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共学实验室热点讨论 | 某公司员工猝死之殇的背后

/热点讨论/

🕐 2021年3月28日

📚 主题：某公司猝死之殇的背后

✍🏻 整理：刘艺琳

2021年开年，某公司员工被连续曝出自杀、过劳死， “996”、内卷和系统里被困住的人，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本次跨界共学实验室第二期的热点事件讨论就聚焦于该系列事件，并试图看到背后折射出的企业文化、劳资关系的变迁，以下是新闻主理人西林的分享以及大家的讨论。

西林：

看到这类报道出现时，你想要知道什么信息？或者说想要追问什么？

蔡雪纯：

我从医学生的角度，首先是想要去了解他的病史，基本上是过去一年左右的生存状况，从怎么睡觉、怎么饮食、工作占比多少等各个方面了解ta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然后希望看到这一个个体事件能回归到大环境中进行解释，到底是什么环境导致这样的事件发生。

西林：

《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详细披露了润肺在知乎、微博、豆瓣社交平台上留下的足迹，这让我感觉不太舒服，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并且太过私人化的东西对呈现和还原整个事件其实并无很大益处。

对于这类新闻，有一种常用的报道思路：

▪ ta如何进入这个系统？

▪ 在系统里面经历了什么？

-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工作无限碎片化，亲密关系被割裂。

▪ 能不能离开这个系统？

-离开要付出代价，有人是以减少薪资为代价，有人则以死亡为代价。

蔡雪纯：

我还会想知道ta所在小部门的领导、更高的管理层、设计算法的程序员或主管这几类人分别怎么看？

西林：

在突发事件中很难采访到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公司的一员，为了保全自己不会冒险发声。

互联网时代，企业文化出现怎样的转向？

“PDD”的文化即崇尚本分，作为它的CEO，他对这种企业文化有何影响？他的个人品质是否导致了企业文化的转向？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困惑，西林首先谈到了时代背景下企业文化的转向。

在互联网诞生的摇篮期，孕育出了崇尚自由、尊重、创造力的工程师文化。早期的网络工程师们，始终抱着科技改变世界的信念，这种文化流传至今，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在如今的互联网企业中，工程师文化表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向：过去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宏观梦想愈发具象为个体的梦想——成为卓越的人，而“卓越”又往往被量化，例如职称的高低、薪资的多少等等。这些被迫量化的个人成就，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内卷”和不允许退出的竞争。

蔡雪纯：

在该公司2018年的年报中，有一封致股东的信，里面赫然写着新电商的三个特点：普惠、人为先、更加开放。人为先，即以人为中心。信里说，新电商不是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流量，或是做流量生意，而是把人和人的连接来汇聚同质需求，把长周期的零散需求变成短周期的批量需求。但是，人为先里的“人”仅仅意指顾客吗？为什么企业里的员工就应该是缺乏连接、效率至上的？

西林：

互联网企业所追求的“效率至上”和经济背景也有关系。由于开源协议的提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出现两条路径的分化：一是进行基础建设，二是开发应用技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更多选择走第二条路，这也就注定了其必然与资本合流。用户有限而公司无限，于是各个互联网企业只能在一条很小的赛道里不断加速、优化、提高效率才能赢过竞争对手。

周子豪：

当时各个网络平台的讨论中，“你受不了就退出，我来”的评论层出不穷，感觉公众被资本规训而体现出一种自动依附资本家的倾向。

西林：

是的。在我了解到的一些故事中，有的人虽然退出了拼多多或者其他互联网公司，但是他们又去考公务员了。如今，我们的选择和想象是不是太贫乏了？这和时代背景有关吗？

其实“退出”牵涉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退出“PDD”们，第二是退出“996”，就算达成了第一个目标，也很难逃离“996”工作制，无法脱身于劳资关系。

