圈晒出自己出国游的美图，而毛星火们，却缺少社会的承认。毛星火最让人动容的，是他对乘坐高铁去北京递诉状花的车费念念不忘。对他来说，那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笔钱。有些朋友认为他很聪明，靠这次起诉挣很多流量，这当然有可能，但还没有实现，而且做这件事，也并非没有风险。换句话说，如果他斤斤计较、精于计算，可能并不会去起诉莫言。他的“战斗力”，来自于内心的渴望：获得关注度，或者掌握权力，实在不行，就宣布掌握真理。可悲可叹，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动力。这两年社会环境越来越糟，一个原因就是“中间阶层”的沉默，连转发一篇文章或者发一个朋友圈的勇气都没有，舆论空间自然就留给了所谓“民粹”。如果你在纵容，就不要抱怨世道变坏。善良的人们，其实需要向毛星火学习。你要为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战斗，维护自己，维护你的朋友，维护你想看的剧想听的歌，包括你喝的水——所以，我今天承认，过去几年我一直喝农夫山泉。如果它是日本的？我就更爱喝了。2019年在那里住过4个月，怀念那里的一切。

有人声称要起诉莫言，引起挺大的关注。有老师说，现在不保护莫言，将来自己也会倒霉。这话挺有道理的，但是也不完全对：其实在莫言之前，就有很多人倒霉了。莫言不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副主席，目前并不缺少保护他的力量。以至于那个起诉他的人，在正义感爆棚的时候，也有一点悲壮感，感觉要像谭嗣同一样牺牲掉了（不过他分不清谭嗣同和梁启超）。莫言，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没有说话，但是据说起诉法院也没受理。很明显，攻击莫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召唤出来的群体，一种力量。“连胡锡进”都感觉到了这种力量的可怕，他假装不知道过去十几年就是他和他的报纸，一直在召唤和利用这种力量。现在“更革命”“更纯粹”也“更狭隘”的人出现了，他自己都怕了。过去十几年，这种力量已经摧毁掉不少人。只要有学生在课堂上举报老师不爱国，通常老师都会被处罚，谈话和边缘化是正常操作，停课和开除也有可能。但是，很少有人为老师们辩护。我不太同意“死灰复燃”这个说法。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一直存在，是主流，也是一种背景。“我们”，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但是，过去三十年，社会也有一种新文化出现：尊重私有产权，尊重每个人的劳动，在这个基础上，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和他（她）的生活方式。这是和“毛星火们”根本不同的力量，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们感受到毛星火是一个怪物，就是因为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是，这种“新文化”也继承了很多过去的东西，比如，“沉默是金”。对远方的不公可能还会说上两句，发生在周遭的苦难，则大概率三缄其口。贵州人不谈论山火，而六盘水市民，看起来都没有遇到债务问题。有点吊诡的是，莫言本人就像他这个名字一样，就是“沉默文化”的代言人。他刚诺奖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批评他，那时人们嫌他对社会不公发言太少。他很懂生存智慧，但是“战火”还是最终烧到了他这里。多少有点可悲的是，人们“保护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种安全的行动。因为莫言很高大上，很主流，得过茅盾文学奖，也意味着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可，“连莫言都要攻击……”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大家都知道，毛星火其实伤害不了莫言，批判毛星火，也不会被删帖。在我看来，保护一个女孩穿和服上街的权利，保护人们文身的权利，保护那些脱口秀、摇滚乐……和保护莫言一样重要，而且更加紧迫：莫言大概率还会是“功勋作家”，而这些“日常”随时都可能被侵蚀。批判毛星火和他代表的力量，当然是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善良的人必须行动起来”，看到好几个大学老师都在为莫言发声，真的感动，但是，这种捍卫和行动，应该更加日常化，善良的人们，必须真正行动起来。毛星火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大，他们只是经常被纵容而已。

贵州大火，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大火没有热搜，而上海张老师可以有很多个。在张老师之前，“小学生秦朗巴黎丢作业”，连续上几次热搜，已经引起网友的普遍反弹，被人们讥讽为“新黄色新闻”。所谓“新黄色新闻”，是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格调不高的“新闻”类型，通常不具备较大社会价值，而是纯粹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其实，新黄色新闻，本质上并不是新闻，而是一个片段，一个段子，一个“上头的”瞬间。为什么格调不高的“新黄色新闻”经常刷屏，而真正有价值的严肃新闻上不了热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微博热搜本身的运营机制。没记错的话，上海张老师事件刚出来的时候，马上就上了热搜。我点开的时候，新闻链接是另一个地方男教师欺负女生的事，小编还没来得及更换新闻链接。很快，围绕张老师就有了三四次热搜，各个角度都有——方便媒体接着跟进。这是一个独特的互动机制。微博工作人员看到有热搜潜质的，马上重点位置推荐，机构媒体纷纷跟进，产生新的话题爆点，进一步引爆“热搜”。前两年帮一个评论栏目做特约编辑，每天要报选题。有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开会前看一下热搜，就知道当天的热点啦——我猜，很多机构媒体找选题，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不光是评论，也包括可以跟进的采访报道。纸媒时代，是另一种信息反馈机制：市民把发生的事，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报社，然后进入信息筛选流程。这是一个自发的、有更多互动的机制，所以才有很多真正的“新闻”出来：刚刚发生的、重要的，而你未必知道的。互联网时代，本来有更大的进步。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报社的热线部很快就微缩了，记者在网上寻找信息，每天可以面对海量的线索。有经验的人，会懂得如何在网络爆料，引起媒体记者的关注。这导致某种程度的信息爆炸，人们能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在微博这样的平台，如果你关注的账号够多，可以一直“刷”出新消息。这时候“伟大的发明”热搜就出来了，平台把点击量的话题拉出来搞一个排名，你要想知道“大家正在关心（搜）什么”，打开热搜页面就知道了。这是互联网技术，是新的生意（可以把广告推上去），也是新的信息权力模式。因为平台永远不可能呈现自然状态的“热搜”。此时，机构媒体的价值就能凸显出来，可以依靠自己的价值观和专业能力，报道“重要的新闻”。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根本不在乎X（原推特）上大家最关注什么，他们会坚守自己的价值，对得起自己的付费用户。很可惜，中国的媒体在这时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编辑、记者，习惯在“热搜”中寻找新闻，报道新闻，而媒体在对热搜的关注中也获得了更多的流量。于是就会看到让人愤慨的局面：一些八卦和个人道德领域的事情，在热搜和媒体的畸形互动中霸屏多日，而重要的新闻则无人问津。除了上海张老师事件，最近还有所谓“小学生秦朗寒假作业忘在巴黎卫生间”事件，也引发媒体广泛关注，让人哭笑不得。其实，如果我们多加留意，会发有很多“一句话热搜”，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却没有过多具体信息，也不知道真假，但是一旦被放上热搜，也能热火几天。甚至有更甚者，类似“秦朗丢作业事件”，呈现出“网传-辟谣”模式，本来已经涉嫌假新闻，但是又因为辟谣变得“正确”，顺势再收割一波流量，成为热搜连续剧，这已经成为热搜的一个经典套路。媒体不得不跟着热搜走，因为它们在内部机制上已经“热搜化”了，有些机构对员工的考核，上多少次热搜也是一个指标。“上热搜”本身成为一种成就，因为它意味着有流量和影响力。但是，“想办法上热搜”一定是扭曲的，因为会特别夸张地突出戏剧性、情色、小人物的道德困境这些能引发共情的元素。“新黄色新闻”的不断出现，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热搜与机构媒体之间这种畸形的互动，所产生的奇怪的“信息茧房”。应该承认，过去几年是这样的信息统治着中文互联网。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微博上绝望地呐喊，努力把大家应该关注的、更有公共价值的某某事件“推上热搜”，这经常都是徒劳的。有时候恰恰相反，越是公众想让热搜的，越是上不了热搜，那只看得见的手在发挥着作用。现在，是普通读者对这样的局面感到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在质问“新黄色新闻”，这让人欣慰，也让人感到悲哀，因为不管是微博热搜平台还是媒体，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到更多。尤其是热搜平台，应该认识到沉迷于操纵话题、玩弄用户的共情能力和注意力（这是多么珍贵的公共资源），最终必然会遭到反噬。实际上，在信息茧房中炮制“新黄色新闻”，不但让用户厌倦，损害社会信任，对微博自己并没有好处：一个越来越狭窄的微博，也不会有真正有价值的流量。

