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位文革红人的家庭和后代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康生、谢富治11人在文革时期或多或少手中握有一定的实权，堪称红极一时。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四大金刚很快便遭到政治清算。其余“红人”在文革结束之后，权力很快遭到剥夺。而这些“红人”的后人生活又将如何？本文摘自2013年8月20日文贝博客，原题为《文革期间显赫人物后来的家庭》。
文革是中国大陆全方位阶级斗争的一场政治运动
林彪
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在折戟沉沙中丧命，留下两个女儿。
大女儿林晓霖。一直随生母张梅生活，文革中曾经是哈军工“八八战斗团”造反派头头，林彪曾宣称她的行为与林彪没有关系，并脱离父女关系。林晓霖在生母改嫁后随林彪生活，文革后一面声称与林彪的儿女情抹不掉，一面多方面丑化林彪。虽然她与林彪早已划清了界限，却在文革后很多场合，装模作样的对遭受林彪迫害的人道歉谢罪。此举在有一些人眼里是壮举，在另一些人眼里是不齿的行为。她不赞成妹妹林立衡坚持林彪无罪的政治态度，两人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作为军人退休在北京生活。
二女儿林立衡。这个又名林豆豆长的极像林彪的女儿，文革时曾担任《空军报》副总编辑，在林彪出事的关键时刻，第一个向周恩来报告林彪要被劫持上飞机。这个功劳并没有给她换来更好的际遇，而是被关押审查，原因是她一直坚持林彪没有反对毛泽东和主动出逃。后来在毛泽东1974年7月31日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下，才与张清霖结婚，被下放到河南开封农场劳动。1975年正式转业，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1985年，在一位老干部的关怀下，调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2002年以正处级退休后，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叫“黄鹤大酒楼”的酒楼。后来主要做口述历史工作。虽然她曾经跟着政治风向揭批林彪，但一直坚持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
黄永胜
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与妻子项辉芳的关系并不太好。项辉芳解放前曾任纵队保卫科长，文革前任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据说此人是家庭妇女型，眼光不高，善于计较，不太合群。黄勇胜被捕后，项辉芳被中央立案审查。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安徽省监督劳动。黄勇胜被判决后，两个人正式离婚。项辉芳后来离休。死后子女做主与黄勇胜合葬。
儿子黄春光，曾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197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据说利用父辈的人脉关系赚了大钱。
黄勇胜还有三女，分别叫黄春萍、黄伟平、刘细枝。
吴法宪
吴法宪夫人陈绥圻新四军三师出身，文革时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据说此人活泼能干，擅长外交，但处事属粗线条。吴法宪被捕后，被专案组审查七年。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送原籍监督劳动。1981年定为行政16级退休，后又改为副师职离休。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养女，儿子吴新潮，女儿吴仲秋、吴京秋（后改名金秋）、吴巴璀、吴梦璀，养女陈采芹。
吴新潮文革时任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九一三事件”后被逮捕审查。1975年被押送陕西省大荔县的兰州军区空军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被转业，安排到京山县九汤山国营农场，后来被“照顾”到京山县农机厂。
当年吴法宪和陈绥圻被抓时，最小的两个女儿吴巴璀14岁，小女儿吴梦璀才11岁。到吴新潮返回北京时，吴梦璀有20元生活费。吴仲秋和吴京秋分别有30多元的工资。吴巴璀下乡插队没有钱，吴新潮也没有钱，和两个妹妹住在广安门车站东街15号的一间破平房里。
吴法宪的养女吴采芹是陈绥圻大哥陈子圻的女儿，1967年吴采芹从空军西安学院毕业，分配到空军第三研究所。1970年经人介绍，吴采芹与总政副主任田维新的秘书高瑞荣结婚。因受吴法宪牵连，吴采芹夫妇被转业到高瑞荣的老家山东潍坊。高瑞荣在市委当秘书，1984年突然得亚急性肝坏死逝世。以后，吴法宪请求山东省委组织部将在潍坊无线电厂当工程师的吴采芹调到济南，重组了家庭。
吴仲秋当医生。
吴新潮在北京上访三年，1981年空军才为吴新潮办了第二次转业手续，补发了三年的工资，并取消了关于吴新潮“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吴新潮到了济南，与父母住在一起。以后经山东省委副书记李子超批示，吴新潮调到山东艺术学院。
李作鹏
李作鹏夫人董其采是一个知识分子，文革时担任海军办公室副主任。个性强硬，性情古怪，人称董高参。与李作鹏一样铮铮铁骨。在中央审查时，坚决不承认错误，不交待任何问题。1978年6月15日，中央专案组对其做出审查结论，认定“董其采是林彪死党”，决定“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给海军送河北省国营农场劳动”。
在李作鹏问题的重新审查中，其长子李冰天曾给胡耀邦写信，要求退还没收的财物。其中退还的1万6千元钱，董其采给孩子们各分1千元，余下的存了起来，告诉孩子们这些将来由她和他们的爸爸来支配。可见她对未来是自信的。
