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办到走向正轨，一个成熟的自媒体号是如何诞生的？
艰辛、犹豫、幸福、感动…..究竟哪些是自媒体创立过程最贴切的形容词？
这次，深度营对话自媒体人系列将对话那些深耕于教育、人文、财经、科技、娱乐、体育、泛文化等不同领域的自媒体人，倾听他们讲述关于自媒体的那些事。我们尝试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所见证的，以及所期望的。
本文对话“边码故事”主理人汪川和JUMP，聊一聊“边码故事”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两位主理人在其中获得的启发和思考。
“以最接近真实的报道，关心数字社会里的你我。坚信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精彩故事。”
这是公众号“边码故事”的简介。它诞生于2020年12月3日，是腾讯内部实验性项目——“数字原野计划”的内容平台。
汪川和JUMP是项目主理人。那时，汪川入职腾讯做市场公关已有三年，许久未能采访的他“本能地想去一线看看”；他想了解，腾讯产品为具体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JUMP当时刚入职腾讯几个月，还在寻找自己的擅长点。她加入的理由很简单：对故事感兴趣，“我本身就是写这一块的”。
2021年1月14日，“边码故事”发布了“数字原野”计划启动消息。文章开头对这个想法做了如下介绍：
“‘数字原野’计划，旨在以田野式观察互联网平台的‘人间烟火’小故事，以微观的角度去关注互联网衍生的社会问题，用‘案例’的形式让人们更切实地感受到互联网的价值并引起共鸣。”
深圳罗湖区笋岗街道网格员。图源：数字原野计划
汪川和JUMP都是媒体人出身——汪川曾做过两年财经记者，而JUMP之前跑社会新闻。二人截然不同的视角、特长和经历，使“边码故事”达成了诸多平衡，无论是内容和资源的平衡，还是企业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平衡。他们认为，“数字社会观察”这一议题的公共性是一切连接发生的基石。“任何人，只要感兴趣，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2020年至今，“边码故事”既连接起了深圳的网格员、健康码查验员，也触及了长治县城中的微信红娘和沉溺短视频的老人；看到了通过视频号涉足电商直播的农村妇女和残疾人群体，也记录了线上支付潮流中希望收现金的卖菜人的故事。JUMP认为，故事容易被理解，因而能更好地连接人。他们将“数字原野”计划的探索过程比作“剥洋葱”，生动、具体的故事是最容易触及的表层；而在收集足够多一线素材后，他们将继续向内，一层层地探索数字社会的内核。刺猬公社主编石灿为“数字原野”计划提供了最初的调研对象，也长期观察着这一独特的内容实践样本。在他看来，“边码故事”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介于企业和纯媒体之间的产物——主办方是一家超级互联网公司，代表了一定的公司利益；而操作理念是人文的、去商业化的，还会邀请外部专家、作者合作产出内容。第二，两位负责人进入大厂前的职业经验达成了很好的互补。第三，领导层对这个项目的包容在大型互联网公司是很少见的。”“边码故事”诞生于怎样的契机？在这两年的探索过程中，两位主理人的想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又得到了哪些启发？带着诸多问题，深度营采访了汪川和JUMP，试图获得一些解答。汪川：这个事情是2020年启动的，那是我来腾讯的第三年。在此之前，我的工作主要是站在内部，把腾讯发生的事情解释给外界听，包括发布了怎样的产品、业务做了怎样的调整，等等；之后，我所在的部门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处于一个没想好要做什么的“真空期”。在来腾讯之前我是一个媒体人。那时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采访，也没有深入了解一线发生的事情了。因此在这个“真空期”中，我本能地想去一线看看，我想要了解：腾讯的业务带给具象的人的变化究竟是怎样的？我开始和很多媒体朋友聊我的想法。后来，刺猬公社的主编石灿给我推荐了庄志伟（石灿：他希望从人文关怀和社会探索的角度，而非商业利益的角度，书写腾讯产品的使用场景）。2020年9月，我去安徽阜阳见到了庄志伟。我发现他营造出了一个小江湖，不仅对接腾讯的业务，还对接阿里的业务，所做的事情包含了很多现实考虑——这些都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无法想象的，非常有趣味的。JUMP：我们的目的并非做一个媒体，而是在拿到一线的内容后，考虑到存放与传播，才有了“边码故事”这个平台。“边码故事”其实应该被理解为“数字原野计划”的一个内容分发渠道，一个连接作者和学者、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一计划中的平台。连接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总的来说，我们想了解腾讯这家公司和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连接。当时我们盘点了公司的各个业务，发现没有人做这件事，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做。