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8日是第21个记者节，同时也是深度营开营四周年的纪念日。
记者们的日常，好像不是忙着采访，就是忙着写稿，他们奔波在热点现场之间，撰写出一篇又一篇稿件，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匆忙的步履一如往昔。但对于新闻学子们而言，他们对这个节日充满感情，记者这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职业，也让新闻学子充满向往。
在这个记者节前后，作为新闻学子大本营，深度训练营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文章，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一推送。
这是记者节专访系列第二篇，此次分享来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拍摄者/董洁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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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刘一霖 编辑 | 谢婵
高中的时候，隗延章时常看《南方人物周刊》、《凤凰周刊》、《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报纸谈普世价值，记者似乎是“真的可以介入公共事务、推进社会进步的那群人”，这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痕迹的新闻业。那时他也开始大量了解中国历史党史，历史的厚重让他产生些许迷茫，“现实和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
理科生出身的隗延章喜欢逻辑和推理，他对大学自己所学的地质学——需要大量背诵的学科并不感兴趣。他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思考自己想要干什么，得出的结论是：要选择一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性和社会现实的职业。
也许，不仅是隗延章选择了当记者，记者这一职业也选择了他。高中的时候隗延章在BBS上发布过一个问题：“北岛是不是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不久有一个想采访北岛老师的记者找到他。后来，隗延章询问她自己适不适合做记者，以及第一份在《长江商报》的实习工作都围绕这份缘分展开。第一次独立采访作家阿丁时，就收到了阿丁“以这个实习生的认真，超过了一堆媒体老家伙”的评价。
大学毕业后，隗延章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辗转几家创业公司和新媒体后，他最终选择去往传统媒体，入职《中国新闻周刊》——“觉得自己是一个曾经那么想做记者的人，也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努力，但其实还没有真正在一家比较好的媒体去做记者，去实现你的更年轻时候的一些愿望，会觉得有点不甘心。你会觉得怎么样得把这个愿望实现了，是吧？”
11月8日是记者节，也是隗延章的生日，“天生的记者”这一句宿命论式的玩笑话倒也一语成谶。入行以来，隗延章报道了王凤雅事件、汤兰兰案、“操场埋尸案”、杭州杀妻案，对话贾樟柯、阎连科、宁浩、陈可辛、韩少功和方方，也走近八宝山的殡葬师、富士康工人和北大保安。他警惕 “理想情怀”带来的道德幻觉，不觉得自己是苦苦“坚守”着新闻行业，也不再过分期待报道产生很大的社会价值。做好每一篇报道，增进自己对社会和人的理解，这个过程本身，也让他觉得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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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反复去把自己带入对方的处境中去提问题”
Q：可以分享一下你选择做记者之后的实习经历吗？
A：当时应该是大三，在武汉，在《长江商报》实习了一个多月。我在长江传媒大厦附近一个商住小区租了一个房子，下午3点上班。因为实习前和主编就成了朋友，所以她比较信任我，刚去应该是没有几天她就派给我一个题，是作家阿丁。正好之前也读过他的书，还有几本我没读过，主编就把书都给我了，我就把那些书都读完了，然后就做了应该是我的第一篇在媒体发表的报道。当时阿丁好像反馈的是觉得写的比较认真，然后他贴在他的公号上。这篇报道是通过邮件采访，也可能是难度相对比较低的一种采访方式。
后面还做了两篇武汉的戏剧导演和画家李爽的报道，实习期间差不多出了三篇独立报道和一些与其他记者合作的稿件，当时合作的记者，现在我们基本都成为了朋友。
Q:感觉第一次实习就挺顺利的，为什么能操作好这些人物稿？
A: 现在回想当时做报道的时候还是比较花心力，做每个报道可能都会反复的去想这个人物，问每个问题都会想，他当时在处境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反复去把自己带入到对方的处境当中去提问题。因为我没有学过新闻，也不懂什么在学校教的什么方法，所以凭一种很本能的就是换位思考，反复的换位思考去提问题去写报道。
