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伙伴性教育课程”是好公益平台上的一款优质公益产品。近年来，你我伙伴的年服务规模实现了数十倍增长，机构理事长张耀华经常被邀请分享项目规模化成功的秘诀。然而对张耀华和团队来说，规模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中间可能会经历无数反思和再出发。张耀华计划在“你我伙伴”的规模化实践基础上撰写系列文章，分享经验，提出问题，与行业伙伴交流和共勉。
2017年以来，“你我伙伴性教育课程”（以下简称“你我伙伴”）的年服务规模迅速从2.5万人次增长到了2022年的80万人次，增长了31倍，而全职员工仅从3人增至9人，仍保持在个位数。这无疑是在不扩大组织规模的基础上，用已经验证的解决方案来回应社会庞大需求的坚实印证。在过去几年中，我时常受邀分享你我伙伴的工作模式和经验，讨论我们是如何“成功”的，但甚少回到那个最初的开始，厘清我们是如何做出朝向规模化战略的选择的。虽然你我伙伴的课程产品和合作模式已经快速迭代了4代，但最初的那些思考：引发变革的契机、对社会问题的定义、组织的能力和资源分析、组织的定位、实现路径的规划，至今看来仍毫不过时，穿越时间并不断提醒我们明确自己的使命，不断凝聚团队和合作方，朝着目标共同奔赴。
你我伙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步的。2000年，全球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知名的国际组织“玛丽斯特普”在北京注册了代表机构（简称MSIC），这家机构的主要工作有4个方面：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宣传教育、管理咨询、诊所服务和社会营销。2015年以前，MSIC以13~24岁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服务行业从业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等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了大量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使用和推动了许多当时在国际上已被验证的理念和技术方法，包括后来公益慈善领域熟悉的主体参与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同伴教育、参与式培训等等。其中同伴教育是MSIC在这个阶段主要采用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起源于西方国家开发的一种健康促进手段，1994年被中国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艾滋病项目的合作中引入国内。同伴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利用同伴之间相似的背景、经历和生活环境产生的信任和影响力开展干预项目。同伴教育不仅可以通过正式的活动进行，还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卧谈会、观影会等形式开展。同伴教育能够使同伴教育骨干和参与者比较深入地围绕主题进行讨论交流，特别是能在态度和价值观层面产生较深的影响，这种模式的产出和质量非常依赖同伴教育者的能力，项目在设计上也经常以培养同伴教育者为中心。但是，同伴教育骨干的培养时间一般在1~3年左右，流失率比较大，一年最多能培养50人，这些人再影响其他人的服务规模一年只能稳定在2.5万人次左右。2015年，适逢MSIC要制定新的战略，机构对过去的工作以及优势和劣势做了系统的讨论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通过15年的探索，MSIC已经成为国内性与生殖健康领域的主要力量，对各种性教育理念和方法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相对完整的技术体系，并在青年领导力和青年组织网络建设和管理方面颇有建树，但是在撬动社会资源和提高社会参与方面的工作方法还非常不足，难以扩大影响力规模，作为一个以“致力于人人享有生殖健康”为使命的机构，亟需在组织结构上做出创新，才能为更多的目标人群提供服务。当时发生的两件小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2010~2015年机构连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劳务密集型工厂开展一个名叫HER（Health Enables Returns）的项目，项目逻辑是通过7次项目活动培养工厂的工人骨干成为健康大使，再通过健康大使影响更多工人，达到提升工人性与生殖健康水平的目的。项目产生了积极效果，评估发现工人的知识和行为都得到改善，不仅如此，还观察到工人的缺勤率降低了，提高了工厂的管理效率。随着项目的扩大，边际成本和收益都逐渐稳定下来：每增加一个工厂需要增加7000美金和一个项目人员21天的工作时间，能服务的工人数量大约1000人，我们的全部服务能力大约也就是10个工厂，项目可以不断增加工厂，但将面临更高的人力和资金压力，面对庞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仍然是杯水车薪。同样在2015年下半年，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的性侵案件，基于在行业中专业和优质的口碑，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讲课和培训邀请，这些邀请分散在全国各地，而我们团队的全职同事只有3个人，服务能力非常有限，面对突如其来的需求也是手忙脚乱。不管如何，一种清晰的感受是：尽管有成熟的理念和技术方法，但我们微弱的供给能力与目标人群的巨大需求之间还存在着鸿沟。性教育的基本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性教育的基本盘做了系统的梳理，试图更清晰地定义问题的源头。