在朋友圈发了对贾玲减肥100斤的感叹。朋友很担心，这个电影会产生负面效应，几个月后，就会有减肥药广告铺天盖地而来，据说，过去一段时间，厌食症患者也增加很多。当然，因为肥胖引起的疾病其实更多。这个春节，很多中国人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在讨论贾玲减肥100斤的话题，他们大概率只会变得更胖。我不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从精神或者观念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人是该告别“膨胀时代”了，不但是肉体上的肥胖，也包括精神世界的膨胀和油腻。我自己是在2018年十一假期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连续7天都在外面吃饭，火锅、串串、烧烤、川菜……到10月7日晚上，突然感到深深的厌倦和绝望，这样的生活真是糟透了。接下来我就开始控制饮食。不吃晚饭，每天步行10公里，大概100天的时间，体重从84公斤减到70公斤。这样看，“一年减肥100斤”，虽然极端和“病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有时候晚上和朋友一起，我也可以不动筷子，看着他们吃喝，自己只参与聊天。在成都这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人也会受到某种奇怪心理的控制，在挨饿中感受到一种快乐。2019年4月，我开始跑步，到现在，虽然有时候因为受伤会停下，我的跑步生活也坚持三年多了。在纽约，我又恢复了规律的跑步，每个月跑量维持在100公里。对我个人来说，2018年的减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在此之前，我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上班挣钱，下班看书，平时和朋友吃吃喝喝，从2005年硕士毕业到2018年，体重从68公斤增长到80公斤，收入也在增长。这个过程，就是随波逐流。它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不需要思考的生活。整个社会都在增长和膨胀，你也就跟着增长。2018年之后，我进入了一种节制和自觉的生活。除夕（纽约当地时间）晚上到朋友家聚餐，我会在下午先跑一个5公里。如果和朋友吃饭喝酒到很晚，第二天就会节食控制。尽管非常俗气，我仍然认为，体重是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我要把体重控制在70公斤以内（最好是68），就必须过一种新生活。它可能让身体更健康（有一些研究论文支撑）；可能让人精力更好，也可能让人更开心（跑步本身让人愉快）。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这里确实有一种自我控制和自我认可。更多的“主动选择”，就有了更多的“主体性”。我2019年决心从机构媒体辞职，就是受到自己减肥成功的鼓励。这并不是说“能减肥30斤，做什么都能成功”，而是相反：在减肥的过程中体会到，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你需要付出时间，也需要吃苦，而且大部分体验，都无法和人分享，这和阅读一样，你真正的收获，往往不能体会在读书笔记和书评中。这样的生活，有一定的悲剧性：你越来越承认世界很难改变，也不太想和外界交流，而是沉浸在一种“内在生活”中。我认为2023年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转折点：越来越多人会转向自身。三年疫情，很多人受到困扰，但是都期望2023年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经过一年努力，人们发现，想象中的“新增长”并没有到来。这个“2023”并不是新的，而是过去的一部分。整体上看，“过去4年”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一个断裂。不管是“世界”还是个人生活，可能都面临着一个巨变。新冠疫情的发生，反而转移了注意力，掩盖了这个变化。贾玲一定感受到了这一点。除了事业（拍片子）和商业之外，她本人在这个“减肥”的过程中，一定体会到了某种真正的革新和力量。她变成了一个和过去不同的人，不光是体重的区别，而是有了一个新的自我。她不再是那个靠喜剧来讨好大家的人了，事实上，她也可能再也不会和过去一年开心了。2024年或许是一个新开始。当“增长”不再可能，一个人又该如何面对世界和自己？

昨天，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在课堂上问他的学生，如何看待洛阳高铁站一群大学生装扮成锦衣卫，欢迎在外务工的人返乡过年？同学们大都觉得这是好事。“锦衣卫，就是衣锦还乡的意思呀。”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很多年轻人的认知。尽管在百度百科上都能搜索锦衣卫的出处，但是你为什么要去搜，要去了解呢，就这样简单点不好吗？有一些河南人（很大可能在洛阳）攻击我，也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打扮成锦衣卫来欢迎大家，是“网友的要求”，因为这样显得很隆重。“在古代也许只有皇家的人才配锦衣卫列队欢迎呢。”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电视剧中的场景。但是想起来好多年以前一次酒局，一个朋友喝醉了在洗手间拉着我说：张老师，有一天要是我们河南人做了皇帝……（没错，我可是地道河南人）。不管是装扮成锦衣卫的，还是喜欢锦衣卫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皇帝梦。所以，这个“锦衣卫列队欢迎返乡务工送温暖”，还真是一个真切的有复杂意味的“河南文化场景。”这个场景中，最重要的就是尊贵感和权力感。“衣锦还乡”，让返乡者感到自己很尊贵，但是其中何为尊贵，标准就是权力。这和山东人过年回家要开黑色轿车是一个道理。河南人回家过年，还有“锦衣卫”迎接呢。为了发展旅游业，河南各地都在发力。一方面，河南人非常自豪，认为自己是全中国最有文化的省份，另外还有一种憋屈，因为河南的“文化”很难看到，“河南很有文化，都埋在地底下了。”但是这个“埋”前面应该有主语，不只是历史和时间的黄土，还包括人心——人的毁坏。在河南，你看不到什么“真的历史”。在我老家周口，有伏羲故里，很宏伟，但是“伏羲”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有“老子故里”，但是“老子，鹿邑人”，更大可能也是传说。那些建筑都比我还年轻。反过来看，河南有什么100年前的建筑吗？在我老家整个县城，我没发现有任何建筑超过了100年。我更希望看到一个民国读书人的旧居，看到几代读书人的传承，看到藏书，看到教养——这些在哪里呢。我小学所在地叫“大寺”，附近有个村庄叫“大寺刘庄”，说明曾经有个寺庙比村庄重要得多。但是，相当长时间，我都说成“打不留着”，因为学校没有一点“寺”的影子，连一片砖瓦都没有。我这一代人，没有人知道那里曾经是一个寺庙，要和爷爷奶奶聊天，才能知道一点过去的历史。这几乎是整个河南的写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毁掉。所谓“都埋在地下”，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如果能挖出文物，和今天的河南人又有什么关系？等到河南人想搞旅游的时候，就只能发明创造了。有一次我坐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个景区路牌标识——关公别曹处，这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场景，不管怎样那都是小说呀，但是却能被“开发”出来。昨天有朋友发给一段视频，是商丘文旅做的。一个男子穿着盔甲，装扮成唐代的张巡，因为张巡在安史之乱中曾守护过睢阳（今天的商丘），所以，现在就让“张巡”守护在商丘，给来的游客发“通关文书”，他旁边还站着一位花木兰。有人说，这个张巡守睢阳的时候，其实很残忍的，没东西吃的时候吃过不少人，游客不会害怕吗？这和洛阳的锦衣卫是一个道理。新一轮河南旅游宣传，都在打“历史”牌，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不是真实。看到有人在为商丘辩护，“不要黑张巡了，去看看历史剧吧。”是的，要看历史剧。不要看历史。如果你问一下，知道艾滋病村吗，知道高耀洁吗？你就很扫兴。这些“历史”还温热着，但是却没人在意。