Q:后来有去哪实习吗？
A：后来我将这三篇报道发给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高级编辑郑廷鑫，说想去他那实习，他回我说“欢迎来实习”。但是当时还有一些课程没有完成，所以是大四毕业后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才去北京到《南方人物周刊》实习。当时编辑先给了我一个题，就是那篇《一个北大保安的学者梦》。当时也是按我之前想象中的，和我看的一些其他记者的访谈，《南方周末特稿手册》，自己通过自学的一些经验去做了这篇报道，加起来只有几天时间。
《南方人物周刊》还有一个“职人”的栏目，讲一些比较特殊的职业的人，然后当时张欢老师想写八宝山的火化师，他找到我，然后我就做了这篇。后面杨潇叫我做一个写日本的作家李长声。就这几个题都是比较快的。
但我自己报的题，基本都被毙了。
有两个题过了，一个是1949年之后编县志的两代人，还有一个是四川大学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学者霍大同，我和霍大同先生都经历过类似的意识形态上的幻灭，他怎么重建信仰的？我还挺感兴趣的。
第一个题当时答应我接受采访的是四川雅安芦山县一个县志办的主任，然后我就回到四川，住在芦山，都是自费，现在想想当时蛮拼的。当时采访了很久，这个题断断续续采访了很多，包括以前的、现任的县志办主任，还有建国之后第一批80年代去编撰县志的，又采访了第二批编纂县志的。第一批编撰者，现在都是8、90岁的老年人，当时是去到各个县里，跟各个老年人们聊天。这个过程中，从让我自己对这个人和世界的了解来说，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
但是这个稿子写完了一稿，编辑看了觉得不行，说太乱了。现在回头看，是我的野心特别大，但是我的叙述能力配不上我的野心。操作周期都特别长，写出来可能却不怎么样。再加上我不懂系统的方法，我没有学过这些，所以这个就折了。
但这个题花了我特别久的时间，大概花了可能将近半年的时间，除了采访，也去买很多历史类的传记，比如《彭德怀传》，以及49年之后的历史也看了很多，就为了把这个题写得更好，但还是没能成。
第二个题也是写了很久没有过，也是花了很大精力。当时精神分析教授的稿子写出来之后，张欢说不够好读，普通读者不一定能读懂。当时我没有特别清晰的意识，你怎么给媒体写文章，其实媒体是有一个你能让普通读者接受的标准写法的。当时不怎么有这个意识，当时觉得什么样是最真实的，自己觉得什么样是最重要的，就开始往上写，不会照顾读者，然后写出来就也没有过。
而这个时候距离我毕业已经过去很久了，可能至少过去一年了。当时我不太想去都市报，也没找到工作，然后你想自费自己去完成的作品，也没有发表，就是一个很沮丧绝望的这么一个阶段。
后来联系到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编辑，也是我现在的编辑杨时旸，说可以去试稿。当时我报了几个题，但多数是成都的，都被毙掉了。我觉得我试不起了，然后在成都找了一家新媒体，是原来成都商报汽车事业部的一些人做的一个汽车类的新媒体，然后他们也在做一个广告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创业公司。我就去那工作了，当时我就跟杨时旸说我决定先赚钱，先不试稿了。
再后来又去了创投媒体和新媒体创业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去全国性的传统媒体工作。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曾经那么想做记者的人，然后也花这么时间去努力，但其实还没有真正在一家比较好的媒体去做记者，去实现你的更年轻时候的一些愿望，会觉得有点不甘心。你会觉得怎么样得把这个愿望实现了，是吧？
隗延章报道:《无锡垮桥：一个超负荷的钢材城和一座桥梁的“猝死”》 摄影董洁旭A:首先我会做一个年表，我觉得年表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按时间线把这个人的全部经历理出来，这肯定是要比百度百科详细。然后你要把过往的报道都翻一遍，把年表逐渐填的越来越丰满，比如说某一年干了哪些事，有哪些细节，都把它不断的去填在你的比如word文档里。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效率上的方法，比如先去找一些杂志类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媒体的一些深度报道的文章先塞进去，然后再去找一些相对短的采访，然后再去找一些视频类的采访，然后采访对象之前的随笔一类，把它们都放在年表里面。 再一个就是要对受访者之前的观点做一些收集和整理，因为观点很多时候你不太容易插在时间线内。比如他曾经谈论某件事情，比如方方曾经谈论对公共事务的态度，把几个小标题放在这个word文档里，然后把他所有的之前讨论的内容都放在里面。分门别类这是一个整理的过程，把不同层面的内容整理下来，其实你对这个人会有一个整体性的判断。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要采访作家，你可能你要尽量的看他的书，看不完的话就挑他的代表作，一个是从时间上角度，挑他最新的作品，最新作品肯定要看。