董其采在1979年7月至1981年6月的7次申诉中提出：在长达10年对我的审查中，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已构成对我政治上的诬陷……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坚决要求给予平反……。后来被解除监督劳动，定为行政十四级，按退休处理。
儿子李冰天，海军专科学校毕业，原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警区工作，因受李作鹏问题影响，转业时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海渤湾玻璃厂。1979年6月调到交通部交通出版社搞航海资料工作。
女儿李大征嫁给了曾经是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的刘伟钦，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一家4口住在15平方米的小平房。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卖起了对联。
邱会作
邱会作夫人胡敏脑子灵活，悟性较好，办事很得体。文革时担任邱会作办公室主任，1971年被审查，1978年6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省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和出狱的邱会作一起定居陕西西安。
邱会作有五个子女。
长子邱路光原在部队当股长，转业后在商学院当教师，后来下海。
二子邱晓阳（邱承光）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高材生，懂俄、英两国外语，大学毕业后弃笔从戎，在广州军区司令部某部门当参谋。1968年胡敏带队，以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的身分到无锡，认识了一位姑娘叫白雪，被她安排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当一名战士，认作干女儿，从而与邱晓阳认识并于1969年不公开的结婚。“9·13事件”之后，白雪被押送去无锡农村接受改造，从此失去联系。从1973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邱晓阳到处寻找白雪，终于在南京街头相遇。不久，邱晓阳转业。在领导上征求他对自己去向的意见时，他只讲了两个字：“无锡”。1978年，邱晓阳进入无锡一家机械厂之后，与白雪办了结婚手续。白雪后来是医院领导，邱晓阳是工厂工程师。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值得定一部小说。
三子邱光光在北京汽车厂工作，后来下海。
四子邱小光在汽车公司工作拍退休。
女儿邱小京在石家庄实飞厂工作，嫁给某开国少将之子。
张春桥
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得知他倒台后，即在1977年4月1日自杀于上海。
张春桥一家一直住在上海报社一个60平方米的单元里，家俱简朴，有时还穿打补丁的衣服。
夫人文静父亲是天津分行的副经理，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3年在任区宣传委员时与张春桥相识。后来在日军大扫荡时被捕，交待了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身份，在日军“宣传班”编写材料。1945年逃出后，1947年与张春桥在张家口结婚。解放后，在1963年填写的正式履历表中，文静没有隐瞒这段历史，如实填写了被捕过程。张春桥倒台后，很多人抓住这一点攻击张春桥维护妻子，并说张春桥也是国民党特务。编造了许多张春桥离婚和找伴的谣言。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
儿子张旗，文革时任长春市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1976年被捕，随后释放。后在长春市安排就业，按照行政二十级处理后退休。
弟弟张秋桥，解放前先后任115师《战士报》、滨海军区《民兵报》主编，鲁南军区《前进报》社长，《津浦前线版》社长，鲁中南军区宣传部长兼《前卫报》社长。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央军委《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解放军报》记者处长、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3年任军报副总编辑，后任总政治宣传部副部长职。1984年底离休。
姚文元
妻子金英是位普通职工，文革时和三个女儿住在上海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后，为了怕连累家人，一直隐居浙江湖州，后来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三个女儿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其中大女儿有病很少上班，还有一个女儿是残疾人。
王洪文
妻子崔根娣是同厂一位普通工人，在厂担任保育员。一直在上海住着简陋的房子。
育有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王洪文死后，全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王洪文去世后，崔根娣经常回王洪文老家。
王洪文的长女王亚萍成年后从事洒类生意，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都有房产。她创建的一款高端白酒“老爷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老爷子题的词。曾有许多台湾省、美国的人邀请她去定居，都被她回绝。她讲：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是我的祖国。我不想离开。