汪川：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想要长期运营下去，总是和其他媒体朋友“碰选题”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平台。JUMP：选题内容还要有一定的公共价值，不能都是腾讯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去做有价值的传播。汪川：所以对于腾讯来讲，我们首先是从内部“出去”了，从第三方的角度观察腾讯的产品；紧接着我们又“回来”，反思其中和腾讯相关的价值——这就又回到腾讯的战略决策视角上来了。其中一个复杂的议题是：如何在公共价值和公司价值之间取得平衡。最简单的方法是做对公司“有利”的报道，但是其实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企业的对外传播很多是片面的；现在我们认为，“发现问题”也是一种“有利”。Q：您刚才提到的过程中身份、角色的变化，石灿也在文章中提到过角色张力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讲讲吗？汪川：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我和JUMP思考方式的张力。在启动这件事时，我已经在腾讯工作了三年，而JUMP刚入职几个月。这带来的差异是：我会更清楚公司所需要的叙事，她则沿袭了之前媒体人的角色，视角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也不特别在意选题与公司的关联度。这导致我们对于选题和采访的判断截然不同。这种张力维持了内容的平衡，即既有内部视角，也有公共性。JUMP则更加“肆无忌惮”——她不需要产品作为选题线索。比如同年她找到一个中山大学的博士，这个博士调研了卖菜老人的“反移动支付”现象——这和腾讯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是数字社会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参见：老人摆摊卖菜，子女家中收钱？）Q：之前提到，“边码故事”是一个连接人的平台。人们是如何聚集起来的呢？汪川：2021年初“数字原野计划”即将冷启动。一个同事建议我们征集一些外部力量一起来做这件事，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观察者。于是我们发起了第一个征集，寻找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当时的传播渠道比较依赖高校老师，因此后来“接入”的大多是学校里的学生，他们贡献了一些内容，但几个月后就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这让我们意识到要更有针对性地寻找和邀请固定作者，这样才能保证内容的稳定产出；我们还意识到，征集的力量其实是很微弱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找。JUMP：在一开始来找我们投稿的几十个作者中，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不到十个。其中一些身处一线又会写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素材。比如，我们的作者中有一个很爱写作的山西长治的女孩子，现在应该已经发表了4、5篇文章了。她成为了我们的眼睛，通过她，我们得以了解到长治数字社会的故事，比如微信红娘、农村中的社区团购。这些故事和腾讯的业务没有强关联，但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参见：西北小县城里的微信男红娘）JUMP：另外我们还开辟了“高校合作”这一新渠道：我们去找研究数字社会的高校青年学者，请他们写田野观察故事，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楠老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孙萍老师、人民大学的董晨宇老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姬广绪老师等，他们都是很擅长做田野、对现实社会有体察的年轻学者。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一部分口碑就是由这些老师带起来的。汪川：连接的场景不止一种。一种是熟人介绍，比如有一位同事偶然认识了云南大学一位研究独龙族女性如何使用微信的老师，但他们的关系只停留在认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但因为边码故事，我们可以和他约稿。JUMP：另一种就是发邮件。比如之前我在一席上看到饶一晨关于《网瘾少年与网瘾中年》的演讲，就发邮件联系到了他。这个连接是日积月累的、越来越有趣的。在我们建立联系时，饶一晨还在港大读人类学博士，后来他去了美国，至今他还在给我们写他对美国互联网经济的看法，还帮我们介绍了更多学者。汪川：我认为，我们一开始设置的“数字社会观察”议题为所有后来发生的连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数字技术对人、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件事是有价值的，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有反对意见；一些学者的工作同样也是建立在这一价值上，这是我们的工作和外部形成共识的原因。