然后过往的作品你挑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看。导演和歌手大概也一样。 提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做两个文档，一个文档是你想到什么问题就扔在里面，看资料前的问题，看资料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出现问题，不断的往筐里扔。把这筐扔满了之后，第二个文档是按照时间顺序、按照一定的逻辑把这问题排列整理出来，然后你再读一遍这些问题，其实有些问题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其他媒体估计问了100遍了是吧，把这些问题给扔出去。最后可以按两个维度，一个是重要程度，一个是能让这个话题更好进入的角度，去排列组合提纲中的问题。 Q：院线商业片或者网剧的导演、制片人与采访其他人物有什么不同吗?A：许多公众人物，比如说导演、歌手、明星等，他们会有严格规定采访时间。通常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更短，可能50分钟。如果超出这个时间，他们可能就没有档期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前期你要知道，你的报道方向是什么，然后你应该了解到构建这个报道角度所需要问到的问题。因为这样人物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采访时间短，再一个就是公开资料特别多，你不能说你去采访的时候，你才对这个人有了解，而是在之前有大量的资料吸收，包括那些视频，对他有一个判断。然后你把问题拟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具体到采访的时候，要看情况，因为，时间短任务重，你要避免他说太多对后面报道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直都在平衡的过程，既要让对方既有表达欲，但是采访节奏又要有一个把控，不能溢出本身要报道的内容太多。Q：那如何在被多次采访到的采访对象中问出增量信息呢？A：那你可能需要问他关于一个小切口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可能很多时候是有增量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要他最近时段的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他可能5年前或1年前接受过采访，那这5年或者1年的变化其实是新鲜的，是可以聊的。再有一些新的角度，可能你觉得他人生中有哪一段其实是目前的报道没有写清楚的，或者是你觉得更重要的，你也可以去问。Q：科长、韩少功都是有时代积淀的、与乡野人们亲近的人，你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会有倾向吗？ A：就是说确实像你提到的，比如贾樟柯、韩少功，确实是我在写他们的时候都有很多感想，他们都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贾樟柯，他最吸引我、最让我好奇的地方，就是他怎么去处理跟他家乡的朋友的关系。因为我自己也面临这样的困惑，离开家乡的人去哪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在城市化迅猛发展，城市化狂飙突进的这么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我们必然每个人都会面临着，你有一些朋友是现在生活在一个可能比你小得多的城市定居，可能你们之间会有一定的隔阂，就会缺少内心交流，但是这个关系你到底怎么处理？其实我也是特别困惑的一个点，并且我的困惑不是我到北京到成都之后就有的，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经历过迁居，从一个小地方迁到相对大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大的内心比较大的困惑，所以说我会问贾樟柯这个问题。 蒋能杰还有高彩云这两个人干的事情，是我一直想干，但没有干的事情。我特别羡慕他们，蒋能杰去采访，去给他家乡拍一个纪录片，然后去拍的跟他有生命经验紧密相连的这些人。这个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想就是说想去我老家东北的一个镇，小的时候生活在那里就是觉得非常热闹，大家每天特别紧密的交流。但是如今镇上我所有的曾经认识的人基本上全都不在镇上了，我很想去拍摄或者写作这种消失。 然后这个高彩云其实也是一个逻辑，她也是在写她家乡的家族的历史。我也会很好奇，就是说你在年龄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可能是高中之前大学之前，你是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回望上一辈人的生活，他们生活到底什么样，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长辈。