两个儿子都是成功的企业家。王亚军是著名古董掮客收藏家。
王洪文老家的兄弟姐妹都是普通本份的农民，王洪文得势时没有沾上光，倒台后却沾了一些晦气。
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文革期间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1976年毛远新被捕，1986年，被处以17年有期徒刑。1989年3月，其母朱旦华亲笔给杨尚昆写信提出保外就医。出狱后每月生活费200元。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用名李实，负责全所人员的培训、考试、阅卷、讲评。后来按照技术职称退休，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因为父亲毛泽民是烈士，上海市民政局还为他办了烈属待遇。。
妻子全秀凤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
女儿李莉出生于1977年1月，那时毛远新刚刚被关押三个月，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女儿10个月大时，长时间高烧不退，延误了治疗，后经大量使用青链霉素，烧是退了，却发现双耳失聪了。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
毛远新回到上海后，一家3口住进了一间13平米的房间，女儿莉莉和妻子全秀凤睡在家中唯一的一张床上，毛远新则睡在门边长沙发上。
李莉后来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找到工作。
康生
文革后，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同时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骨灰堂。康生临死前嘱咐生活管理员杨德田，将所有私藏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
康生第一任妻子是17岁结婚的胶南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后续娶曹轶欧。
后续夫人曹轶欧是老革命家，资历比朱德夫人康克清还老。解放前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文革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康生被打倒后，王光美等人带头贴大字报要把她赶出高干楼（木樨地22楼），最后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才把风波平息下来。从此，曹轶欧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儿子张子石1918年生，曾任青岛第二中学校长，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山东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市委书记（1975年）。文革结束后1979年2月被撤销职务，此时虽然中央还没有给康生定论，担胡耀邦主政的中央党校已经公开点名批判康生。张子石后来回山东隐居。
谢富治
谢富治出身于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著名的陈赓、谢富治纵队和陈锡联谢富治兵团。解放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一把手”于一身。由于在云南边境打击土匪和缉毒有功，1959年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文革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同时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他推动的《公安六条》成为文革期间的法律性文件。1972年不满63岁的谢富治因病去世，获得了极高的珠荣。文革后的1980年，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骨灰移出八宝山。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夫人刘湘屏解放前担任19岁就担任山西高平县长，文革前任八级部综合局局长。文革后任一级部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976年被免职，1985年被开除党籍。此人即命名被打倒以后，仍然豁达乐观，晚年还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上学。
女儿谢小沁曾是哈工大的学生，1969年毕业后，谢富治怕她沾父亲的光，改从母姓刘青。并把他送到兰州军区空军，从甘肃定西兰空通讯修配所当战士再分配到陕西闫良的轰五飞机制造厂锻炼。后任第二炮兵政委彭晓枫（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烈士之子）是谢小沁的第一任丈夫。
儿子谢铁牛1967年被谢富治发配到中缅边境当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战的部队，在越南一呆三年，死里逃生，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这才调回北京。父母倒台后，谢铁牛做生意，后来成为新家坡公民。回国成立了铁牛集团，拥有广州超一流商业区“正佳广场”，与李嘉诚的“太古汇”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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