JUMP：针对数字社会的研究本身在国内是不是还是偏冷门的？汪川：对，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据我所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传统社会学需要一个实际的田野点，无论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群体；但是数字技术本身是跨区域、跨群体的，因此传统社会学方法不足以应对数字社会的调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社会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学者在独龙江做微信使用田野调查。图源：数字原野计划Q：促使你们启动“数字原野计划”的最初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得到解答了吗？汪川：我认为没有得到解答。一开始的疑问并不具体，是非常抽象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感觉——产品怎么影响社会？（而一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是：微信公众号如何影响媒体人）这个问题的边界很宽广，越深入问题会越多；每做完一个题目、回答完一个小问题，你会发觉这只不过是你想了解的切面中的一个小点，尤其是故事。我认为这是做采访的宿命，毕竟你不可能同时采访100个案例，只能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汪川：正因为这个题目开得太大了，因此天然会不断卷入更多人来参与。汪川：如果像我一样怀揣着了解公司的业务的想法，沿着产品逻辑去看时，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就是：公司的产品没那么重要。举个例子，之前我会觉得一款被几亿人使用的移动支付工具是很牛的，但当你细致地去了解使用它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工具在他的人生中其实是很边缘的。我认为宏大叙事和个体处境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从前只看到宏大叙事的部分，但是对个体处境了解的不够多，或者不够真实。总之这是一种对人的真实处境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解决个体困境——很多问题不需要我们来解决，我们也无力解决。对于我们来说最热切的期盼是看到现象背后的规律和逻辑：我们希望通过对几个人的采访，包括目前我们开始更多地和学者合作，从日常中提炼出某种总结性的规律。这个场景和分析师对一个有几亿用户的产品做出宏观分析的场景是很不同的。JUMP：因为讲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连接人的方式，我们的生活就是故事，故事是很容易被人读懂的。汪川：而且如果不参与内部竞争，不通过内部的相互模仿做事，就要向外求索。而非虚构是一种门槛相对没有那么高的、能够和外部建立联系并做记录的工具。JUMP：但是你不能拿“边码故事”和专门做非虚构的机构相比，我们的目标不是做非虚构写作平台。汪川：金平曾经把这个工作准确地比喻为“剥洋葱”。我们的命题是一颗很大的洋葱，采访和非虚构写作就是在剥掉最外层，最好剥也最直观；而当你剥到第二层时就可以更进一步，探究一部分原因。比如，金平一开始找到的学者并不是理论型的，而是本身同样在做一线调研的；如果再往下剥，可能就需要接触思考更抽象的人了。JUMP：比如项飙老师就是思考更抽象，并能够用概念提炼出普遍的社会情绪的人。例如他提出的“内卷”和“消失的附近”。现阶段我们希望能够精准地对数字社会做提炼——但这并非“真相”，我们距离真相还太远。汪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某种超越了具体的、带有普遍性的“洞察”。JUMP：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外延的过程。第一篇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刘楠写的《当一个女博士闯进卡车司机江湖》，当时我先看到了她的论文，后来通过谷雨的朋友找到她。汪川：从“作者”到“学者”之间是有一条逻辑的，即对社会现实理解的不断加深。“作者”帮助我们观察和记录一线故事，而当我们收集到很多故事后，发现还是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学者”加入，对丰富的现象做抽象和总结，更深地切入和回应问题。JUMP：现在我们还是会不断约稿，但这可能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方向了。目前我们会设置主题，例如互联网情境下的就业、社会高质量发展，腾讯相关的比如科技向善、科技伦理等，而后在线上或者线下约访学者，最后重新加工和传播访谈的内容。这时“边码故事”就不是内容的唯一载体了。汪川：约学者访谈是一种“借别人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形式，后面可能也会有其他形式。JUMP：我们要做的就是搞清楚数字社会里到底是什么。汪川：非虚构是一种观察社会的方法，但若想要理解这个现象，单靠观察是不够的。