专门看了一下大河报、河南日报、河南卫视的官方微博，还是非常吃惊。关于南阳一个小学的火灾，他们一条都没有发。不是说去采访，发布“真相”和“调查”，而是连消防部门的官方通报都没有发一条，就当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他们都在发河南文旅部门宣传，但是一个这样的河南，有什么值得去旅游的呢？大河报还发了一条韩国去年踩踏事件问责的后续——难道这样发的时候，编辑心里还有正义感？目前得到的一些信息，都是其他地区媒体报道的。新京报、扬子晚报、封面新闻等等，尽管没有太及时的现场报道，但是也大致还原了这个学校的情况。和大家想的一样，发生火灾的时候，这个小学宿舍的门被锁了。消息源来自于“一个毕业生”，这有点怪异，因为这个小学才办学几年，它的毕业生，也许就是当地的一个儿童？但是或许正是因为是一个孩子，才对记者说了真话，至少说了他知道的。河南媒体、当地干部，都没有透露什么，“13人遇难”的新闻通稿，甚至没有提遇难的是孩子。在一个群里看到有老师说，他每到一个地方，看到消防不合格就马上打电话进行举报，真是让人敬佩。他列举了四点，灭火器是否到位，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等。很残酷，对河南的小学来说，这要求太高了，什么是“消防通道”？发生火灾时门不锁就谢天谢地了。这样讲，似乎在指责当地。媒体报道，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了，肯定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媒体报道的另一个细节：这个学校连年评为先进，是个很好的学校。看照片，这个“先进”不是虚假的。距离镇子都还有几公里，英才学校仍然有不少人就读，也说明办学质量确实不错。甚至是住宿，在当地家长看来可能也是先进的。发生这样的不幸，只是一个意外，其他学校没出事，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小学就搞寄宿制，一定是反人道的，这不是好的教育方式。对儿童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每天都能见到父母——但是，在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要到城里打工挣钱。已经过了腊八，父母很快就要回家了，而再坚持几天，学校就会放寒假。这是一个致命的空档期，对那十来个孩子来说，父母永远迟到了。一个在河南某县小学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有一半是寄宿生。我老家郸城更严重，因为全县没有其他出路，但是发展成高考大县，县城有好几十所民办初中，民办小学更多，很多都是寄宿，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些学校的住宿条件真是让人担忧。大城市的人还在为火灾小学“一个宿舍住十几个”感到震惊。触动我的，是媒体报道“可能是电暖器引起火灾”，想一下十几个孩子在房间里，面对寒冷，能有什么办法？而在河南乡镇、县城能买到的电暖器，又是怎样的货色？河南人受过太多苦，也做好了吃更多苦的准备——更多人是认命，然后一切照旧。这不是说河南没有什么进步，它总是在其他地方普遍进步之后，才会改进一点点。你只能逃离这个地方，或者忍耐。热心的人会关注家乡，甚至想改变它，有一位东莞的河南老乡，在微博上经常批评自己老家，点名道姓批评当地干部，批评环境污染——现在他被老家警方带回去，估计要在看守所过年。祈祷好运。祈祷自己家的电暖器不会出事。

华中农业大学11个硕士、博士，用100多页的PPT举报自己的导师黄某某，是高校一个小小的革命。这个黄某某做到了极致：让学生去学校借实验器材，然后弄假发票报销购买器材的费用；学生自己买的必须的器材和细胞，反而不给报销。这样就把自己项目的利润最大化。为此，还克扣学生的研究生补助。这样，把对学生的剥削做到极致。如果只是这样，学生就还只是“学术民工”。这没什么新鲜的，理工科的导师很多都是这样，他们带着学生做项目，被称为“老板”，其实就是一起挣钱，学生拿得最低，比市场上找人干活儿便宜多了。黄某某只是特别抠门儿而已。黄某某还做了别的。让学生帮他编教材，不给署名。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学生的论文上署自己亲戚或者其他他喜欢的人的名字。这可能是让学生更愤怒，因为这侵犯的是学生的“人格”。如果被剥削体力是“学术民工”的话，人格权被剥削、侵犯，就是“学术奴隶”的境遇。他还对学生进行道德贬损。让学生帮忙编教材，自己把经费拿了的同时，还告诉学生，没必要自己写，找几本书抄一下就行——别光逮着同一本书抄。这是经验传授，是把学生完全当成“自己人”——不是人，而是自己的一部分了。公然鼓励和逼迫学生做不道德的事，说明老黄已经是赤裸裸的“负面”存在。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因为他早就觉得在他这个小世界，他能一手遮天，他就是天。在他心中，学生是完全没有独立意识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就能更好理解学生的反抗：不管得到是不是“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都只是锁链。还能有比这更坏的人生处境吗？反抗这样的老师，不管是否成功，都向“成为人”迈进了一步。当然他们还是很有策略。11个人的共同体，长时间的密谋，达成共进退的决心，搜集证据，一百多页ppt，一击致命。可以说，黄某某只是纸老虎一个，在任何意义上。他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可怜人，没有任何统治力。但是这样人有很多，各地高校，像黄某某这样行事的大有人在，甚至说这就是“普遍行为”，只不过黄某某做得太过分而已。现在读研究生非常苦闷。一方面，硕士没有任何学术可能，即便是博士，也是生物链的底端，等你适应了各种各样的“老黄”，你基本上也就成为学术生产体制的一部分了；另一方面，不搞研究，去社会上工作，机会也不多。11位“勇士”的抗争，可能动摇不了学术体制本身，黄某某会被严肃处理，然后一切照旧。但是这样的反抗，仍然让人心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更接近“人”。

