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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流」乌托邦:我所经历的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日子 | 故事FM

故事FM 故事FM 2019-12-17


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上,有一个村子叫福源门村,房租便宜而且挨着北京大学。1989 年到 1995 年,这里陆续入驻了三、四百位画家,所以当时福源门村又被媒体称为「圆明园画家村」。


「圆明园画家村」是中国艺术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当时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都还是穷困潦倒的无业青年,多年以后,不少人的作品被发掘,一夜成名,成为享誉海外的艺术家。


当然,更多的画家还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甚至有的画家说,我宁愿卖身也不想卖画。


但无论是否成名,对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在圆明园的那段日子,仍是他们创作的巅峰。


今天的故事讲述者唐拉拉,1994 年的时候受朋友之托,给画家叶友送一盘磁带,第一次走进了圆明园画家村。


故事 FM ❜ 第 101 期

/讲述者/ 唐拉拉  /主播/ @寇爱哲

/制作人/ @寇爱哲

/声音设计/ @杨帆_阿猴


/BGM List/

01. Rent  (未发布) - YangFan (圆明园画家村)

02. Heart of Glass - Blondie ( 94 年聚会 )

03. The song for cloudy day(未发布) -YangFan (夜夜笙歌的那几年)

04. The Reeds (未发布) -YangFan (二两猪头肉)

05. Acid (未发布) -YangFan (暂住证)

06. Ending(未发布) -YangFan   (搬进宋庄后)


/更多收听平台/

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蜻蜓 FM/懒人听书



—下面是本期故事的文字版—

请配合上方音频食用



一.一身红的冷酷艺术家


我是唐拉拉,70 年代生人,80 年代的大学生。


第一次进圆明园的时候,是给画家叶友送磁带。正好走在福源门村的巷子里,巷子口有一家小卖店,我刚开口问「叶友家在哪?」


一个长发飘飘,留着山羊胡子,穿着红衣服红裤子造型的人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也不苟言笑,拎着一瓶二锅头,非常酷的跟我说「跟我走。」


走了五分钟,就到了叶友家,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何锐钧,我们都叫他老何,是圆明园著名一景。


到了叶友家,我开始感到崩溃,满墙画的都是血淋淋的生殖器、生殖器的横断面、裸露的男人和女人,我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但我看到其他人都很轻松,可能是见惯了陌生人,而且来的都是同类人,都会成为朋友,所以大家很习惯的相互招呼吃茶。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那里的氛围。



二.留长发的男朋友


跟叶友合租的是一个香港女孩芝芝,我和她迅速成为朋友,往后就经常跟着他们混,蹭吃蹭喝嘛非常开心。


其实差不多一进圆明园,我就决定要辞职了,我要待在这里,这里才是我的世界。工作只是为了生活糊口而已,在当时的我看来,完全不重要。


何况,我还在画家村里认识了我老公。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大西门的迪厅,印象中名字叫 Underpass ,是村里画家王强过完元旦刚开的。


为了招揽生意,一帮哥们给他出主意,去北大三角地贴告示,所有女生,一律免费。村里的画家肯定也得免费。我老公因为是画家,我因为是女生,恰巧同时去了迪厅。


当时他一头长发,长得像潘美辰,很安静。其实主要是因为长发,当时长发的男生在我眼里都是神,我们默默跳了 6 个小时舞,然后就上床了。


上床之后才开始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四毛,家里五姊妹,他排行老四。


我们就在一起了,后来再没分开过。


■ 四毛和唐拉拉


三.锅底的狗肉汤


圆明园画家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都是平房,歪歪曲曲的小路,有个小桥,小桥旁边形成了一个集市。画家们、卖煤的、卖菜的、开浴池的,都混住在一起,我们租当地农民的房子,一间三百块钱。


因为害怕父母知道我没结婚就跟男生住一起,所以我当时还在画家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等于说我们两个穷人,租了两间房,花着两笔钱。


在当地人眼里,村里的画家就是痞子、疯子,不仅穷,而且天天喝酒,不务正业。


我们夜夜笙歌,虽然当时所有人都极端贫困,但只要一个人有钱了,立马召集所有人喝酒,谈天说地。


我的生活费主要靠芝芝支助,后来她回香港了,每个月给我寄四百块钱,交完房租三百块钱,基本上就赤贫了。


但我后来发现,余下的钱不仅要养我和男朋友,还要养跟他一起的一群朋友。我们家成了大家的食堂,一到饭点,所有人开始很自觉地敲碗。


当时我为了凑出每天的饭食,绞尽脑汁。记得有一次美院一位朋友请我吃饭,喝的狗肉汤,我印象极深。太久没吃荤腥了,我恨不得有三个胃,一次吃足一个月的量。


即便是我这样吃,最后锅底还留了一点汤,我跟服务员要了一个可乐瓶,想把残余的肉汤带回去。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说没见过这么穷的,给了我两百块钱改善生活。