但是后来越往后你就会越来越想了解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尤其是家人，比如说尤其是随着这几年，随着我曾经很亲密的，比如我舅舅，然后我外婆外公我奶奶相继离开，但你又发现你对他们的人生几乎一无所知，你就会感觉非常难受和可惜.Q:写一个人，是会追溯他的成长经历，与他所在的时代相联系吗？这样对采访的要求会更高，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视角呢？A: 报道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如果只是个体，抛开他的社会和他跟时代的关系，其实你是很难写好的。除了他社会跟时代的关系，再就是探索他的内心深度。但你不是写虚构，所以你很难通过采访去得到语言上足够证据，去描写他内心层面的东西。所以说，将人物放在时代中去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多媒体都在这么做的一个写法，也是很普通的写法。A: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我们也会采访方方，因为她出了本新书，《是无等等》。方方是很重要的作家，也特别符合我们杂志的对作家类选题的要求。我们写作家的选题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这种像方方这样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家，再者就是新的写作趋势，比如郝景芳写科幻。 但是如果写方方作为作家那一面，其实我自己的了解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同事写作家写的更多，我写作家其实写的没有那么多，有其他同事学中文的，他们写作家也更擅长从文学的角度写。但我一般写作家喜欢写那种就是说在作家身份之外，他有公共关怀的人，比如说阎连科、韩少功、方方，其实他们都是这些人。当时疫情发生的时候，报道方方的角度就变成了那篇对话的角度，最重要的并不是她的新书，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方方，所以问题都是跟她介入公共事务有关。会去还原在疫情中她本人的状况，还有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一面的一些脉络，比如说她为什么会这样？就尝试去寻找她为什么是她的原因，然后还有她对公共知识分子标签或者是介入公共事件的一些自己的观点。Q：方方老师好像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怎么联系上的？A: 当时一个是联系方方比较早，这个时间点卡的比较早，再一个就是说当时她出了本新书，然后我跟她说谈谈她的新书，以及也好好聊聊她最近的经历。我当时给方方发了一封邮件，她回复的很详细。A: 对话方方那篇稿子还不错，但叙述的形式写方方那篇稿子，从技术上从文本上并没有那么好。这两篇稿子传播都比较好，可能都是因为你在恰当的时间点，提出了恰当的问题，采访到了大家好奇又不知道的内容。我对话方方的报道发出之后，在我的交往圈子中，收获到的肯定是远远多于批评的。但确实也有人跑到我的微博上骂我。这些骂我的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去想，为什么这样骂我。他们骂我，不是因为我的报道怎样，仅仅是因为我采访的采访对象方方是他们不认同的人。这种骂，我觉得是没什么道理的，所以我不在乎。现在互联网舆论场上，观念、立场造成的撕裂特别严重。仅仅因为观念不同，互相就撂狠话，甚至人身攻击，我觉得是挺糟糕的现象。韩少功说过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大意是：当我不再仅仅以观念取人的时候，我才获得了真正的成熟。Q；如果是稍微普通一点的人物，像比如说之前提到的八宝山的火化师，还有北大的保安，或者说被初次报道的人物，你会怎样去构思采访？A:这种就很好，我就很喜欢这样的题，因为你采访到的了解到的都是新鲜的，然后你跟他们有更长的相处时间，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个人，我觉得是很有乐趣。 比如说采访八宝山的时候，当时是我跟他是聊了两三次，然后每次都聊的挺久，还一起喝了顿酒，在火锅店喝多了，觉得很开心。然后北大的保安操作时间比较短，但是也是跟他聊的比较多，在北大里面逛了一圈又一圈，也参与了他宴请朋友的饭局，然后也包括跟他父母聊天什么的，就觉得这个过程是比较吸引我，从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然后去理解这个陌生人为什么成为他的这个过程，一直都是特别吸引我。采访其实还是像一个剥洋葱的过程，你要不断的去把这个话题引向深入，去抵达他内心，抵达他为什么成为他的整体逻辑。采访跟聊天其实是很不同的。聊天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的把控能力，瞎聊。你在采访你会有特别强的把控，头脑中你可能会不断去构思你的报道，脑子里写，然后去不断的去思考你需要怎么才能更了解这个人。你头脑中有大概的方向或大概的框架了，你采的时候你才会更有针对性，然后你会知道什么更重要，你要什么。《我的二本学生》书中F大附近的城中村。受访者供图(点击链接可跳转文章)