书店群最近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骗局。有人在里面加好友，承诺从港澳带书，收钱后就没下文了。后来发现这个骗子各处行骗，至少骗了上百人。了解越深入，发现越有意思，值得写一下1我有几个读书群，出现骗局的是其中一个。这个群平常讨论问题最活跃，质量也更高。骗子加入到这个群，也最幸运，因为他会发现这个群喜欢读书的多。大概有十来个人被骗。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生气，但是第二反应却是尴尬：骗子在这个群的“销售额”，甚至比书店自己的销售额还要大。我和店员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如何避免骗局再次发生，根本的办法是……我忍不住说：其实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从销售的角度，为啥我们不去搞懂读者需要什么呢，一个骗子为什么能够“卖出”那么多书？2以这个群为例，骗子的套路大概是这样的。他进群后，会观察大家的聊天，搞清楚群友的价值观和关注议题。然后，开始往群里发一些内容，有些是经典著作的PDF版。前段时间，我想重新读一下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结果在群里就发现了电子版。这让他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原来是自己人呀。这时候他就开始加好友，大量添加，肯定有人拒绝，但是大部分都会同意。他就开始私下发一些书的封面给你。高耀洁的传记，高华的书啦，秦晖的著作啦，甚至还有签名版——这些图片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也可能是在其他群看到保存下来的，是他努力的结果。他的人设是港澳图书代购。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上当了，给他转钱。收到钱后，他当然不会发货了。过几天你问他什么时候发货，他会说“过两天”，然后就是生病住院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继续骗一些医药费。3除了在群里发内容获得大家信任外，这个骗子还非常坦诚。你给他转账的时候，有时候微信或者支付宝需要你知道他名字里的一个字。他当然会告诉你，甚至会告诉你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有银行账号。当然，这些个人信息未必是真的，因为最新的证据发现，他正在花钱购买实名认证的微信号。但是也有天津一个书店的老板见过他本人，确认他的个人信息是真的：赵冠一，辽宁阜新人（身份证号……）。这个人在过去半年，各个群行骗，豆瓣上也有人揭发他。据说他找别人借医药费的时候，甚至把大学毕业证的照片都发给对方了。我认为有很大可能，他透露的个人信息是真实的（至少一部分）。在熟人社会，借钱不还有很大风险，不但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也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信用”。一个圈子的、或者亲朋好友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你会损失巨大——这就是社会性死亡的威慑力。一个人说到底要靠自己的社会信用生活。但是这个骗子的行为其实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如果一个人加几千个微信好友，然后去行骗，这些“好友”其实和他的现实生活没什么交集，受害者的揭发，很难对他构成什么损害。在“微信好友”中损失的“个人信用”，可能本身就是不真实的。这可能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新困境。这种“社交”究竟意味着什么？哪些人可以得到好处，哪些人作恶不受惩罚？4有人很快就发现了他的问题，受害者甚至组建了一个维权群，群员已经有70人。从60人增加到70的时候，一个群友感叹：老赵还在努力。据我所知，有很多人还不在这个群里，所以我推测受害者应该超过100人。有人被骗2万，骗几千的也有好几个。因为他除了答应帮人买书，业务也已经扩展到代买演唱会门票、相机，甚至声称自己的母亲得了肺癌借钱看病——当一个人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被质疑，因为谁会这样“咒”自己的母亲？受害者很快就报警了，但是警方不太积极。尽管金额到3000据说就可以立案，但是警方会说：你还能联系到吗？（能，微信两三天回一次）他说了拒绝还钱吗？（没说）他既没有失联，没有拉黑“债主”，也没有说绝不还钱，甚至态度也不算恶劣——这一般就算纠纷吧。这可能就是他的“模式”之一。只要骗到的人够多，如果警方真的介入几个案例，退几个人也没问题。再说有很多人催讨几次后嫌麻烦，自己就放弃了呢。5一个法律上的悖论：他承诺的那些书，如果真的按时发货了，警方早就抓捕他了。因为那些书都是……这涉嫌销售违禁图书。如果他不发货，成一个骗子，反而没事。6一个人性上的悖论：这样的人，似乎完全游离在社会的道德、法律之外，当一人可以把“不要脸”、勤奋、欺诈、礼貌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社会近乎是无敌的。道德对他没有约束力，法律暂时也不会制裁他。这个时候，“私刑”就是合理的。比如，用一些办法真正惩罚到他本人。我把他的个人信息公布到朋友圈，就有一点效果。因为有朋友看到后表示，这个骗子老家的地址很熟（和朋友的姥姥一个小区），可以去看看……他当时马上承诺退款，书店群里几个书友的钱都退了。有受害者联系到我说：他妈妈的个人信息公布到朋友圈，是不是不妥？他已经表示抗议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的，不过还是把这个信息删掉了。在“维权群”，朋友们都很恨他，但是人们仍然守着一些边界：比如，是否应该完全公开他的罪证（还是局限在维权群内），是否应该骚扰和他有关的人……不管坏人如何成功，好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原则做事——这也是坏人往往能得逞的原因。7和几个被骗的群友交流了一下。大家虽然有点生气，但不是很严重，反过来安慰我，不用太在意。这个人的行为，最大的后果其实是破坏了群里的信任。人们交流读书和想法，好不容易建立一个自由、宽容的网络社区，现在却发现有人在这里行骗——但是如果因为这个骗子，大家不再相互信任，失去的东西就更多了。这多少有点安慰到我。坦白说，过去两天我非常生气，因为竟然有人专门欺骗读书人。有一位被骗的朋友是河南律师。我小时候在河南农村长大，好几个长辈所谓的“出门”挣钱，就是去骗人，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像我这样没什么力气、做不了农活的家伙，将来说不定要去学骗人。我一度认为，河南人是很难被骗的，尤其是一位河南律师。但是这位朋友被骗，多少说明周围环境已经变得善良了，或者说明读书群真是一个好地方，大家放下了戒备，开始信任他人。

