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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园十年:成都公共生活和北京上海如此不同

张3丰 城市的地得 2024年09月06日 10:43

我上一次在樱园吃饭,是两周前在那里请一个日本女孩。约好晚上6点,我5:59分在樱园楼下看到她,大热天的在马路上飞奔。

我告诉她:真的没必要,在成都迟到一点完全没关系。

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樱园吃过的那些饭、参加的那些活动。我把这里看成自己的“主场”,带她参观书店,也讲解了“屋顶上的樱园”的由来。

不记得第一次去樱园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在2017年夏天,我就开始非常密集地去那里。

那时,我离开报社夜班编辑岗位,到新媒体平台“谈资”上班。我主持了一个系列沙龙活动,因为有房地产企业的赞助,不但可以支付外地嘉宾差旅费,每次还可以报销一千块饭钱。

我在那里请过好几次客,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成都:吃饭是最重要的,吃饭也是开心的,吃饭可以是公共生活,甚至能够创造一点什么。‍‍‍‍‍‍‍‍

2017年夏天的饭局不太正式,很松散。有一次开始请8人,在外面的长桌吃饭喝酒,后来陆续来了快20人。最后结账,快超支一倍,只有自己垫——这真是经济火热时候的豪气。

在那之前,我在报社做了10年夜班编辑,生活非常简单。每天下午4点开始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上午11点起床,吃饭、看书,然后走路一小时去报社上班。

开始给“腾讯大家”写专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从一个编辑慢慢转变成“写作者”,因为写专栏,也认识了很多作家、学者朋友。

在樱园,我开始请朋友们吃饭、聊天,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现在,我甚至自己也开了一个书店。

樱园是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小酒馆是音乐人的家园,白夜是诗歌、文学和艺术中心,它们都卖酒,而樱园的基础,则是一家餐厅。

这是成都和北京、上海不同的地方。北上广深的公共空间,都比较高大上,有大资本或者大机构的支持,而成都,更多是个体的、小的,基于生活的。

成都文化生活的魅力,就来自它的民间性和生活气息,李亚伟开餐馆,翟永明做酒吧,他们是很好的诗人,不是很好的生意人,但是他们仍然靠“小买卖”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依靠体制。

樱园最好的活动,可能是人类学和写作课。过去十年,这里有非常多的人类学观影活动、新书分享,写作课坚持了好几年,“学员”的作品今年也出书了。

熊燕和唐蕾、翟永明不一样,但是也有相同点:她们都有很强的原则性,非常能够坚持做美好的事物,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坚持。

一位朋友前两天告诉我,他和唐姐、白夜翟姐都合过影,但是见熊燕几次,都不敢合影,“熊姐太严厉了。”有一次他甚至在地铁上看到熊燕在认真读书。

我纠正他:是严肃,不是严厉。

然后又补充,其实也不是严肃。熊燕非常温和、善良——或者说是质朴。

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主持了那么多活动,也处理那么多麻烦,说话的时候仍然会害羞。这种质朴和善良,就是她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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