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思考这种探究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这件事的阶段性意义是为目前内卷的大厂寻找新出路。任何一个行业到达一个瓶颈后都会面临低效竞争的问题，那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来说，就面临着“是否要参与低效竞争”这一抉择。参与低效竞争是很容易的，因为最好、最快的方法人尽皆知，那么谁能胜出？无非是看谁的资源最多、加班最猛。如果决定不参与低效竞争，这意味着你要去做新东西；新东西的不确定性是很强的，路径是模糊的，甚至可能是反效率的。我们后来从“数字原野计划”的内容里延展，做了一本书《有数》。不同于腾讯直接找到吴晓波写《腾讯传》，《有数》的诞生是曲折的、路径不清晰的、效果不确定的。除了“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求过程”。我们讲求在过程中和谁发生了互动，产生了怎样的可能性，甚至是否会被推翻预设。再拿做书这件事举例。很多公司在做书时会预设要通过这本书传递的信息，一切都要为这个预设服务，这就是高效的路径。其实曾经我也习惯如此行事，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方式行不通了，也会开始反思这种方式是否有价值。汪川：2021年。其实我在做“边码故事”的至少一半时间里依然在追求高效。（JUMP：哈哈真的吗？）我一度非常困惑：因为这个题开得太大了，我无法预设一个答案，手上熟悉的“短平快”工具也不再适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被迫改变，不断放弃“准确的目标”这样一种思考方式。JUMP：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很脆弱、很昂贵的事情，如果公司多考虑一些商业利益，可能说不做就不做了。汪川：我们为什么有空间做这件事，这本身就值得思考。我认为这个空间建立在半公共性和半企业属性之间，和部门领导对这件事的看法有关。我们不急于决定最终的成果，如果你对积累的材料本身很有信心，它可以被锻造成任何东西。JUMP：能做这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是很幸运的，我自己在与他人的交流和碰撞中得到很多启发。这和环境相关，我们部门领导也是从南方系出来的前媒体人，做的事情可能会更偏社会价值。汪川：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探索性的工作。第一年大家对这件事的投入和产出都没有明确预期，只是觉得可以尝试，先做出点东西再判断。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聚焦，找到核心的议题，以及要撬动的核心人物。汪川：《有数》这本书的议题都是很大的，而且非常丰富；但是今年我们的议题会更聚焦，比如平台经济和就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影响、科技创新等，和“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社会”这样的大议题相比，这些议题已经相对具象了。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在当下比较重要的子议题。汪川：首先要看一下国家在关注什么，其次企业参与了什么，再次社会上的普通人关注什么。拉个坐标出来，你会发现题目是有限的。汪川：公众号会继续发挥和人连接的功能；另外它也是一个产品，表现为一篇一篇的文章。从前，文章是为了呈现和观察，现在更重要的是服务于我们思考的命题——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产品的“内部功能性”，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思考的局限性，以及如何去补足这些局限。（产品的“功能性”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比如非虚构平台的“功能性”就是“讲别人不知道的故事”）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边码故事”这个产品一直在升级迭代。这一方面体现在结果上，可能内容更好，思想性更强；另一方面体现在做的过程中，产品本身也是在不断强化的。Q：你们会和腾讯其他产品部门沟通你们所接收到的反馈吗？汪川：会，但是帮助不是特别大，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很难脱离现有工作中的那套规则；也有工作属性的问题，大公司的逻辑是要专业化和细化工作流程，相当于把人给螺丝钉化了。他们是我们的搭档，但不是引路人，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已经超越了产品本身的叙事。汪川：我们做的是一个公共产品，并不仅仅服务于公司本身，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作者 | 张晓艺
值班编辑 | 王熙媛
系列统筹 | 吴一诺 王熙媛
统筹总监 | 许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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