上海地铁安检人员阻拦Cosplay装扮女孩，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上海地铁官方表示，安检条例中并没有关于奇装异服不能进地铁的规定，将向运营方了解情况。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上海轨道交通安检标准”，确实没有乘客应该怎么穿衣服的条款。看上去，要被问责的是那位保安。但是，大河报再次采访上海地铁官方时，他们又表示：“非日常服饰进站，安检员会阻拦并呼叫警察。”看上去，“非日常服饰”真的很可怕。很多人在微博上说，这次安检员拦下女孩，不是她的服装，是她头上的饰品——据说有一种“符”，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看上去，上海就要进入魔幻世界了。上海地铁官方两次接受采访，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很有可能，“官方”相关人员经过沟通后，协调了立场。这个结果，确认了一个事实：上海地铁甚至这个城市，正处在某种观念的倒退之中。想一想要是在几年前的上海，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地铁官方”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模糊的“工作人员”接受外地媒体采访，含含糊糊地表态。不知道这次工作人员接受大河报采访，算不算官方的正式声明，但是表达的意思让人不安。“非日常服饰进站，安检员会阻拦并呼叫警察”，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权力话语”，因为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太大。什么是“日常服饰”？汉服算不算日常服饰？如果汉服算（保安能不能分辨汉服是一个问题）日常，和服肯定不算了。这样，一个中国人穿和服，一定是不能进上海地铁了。那么，僧袍、道袍呢？如果有人穿僧袍进上海地铁站，是不是还必须出示说明自己宗教信仰的证件？一个古装戏拍摄团队，要进上海地铁，是不是要集体办一个许可证？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对“正常服饰”可能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一个男子穿裙子进上海地铁站，一定是违规了。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对女孩子夏天穿短袖T恤非常有意见，“怎么露那么多？”她老人家夏天坚持穿长袖。如果她要去上海地铁安检，夏天估计地铁站得瘫痪。说到底，尽管大家对“日常服饰”可能有一个大概的共识，但是每个人仍然有自己具体的理解，至于如何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安的临场发挥，甚至是他当天的心情，他是否如期领到了工资。上海市民的一部分“日常”，就将由保安来决定了。这可不是小事，而是反映出一个城市心态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我心中，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城市。2019年夏天在东京访学，经常乘坐地铁，感叹日本上班族穿着要比成都人保守和“规矩”得多。但是，有一天在地铁里，看到一位男士穿着裙子、丝袜和高跟鞋，他没有引起路人任何惊讶——这才是都市，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除非他真正影响到别人。现在中国社会有很多新闻，都是关于穿衣服引发的争议，这有点像晚清。最开始是关于“民族情感”的，在苏州一个女孩穿着和服被警察拉扯（如果苏州的外资因此被拉得大幅下滑，不会让人吃惊）；某地男子穿女装，好像闹出很大动静；现在又由“奇装异服”引起上海地铁的“恐惧”。“上海地铁工作人员”这次其实很准确地表达出了这种转折——非日常服饰，一个“非”字，意味着权力对生活方式的“判决”，也道明了这些事件的本质，就是：权力正在干预和侵犯“日常生活”。这是一个临界点。服饰，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不仅是人的“权利”，也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它不是身外之物。那些Cosplay少年，花那么多时间准备自己的服装，这些就是他们“自我”的一部分。我很赞成那个女孩的做法。彬彬有礼，但是也不会轻易让步。因为“捍卫日常生活”，就是捍卫自己。

到目前为止，上海仍然是中国最包容的城市，因为大都市天然具有包容性。有个女孩Cosplay装扮被地铁安保人员拦下。她说，自己穿的是汉服，Cos的也是国产动漫《原神》中的角色。保安依然不依不挠，认为她这样“很危险”，会影响到他人。但是最终保安还是放行了，因为他知道理亏了。他开始的时候可能以为那是“日本元素”，看到小女孩是爱国二次元之后，他就没什么可坚持的必要了，后面的一些托词只是嘴硬而已。上海地铁官方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上海地铁并没有“奇装异服不能进地铁”的规定，并表示要向运营方了解安检员的行为。这个回应其实表明，阻拦女孩只是保安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上海地铁，更不代表上海。这大概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一个对二次元、动漫都不了解的安检员，责任感和道德感都爆棚，主动作为，把女孩拦下来教育了一番。保安和女孩，其实代表了都市文化的两极：一种是管制型的、封闭的，；另一种是个性化、多元的。实际上，像这位保安这么想问题的人有很多。大概10年前，成都IFS刚开业，搞了一个动漫展，主题是哆啦A梦。有主管领导认为这是日本元素，哆啦A梦代表日本文化的入侵，指示成都媒体写文章批判。这事不时有人重新发到互联网上，去年还有人问我，你们成都要批判哆啦A梦了？我马上解释，这是旧闻，老黄历了。这样的传播其实说明，有些“坏事”的影响力非常深远。成都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么多宣传，大家都记不住，一个批判哆啦A梦，被人反复提及。现在回看，那时的“领导”其实也不算太坏。他只是让媒体批评，没有动用权力直接取缔。那个展览是商场搞的，是市场行为，只是让媒体批评，也算是守住了权力的边界。但是，这样的“领导”和“保安”的思维，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就是对城市、文化的理解非常单一，不懂得“都市生活”最重要的精神是包容，不懂得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不懂尊重年轻人：他们看起来和上一代不一样，这不是什么错，你感到不快，可能只是因为你老了。城市管理者如果有了泛道德化的、专断的思维，对城市的影响是长期的。成都的东郊记忆现在很火爆，是很成功的文创园。最早，它叫“东区音乐公园”，就有先进的理念，很多年轻人周末在那里玩Cosplay，非常有活力。但是据说某领导到那里视察，说这里以前是工人居住区，是老厂，干脆改名“东郊记忆”——这个改名，其实是一种思维框架，所谓“东郊记忆”，就是老厂记忆，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这种工业怀旧风，距离年轻人非常遥远。“东家记忆”挣扎很多年，非常萧条，因为过去住在附近的“工人阶级”，早就拆迁搬到别的地方了。一直到这两年，据说园区运营方承包给一家专业的文创公司，才重新抓住了年轻人。上海的那位保安，可能没有钱去迪士尼，不是很了解动漫。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上大学之前，没看过任何动画片，因为老家连电都没有。到了大城市读大学，震撼可想而知。但是幸运的是，我比较早读到一些书，明白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没有哪一种“绝对正确”。如果你认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别的都可疑，就是一种“保安思维”。我没有歧视保安的意思，但是现在确实有一种“保安思维”在蔓延：以一种安检的目光审视他人生活，看一切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都是“危险的”，需要纠正的。对大城市来说，这种思维才是值得警惕的。

