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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自我,她们在海外做蓝领 | 对话另一种生活

深度营 深度训练营 2024-04-09
人是一种微妙的生物,始终跟自然、社会连着一条线,霓虹都市的钢筋水泥把人越裹越紧,世俗人生如锁链禁锢灵魂。人们开始向往旅行,向往远方,期待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跟自己对话,找到真正的自我。
中国旅游研究院对外发布《2023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签证便捷、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国人出游的主要目的地。后疫情时代,大家旅游的意愿逐渐提升。突如其来的全面放开管制,为出国游提供更多的机会,低门槛高收入的WHV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WHV是“Work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签证”的简称,是一种旅行工作许可。针对18-30岁、有两万左右人民币的资金证明,且不携带子女入境的中国人,澳洲和新西兰会为其提供短期的打工度假签证。此类签证对语言要求并不高,以澳洲为例,雅思4.5、PET20分、托福32分或者剑桥英语测试147分任意一个英语水平证明均可。签证持有人在签证颁发国可以合法从事一些临时工作,用于补充旅行的资金和日常开销。
疫情逐步开放后的第一批WHVer,已经在新西兰或澳洲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旅行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的远行。我们采访了三位WHVer,她们在熟悉的家庭、社会环境中做出抉择后,来到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她们是否过上了预想中的生活?将来又作何打算?

何兰心选择打工度假的原因,似乎都在她过往的经历中有迹可循——一年的美国互惠生经历、传统中式家庭的压迫和日渐萌发的女性意识。

家里长期重男轻女和PUA让何兰心无法忍受,偏心就像一杆倾斜的秤,养父母用对弟弟的偏爱不断加码,把她推向了离这个家越来越远的地方。到2022年9月,她已经将近两年没有跟养父母联系。

这次新西兰之行,何兰心笃定了不会再回来。“我喜欢旅行,而且觉得国外的生活更适合自己。”她想在新西兰呆更久一点。为了拿到户口本复印件,何兰心不得已跟曾经的家人联系。养父母的百般阻拦并没有让她放弃,她选择了和他们彻底断亲。

2022年9月29日,她收到了法院传票,养父母起诉她要解除收养关系。即便已经跟养父母断联已久,可面对这份即将斩断亲缘关系的正式文书时,何兰心的第一反应是哭泣。“这一次我正式在法律意义上被抛弃了”她在vlog里流着眼泪,如是说。但她又立马振作了起来,摆脱一段不良关系无疑让她更加自由

她考过了雅思,学习了叉车,找朋友借了一万块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共3.5万人民币。带着这3.5万人民币和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她踏上了飞往新西兰的班机。

在沙发主家,她认识了新西兰朋友

抵达新西兰后,何兰心先后在沙发主家、房车、青年旅社间辗转,最后自己租了房子。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叫“trevelyens”的果园。通过入职测试后,她正式成为奇异果包装工厂的女工。

在这个果园工作的几乎都是来打工度假的人,偶有本地人,何兰心因此遇到不少中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地的朋友。她每天要分拣大约一千个奇异果,时薪22.8纽币(约等于人民币98元)和8%的holiday pay,下班后有免费的奇异果可以挑选带走。

由于中国海关的要求比较高,因此最高标准的果子往往会出口到中国。何兰心认为挑选自己的社交圈和挑选奇异果一样,“把烂掉的果子扔出自己的交际圈就好了”。面对“烂果子”,何兰心总是洒脱的,就像当时摆脱掉养父母一样。她坚定地说:“这对于我来说是正确的决定。”幸运的是,她在新西兰碰到了很多“好果子”,她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好果子”。

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月,何兰心再次给自己理了光头。2021年她出于好奇,曾剃过一次光头。在国内哪怕只是染头发,都会被同事邻居指责过于夸张,而这一次收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的正面反馈,新西兰给她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没了头发,她的眼睛显得愈发亮了。“剃光头很方便,单纯就是因为我喜欢。”朋友说她的新发型摸起来像一个奇异果。

何兰心在奇异果工厂打工

奇异果包装属于季节性工作,在这份工作结束后,她又找了一份在肉厂打包的工作。这个岗位上班时间很早,她需要五点半就起床,相应的工资也会更高。何兰心最喜欢每周二,肉厂会在这一天给他们发工资、免费的水果和三明治。

