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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食型”记者姚一文：将唯一的理想倾倒给叙事本身 | 记者节系列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媒体人？
媒体人的日常究竟是什么样？
当理想遇上现实，他们该何去何从？
记录者、吹哨人、瞭望塔……这份职业被赋予众多意义，也承载了无数热望。第22届记者节之际，深度营向读者收集了关于这个行业的疑问，并对话媒体从业者进行解答。
我们邀请了从业两年，且采写过涵盖文化、社会新闻、法律等题材的记者姚一文，来谈谈关于理想和记者职业的那些事。
作者 | 杨楠
编辑 | 黄水一
姚一文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目前就职于广州的一家传统媒体。她真诚地发问、真诚地写作，也收获了大批真诚地热爱她的文字的读者。尽管如此，她“依然恐慌”。恐慌于“争取”和“介入”，恐慌于被误解、质疑、抵触。但最终，叙述的魅力让她为之折服，正如她所言，“就算所有东西都不再相信，依然可以相信文字和表达。”
以下为姚一文自述：
为何会成为一名记者？实话说我至今不认为自己算一名合格的“记者”，可能和大多数行业一样，进入后会发现一切都与想象不同，可话说回来，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学生能在青年时代早早完成对未来职业与人生的想象？还好我自认为喜欢写作，还好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不可替代，因而得以坚持尝试去更好地完成那些必需的、非必需的创作。只要还有人在写，这个行业就是有希望的。
总之，我认为自己既是一个社恐，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误打误撞成为半个记者以后，还是会很不成熟地、很自以为是地抗拒入侵他人的故事；会感性用事，因与某个特定受访者投缘而给予超出文字以外的帮助；会因为在发现叙事中的所谓“弱者”其实并非如此后感受到某种信念坍塌的心痛；会因为被掷来的误会、抵触、质疑，求救与感谢一次次陷入自我怀疑……这些幼稚的情绪波动下，一个懒惰的幻想者最终躲进自己的时间黑洞，在那里，面对饶舌者保持沉默，对于提问和争取信息怀揣忐忑。
当然，不论在何时何地，理解总是很难的，叙事也许不亚于其。二者相较，叙事更狡黠，写作者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追求故事的精彩，逃避者如我，总在与表面的事实挤眉弄眼，互相推诿，渴望逃离。
可无奈，叙事始终有其诱惑力。有一股声音呼唤我去牢牢抓住它们，它们究竟是什么？不是缥缈的真相，不是正义凛然、尽职尽责，对待这一团糟的世界，最后，我还是只能将唯一的理想倾倒给叙事本身。
当我缓慢、业余、拙劣地去理解他们，试图理解那些人生中羼杂的生离和死别，痛苦与怨怒，仇恨与宽恕，欲望与绝望，会愧怍地感到庆幸：就算所有东西都不再相信，依然可以相信文字和表达。文字是可以终身予以寄托的东西，表达则是需要终身学习的东西。而记者作为一种职业身份，它属于那些真正具有新闻理想的珍贵灵魂。
Q&A
Q:通常一篇特稿或深度报道的选题操作周期是多久？
A：这要就时效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程度等角度分别而论。一些重大的、辐射全国的紧急热点比如天灾、奥运，通常是在和时间赛跑，比如今年7月的河南暴雨，或者其他受全国关注的刑事案件等社会新闻，它们对时效性的要求很高，在操作时也越快越好。还有一些选题有持续的社会意义，比如年轻人恋爱婚姻的话题、生育和养老的话题，还有一些抑郁症、家暴这类关心少数群体的话题，通常都有持续热度，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都可以。
Q：在采写实践中感觉自己缺乏发现细节和新闻点的能力，如果没有新闻敏感的话，适合从事记者这一职业吗？
A：个人感觉新闻敏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因为这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不同平台有着不同的调性，比如市面上有些比较深度的非虚构报道平台，可能会更多关注那些边缘的、具体的人，然后去讲一个同时有新闻意义且具有文学色彩的故事；而一些日报、都市报或地方新闻台，会采用偏传统一点的新闻操作方法，哪里出事往哪里去，越快越好。我们的话可能会二者折中，既关注广义的公共利益，写出深度报道，也会一定程度地追求时效性，但二者可能都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人进入到不同的平台，在采写里训练、打磨，新闻敏感应该就可以慢慢训练出来。
Q：如何跟采访对象建立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信任关系？
A：其实我们扪心自问，陌生人之间通过几次对话就实现互相了解，又有几分可能呢？但这是记者的任务，回避不了，我们只能总结说，平时看到一些比较优秀的特稿，比如前段时间受到广泛关注的《我的朋友庞麦郎》，就能明显感觉到记者是有进行多次采访的，读者甚至可以理解为，记者和受访者之间已经形成了超出信息摄取、提供的关系，建立起了某种人情关系，或者至少在某一个话题上成为了朋友。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能感受到对方是真诚的，对方也能感受到你的真诚，这样才可能可以写一篇比较好的特稿。所以我始终觉得信任是相互的，而真诚是必需的。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什么类型的受访者，人与人的对话最重要的也许就是真诚吧，就算不必建立起工作以外的关系，我真诚地告诉对方要写什么，我们需要聊什么，他如果愿意的话，也会在可以暴露隐私的范围内来进行交流。
Q：记者与采访对象交谈，某些程度上是去“经历”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人生。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跟采访对象的共情呢？
A：有一次我去贵阳采访“37名家长把一个7岁女孩‘驱逐’出学校”的新闻当事人，那位家长也问了我一样的问题：“你还没当过家长，怎么理解呢？”我当时说，我虽不是家长，但我曾经是学生，我也许拥有这个故事里的一部分视角。世界上的故事太多，一个人的人生有限，不可能等到所有类型的经历都体验过才能去写作吧？我觉得共情或许可以弥补人生阅历的差距。经验和阅历是需要积累的，但共情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达到的，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有天赋的成分在里面。另外，对待同一个事件，不同视角也有不同的价值，就像写文章需要找“切入点”，采访一个失独家庭，可以从父母角度，也可以从已逝青年的同龄人角度，一种人生代表一份视角，它们是平等的，而且，用一双完全不同的眼睛去看待一件事情，可能会得到更多启示和感受。