■ 敲碗等饭的朋友们


四.二两猪头肉


哇塞!我一下子成了巨富。


回圆明园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进村子的时候碰见我老公和他师弟,我特得意说「走!回家吃肉去!」


当时村口有家熟食店,卖卤的猪头肉、猪耳朵什么的,平时路过的时候,贼香,我们都扯着鼻子闻。


今天我们终于有钱了,我假装淡定地走过去,跟肉铺师傅说「师傅,称二两猪头肉。」师傅刀一切,我心跟着一颤。


师傅切下肉上称一称「三两!」我当时人都抖了一下,心痛钱。


我接过三两猪头肉,双手捧着,像举着托盘一样奉在胸前。他们俩跟在我身后,蹦蹦跳跳的,像要过年的小孩子。


其实回家之后,我切了一大盆菜,肉混在里面炒一下就没了,但我们特别开心,好像这一点点奢侈对我们来说就是锦上添花的大喜事。赚钱是什么?为什么要工作?那都不是生活。



五.一块五的威龙和都宝


真正的生活就是吃饭喝酒聊天,泡妞弹琴唱歌。


没酒的时候我们晚上两点睡,有酒的时候我们通宵达旦聊天。喝两块钱的二锅头,抽一块五的威龙和都宝,三点钟烟抽完了,就捡地上的烟屁股,再发挥一遍余热。


当时的青年都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大家相互激发,一下子产出了非常多高质量的作品,还有外媒记者过来报道。有些敏感的画商就来这边看货,当时卖价很便宜,三百块钱卖掉一幅画都高兴得不得了。


像方力钧、栗宪庭等,都经常来画家村,帮助中国的画家走向世界,做了很大贡献。有的成名、有的赚钱。


比如住我们对门的邻居鹿林,突然卖掉一批画,大概十几万,简直是天文数字,我们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鹿林把所有钱都取出来,码在床头,抚摸、观看、晚上抱着睡。


当时不管谁卖了画,肯定大摆筵席,恨不得流水席,谁都可以来吃,用不着邀请。


■ 在村口晒太阳是每天生活的头等大事


六.我们是城市盲流


1995 年,北京举办「世界妇女大会」,需要向外界展示积极、健康的城市形象。我们作为城市的盲流,属于底层人口,是最初被驱逐的群体。


圆明园画家村在最鼎盛的时候戛然而止。


最开始是通知要办暂住证,一百八十块钱一张,我们都舍不得办,后来借钱给我老公办了一张。


有天来人检查,我没办证吓得哆嗦不敢出门,老公有暂住证,比较坦然,大方地打开门。结果人家收了暂住证问「你务工证呢?」暂住证也被没收了。


之后就开始抓人,抓到了就送去昌平筛沙子,不搬走的就强行撞墙,我们一个个都吓得体似筛糠。我周围的朋友轮番被抓,有个贵州朋友,被抓进去筛了 15 天沙子,回来脸色煞白,喝了一口酒就哇哇吐,身体受不了了。


我和老公没被抓进去,完全是幸运。当时特别神奇,每次他们来抓人,我都提前被梦惊醒,然后我们立马甩手跑路,找地方躲起来。


警察成天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村里所有人都胆颤心惊,圆明园的画家开始一批一批搬离。


■ 四毛和他的兄弟。当时五个人一起进京,没来几天村里就传开了,说贵州来了五匹狼,一个个野性难驯,于是哥几个晚上喝酒一商量,干脆挂个牌,就叫「五匹画室」。


七.丢了浪漫的宋庄


先开始搬离的一波人找到了宋庄,稍微有点钱的也逐渐开始往宋庄搬。我们家因为太穷了,门上被贴了封条,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对门的鹿林是首先富起来的那批,有天正好回来搬家,雇了一辆大车,一看我俩还傻在那,二话不说就要我俩装车。我们把全部家当塞进那辆车里,这才第一次去到宋庄。


宋庄太寂寞了。


常住的就那么几家,每天转来转去,就这么几个人。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人才慢慢多起来,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不好玩了。


之前很多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怕穷,反正饿不死。现在分散开,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生存问题就变成头等大事。


加上受经济浪潮的影响,赚钱、发财、成名,成了很多人非常强烈的欲望,在这个过程里,有人通过勤奋,有人通过投机,有人通过社交等等,总有一些人先富起来,阶级不再平衡了。


底层人口还是底层人口,有些混成了高端人口的有了自己的圈子,宋庄就像一个正常社会,把所有的浪漫都丢了。



另外补充一点搞笑的是,后来海淀区政府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后悔当年驱赶圆明园画家们,甚至试图重新把他们请回去。


当然,这是一个无人响应的笑话。



* 本期供图 | 唐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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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刘军  运营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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