Q：《中国急速变化之下，庞大而沉默的二本生》这篇，老师也是重点对黄灯老师的人物采访呈现了许多二本大学生现状与思考，老师当时是怎样构思这篇文章的？能分享一下采写的过程吗？A；首先是我的一个好奇心，因为我是90后，我那个大学现在是变成双一流了，但其实在之前包括可能在一些人认识中它还是一所二本。我会很好奇就是我所处的这类大学群体，这些学生的整体命运，或者他们整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之前我自己读大学时，对周围同学的了解是一个沉浸式的视角。现在正好可以有一个抽离的视角去观察曾经的身边的同学。包括我写报道过程中，我突发奇想，之前我们有个大学班级的QQ群，但是大家都不怎么聊天了，我就建了个微信群把他们全拉进来。也不是为了做这个题，就是会突然会有感触，你就突然想起老同学想跟他们聊聊。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想了解这个我爸爸那一代60后或者是我的一些哥哥姐姐80后那一代，他们那代大学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我也很想了解他们的命运，所以以上说的这些就是构成了稿子的一个基本结构，它是按代际来写的，从现在90后，然后写到80后，写到70后这样。这些，都是基于个人经验建立起来的好奇。另外就是黄灯这本书，因为她当了很多年的老师，所以说她对二本学生直观的理解其实特别多，而且她又是一个有社会学归纳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她也会提出了很多她的观察，每个代际的特征，她也会有一个对比。跟黄灯聊，跟他们每一代际的同学聊，我当时找了她和她的两代学生都聊了聊。这时，你会对二本学生的命运，有一个聚焦于一所学校的这一维度的了解。这时，稿子已经完成了70%——80%了。最后一部分是你光了解这一个学校可能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整个所有中国的二本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你还要给稿子加一层宏观的维度，宏观的维度就是大量的数据的收集，数据和公开资料新闻报道的收集，去把维度给它丰满起来，最后就呈现出了这篇报道。其实这篇报道文本不是那么好，比较枯燥，也不是那么好读，但是发出来关注度还是比较高。可能原因是有宏观的维度。再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本身这个题它涉及到跟阶层有关的议题，现在我的观察，凡是跟阶层有关的议题，其实就比较容易被关注。Q：人物稿之外，老师也跑了很多热点突发，前段时间跟踪报道了杭州杀妻案，老师对这类选题有什么经验？A： 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动作要非常快，拿到一个号码就马上拨过去，不要有电话恐惧症和社交恐惧症，直接就拨过去。然后可能需要一点胆子，在能掌控风险的情况下。有些风险你觉得是危险的，但只是心理上的感受，其实它不危险。对于那些可控的危险，比如说杭州杀妻，当时我是跟新京报记者大半夜翻墙进去。这看起来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行为，但实际上如果你冷静下来判断的话，这个事情就除非你翻墙技术不好摔了，其实是没有任何风险。所以说是这种可控的风险，只是心理上有时的害怕，但是实际上是要勇于去冒险。但是在真的危险下，我觉得还是有平衡，想办法保护好自己。其次，突发报道中的人物，很多人都是刚刚遭遇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你怎么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与他们交流的时候，要共情他们，不要judge他们。然后我们需要通过现场观察、媒体同行介绍关系来获取和突破采访对象及信息。Q: 很多热点、暴力性事件，记者介入和警方侦查是怎样的关系？A: 首先警方和媒体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利，所以他俩谁快谁慢，本身就是一个执行的关系，并没有说是警察优先还是媒体采访优先。然后具体到报道的时候，我觉得多数时候媒体干不了警方的活，媒体只是说去让这个事情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去向公众传达信息。我们做的是一种制衡公权力和增量信息透明度的这样一个工作。Q: 我们谈到公共事务和公共关怀，但是似乎要不要做记者，记者能做什么是困扰很多新闻学子的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要“坚守”吗？A；我不太喜欢“坚守”这个词，感觉是很苦的事情。从我决定做记者或决定来传统媒体那一天起，我就反复提醒自己，不要被理想主义的光芒影响判断，不要被情怀迷了眼。虽然很多东西到达不了，但还是有一些你能报道的东西，或感兴趣的东西。当下的新闻环境中，不要太期待记者的报道能干预社会，或者是能留存历史的底稿什么的，这种想法不要有太多，不然只会越来越沮丧。更实际的想法是你做报道这件事本身会增加自己的理解力，让自己对社会、人性的理解和判断更准确，这本身就会让你觉得有获得感。周泓、黎子榕、骆晓晴、阮庭萱、郭正一、何泳琪、王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