Q：现在是一个全民记者的社会，似乎职业记者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你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A：虽说全民记者，但公众的防备心也加强了。机构记者至少背后有支撑，这种支撑很多时候意味着信誉。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但不一定会接受自媒体的采访。而且有些官方场合可能还要求记者证，这或许也能给职业记者提供一点点保障吧。
Q：记者的薪资是怎样的？
A：薪资和平台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有些新媒体是按照阅读量来算稿费，机构可能会设有底薪之类的。而且和其他工作一样，记者的收入可能与所在城市也有关系，比如北上应该最高，广州的一些大媒体，也许（听说）刚入行的新人月入过万也不算太难。
Q：当记者想表达的观点可能与主流价值观不符合，或者是动了某一个组织或者集团的奶酪，这种情况下是坚持本心还是随大流？
A：只要在机构工作，一篇报道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发出来的文章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平台。就算想要表达，也要考虑其他人，除非去做自媒体，但自媒体的记者也要面临平台审查的问题。观点和主流不同，是可以去表达的，只要不和政治相悖就可以，但表达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度。
A：有一次我去贵阳采访“37名家长把一个7岁女孩‘驱逐’出学校”的新闻当事人，那位家长也问了我一样的问题：“你还没当过家长，怎么理解呢？”我当时说，我虽不是家长，但我曾经是学生，我也许拥有这个故事里的一部分视角。世界上的故事太多，一个人的人生有限，不可能等到所有类型的经历都体验过才能去写作吧？我觉得共情或许可以弥补人生阅历的差距。经验和阅历是需要积累的，但共情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达到的，甚至也可以理解为有天赋的成分在里面。另外，对待同一个事件，不同视角也有不同的价值，就像写文章需要找“切入点”，采访一个失独家庭，可以从父母角度，也可以从已逝青年的同龄人角度，一种人生代表一份视角，它们是平等的，而且，用一双完全不同的眼睛去看待一件事情，可能会得到更多启示和感受。
A：虽说全民记者，但公众的防备心也加强了。机构记者至少背后有支撑，这种支撑很多时候意味着信誉。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接受新华社的采访，但不一定会接受自媒体的采访。而且有些官方场合可能还要求记者证，这或许也能给职业记者提供一点点保障吧。
A：薪资和平台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有些新媒体是按照阅读量来算稿费，机构可能会设有底薪之类的。而且和其他工作一样，记者的收入可能与所在城市也有关系，比如北上应该最高，广州的一些大媒体，也许（听说）刚入行的新人月入过万也不算太难。
A：只要在机构工作，一篇报道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发出来的文章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平台。就算想要表达，也要考虑其他人，除非去做自媒体，但自媒体的记者也要面临平台审查的问题。观点和主流不同，是可以去表达的，只要不和政治相悖就可以，但表达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度。
A：我一直觉得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独一无二的优势。比如在校生接触到的世界虽然有限，但他们也许对更多事物都能保持好奇和探求欲，能更平等、尊重地对待其他群体，类似赤子之心的这些东西也是很珍贵的~
Q：作为还未踏入行业的传媒学子，自己阅历尚浅，在操作选题时可能难以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或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何才能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积累？
A：至于经验，还是之前说的，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反复训练才能有经验的积累，比如文笔不好就多写，表达能力不足就多练习，阅历不足就通过不断的尝试去弥补。说白了，记者本职始终离不开与人对话，而人与人对话，也许是需要终身学习的事情吧。
Q：做记者的这两年，有没有一些时候，你感受到自己的小小举动真的有可能改变到一些人的生活？
A：做记者给我更大的感受应该是无力，一来是屡屡面对的质疑、不信任，被误认为是自媒体营销号之类的经常有；其二，如果要找逃避一点的说辞的话，很多时候都觉得记者触及真相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同行应该都有体会，四面碰壁，更不要妄想改变什么。我遇到过一位苦苦诉求冤案十几年，且一辈子就靠这份追求活着的农妇，她的一生过得很惨，但她把每一个采访过她的记者、帮助过她的律师都视为恩人，逢年过节向我们道谢道恩。她对我们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但我们渐渐地不好意思回复，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也很难从根本上帮助她什么，唯一能改变的可能只是写一篇报道给律师当做素材。
另外，近一年觉得“帮助”这个词也需要慎用，因为说实话很多主流叙事里的弱者、边缘者，主动接触新闻媒体，都是带有私心功利的，我们的诉求是真相，但他们的诉求不一定，甚至把记者当枪使也是极其常见的事。不要对人性抱有太高期待，也不要对自己的职业抱有不切实际的要求吧。
A：平等对话，真诚相待，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我一直是个资深社恐，特别害怕求人和被拒绝，所以刚入职的时候经常因为被怀疑或拒绝陷入情绪低谷，产生类似“要不是为了写报道其实我也不想去打扰你的”那种委屈，然后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但后来听说很多不错的记者都是社恐，就会感到宽慰不少。在找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机器人，但真正开始观察、对话和感受生活（不论是自己的生活还是他人的生活）时还是得回到一个活着的人的状态来。不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人，他们也是人，人是活的，就有希望。
姚一文（化名）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前就职于一家传统媒体
从业两年，采写过涵盖文化、社会新闻、
法律等题材的“杂食型”记者。
值班编辑 | 邓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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