首先，从需求层面看，性教育的需求是非常庞大和紧迫的。根据人口数据统计，当时中国0~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有3亿人，其中80%都是在校学生，他们在成长中面临的许多挑战和困境都与性紧密相关，比较显性的是大量的非意愿妊娠和重复流产、艾滋病传播的低龄化、性侵犯案件频发，还有一些问题比较隐性，还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关注，但都与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色情制品、互联网陌生社交的影响以及后来日益深化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等等。当时社会经常使用的3条数据能够直观地反映这些问题：国家卫健委科研所发布的数据称，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大约在1000万例左右，在调研当中，25岁以下女性、未育女性和重复流产的比例均达到或接近50%；15~24的青少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是性传播，且感染者的净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5%；据统计媒体每天至少曝光1起性侵案件。当时已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显示：基于课程的全面性教育能够有效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应对这些问题，为未来安全、健康、幸福的生活做好准备。但是，根据2008年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只有不到40%的15~24岁青少年表示曾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性教育，而他们所接受的性教育内容基本倾向于禁欲或集中于对艾滋病的了解，很少有学校为学生提供过全面性教育。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年在亚太地区开展的一项性教育的状况调查，接近一半的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遗精和月经之前，没有获得充分的相关知识。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无论是否接受过性教育，学生都会接收到大量的和性有关的信息，其中充斥着大量歪曲事实的信息，这些信息比性教育更具有生理性的刺激。是什么阻碍了儿童青少年获得性教育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总体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没有教师教和教师不知道怎么教。性教育作为一门不在课表中的课程，学校并没有设置专职的性教育教师，即使有一些教师超前意识到性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并决心采取行动担负起性教育教师的职责，他们也会被性教育课程的敏感性、专业性和大量用于培训和练习的时间投入劝退。对于很多老师来说，上性教育课是“蜀道之难”，是一项心理和实践门槛都很高的工作。另一个挡在教师面前的难题是不知道怎么教，全国范围内，既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标准化的、专业的、系统性的教学材料，教师只能花大量时间从网络中搜寻各种信息，加上自己的理解传授给学生。这种完全依赖教师个人水平的教学模式在质量上难以稳定。我回想起2015年在一所学校听过的一节性教育示范课，老师在台上孜孜不倦地向学生传递自己的人生经验，分析着爱情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小鸟依人型、温柔浪漫型、霸道占有型……我非常理解这位老师，在没有系统的已被验证过的理论框架支撑时，教师只能传授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从性教育的整体发展上来看，性教育最理想的状态是从国家层面被纳入到基础教育体制，从而解决课程、师资、课时等一系列问题，但基础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公平问题，尽管意外怀孕和艾滋病等社会问题严峻，但比起教育公平来说还不是核心议题。同时，在学校的教学体系中，课程、师资、课时资源都已经接近饱和，很难在短期内增加一门独立的性教育课，开发符合国家标准的性教育课程和培训合格的师资则需要多年的时间和资源投入，还要通过师范教育的变革才能逐渐稳定和持续下来。因此，我们判断，在短期内性教育还很难被国家层面的教育体制纳入，并建立起支持全国范围的课程技术和师资队伍。随着对基本盘的逐步分析，这样一根线慢慢被拎出来：尽管有成熟的理念和技术方法，但没有高度标准化的产品，加之性教育内容敏感和专业，开展性教育的门槛比较高，只有少部分人才能通过长时间培训和学习掌握，而且过度依赖个人的能力水平，质量难以稳定。这种工作模式是难以复制和应对如此庞大的需求规模的。
