隗延章：职业选择、Web3与非虚构写作｜媒笔记
隗延章
隗延章，前《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记者，在职期间写作调查报道和人物报道。前者包括“杭州杀妻案”、“汤兰兰案”、“操场埋尸案”等事件，后者包括陈冲、方方、崔健、蔡国强、李雪琴等人物。离开传统媒体机构之后，专注于有关东北的非虚构写作与对Web3行业的观察与报道。
摄影/董洁旭
以下是隗延章的自述：
在《中国新闻周刊》工作末期我有一种很强的停滞感。首先是能够写的题材的重要程度在下降，很多调查报道的选题做不了。其次，我想要采访的很多公众人物已经被采访过，剩下的比如窦唯、王朔等这些人物能采访到的概率也较小。综上两点，让我觉得再待下去可能内心会更加倦怠和焦虑。这应该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这几年整个新闻业，尤其是社会新闻记者们的一种集体情绪。
起初，我还是想继续做新闻，考虑去空间更大的海外媒体。我去跟香港某媒体的总编辑聊了聊。结合当下的新闻环境，她给我的建议是，先来香港媒体写中文报道，之后去英文媒体写英文报道。在她看来，想要继续在新闻界做出些东西，转写英文报道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我的英语不好，加上后来香港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终我只能放弃这条路。
多年来，我都有回到家乡，写一写亲人朋友的想法。我出生在一个东北小镇，一直在那里生活到12岁。如今哪怕离开近二十年，也时常会梦见那里的人和事。这几年，祖辈的亲人已经过世了，我从家族的第三代变成了家族的第二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或许可以回老家待一段时间，见一见、写一写亲人朋友。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在黑龙江、吉林、山东走了一圈，写了大概10万字的日记。这些只能算素材，真正完成，还需要一个挺漫长的过程。
选择来Web3行业看看，大概是离职半年多的时候。五六年前，一位创业者想要找我一起创业，但我心里想的还是要做新闻，没有答应。2022年，他又邀请我加入，去管理内容团队。此时我已经回东北待了挺久，出于种种原因，觉得应该回到北京做一些事情。于是面对眼前的新领域，开始认真地考虑。
当时考虑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行业前景。我从风险基金的投资趋势、国际大厂的人才流动等维度判断了一下，认为这个行业是有红利的。另一个是它与我一直以来的志向的匹配度。当时我在Web3行业见到了一些有益于表达自由、公民社会的可能性，比如我见到俄乌战争中，乌克兰用加密货币筹款，以及“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有女性主义DAO为受波及的女性提供经济援助。
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新闻业曾经的一些价值追求，如今步履维艰。那么，在Web3行业，是否能为这种价值追求提供新的解决办法？我想去找一找试试。有些遗憾的是，在对Web3行业有较深一些的了解后，我在其中见到了一些蛮酷的产品，也见到了很多令人不齿的金融欺诈，而对于我最想要找到的东西，没有找到。
关于新闻学子的职业选择，我是这样想的：哪怕当下新闻业面临这么多的困难，但至少在职业生涯的前五年，记者依然是一个年轻人能从事的最好的工作之一。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向外探索世界、理解时代变化的过程，也是向内反观自身的过程。这种精神性的回报，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
而说到金钱，如果在新闻业工作了几年，需要赚更多的钱，媒体的经验积累，也会让人有不少的选择。这些年媒体人需要赚钱的，大多都转型去了互联网、地产、金融等赚钱的行业。换做其他工作，其实很少有这么多转型的机会。
调查记者相对其他领域记者特殊一些的是，还有一些人转型去做律师。这与这两类职业的工作方法有很多相通之处有关，也跟调查记者工作本身会认识大量的律师有关。此外，从个人追求上来说，律师和记者都是可以关注和介入公共事件的职业，是天然的战友，这方面也是匹配的。我认识的一些在《南方周末》、《红星新闻》等媒体工作的调查记者，不少都有转型做律师的考虑和计划。新闻业也已经有一些转型律师比较成功的例子，比如前《财新》记者刘长、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周筱赟、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卢义杰等。
创业也是一个选择。但在我的视野范围内，调查记者创业有大成就的，好像是没有。做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意，能养活自己，养活员工，在2015年左右的内容创业潮里，应该是有一些人的。这不难理解，毕竟术业有专攻，调查记者的主要工作是揭露，而非去理解商业世界的风口与运转逻辑。相比较而言，商业记者创业的成功率要高出不少。
此外，如果有志于虚构和评论的写作（非虚构需要大量采访，就不太可能兼顾），留在媒体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方面，我在《中国新闻周刊》时的编辑杨时旸是特别好的代表。我跟他合作四年，他在本职的编辑工作上非常职业。我在外采访，遇到事情需要沟通，他几乎都是秒回，并且能给出准确、有价值的意见。与此同时，他依然能在影评和小说的写作上高产，这是让我很佩服的。
离开后我得到了什么？对于东北的非虚构写作来说，现在离作品完成还有挺远的距离，更多的收获是精神与情感上的。有一些时刻是难忘的，比如在我奶奶的故乡，一位老人给我讲述我奶奶在跟我如今一样大的年龄，从这里踏上逃亡东北的路途那一天的情景。比如在我十多年未见，如今已经当了老板的发小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起打童年在游戏厅玩的那些游戏，他合伙人的小孩子在一旁看着的情景。
而在Web3行业这部分，我面临的挑战是职场沟通。我一直以为自己属于沟通能力比较强的人，没想到离开新闻业，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这个。现在回头想，可能因为传统媒体工作的沟通和职场沟通还是不太一样。对于采访来说，沟通是深度和情境性的，而不像工作沟通是偏事务和琐碎的。而对于传统媒体的工作沟通来说，一来大家精神内核比较相似，本身就会更容易。二来像《中国新闻周刊》不用坐班，一周就开一次会，需要沟通的频次也没有多数职场那么多。
这一年对我而言，是工作以来变化最大的一年，也是我为自己从青春期起，受当时自由主义媒体影响而模糊形成的志向——“记录中国的社会现实，参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拓宽表达自由的边界”在新闻业之外寻找方法与可能的一年。有些时刻，我有所收获，也有一些时刻，感觉自己像是困兽，怎么做都挣脱不掉枷锁。可能要再过很多年之后，我才能更清晰地明白，离开新闻业的决定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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