​最近新冠又开始流行了。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住院病人有增加。一位医生朋友劝我找个地方打疫苗，免费的。我有一点动心，又有点忐忑。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打过一次疫苗。成都在努力提升接种率的时候，社区也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打疫苗。我说：是强制吗？他们答：不是强制，是自愿。后来就没找过我了。没有更激烈的交锋。其实我有点失落。我对科兴等国产疫苗的看法是，没有啥效果，但是估计也没多大危害。看到有新闻报道，某地打疫苗发补贴，最高两三千元。我心想，能有1000元补贴，我就去打一下——这也算是用自己的身体赚钱，相当于写一篇专栏的稿费啦。可惜，在成都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后来我当然是感染了，很多打了疫苗的朋友也感染了。今天看到新闻，科兴新冠疫苗宣布停产了，这实在太不严肃了。新闻的出处也不严肃。这个消息是来自科兴公司内部关于年终奖的文件，有一部分奖金是和特定项目有关，现在不再生产疫苗了，这笔奖金就没了。媒体是从奖金变化的内部通报发现科兴疫苗停产的，这真是可笑。疫苗停产是事关公共卫生利益的大事，应该及时、公开通报才是。在科兴公司看来，非常简单，疫苗就是创收的手段，和“公共利益”关系不大，所以也就没有向外界说明。很明显，新冠还没有消失，各种新的变异株还在不断出现。不管是吴尊友还是钟南山都说过，疫苗产生的抗体是有有效期的，大概半年后就要补打一次。但是各级防疫部门，怎么不组织大家打疫苗了？即便防疫的“响应级别”下降，不用再组织打疫苗，疾控中心或者卫生机构也要保持一定的服务窗口，给那些愿意打疫苗的人提供服务。除非新冠疫情彻底消失。现在科兴直接宣布疫苗停产了，而且对防疫也没有任何影响，相关部门也不处罚，这或许能够说明——不打科兴疫苗，没有任何损害。这个“不打也没关系”，从逻辑上说，不但是现在，也包括过去。或许不仅是科兴，也包括其他国产灭活疫苗。

​网易的这个视频是新年以来最好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搜一下看看，据说有的平台已经“账号异常”。有几个细节：在合肥劳工市场找活儿做的农民工，大部分都在55岁到60岁。但是他们要瞒着年龄，因为超过55就没人愿意要了。感谢那些愿意睁只眼闭只眼的包工头吧。这个年龄问题媒体也报道多次了，没有什么改善。“老年”农民工在老家要交社保，300多块一年。这是农村的“新农合”，很有必要，但是也从十几年前的几十块，涨到三百多了。视频里的大哥说，去年的还没交，没钱。一个“日结工”机会，通常十来个人争抢，视频中还有人为了抢工作打起来了。这个视频拍摄的是合肥的劳务市场，以前也看过郑州等地的，都差不多。一个感人的细节是有人在那里给大家做饭，没钱吃饭的可以免费吃一顿。这种自发的互助和支撑很让人感动。我看这个视频很难过，因为基本上不用看字幕，都能听懂。苏北、皖北、豫东一带，“老年”农民工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从90年代初他们开始进城务工开始，差不多正好30年。这是城市化和房地产大发展的30年，他们亲手建造起了一个个城市，现在他们老了，只能在城乡结合部的劳动市场游荡。他们得到了什么？“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儿花了二十多万，现在媳妇儿经常威胁说不要儿子了”。一种残酷的生命传承。在感慨之余，其实可以呼吁政府多少做点什么。一个人一年300的社保，能不能“国家”给交了？按照2亿农民工算，一年也就600亿——看一下各级政府的各种报告，这实在不算什么。实际上，如果国家每年能拿出2000亿元，全部用来补贴最低收入者，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处境。不要信胡锡进“都发钱等于都没发”那种说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补贴最低收入者，和通货膨胀没一分钱关系。中国有着最发达的大数据监控，完全有能力做到让这些钱真正流向底层而不被截流，在技术上这也没任何问题。这才是“社会主义”。

​​纽约芬克利夫墓园，距离曼哈顿有几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转车，要花上2个多小时，但是在风雨中依然有两三百人赶到这里，送高医生最后一程。礼堂坐不下，仪式结束后外面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送花、鞠躬，对高医生表达感谢。这个墓园是不少中国名人最后的灵魂归宿，包括宋美龄和顾维钧。高耀洁1945年曾给自己的妹妹指着天上的飞机，“快看，那是中华民国飞机”。从今天开始，高医生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之中。她将被人们铭记，而她所做的事情，将成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资源。人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反思：那些苦难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类似的苦难再次发生？妹妹回忆了高医生82岁逃亡时的细节。她们从郑州买火车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时她们一定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旅程。家人的发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远离故土这些词，面对前来吊唁的人，家人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理解高医生，而高医生在天之灵或许也会感到欣慰。一个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洁获得美国的奖项后，河南有关部门曾让她儿子下跪求母亲不要到美国领奖，而高医生也不得不发布声明，自己的事和家人无关。家人感谢了黎安友教授这么多年的关爱。14年来，黎教授是高医生在美国的监护人。小到带她买面包，大到帮她办理廉租房、保险和医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医生在纽约第一次生病急诊，黎教授在一小时后就感到了病房。在美国做这些事非常繁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黎教授很讨厌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烦事，他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大的官僚主义有没有给你带来麻烦”，但是，为了高医生，他在过去14年不得不和各种部门打交道。黎教授说，在帮助高医生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也接触到很多去看望高医生的中国人。他说，在高医生和那些照顾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特别的观察。过去14年，有不少人来探望高医生。他们和她聊天，帮她做事，也从她那里学习——这让高医生在曼哈顿的岁月，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这种创造是合力完成的。高医生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对抗艾资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则帮忙传播。这不是“项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种自然的、自愿的协作。这是包括医生、护士和很多哥大学生在内的一个特别的社群。高医生的医生和护士代表也到了葬礼现场。尤其让人感佩的是这么多年来哥大的学生小组，一波又一波，传递的不仅是责任，也有黎教授所说的“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能给人希望的东西，可能也是这种精神在鼓舞着黎教授。作为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他热爱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值得的。他内心中也会感谢高医生，这让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一片荒原。这让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更好的中国”，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对这一切，我深深感谢，在此后的日子也应该牢记。高医生安息。

​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和保安纠缠的事这两天刷屏很多，就连胡锡进都呼吁北大要开放了。想想有点可悲。现在胡锡进的发言，已经代表了这个社会“批评的声音”了。他认为北大校门又是人脸识别又是预约，其实都是疫情防控加码的结果，但是权力的喜好通常都是这样，上手段会让人感到愉快，谁又愿意放手呢。胡锡进忘了疫情开始的时候，他是怎样为这些措施辩护、欢呼的了。当然，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讨论胡锡进，也不是讨论大学应不应该全面开放——北大清华大概率再也不会了。我感到着迷的是李植老师的做法，他的姿态。跨过闸机，他也因此被称为跨栏教授。一个副教授在学校奔跑起来，让保安在后面追赶，这成为一道风景，也注定会被写入北大的历史。这种奔跑，并不是针对保安本人，而是制度：当面对权力的管控和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大多数人早就习惯服从了。中国人对秩序的渴求达到惊人的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日本。日本人普遍遵守一种“文明的秩序”，一种“不打扰别人”的分寸感。中国人缺乏文明秩序（还没形成排队什么的习惯），但是却对权力绝对服从、而且认为这就是“安全”，并进一步认为这就是“幸福”。昨天转发了一个视频，纽约高速公路上，一只柯基犬跳下车逃跑，主人没追上。结果，好几个司机亮了双闪，让整个高速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最终几辆车包围了柯基犬，一位女士下车救了它。有不少朋友认为这太不安全了。不在应急车道停车，这很危险；为了一只狗，都不考虑人的安全了？好像那些司机都不知道高速上这样做很危险似的。但是，一些陌生人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达成这样的共识，一起亮双闪降低车速？这种基于个体意志和主体性的冒险与沟通，可能正是良好社会的本质。当然在美国这也是特例……不然你这样想就是汉奸了。北大李植老师的奔跑也是如此。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并且写出来，在北大不会被认为是好事吗？院系领导甚至学校领导会找他谈话的。他依然这样做了。这就是个体的反抗，很微小，可能也改变不了。不但改变不了高校的封闭趋势，甚至也改变不了北大。但是他这样做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还不是网上的欢呼，而是个人层面：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北大工科副教授，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那么，什么才算是出彩的“活着”？李植老师看到了那个缝隙，从牢笼里钻了出去，我猜他奔跑的时候一定很开心。一个真正的跑者，收获的是自由。这是这个时代的个人英雄主义。微小的，甚至是没有收获的反抗，小小的游击战，但却是对沉闷生活的一击。注：本文题图是哥伦比亚大学。