辞掉这一份工作之后,她又先后做了绿化维护工、垃圾分类员、养老院护工等。“我不想太累,卡里只有一千块钱,能过下去就挺好的。”何兰心喜欢旅行,她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新西兰的时薪非常可观,因此她工作一段时间就能攒足够的旅游经费,以供完成她“环游世界”的梦想。

何兰心第一次漂流

接受采访的时候,何兰心正在泰国旅游,她正打算去禅修班进行十天的内观,接着去学习泰拳,拳馆里有很多女孩子。学叉车,剃光头,独自旅行,她做了很多“很酷”的事,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叛逆。她却觉得没有那么酷,“很多事情女孩子也能做”。

“现在新西兰是冬天,太冷啦,所以在泰国过冬。”何兰心更像一只小鸟,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寻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再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2016年,邓露本科毕业,从一名英专生变成体制内打工人。她喜欢玄学,借助占星,邓露逐渐认识自己。她通过玄学发现“出国”有利于自身能量的正向发展,这正与她向往未知不谋而合。从个人长远发展来看,她有了辞职的打算。

邓露在体制内打工

辞职并不是邓露头脑一热的想法,她第一次跟人事提出辞职是2019年,最终因为领导的劝说而打了退堂鼓。“我本身比较保守,还是想先去做准备。”她先后考虑过留学和做外航空乘,在付出一定实践后,都因为不是最想做的事而搁置了,打工度假自然而然地闯入了邓露的视野。

升职没有留住她,反而让她意识到这个工作交接的节点正适合离开。2022年初,在疫情防控形势尚不稳定,许多人在为生存焦虑的时候,她选择辞职。“我对自己的认知更清晰了,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一种轻松喜悦而不是痛苦挣扎的方式成长。”

在决定打工度假之后,邓露开始攒钱、考雅思、最后花了一万块钱拜托中介,抽中签证名额。准备得差不多了,她才告诉父母这件事。邓露用“游戏副本”比喻原生家庭,她很少和爸妈产生大的矛盾,多是两代人之间价值观的差异。“交手这么多年,我们都互相清楚。与其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不如拿出结果给他们看。”

2022年9月,落地新西兰首都奥克兰,她的第一感受是冲击。从没出过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建筑环境中,邓露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成了外国人。为了适应环境,她做了半年咖啡师,先后在商场的连锁咖啡馆和汽车旅馆的咖啡店工作。在青年旅社住了一个月后,她跟朋友一起租房。

今年二月底,邓露开始离职南下,在新西兰旅居,她在每个地方住两个月左右。她尝试做沙发客、打工换宿、搭车旅行,也选择了更自由的占星咨询师作为职业。

新西兰的社会氛围既有社群的关怀,又尊重边界。人与人组成了一个社群,大家彼此关心。搭车旅行就是一种明显的社群关怀行为。这是指在路上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来完成一段旅程的方式。国际通用的搭车手势是大拇指朝天,会有热心司机停下来载客。邓露有时伸出手拦车,指向天空,看着天空中的云,心里暗自许愿:现在我要去某某地,我要一辆车,你看着办吧。到目前为止,她都是百搭百中。

而边界感则体现在生活中的细节,比如邓露旅居时很多房子没有门锁,但舍友并不会贸然打扰,每当她走进卧室,房东就会默认她在休息,而调低外放设备的音量。

这一年里,邓露学习了毛利语、制作咖啡,报名“幸福的艺术”的短期课程。在邓露的影响下,妈妈跟她一起搭车旅行,爸爸开始学习书法课。

从前,她跟父母的关系既有依赖,又有对抗。在中国传统家庭的模式里,父母与子女如藤蔓一般缠绕,把彼此的愿景寄托在对方身上。作为独生女,家里全部的资源倾注在她身上,同样涌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期待。从小生长在一个严格的环境里,她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

当一个好学生试图活出自己,成长的第一仗就是反抗父母。从辞去体制内工作开始,邓露突破了父母为自己构建的一亩三分地,她在对抗中成长,也给父母以反哺。

2023年初,她线上学习了行运八字课,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与八字是如此地贴合。父母精挑细选的两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限的祝福与爱。邓露主动收敛锋芒,探索和父母的相处方式——倾听而非冲突。她们在家庭群里互相留言,知道彼此生活都很好,用爱回应爱。

今年四月,邓露陪母亲到库克山旅行

2021年开始邓露的头发越变越短,她所在的环境里也出现了更多规训的声音。“当别人跟我说,女孩要有一个女孩样的时候,我的逆反心理就出现了。”离职后,邓露顶着红色寸头,来到新西兰,但新西兰让她养长了头发。