但我曾经采访过一名自学《劳动法》的码农，他认为《劳动法》其实写的很清楚，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不强，且不具备应有的法律知识（例如不知道实习期内被辞退是违法的），才会造成自身利益受损。这类事件的发生真的是劳动者知识过于缺乏导致的吗？

李心语：

一部分是这个原因，但也有其他的因素共同作用。虽然劳动法的立法基础是保护劳动者，但很多受雇者不会走到调解这一步，很多问题会在公司解决，HR可能以背景调查为威胁，推动争端的和平解决，从而避免使用劳动法。另一方面，一般人难以拿出加班的证明，而且当你周围的同事都在工作，加班成为一种氛围时，你只会担心不加班会丢掉饭碗，而不会想到《劳动法》。

西林：

劳动者内部对“996”的看法也不同，学者指出，从年龄、性别等维度进行实证研究会更清楚其中的差异。

延伸讨论

许愿：

甘愿忍受这种高强度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西林：

我曾经与计算机系的同学聊过，一种人是因为家境不好，赚钱成为生活的第一要义，就算最后受不了也可以离职；另一种人则是为了养家糊口从其他公司来到大厂。  

浩旖：

关于“996”、内卷、系统对人的异化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这样的报道过多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焦虑，媒体还应该持续地做这些选题吗？

西林：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时，媒体就应该发声。互联网大厂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时代风向标，因此它们在劳资关系的良性发展方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在如何应对内卷的问题上，荞麦的一封私信给了我很大启发。批判内卷不是排斥努力，而是自私。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个这样的共同体：个人的努力不是为了排他性的竞争，大家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前进，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从内卷中抽身。  

蔡雪纯：

用这种OA系统来衡量人的劳动产出，就像是传统的流水线会规定固定的劳动时间，这种方式使人孤立化，忽略了现代社会的网络性。一个人在一个组织产生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其手头所做的事情，还取决于其与周边节点连接所产生的价值。我曾上过的一门社会网络学里老师提到，未来或许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纳入量化的范围，比如测量人际连接的强度，我想这或许会比单一评价工作量更好。

西林：

这感觉更是一种对人的异化，像是美丽新世界。 

＋

我们对于好工作的想象是什么？

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我们讨论了劳资关系、企业文化等等制度性问题，落到个人层面，问题变得简单又难以回答：什么是你心目中的好工作？ 

张蔚婷：

我还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心目中的好工作就是跟价值观相近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

蔡雪纯：

在我博一选导师的时候，第一次选的导师组里充满了竞争性，而且学生都把老师捧着，不敢提反对意见，上下级分明，我不喜欢这样的氛围，所以选择了离开。后来的导师对学生十分亲切，我们之间是以平级的姿态进行对话的，师门之间也会互相帮忙做科研，大家的目标就是一起把科研做好。因此，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我心目中的好工作，第一是要有一位能平等对话的好领导，第二是工作氛围好，有志同道合的好同事。

于若琳：

我也算是理想主义者，我认为好工作就是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西林：

现在在媒体实习的我也算是半个“打工人”，会希望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边界清晰，不希望工作过分侵占生活。之前看《普通婚姻》中有一段提到“想要去看夕阳”，我深有感触。

蔡雪纯：

分割工作和生活很难做到，每周都能从中获得正反馈的工作。如果不是本科毕业就要找工作的话，我认为本科更多的是通识教育，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研究生甚至博士阶段才跟工作方向相关。吴军老师曾经有一封信写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的教育模式不同，要根据不同的教育模式选择专业。

李心语：

其实现在很少有工作能满足这种想象。尤其是记者，因为我们需要配合采访对象的时间，不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里，所以其实是难以找到工作和生活的节点的。

这一期，我们从某公司员工猝死的一系列事件出发，谈到了互联网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企业文化，以及大家对好工作的想象。宏观层面的制度改变道阻且长，但我们或许能从个体出发对不合理的系统进行有意识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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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总监｜谢　婵

统筹编辑｜陈星萌

值班编辑｜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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