基础性教育的规模化
面对庞大的需求和微弱的供给体量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意识到必须在组织的目标和结构上做出改变。在这种现状下，性教育在一个阶段内的目标应该是优先提升儿童青少年获得性教育的机会，让尽可能多的人先达到60分的及格水平，而不是让少量的人接受高标准的、个性化的性教育。为了更直观地理解，我们把它定义为“基础性教育”。组织的定位也应该从一个服务型机构转变为性教育领域的技术支持中心，我们的工作不再是在某个地区的学校或服务场所开展一个1~3年的培训和干预项目，而是通过公益慈善领域的融合合作，尽一切努力推动性教育被纳入到更多组织的工作当中，动员大规模的志愿者参与，并且在这些组织内部常规化地持续下来。其次，工作模式的创新也非常必要。为了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我们认为要降低参与其中的组织和个人的门槛和成本，提升他们的意愿，就必须在第一步将标准化的性教育课程开发提上议事日程，并意图通过标准化的课程开发减轻培训难度和减少培训时间，加快规模化的效率。在标准化课程产品被研发出来后，则需要建立信息化系统来向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投递产品资源、收集和统计大量的数据、提供客服支持，信息化系统不仅关系着产品的投递，还与管理中的人力时间和精力、知识产权保护密不可分。当规模化跨越0~1的阶段，向1~10阶段迈进的时候，合作方对产品有效性证据的需要则变得异常重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评估或验证产品的有效性，又关乎合适的专业人员、成本、时间周期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因素。2016年，你我伙伴对五年以后（2020年）目标的设想分为了4个层面：服务规模、课程有效性、服务质量一致性和服务人均成本，并以2015年为基准，设定了2020年要达到的具体指标：服务规模上要从2015年的2.5万人次到2020年累计达到100万人次。为什么是100万而不是200万或更多，其实没有经过精密的计算，而是相较于当时的规模来说，100万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课程有效性上要从2015年没有效果研究的强证据到2020年有强证据证明课程有效。
服务质量一致性虽然也是一个证据指标，但和有效性不同，强调的是服务过程的稳定性，要从2015年没有监测数据到2020年有监测数据证明大规模推广后的服务质量稳定在平均水平。
人均成本则是计算每一个孩子接受1节性教育课的单位成本，即我们今天说的“颗粒预算”，要从2015年时的30~50元每人每节课降低到5~6元每人每节课。
这种目标的设定并不单纯追求服务规模的扩大，而是多个指标的平衡：要更多人受益，还要有效，还要质量控制的比较稳定，花的钱还要少。后来的后来，当我们在总结时发现，正是五年前的这4个关键选择——开发标准化课程和培训，建立课程资源供给和数据收集的信息化系统，开展强证据级别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广泛的组织合作与社会动员——指引着我们的规模化过程，这便是“你我伙伴”的使命和开始，用战略中常用的一个词来说也叫“底层逻辑”，一直影响着你我伙伴的快速迭代和发展，并在过程中不断提醒我们回望初心，以免舍本逐末。
尽管在商业上通过开源、加盟等方式进行规模化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了，但当时国内除了歌路营，还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开始规模化战略，这时的你我伙伴并不像几年以后进行经验总结时那么踌躇满志，反而有些举棋不定。在组织合作和动员方面，因为MSIC长期在青年领域工作的基础，我们首先从大学生和青年社团组织开始尝试推进合作，并把这类组织取名叫“你我小伙伴”，另一部分则希望通过和已注册的社会组织合作，取名叫“你我大伙伴”。但是合作过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你我小伙伴的设想是一个青年社团可以通过一整套的标准化流程来参与性教育，包括申请、学习、考试、制定计划、签署备忘录、执行督导、回顾总结等步骤，我们制定了详细的SOP（标准作业流程）并使用了Teambition作为支持团队的运营工具，但最终只有5个社团完整地走完了所有的流程。一方面因为学习和考试的难度依然太高，只有少数的团队能通过考试；另一方面，由于这时你我伙伴的产品还只是一套100分钟的动画视频，每个合作社团制定的计划方案太过于宽泛，每个社团都有大量自主创新但难以规范化的想法，需要个别细致地讨论，而且在过程中难以统一管理。