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外卖小哥就想到剥削，是智商的降低

恨是很奇怪的情感，可能意味着智商的降低。

一封流传甚广的美团内部信，称去年有745万骑手获得了超过800亿的报酬，在中秋这个时间看起来本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在网上来一个简单的除法，结果得出一个结论，“人均每月不到900，一年收入刚过万”。

搜一下这样的言论到处都是，还会配上一句感叹：心酸！你还会送外卖吗？这些人的帖子中，充满了对“剥削”的恨意。

其实，作为一个过渡性很强的职业，这745万骑手中，不用想也知道大多数并不是专职跑外卖的，但送外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一边看看机会还可以一边挣钱的选择。

根据很多统计数据，外卖骑手的收入是位居蓝领前列的。比如：如果一个骑手全年跑单超过260天，日均工作6小时以上，一线城市骑手月收入可以到7354元；三线及一下城市，收入可以到5556元；甚至，也可以只在中午晚上的吃饭高峰期跑个单，三四个小时就能够获得较高收入——大家又不傻，如果一个月只能挣900，谁会去送外卖呢？

但是你无法要求“剥削论”爱好者好好学习数学，也无法告诉他们，配送费其实是商家（餐厅）和用户出的，都给到了骑手，但如果只靠单子上的配送费，骑手的收入不会这么高，还要靠平台一直以来的补贴。

真正关心骑手的看看财报上的数据就知道了，但喜欢谈剥削论的，不会认真看数据，因为数据是反情绪的，而他们最看重恰恰是情绪。情绪会带来流量，所以吊诡的是，那些仇恨资本、批判剥削的人，尽管是经济环境的破坏者，自己却有可能从中得到好处。

很多人相信这种煽动仇恨的剥削论，是因为他们心中，只有这一个对社会的分析框架。大部分人中学后很少读书，脑海中的“社会理论”，就只有一个“阶级分析法”。他们不知道，如何看待工作、自我和世界，还有其他视角和方法。

好几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在街上看到外卖骑手，我有点羡慕他们，这就是因为我还有其他框架。

那时我想到的是2001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青岛人才市场挤来挤去，根本没发现什么工作机会。现在我知道，2001年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带来大量机会，但是那时没有“平台”，那些信息无法抵达到普通人那里。如果能送外卖，我也许就先送起来了。

小时候在河南，我过着真正赤贫的生活。取消农业税之前，乡亲们的温饱都成问题。每年麦收之后，最最壮观的场景是去交公粮。农民们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他们为自己的劳动自豪，在麦子被评为高等级，他们发自内心高兴，很少听到他们抱怨自己的贫困。

这几乎是我体会到的世间最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生命体验，也是我社会观察的“分析框架”。我没有去系统学习过经济学，但是我认真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他们的“阶级分析法”没能说服我——平等是美好的，但是如何达到平等，却要立足于现实。

后来我硕士毕业，做了非常艰苦的工作。虽然不是每天在“跑单”，但是辛苦和对身体的伤害程度，却和骑手不相上下。我成为一名夜班编辑，每天下晚4点到凌晨2点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

查看关于夜班工作的科普论文你会发现，这种工作干几年就可以完全摧毁人的健康。夜班编辑猝死的新闻，比外卖小哥死亡的还要多，考虑到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非常少，这份工作简直可怕。

但是要让我评价这份工作，我会告诉你：很辛苦，也有一些让人快乐的成分。我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也慢慢融入了城市生活。

那些年，我的劳动所得，和报社的营收增长曲线大概一致。我知道，有人挣得比我多得多，我只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罢了。那么，这份工作存在“剥削”吗？可恶的“资本家”又是谁？

我从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在路上碰到报社领导，会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为“老师”。他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爱读书的长者，有他的烦恼和局限，他没有剥削过我，相反，却给我指明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一个“农民子弟”“小镇做题家”的视角。

前几天我和《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聊天，发现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认知框架。

胡安焉曾经干过19种工作，包括快递分拣员、快递员，他最后不去送快递了，专心写作，理由并不是快递平台的“剥削”，而是他认为自己不善于给人打交道，送快递要给客户打电话，这让他苦恼。在成都，他想朴朴送菜，“只要送到家门口就行了，下单的人一般都在家。”

他也不认为“文化生产”更高级，谈起那些曾经寂寞的写作，他说，“我送快递收入高多了。”他对每一种工作都一视同仁，这得益于他父母对他的教育。当初他去酒店当服务员、去加油站工作，父母都是发自内心为他开心。

这是一个城市中低层家庭的认知：养活自己是可敬的。他们从来没有教他去仇恨“资本家”。

这是我从胡安焉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以一种真正平等的心理对待社会分工，不会因为自己的艰难而自卑，也不好怨恨，而是试着去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

前一段时间，杭州一位55岁的外卖大哥去世了，引发很多自媒体关注，“外卖单王安详离世“，这样的标题多少有一点挖苦他的意思。毫无疑问，他是辛苦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机会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我想，如果有孩子在读大学，他也许会珍惜。

我经常思考那位“55岁单王”的命运。他比我大了不到10岁，如果没能考上大学，如今的我，或许就是他的同伴。戴着眼镜，体力也欠佳，我几乎无法从事那种重体力，如果还能送外卖，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我不会去恨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