​“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是这段时间郑州最有名的人。2021年他们贷款在郑州买了一套融创的房子，每个月还房贷6500元，两人努力工作，每个月工资差不多9000。租房，养小孩，生活很是艰难。他们第一次走红，是因为融创的房子开始烂尾。那时他们开始在社交媒体记录自己房子的事，他们“眼中有光”，这感染了很多人。这种“眼中的光”其实是过去20年很多人都拥有的东西：贷款买房，这种按揭当然是一种透支，但又实实在在是“确定性的未来”。有很多次我在小餐馆吃饭的时候都碰到过像他们那样的夫妻。他们憧憬着未开，谈着工资和机会（还不认为工资是一种隐私），户型、装修和建材，这些物质材料因为和未来有关，也都有了一种精神属性。这一次这对夫妻再次被人关注，是因为“眼里的光消失了”。房子迟迟不能交房，他们开始维权；最近因为去讨要当初承诺的2万购房款“返现”，小夫妻还被打了。“亮亮丽君”成为房地产破碎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注脚。他们真的爱自己的房子，项目复工后他们专门租在附近方便看进度——那种生长，就是自己的人生。我关注的是人们很少提及的另一面：在维权和记录自己点滴的过程中，他们在事实上成为了“媒体人”，既表达自己，也在为共同处境的人代言。看了他们最近的一个视频。亮亮说“给我一个交代”，丽君拿出透明胶带，封住了他的嘴，还说了一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是好几年前微博上的一个谐音梗，其实没那么好笑。不知道他们是看过这个段子后的再创作，还是纯粹的巧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自己这样“表演”并录下视频的时候，其实是跳出了自己的悲惨故事，有了自嘲和反思的视角。这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故事中最动人的部分——这是对表达的表达。他们或许还没明白，真正“成为市民”（citizen，译为公民）不仅仅是要在城市有一套房，站稳脚跟，也不仅仅是把户口迁过来，让小孩上学更方便，而是要勇敢表达。真正的表达，不仅是讨要自己的2万元，而是要注意到城市中有很多像自己一样处在不公状态的人，不仅是为自己发声，也要为他人发声，这时候就是在创造“公共价值”。媒体昨天采访他们，他们说事情已经得到解决，决定暂时回老家，因为老家更有安全感。这可能是郑州形象的又一次受损，这件事充分展示出郑州这个城市发展的“限度”。很有可能，他们还感受了某种压力——表达的压力。发声给他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他们有了不少粉丝，而这意味着某种危险。这是另一个寓言。尽管在城市房子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最大或者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房子”。

​看了何三畏写朱学东的一篇文章，有点感慨。朱学东老师1989年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他老家在常州武进县，我还知道他是前黄中学毕业的。这是因为他文章中经常提到自己的中学。他的老师对他影响很大，有的老师还健在、有来往。他中学时的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每次回老家，都是一群人喝酒。因为这种乡情，朱学东把在北京的一些书运回老家，做了一个书房。有了这个书房，他的家也成为一个“文化客厅”，朋友圈看到好几次各界名流从上海、杭州等地跑到他家聚会。对当地来说，这其实是很值得珍惜的文化——虽然只发育了一点点。很可惜，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文化不算什么。据说他老家房子要拆迁了，书房也不能保留。何三畏老师跑到朱学东老家，就是参观“最后的书房”的意思。何老师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强烈反对拆迁，我这篇文章当然也不是。朱学东自己，也没有坚决反拆迁的意思。他只是有点伤心有点遗憾和不舍。当地要引进新能源汽车项目，是大事件。当地官员大概也很礼貌做了不少工作。这些沟通其实让人感到更惆怅：相关的人也不坏，大家都很体谅，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在惆怅之余，我还有一点羡慕：江浙地区，多少还有点“故乡”的样子。一个指标是，到外地打拼的读书人，有一天愿意带着书回来，和乡土重新建立连结。家乡的食物、俚语，因此也得以被“书写”，成为文化的一部分。10年前有好几篇著名文章谈到“故乡的沦陷”，当下中国似乎兴起一种新的返乡潮。不光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返乡，读了985的大学生也回老家考公务员。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折。鲁迅《故乡》之后，几代中国人书写的都是“离开”的故事，而现在终于有了“回归”。和故乡和解，或者奢望一点点，像朱学东那样，“建设自己”，也多少重建一点点故乡。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都能这样。比如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胆量把自己的书弄回老家。这里可能有时代差别。80年代读大学的人，成长过程中伙伴儿，似乎更有稳定性。他们更愿意参加中学同学会，不管价值观如何，还能坐到一起喝酒——也许确实有更多的共识。我们这些90年代后期读大学的，中学乃至大学同学，撕裂得也更严重。我当然属于那种“少数派”。昨天，高中好友李井奎发来消息关心我访学生活，他说，看到我在异乡过着“书生的生活”，很感动。因为他也是这样的——同学中这样的也就我们两个人啦。2014年他来成都，说要用10年翻译凯恩斯全集，明年正好10年，他已经完成，等着收官之作出版，就来成都庆祝一下。我们当然也会偶尔回到家乡，但是却都是偷偷地回偷偷地走。在那里没人知道凯恩斯。