你我大伙伴方面首先选择了社工机构作为切入，但对社工机构没有资金支持和强约束力的协议，我们也未能拿出经过精细化设计的项目执行方案，每一家机构都在性教育的做法和计划上有自己的想法，很难达成统一的共识。就这样，我们在你我大小伙伴上都遭遇了不小的挫折。2016年，在你我伙伴课程研发完成后的第一次教师培训中，来自甘肃某市3个县的36名教师没有一人接受过性教育，也没有人给学生上过性教育课，我们设计了一个1.5天的培训，半天用来进行倡导和意识提升，半天用来示范课程和讲解课程的使用方式，半天用来进行试讲练习。在此之前，虽然我们已经在学校测试过课程，但这还是第一次正式投放到真实环境中应用，我们自己也非常忐忑，对于结果没有太大信心——不确定教师是否能接受，课程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用。幸好，培训之后，在同事的支持下，当地一所中学的生物教师率先开课了，之后更多教师也陆续开课了，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事实就是如此，规模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靠着办公室的想象就能实现的，也不是像传统公益项目一样按照计划不偏不离地精准实施的。规模化是循序渐进的，是需要不断试错的，是在实践中快速迭代和优化的。就这样，2017年，我们取消了你我大小伙伴的名称区别，正式开始启用“你我伙伴”这个品牌名称，一边摸着石头一边过河。规模化的过程就像不停打怪升级，有时候会恰好碰到很好的装备，有时候问题又像是隐藏关卡从未出现过，你我伙伴走过的这些坑可能也是大部分推进规模化战略的机构会经历的。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还将继续梳理并连续撰写7篇文章介绍这一路来的旅程，以感谢那些对规模化工作保持长期信心和耐心的资助方和合作方，慰藉那些在挑战中不舍使命、勇敢无畏的人们。
接下来的7篇文章将以每季度一篇的频率通过“好公益平台”公众号和“你我伙伴”工作季刊发布，大致内容概要如下：
1. 化繁为简：行业公共产品的开发
标准化课程迭代过5次，教师培训方案迭代了3次，逐步从想象到贴近用户需求，其间有过哪些“误入歧途”的探索？又有过哪些模式的创新？标准化课程是如何成为扩大规模的基础的？
2. 创新结构：应对市场的数字化之路
信息化系统改版过4个版本，开发成本大约60万，如何识别哪些是核心功能，哪些是花边功能？做好信息化投入的长期准备了吗？产品和供应商之间沟通的“壁”如何跨越？
3. 共生价值：超越组织的协作
在组织合作和社会动员中，有的合作伙伴很热情但组织的资源是有限的，谁才是最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合作伙伴？什么才是合作要达成的核心目标？怎么找到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什么是超越组织的结构？
4. 证据基础：有效性验证的链条
有效性评估经过了3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的需求如何，主要解决方案有什么，每个方案的特点是什么？在你我伙伴最终采用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成本如何、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如何？怎样找到合适的研究合作方？
5. 迈向何方：终极选择的困境
实现0~1和1~10的发展可能非常快速，但是10~100的过程也许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阶段，在社会中公益慈善领域资源仍然相当有限，规模化能推动的终极在哪些？一个组织如何平衡自己的愿望、能力和外部资源环境？
6. 相互成就：快速发展中组织和人的成长
面对快速增长的合作伙伴和服务规模，一个组织的支持能力也必须得到快速提升，这对组织的价值观和团队工作原则有什么样的影响？组织和人如何相互成就？
7. 支持中心：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而生
最后一篇卖个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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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是专门为6～18岁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优质性教育服务的公益组织。
“你我伙伴性教育课程”是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和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于2016年共同发起创立的性教育公益项目，是目前国内在性教育领域服务学校和学生规模最大、志愿者参与人数最多的公益项目之一。
本文作者张耀华，为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理事长、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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