一年前,留着红发寸头的邓露

“我感觉我在新西兰读了个‘大学’。”相比于做某些事,邓露最大的成长是心理上的突破。在新西兰女子橄榄球队的“毛利战舞”中,她看到了女性的力量,歌词中对于自然、女神的敬仰。相比于渴望认可,她开始更多地认可自己。

现在,她很愿意去展现自己丰沛的女性能量,头发仿佛是她生命力的一个末梢,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她生命能量的变化。

踏上WHV的旅途后,也有WHVer发现,在异国他乡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前往澳洲之前,蓉蓉在国内从事记者工作,关注的是性别议题,但做的采访常常会因为“不符合正能量”而发不出来。除了工作上的诸多限制,国内对女性不太友好的环境也让蓉蓉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她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抱着这样的期待,蓉蓉开始做出一些尝试。由于欧美国家申请学签需要财力证明,没有足够多存款的蓉蓉只能转向更有性价比的出国方式。

2022年,蓉蓉提交了澳洲WHV的申请,但她深知被抽中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并没有抱特别大的期望。在那之后,蓉蓉开始申请加拿大硕士学签,全身心备考雅思,考试通过了,但却收到了加拿大的拒信。2023年5月底,正当蓉蓉为此焦虑不安时,惊喜地发现自己抽中了澳洲打工度假的签证。

6月中旬,蓉蓉怀着期待来到了澳洲这片陌生的土地,新环境带来的憧憬和冲劲,让她在这里的生活如鱼得水。直到7月中旬,蓉蓉来到了南澳偏远地区的一个小镇后,接连遇到了租房和找工作的困境。

首先是找工作难,由于在偏远地区,老板几乎不用招聘网站,只会接受当地人的推荐。因此,没有当地人脉的蓉蓉在投了好几份简历后,都没有收到答复。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蓉蓉变得非常焦虑。

租房也是如此。由于WHV的身份,蓉蓉在租房的过程中也常常会被当地人排斥。“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来澳洲偏远地区找工作,是否要跟当地人抢房子之类的问题,让我离开”。接连的碰壁让她感到沮丧,蓉蓉在社交媒体上写到:来澳洲打工度假不快乐,很奇怪吗?在等待了将近一个多月后,蓉蓉才租到了房。

除了生存上的艰难,蓉蓉发现自己很难与他人进行连接。她曾试图和打工度假的女生做朋友,但和她们待在一起时,聊天的话题总是转向工时、工资、工作,这不是蓉蓉想要的对话,因此也没办法她们一直维持友好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沉默。

8月底,蓉蓉终于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海鲜厂当女工。海鲜厂的工作简单而重复,剥鱼皮、擦干净鱼以及包装。每天7个小时下来,蓉蓉感到手指近乎僵硬和麻木了。无聊和压抑的工作环境让蓉蓉产生了逃离的想法。

11月初,蓉蓉入职了另一个全亚洲女性的海鲜厂。在这里,蓉蓉不用担心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更不需要害怕有种族歧视。菲律宾的同事们也从不催促或为难蓉蓉,甚至每次上班都会给她分享自己做的食物。蓉蓉被她们的真诚与热情所打动,也开始重新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是为了同事而上班的感觉,之前都是为了工时和工资,这次是我自愿想多跟她们接触。”

海鲜厂的同事给蓉蓉分享的美食

来到澳洲5个月以来,蓉蓉第一次在异国他乡感到一种归属感,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现在的她,同时做着三份工作,海鲜厂,粮食厂以及在小岛的清洁工,每周工作55个工时。她再也不用担心没工作、没工资。摆脱了生存压力后,蓉蓉开始申请学校。

在粮食厂工作间隙,蓉蓉会观察路边的小鸟

今年11月,蓉蓉收到了社工硕士录取的通知,但高昂的学费将她劝退,蓉蓉决定继续打工,同时等待其他学校的回复。对于未来,蓉蓉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她想努力赚钱攒够学费,争取早日攻读硕士。

“不可否认,我的生活确实越来越好”,蓉蓉在最近一条“澳洲日记”里写到。回看自己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留下的记忆,蓉蓉被自己身上的韧性所触动,“没想到自己居然在澳洲偏远小镇生存了下来,并且赚大钱——女性的生命力,比我想象中更旺盛。”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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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天爱 幸诗淇 肖文玥编辑 | 康琦悦值班编辑 | 姚欣言运营统筹 | 梁   栋 温泓烨运营总监丨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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