看到一个“夜班媒体人”救助贴，说是救助了几十个夜班编辑。我点开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美编，那时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编辑。最初决定加入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还有时间看书，真是理想的职业。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并不是每天凌晨2点都能下班，有时候要等到四五点，而且你等的东西，又都是绝对无聊的。有一天凌晨4点，我在报社下面等出租车，一辆汽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有下雨换下来的袜子，还有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书会这样流通。10年报纸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编辑。中国的编辑有一种双重性，既是“新闻人”，又是“审查者”，当我发现后一种比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丧失了动力。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先是去报社的新媒体，然后是去做杂志，2019年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户和自由人。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却也是“真正新闻人”的开始。疫情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区杀三只猫的消息（它们的主人阳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成都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来写这个。那一瞬间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组深呼吸才从床上下来，打开电脑。我知道新的时刻开始了，如果我写这个，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疫情中成都还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不会有人写也不会有人评论，现在我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从媒体辞职两年后，自己真正成为了“新闻人”。我不得不集编辑、记者、评论人角色为一身，战战兢兢，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有些话评估再三，还是不得不从文档中删除，这让我想起在报社受到的那些训练。坦白说，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人，滋味并不太好受，压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变得“危险”，让人讨厌。但是也因为这些写作，我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一个标志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的群，“以后不管怎样，跟着我们你都会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头，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想起2005年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编辑的培训。记得当时报社有领导还向纽约时报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时，“本报”做的版面，纽时的同行发出赞叹——那时真切感受到“新闻”是一个行业，有全球通用的语言和范式。前几天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专门去新闻学院参观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后来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挡住了他的名言：Our

​​本文首发于百度百家号“张丰观察”宠物狗是人的延伸。我猜那位养罗威纳犬咬伤二岁女童的成都市民，可能是一位矮小瘦弱的男性——不一定是生理，而是心理意义上的。他渴望自己强大起来。他的狗就是外化的自我。毫无疑问他应该被处罚。合适的办法是主人承担刑事责任，狗收容起来进行教育。这当然是奢侈的，也不可能。现状是，狗患严重，而对狗的恨意也到了可怕的程度。这两天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捕杀流浪犬的视频，很难核实其真实性（发生的时间地点），但是画面非常恐怖。不管是爱狗还是恨狗的，都在拿这些视频做文章。这是旷日持久交锋的最新篇章，目前也看不到良性发展的可能。过去几年我写过几篇文章，既批评杀狗、吃狗肉的，也批评那些到高速路上拦车救狗的“爱狗人士”。这样的观点当然不受欢迎，会受到来自双方的指责。对养狗的人来说，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你的爱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管好自己的狗，遛狗牵绳，捡粪便，不要吓着小孩——也就可以了。坦白说，我对流浪狗也没有什么感情。每一只流浪狗的背后都有一个应该被处罚的主人，出自之外你还能说什么？对那些救助流浪狗的朋友，我表示敬佩，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为动物救助捐过一分钱。在遛狗捡粪便的时候，有时候会看见别的狗拉的大便，我从来没有捡过。发现这一点让我感到怪异：如果从爱护环境的角度，只捡自己的狗拉的大便，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人的责任终究是有限的。过去几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场关于狗的争论。狗患其实是中国房地产时代是后遗症，城市扩展让很多人感到孤独，养狗养猫成为一种救赎，但是缺乏责任感的自我安慰，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没有别的办法。即便是“时间”也不一定许诺给中国人文明。最近几天各地捕杀狗的狂潮，则是问题的另一面。对狗的残忍，是一种有带有权力感的发泄。在那些行凶者的面庞上，我看到了去年封控时一些社区工作人员甚至保安的表情：正义的，冷漠的，过度的。那些施暴者的内心危机，一点都不比那个养罗威纳犬的成都人小。他们和那些失控的犬只很像——距离人很远。如果距离权力、（爆棚的）正义感更远一些，距离人、生命更近一些，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不管在什么位置上，如果在考虑问题时能引入一点反思的视角，或许就没那么正义在握了。阿伦特和齐格蒙特-鲍曼都反思过犹太人的问题，而巴勒斯坦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在访谈中也批评过巴勒斯坦——这就是反思视角，也是人的视角，而不是“主义的”或者正义的。前年冬天成都某区因为猫主人阳性，杀了三只猫。我写了一篇文章，有人过来找我要求删除。我问他：你养宠物吗？他回答：养了一只阿拉斯加犬。这让我们的谈话缓和起来。阿拉斯加是一种巨型犬，希望它现在安好。

这就是我对瑞幸和茅台联名酱香拿铁咖啡的评价。这款拿铁据说卖19元，我看到有人哀嚎：为啥不和别的一样，也9元一杯呢。告诉你，这就是权力的价值。一款19元的产品，满足你对权力的渴望，这个值10元，也许刚好是51%，“国资控股”的感觉。过去两年，在一些朋友的带领下，我也喝过一些酱香白酒。有时候朋友会神神秘秘地问我：有没有品尝出酱香的独特魅力？坦白说，我还真没有。即便是白酒，我也更喜欢五粮液和泸州老窖。或许这就是口味差异吧。当然，就我自己的习惯来讲，我更愿意喝威士忌（有些人又要开始批判我了）。喝威士忌，即便醉了，自己也不会那么臭。朱学东老师对酒很有研究。有一次他讲，自己曾去茅台开过讲座。他建议，茅台有这么先进的白酒生产线，体现出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别的行业还真没这么突出），就不要再宣传什么“悠久文化”了。我对白酒没什么特别恶感，也没有偏好，只是不太喜欢很多人的酱香崇拜。只需要粗略翻看一下历史就知道，茅台是“现代”的产物。尽管它和一些长征故事有联系，但是直到90年代，它都没有现在的影响力。据说，当时五粮液的产量要比茅台大得多。90年代以来的大众传媒时代，茅台在一种综合叙事中获得了青睐，成为“权力的象征”。它很贵，而且越来越越贵；为了让它更亲民，生产方开始限购、实名制购买，但是诸多措施，只是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这是一个悖论：所有试图祛魅的努力，最终都强化了茅台的神秘性。最终，它成为一个图腾。这就是我对茅台和酱香的看法。我对钟情于酱香的朋友，通常只会露出微笑，不管如何，茅台是我喝不起的，不喝就行了。瑞幸咖啡疫情前成为创业明星，但是差点死掉，因为财务问题，它最终从美股退市。但是，投资人是决定聪明的，他们知道中国人最终会和外国人一样，对咖啡上瘾，只要足够便宜。他们卷土重来，有点认真做事的味道，这两年获得了很大进步。想出和茅台一起做联名款的，绝对是聪明人。因为他深深知道，有一种东西比咖啡因更让中国人上瘾，那就是酒精——当然，不是普通的酒精，而是茅台，“权力”的化身。朋友圈看到有人说，茅台为何不和星巴克合作，而是选择瑞幸，这是因为星巴克比较贵，喝星巴克的人往往会开车，不会喝含有酒精的东西，而喝瑞幸的人比较穷，通常是买一杯坐地铁去上班。这种说法伤害了我，因为我也很穷。但是，他还是只说对了一半：和瑞幸合作，确实因为瑞幸便宜，喝瑞幸的人比较穷。但是这和酒驾无关，相信很快就有澄清，那只是香料，不含酒精。真正重要的是，穷人往往更贪恋或者幻想权力。当然，十几块钱买一杯拿铁，买不到任何权力，但是却足有购买到某种和权力有关的幻觉——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茅台，穷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